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世纪》杂志迎来创刊30周年。30年来，《世纪》坚持“积累史料、传承文化”的办刊宗旨，坚持以“亲历、亲见、亲闻”为主要特色，立足披露一手史料，拓展口述历史，成为全国文史界人士和广大文史馆馆员崇文鉴史资政的优质平台和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全国性优秀期刊。遵史德、重史识，讲细节、求真相，成为《世纪》亮点。

　　在全国文史馆系统众多馆员和文史专家的支持下，我们坚守团结作者、服务读者的初心。为回顾《世纪》30年发展历程，本刊编辑部约请文史馆馆员、文史学者等撰稿，本期选刊古建筑保护专家、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阮仪三，本刊原特约编辑、今日出版社社长沈惠民，上海市委统战部退休干部、本刊特约编审殷之俊三位先生的文章，以飨读者。

　　我与中央文史研究馆、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共同主办的《世纪》杂志结缘，始于1999年7月，是年《世纪》第4期刊登我《王芸生关于“另起炉灶”的对话》一文。这些年来，我在《世纪》发表30余篇文章，自2008年4月退休至今又担任《世纪》特约编审。若问我为什么钟爱《世纪》？我的回答是：《世纪》留下了信史。限于篇幅，暂且记述以下几件事吧。

　　《世纪》2002年第3期刊登苏州大学教授朱子南先生《胸中有“三扇门”的文史大家宋云彬》一文，其中写道：1949年“5月27日，周恩来、李在北京饭店邀请救国会同人晚餐时，周恩来曾表示，在新政协开过之后，各派除民革、民盟、民建外，其余均可解散的。”我感到这条鲜为人知的史料很有价值，却又不知出处。我通过时任《世纪》副主编沈飞德向朱子南先生求教。朱教授说这段线期刊登已故宋云彬先生的一篇《北游日记》，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宋的《红尘冷眼》一书时被删除了；原文是有的，现保存在浙江省海宁市档案馆内，可以去查阅。

　　此时，我正在拜读著名党史专家龚育之《党史札记》一书，发现他正在研究相关题材。于是在2002年10月23日冒昧给龚育之写了一封信，并附上这条史料。可喜的是，一周后便收到他亲笔写的热情洋溢的回信，说非常感谢我提供的资料。2005年7月，龚育之在中国党史学会会员代表大会暨第六届理事会议上作了《党史研究：萎缩还是繁荣？》的学术报告，再次谈到此事， 他说：“我觉得宋云彬日记的这一条，恰恰是非常重要的史料。幸亏日记两度发表，被细心的读者把被整理者在出书时删去的地方看了出来。如果过去没有发表过，读者只能看到《冷眼红尘》，就不能从这里知道这段历史了。”

　　其实，我是通过《世纪》这座桥梁，才了解这段历史的。通过《世纪》这座桥梁，我还由此结识了一批著名学者。他们或赠书给我，或为我题词，或为我修改文章，可谓三生有幸。如2011年12月25日，我与夫人到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世纪》作者钱伯城先生家拜访。交谈中，我对钱老说，您是古典文学研究专家，近年来关注当代史，写出许多很有影响的文章，我读了很佩服。钱老说，我为什么要写这些文章？因为现在“假货”不少，我是用研究古典文学的考证方法写这些文章的。结束时，他在《问思集》增订本扉页上题写如下文字：“之俊先生：此书求‘于细微处见大文章’，幸得知音，特呈一阅哂正。钱伯城2011年12月25日于上海。”钱老强调的也是要写信史。

　　我曾思索过一个问题：《世纪》为何三十年来长盛不衰，能源源不断为读者提供那么多有价值的信史？经过观察，我终于悟出了个中的奥秘。从中央文史研究馆到上海市文史研究馆的历任馆长，都高度重视《世纪》，将它作为展示文史馆形象的一个窗口，并亲自策划专题和撰写稿件。编辑部有一本笔记本，里面记载着二三百个作者的联系地址、电话号、手机号。编辑们与许多作者保持联系沟通，询问他们目下在写什么文章，可否为《世纪》赐稿。一些北京等地的作者如李海文、阎长贵、陈四益等来沪，编辑部还会设便宴感谢他们的支持，有时聊天中不经意间便约了稿。我曾多次忝陪末座，收获匪浅。

　　让我记忆犹新的，是沈飞德与我共同策划的一次组稿活动。2008年2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一册，我从中发现有不少第一次公开发表的珍贵史料。我们研究后，分别由我与民盟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王海波撰写《解读1949年中央三份密电》、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研究室副主任朱玖琳撰写《邀请宋庆龄北上揭密》、上海市工商联副研究馆员王昌范撰写《1949年上海工商业团体组建的台前幕后》，在《世纪》刊发，并入选文汇报社、上海文史研究馆编《共和国的银河galaxy官网曙光》一书。后朱玖琳一文获征文二等奖，被多家报刊、网站转载。2021年，为纪念建党100周年，《解读1949年中央三份份密电》《邀请宋庆龄北上揭密》又入选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星火：世纪杂志党史专题选编》。

　　《世纪》作者张昌华在2021年第6期杂志《先贤一语三冬暖——我与三位学术大家的书信缘》一文中曾说到王世襄在他册页上题了一句“编者往往比作者更重要”。此言确乎堪称“一语三冬暖”。我认为，《世纪》之所以有今天，特约编辑和特约编审功不可没。

　　《上海文史》时期，馆员赵而昌、彭古丁、沈北宗、祝文光、戴广德等都担任过编辑，《世纪》时期，馆员不再担任编辑，但是对杂志依然十分关心，例如季小波馆员，每期要十本杂志，倒贴邮费寄送给各界的朋友，帮《世纪》做广告，提升知名度。

　　我也非常怀念“咬文嚼字”专家、馆员姚以恩先生。姚先生1928年生，翻译家，多年来担任《世纪》特约编审、《咬文嚼字》编委。姚老“咬文嚼字”堪称一流，曾为萧乾先生的文章“挑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的一些重要文稿经常请他过目把关。多年来，每期《世纪》样稿我们同时校阅，但他找出的问题远比我多，令我十分汗颜。

　　多年来，我在实践中总结出“咬文嚼字”的三条经验：一丝不苟，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加强学习，不断拓宽知识面；掌握校对技巧，对人名、地名、时间、引文、语法、标点符号等容易差错之处要特别留心关注。

　　这两年，编辑部为进一步加强审稿工作，组建了由葛剑雄、郭志坤、王瑞祥、完颜绍元、徐建刚和我在内的特约编审小组，每期杂志付印之前，编辑部都会给我们寄来样稿，征求我们的意见。这让我感到满满的信任以及沉甸甸的责任。去年，我们审读小组部分成员还和编辑部一起开了会，和年轻编辑们有更多面对面交流的机会。

　　图 2022年11月，《世纪》部分特约编审和编辑部成员开会留影，一排左起：殷之俊、郭志坤、葛剑雄、完颜绍元、王瑞祥，二排中为原主编沈飞德

　　2020年3月20日，上海市新闻出版局通报上海市期刊编校质量检查情况，《世纪》杂志入选编校质量优秀社科期刊。这是此刊继2017年后再次荣获编校质量优秀期刊，也是对《世纪》长期以来坚持执行“三审”制、严把编校质量关的肯定。听到这个喜讯,我感到很高兴，并鼓励几位年轻的编辑：希望你们学习和继承前辈的校阅经验，再接再厉，把《世纪》办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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