陈钟年（1880—1964），字翯洲。天津人，清末庠生，曾留学日本学习艺术，归国后，在津省立女师等校任教，20世纪30年代为天津国学研究社讲师，教授书法。对学员培育因材施教，循循善诱，故深得学员敬佩，时有“书法学翯翁”之论。

　　陈钟年对书法有精深之造诣。陆辛农先生说，陈钟年“教育家，善书，于魏碑最为致力，一时无两”。李实忱先生称：“其为书也，苍莽沉挚，饶古篆隶神韵，而清奇超逸之致，寓乎其中。”龚望先生说：“师作魏书行笔甚迟，而有时亦甚速，恒以此解迟涩淹留疾速诸法，其抑扬顿挫，轻重疾徐，一若有节奏旋律然。”其书法功力之深与妙造自然之乐，非个中人不易知。刘宝慈先生曾讲述这样一件事：上海有位蒋观云先生，工书善收藏，然不事声哗，人多不知。陈钟年听说后赴沪往拜，适蒋外出，即以号房之蜕笔水墨拾纸留一便条。蒋归见此纸大惊，未入内即驱车回拜，相见甚欢，盘桓数日。蒋尝誉陈钟年先生之书为当今巨擘。

　　1932年至1938年，陈钟年在天津国学研究社附设的书法会主讲书法，六年间培育出大批书法人才，龚望、王坚白、余明善、冯谦谦、陈荫佛、周与九、陈棣生、胡定九、陈隽如、李邦佐、于志秋等诸多书法大家皆出其门下。龚望先生回忆：凡新来学员必先看其所有文字，然后确定与其所书字相近之帖，为之介绍。版本不拘一格，不限一体，唯所选之帖必与作者笔致兴趣相近，以期收事半功倍之效，但必取法乎上，力戒习近人书。如写何绍基，即令改写《姑仙坛记》；写金冬心、郑谷口、朱导江、翟云升、杨见山等，即令直写汉碑；写苏东坡、黄山谷，即令改写《马鸣寺》《瘗鹤铭》；写赵之谦、张廉卿、陶心云，即令写魏志造像等；写明人草书总不如写“二王”、《论座》《祭侄》等；爱刘石庵字，即直学《文殊般若经碑》、钟元常……种种妙境，不可思议。但学其字者，多不寻其来源与其所以妙处，只见墨堆，了无神味。学者如法受持，无不兴致勃勃，进益甚速，有欲罢不能之乐。

　　成立于20世纪30年代的“墨园书法研究会”，亦为陈钟年所主持，在天津有很大影响。1934年3月2日书法研究会刊物称：“周与九、陈棣生二君，假西门南二道桥梁家胡同志成小学校内，组织墨园书法研究会，由陈鹤洲等担任指导，成绩颇有可观。”1935年3月5日《新进书家题名录国学研究社的品题》载，经陈钟年主持评选，参加该社第二届书法展览的李邦佐、冯守谦（冯谦谦）、韩愚、陈召棠（陈棣生）、王锡珩（王坚白）、周与九、赵云天、吴梅浚、任石府（任石斧）、刘希姜、姚崇实、周孝纶、李邦琦、郑镇、陈宝锦、李文才、李适奇、赵笙雨、靳蕴清、董师贤、崔伯澜、李邦佑、李希聃、王键、宋云鹏、余明善、龚王宾（龚望）、王梦洲、陈学曾、刘福洲、夏炳南等31人获奖。

　　陈钟年将书法讲义编成《书法》一书。该书综合古人成法，结合其平日心得，阐微发奥，切实简明，时人称之为“学书之门径，文化之津梁”。李廷玉称：“本书之编辑，专重字形，因名为《书法》，至字音、字义，学者可求音韵、训诂诸学；本书之编辑，旨在学书者不限于当今行楷，必上至文字源流，亦犹学文者，不囿于几家古文，必上至经史要义，方有根柢；本书之编辑，为存前人所发，曾录旧名著不少，余则悉本平日心得，著为是编，语多率直，亦弗敢辞。”

　　全书正文包括六个部分，即《导言》《文字来源》《文字类别》《学书需要》《学书方法》《学书关系》，集中反映陈钟年对于书法艺术的认识、理解和感悟。《学书方法》部分细分为十二个方面，即：“执笔”“执笔分单钩双钩”“执笔四要”“执笔十二式”“执笔用笔方法”“执笔名目二十四种”“临池要言笔法三十二诀”“用笔诸弊”“笔法要义十种”“欧阳询结字三十六法”“永字八法”“分部配合法”。关于学书方法，陈钟年认为：“学书之法甚多，初学贵临摹，进者则会意，尊碑尊帖皆可。康南海卑唐之说，余亦云然。但学书之始，应按历史系统，胸中默作一直线，由上而下，或由下而上，不宜囿于某一家、某一派以自限也。”李廷玉先生评价：“兹览翯君所著《导言》各篇，知其综合古人成法，变化出奇，能使周秦、两汉、六朝以来之大书家，所有奥义微言，尽以宣明纸上。”（《书法》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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