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河galaxy官网本书由20世纪上半叶两位法国汉学家马伯乐的遗著和白乐日的续写而成，从社会史、宗教史、政治史、经济史等多个维度梳理中国古代（上迄商代，下至宋末）的各项制度——官制、选官制、兵制、行政体制、土地制度、财税、货币、交通、商业管理等。本书不仅巧妙地结合了法国传统汉学与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而且针对中国历史进行全面、宏观地梳理，是法国汉学史上罕见的佳作，向专业读者和普通读者简洁明晰地勾勒出中国历史上制度变迁的脉络，对于研究古代中国的各项政治、经济制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

　　公元2世纪中叶以后，逐渐扩大的动荡局势席卷了华夏世界。社会所有阶层都在为争夺权力进行激烈斗争，从而使自身受到猛烈冲击，而近4个世纪以来苦心经营的帝国大厦的根基都发生了动摇。许多皇帝的悲惨经历，尤其是西汉早期与末期的混乱不可辩驳地证明了一个领导中心的必要性——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才是帝国保持繁荣与和平的条件。然而，从我们目前谈及的时代开始，等级金字塔的塔尖开始被破坏，皇权仅靠代理人来行使。小皇帝们再也无法举起皇朝大旗，他们作为汉室最后的弃儿成为其保护人的傀儡，被有目的地引入私生活的享乐中，无暇担当本应由自己和门客承担的统治职责。为了掌握实权，统治阶层内部的不同派别展开了殊死争夺，由此引发最后的灾难，将他们自身及其朋友、敌人，连同整个汉代社会结构一起统统埋葬。

　　当时有哪些势力在场呢？一些“外戚”（wai-ts’i），即后妃们的诸多亲戚，随着后宫的变乱和皇帝的妄为得以一步登天，而士人阶层则逐渐失去了对政务的领导权。后者自身也是从统治阶层和有产阶层中分化出来的，因为他们属于地主阶层。他们是该阶层中最不受优待的一部分，其掌控职位的特权受到威胁，因此打算发动变乱以获得对行政机器的独占。

　　他们的胃口难以满足，因为他们凭经验知道，应该使用一切手段从自己所处的享有特权却又不稳定的境况中牟利，而新贵家族受到皇室老贵族的嫉妒和鄙视。这两个阶层和广义上的大地主一起，在全民中仅占极小的一部分，成为士人们尖锐批评的靶子，谴责他们与反社会、寄生虫个体具有相同的特性——他们收入丰厚，生活奢侈，游手好闲。所有这些人的收入来源是农民们劳作的土地，有农夫，也有佃农，有时甚至还包括雇农。他们通常在当地就将税赋花光，但还是偏爱乡间住所甚过京城的宫殿，尽管京城里有五彩斑斓的宫廷生活和气势恢宏的狩猎在吸引着他们，还有高官厚爵羁绊着——那可是保持自己声望和正面影响的最可信的途径。

　　典型的外戚外表凶猛，敛财无数，却又朝不保夕。其典型代表之一就是某位叫“梁冀”的人，曾扶植两位皇帝登上宝座，一人身兼要职，拥有田产无数（上文曾提到他那难以置信的庄园），却突然在政治舞台上消失。其家族出了3位皇太后、3位公主[1]、6位皇妃、2位元帅、7位侯爵和57位高官。[2]他被宦官杀害（公元159年），整个家族伴随他毁灭，几乎所有门客也一起死去。梁家掌控全国20余年，正如汉和帝（l’Empereur Ho，公元89年[3]—105年在位）年间窦家（la famille des Teou）和汉安帝（公元107年—125年在位）年间的阎家（la famille des Yen）所做的一样。

