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2024年第16期发表了习的重要文章《关于《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说明》。文章强调，决定稿除引言和结束语外，有15个部分，分三大板块。第一部分为第一板块，是总论，主要阐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和总体要求。第二至第十四部分为第二板块，是分论，主要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等方面部署改革。第十五部分为第三板块，主要讲加强党对改革的领导、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内容条目通篇排序，开列60条。

　　李文堂在《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7期撰文《“第二个结合”与文化主体性重建》指出，习指出，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但从当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整体实力来看，由于长期的学科壁垒、知识结构缺陷与学术包容度不够，知识界学贯中西、博通古今的思想性学术人才严重不足，学理阐释创新跟不上党的理论创新步伐，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还任重而道远。“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是我们党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打开了更加广阔的文化创新空间，必将打破学科壁垒与学术藩篱，坚持文化自信、开放包容、守正创新三原则，推动文化传承发展，进一步巩固和壮大中华文化主体性。

　　沈壮海在《党的文献》2024年第3期撰文《习的“中华文明观”论要》指出，泱泱中华，历史悠久，文明博大。新时代的中国人和中华民族如何认识中华文明、如何深刻理解文明之“我”，既关系到我们坚定自信、面向世界的文明互鉴，也关系到我们立足当下、面向未来的文明创造，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进程中必须深刻回答的重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强调：“对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我们应该多一份尊重，多一份思考”；“要深入了解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讲清楚中国是什么样的文明和什么样的国家，讲清楚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波澜壮阔的创造性实践，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主持进行关于我国考古新发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的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深入考察中华大地上的文明遗迹，览古察今、比较中外，深刻揭示中国领导人民百年奋斗的文明意义，精辟阐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底蕴和文明追求，述历史、明使命，深情回望、自信前瞻，并在一系列国际场合向世界生动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对中华文明的一系列问题作出了重要论述，形成了系统而深刻的“中华文明观”，也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思想遵循。

　　戴木才在《马克思主义研究》2024年第7期撰文《论世界现代化运动的复杂性》指出，无论从发展历程还是从形成结果看，世界现代化运动都是一种极其复杂的历史进程和发展状态。世界现代化运动的这种复杂性，表现在世界现代化运动都曾历经血腥和阵痛、世界现代化发展进程具有复杂性、“现代”“现代性”“现代化”的定性极其复杂、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具有多样性、现代化发展的评价标准具有复杂性等。世界现代化运动的复杂性，决定了世界现代化理论研究的复杂性。中国式现代化是坚持“走自己的路”而成功开创出来的现代化发展新路，在世界现代化运动史上没有过先例，已成为世界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对世界现代化运动及其理论作出新探索新创造新贡献。

　　朱清、朱海碧、邹谢华在《中国国土资源经济》2024年第7期撰文《全球战略性矿产产业链供应链分析》指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战略性矿产资源供给分布不均匀和强劲的需求推动其产业链、供应链竞争持续升级，并发生结构性变化，各国资源获取向全产业链蔓延，双边合作向集团化和区域化国际组织联盟等多边合作演变，使战略性矿产产业链、供应链逐渐全球化和复杂化，资源民族主义、供应链本土化、出口管制等因素将加大资源供应脱钩断链的风险，因此各国陆续评估战略性矿产清单和发布安全保障政策，以维护国家经济稳定发展。作为全球战略性矿产品生产、消费大国，我国在矿产资源生产、冶炼加工制造、材料及资源回收利用的规模方面均有优势，形成了世界规模最大的矿产资源及其材料产业。但由于存在短缺矿产供不应求，对外依存度高，进口来源地集中，且供需缺口仍在不断扩大等问题，加之需要应对气候变化、俄乌冲突等因素引发的各类衍生风险，致使我国战略性矿产产业链总体中间强，紧缺型矿产两头弱，优势矿产下游利用相对较弱。因此，应加强我国战略性矿产供应链顶层设计，增强上游采选、中游冶炼、下游加工及循环利用环节的技术创新，深入参与矿产资源产业链、供应链全球治理，保障我国战略性矿产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马珺、韩清在《财经智库》2023年第3期撰文《超高收入人群税收调节的制度困境及应对——美欧国家的探索与反思》指出，对超高收入人群的税收调节是世界性的制度难题。原因在于其收入主要来源于资本性收入，而各国现行税制普遍对资本轻税。在经济不平等程度持续扩大的背景下，为打破上述制度困境，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先后提出了一系列旨在提高超高收入人群税负的改革提议，一些国家已经付诸实施。这些措施或提议，既有现行制度框架内的边际调整，也涉及对现行税制的根本性变革。上述政策进展，展现了西方新自由主义税收实践的新动态，也重新提出如何对资本课税这一经典线