　　然而，士人们抨击囤积居奇者和在职期间滥权的没教养者越来越多。他们的诉求之一是土地改革，反复思索重建古代井田制度（以“井”字形方式或在井的周围均分土地）的好处，但这种号令没有什么意义。他们这种批评的口气变得越来越尖锐，批评具有社会价值，采取了有效的方式，其同党在数量上占优——这只能使斗争激化，使士人们成为可怕的敌人。当时有3000名学生，基本上处在极端贫困的状态，给整个帝国带来骚动和不安[4]——他们是先锋，是冲锋陷阵的部队，用自己辛辣的讽刺诗讥讽对手，使其遭受大众的鄙视，抑或用几乎不加掩饰的话赞美其首领的德行。这种“正直者的批评”［“清议”（ts’ing-yi）］[5]在京城被地位最高的士人带到顶峰。他们的威望使其能够通过进谏、陈情和申诉在全社会范围内发起严厉抗议。157年的一个案例向我们展示了那种尖锐和咄咄逼人的口气：

　　“对百姓而言，金银的成色和钱币的重量又算得了什么？……食物才是最迫切需要的……如要保证百姓康乐幸福，就应该结束徭役和征用。这样，不用花什么代价百姓就很容易……但现在，尽管有上好的土地，但还是无法耕种。人口众多却无粮可食。所有这些凡俗之人相互倾轧以缓步向前，待到染指国家公职，如帝国之鹰一飞冲天，如猛禽般吞噬骨肉，贪得无厌。真正可怕的，是在他们的户牖之下，筋疲力尽的长工和短工们扔下锄头，撸起袖子，揭竿而起，大呼几声，集合群众，呼应者如云集！”[6]

　　但在豪族和士人的争斗中，依然是宦官会取得暂时性胜利。尽管在农业社会里，土地是最佳资源，也是一切重要职业的起源和目的，但仅占有土地还不足以担任国家职务并负责，还需要一些最起码的文化基础。然而，贵族阶层受的教育很有限，他们喜欢斗鸡、宴饮，观看舞蹈、杂耍，而非严肃、冗长、累人的课程——而这正是培养一位好学士子所必需的。当然，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在位人士的保护以靠近权力，最终与天子朝夕相处。皇帝被宦官包围，难以接近。自从宦官成功地帮助皇帝摆脱豪门或士人的控制，皇帝就越发倚仗他这些忠诚的奴仆。因此，士人面对着这两大竞争对手，而且两大竞争对手互相怀恨，矛盾不可调和。尽管在当时的文献中，社会分层的界限相当清晰，却不太可能准确地描述统治阶层中三种相互撕咬的势力各自的角色。与其说社会不同势力此起彼伏、相互渗透使得角色描述非常困难，倒不如说因为历史是由士人书写，一点也不客观。甚至在涉及士人阶层神圣不可侵犯的利益问题上（因为历史是美德的样本，所以总会涉及），历史显得非常有倾向性。

　　公元166年，在地方做太守和县令的宦官以及在京城皇帝身边做近臣的宦官逮捕并关押了某个士人党（tang）的成员。次年，消灭宫中宦官的企图失败；而在169年，合法杀害一百多名著名士人的事件拉开了严格禁锢士人［“禁锢”或“党锢”（tsin-kou ou tang-kou）］的序幕——士人党的成员及其五服内亲属被禁止担任一切公职。直至今日，在传统士人的心中，这些被迫害士子的殉道事迹和秦始皇的所谓“焚书”[7]一样，都被充满温情地加以解读。但在真实的历史中，应该说定罪和禁锢不过是一种反击，必须对“天使士人”和“魔鬼宦官”的传奇进行两个方面的修正。

　　首先，士人发起的斗争反对奢侈和腐败，争取净化朝廷，使公共生活清廉，但并不意味着不去除掉宦官。在士人的眼中，宦官是仕途的障碍，在皇帝和其天然的谋臣（也就是士人）之间设置间隔。然而，宦官远非没有文化，他们已经开始为建立自己的学校组织构拟蓝图，因违反对教育的垄断而引起愤怒的反抗。[8]但宦官以平民身份成为服务于绝对权力的工具，这是其最大的罪名，这种权力有意摆脱顽固的儒家礼教的道德监督。[9]宦官在当时是唯一有可能排挤儒生的有力竞争对手。还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在宦官的门客中也有工商业者。[10]如果考虑到宦官和所有与奢侈宫廷合作的人有共同利益，那便是非常自然的联系。