　　李丽在《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撰文《第一次朝核危机的历史考察——基于美国新近解密档案的实证分析》指出，朝鲜半岛当前的核危机是由第一次朝核危机升级而来。危机爆发后，美朝双方展开了首次公开双边谈判，并发表联合声明：朝鲜同意暂缓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支持南北联合宣言中提出的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美国郑重承诺不对朝鲜使用核武器和其他武力，不干涉朝鲜内政。然而，在第二轮会谈结束后，由于美朝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南北对话与特使交流方面无法达成一致，双边关系趋向紧张。朝鲜从反应堆拆除燃料棒，并拒绝国际检查员采集测试样本的举动使危机达到顶峰。由于担心朝鲜可能在被迫情况下采取极端行动，美国在不放弃外交和加强军事准备的前提下策划对朝空袭。此时，美国前总统卡特访朝传递出了朝鲜愿意重返外交谈判的信号，美朝借此契机回到谈判桌上，并达成了解决朝核问题的框架协议。但协议存在诸多隐忧，主要表现为：美国将对朝政策与整体外交战略挂钩，影响了解决朝核问题的一贯性；美国对朝政策需要兼顾韩国立场；美国对朝政策受到官僚政治制约。框架协议存在的问题也孕育着美朝关系和朝鲜半岛局势重趋紧张的可能性，为朝核问题的再次浮现埋下伏笔。

　　谢小庆在《中国考试》2024年第3期撰文《张厚粲教育考试与测评思想及贡献》指出，张厚粲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心理学家、教育学家、科学家与社会活动家，从推动传统高考改革开始倾其一生为教育考试与测评事业作出重大贡献，引领了中国教育考试科学化研究方向。本文从高考改革、人力资源测验和考试测量理论技术等方面梳理张厚粲先生的学术思想及贡献，期望新一代教育工作者能够接续奋斗，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不断推动我国教育考试与评价事业的进步与发展

　　施芸卿在《社会学研究》2024年第2期撰文《“中间”的生产——基层治理开放性建构中的实践机制》指出，面对复杂现实,开放性建构成为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议题,但该如何在与治理的总体性诉求带来的闭合性的互动中达成?本文以一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的营造为例,阐释行动者如何通过在交界点(空间)、交界面(文化与社会)、交界机制(治理机制)上做文章,生产出作为连接机制的“中间场”和作为转译者的“中间人”,从而化解张力,打开基层治理场域。“中间”的生产揭示了包容性制度弹性的生产与国家—社会接合机制的建构过程,体现了权力运作的隐秘柔性,具有探索中国式治理现代化前沿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冯建军在《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24年第2期撰文《从“教育救国”到“教育强国”:教育与国家关系的话语演变》指出，教育具有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功能。近代中国陷入了民族危亡之中，为了“救亡图存”,教育救国运动兴起，但没有成功。1921年，中国银河国际galaxy网站诞生，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教育在这一历史跃进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教育立国强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科教兴国强育为经济和生产力发展服务，教育强国统筹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全面服务，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