　　必须做出的第二方面修正，是可以观察到士人结党的的确确是一种斗争组织，没有认真考虑选择什么样的武器来对付竞争对手——谋杀同检举或诬告，以及贿赂一样，都可能成为选项之一。正如某些史料想让我们相信的一样，士人根本不是被迫害的可怜无辜者，从这些史料中有时也隐约瞥见了荣誉的另一面。在反抗宦官的运动中不可避免地使用暴力，在结党和党锢的动荡中更会被激化，斗争只会以一个阵营完全压倒并碾碎另一个阵营来结束。而与豪门贵族的短暂结盟也是有可能的，这无论对宦官还是对士人都有好处。

　　尽管在对士人进行迫害之前，宦官似乎能赢，因为有来自太后（无论是被废的、现任的还是将来的）家庭的支持，但就在风暴来临之前，因某种新技术能传播士人们的理念，他们的地位得以巩固。公元105年，经由一位宦官发明的廉价造纸术，“熹平石经”的文本得以定稿并在175年刻在了石碑上，标志着通向几个世纪后发明印刷术的道路上的几个重要阶段。[11]通过这些镌刻的石碑可以进行一些临摹，得到一致的文本，没有抄写错误。无须指出这种文化民主化带来的不可估量的效力，至少这也是教育手段。直到那时为止，书都由木片或绢轴制成（我们已经找到了可追溯到公元2世纪中叶的样本），拥有一部书要占很大的地方，也是一种罕见的特权。而此时，经典著作向一些不受待见的新兴阶层敞开大门，意味着他们一般能接触到文化，尤其是能获得特殊的职位。因此，士人阶层为自身统一并塑造最终的结构做好了准备。

　　思想上的统一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公元1世纪末，王充（Wang Tch’ong）用尖刻而充满怀疑的话语反抗当时的各种信仰和迷信，也引发了儒家的危机。他用《论衡》（Louen-heng）中的许多章来记录经典之间的意见分歧。文字学者许慎（Hiu Chen）是一部里程碑式的字书《说文》（Chouo wen，121年被人献给了皇帝）的作者，该词典包括所有古文字的辞源和语义。当许慎研究不同经典文本中相互矛盾的一系列段落，最终完成了一部题为《五经异义》（Wou-king yi-yi）的著作，儒家的危机变得愈发恶化。

　　士人面对官学恼怒而不安，因为官学挑起了一些不可调和的分歧，而许慎所指出的各种矛盾又激化了士人们的情绪。在那个时代的士人中，只有马融（Ma Jong）和郑玄两位能对儒家经典做出合理解释，儒家经典也一直在寻找这样的解释。前一位是大贵族，也是某位皇太后的侄儿，家财万贯，两度出任地方长官。终身以民间身份研习经书，到了晚年才想到以《书经》《诗经》和《礼记》注释的形式让自己的观点为外人知晓，这些注释是他不停地写了18个月（公元139年—140年）后完成的，随后他又在144年给《周礼》做了注，作为补充；他生命的最后时光被卷入到一起贪腐案件中，他不得不退休回乡，兴办教育，设立学堂，但也因此获得了巨大成功（公元151年—166年）。第二位士人，即郑玄，曾是他的学生，但出身一个贫困的士人家庭，被迫独自读书，夏天作为农业工人去打工，以支付学费。[12]成名之后，他在自己村子里创办学堂，同时着手为经书撰写注释。他把生命的最后40年都花在了这两件事情上，公元200年，他刚完成《易经》的注释后就去世了。这两位士人都有很高的知名度。这是第一次由两位士人共同尝试给所有经典著作做注，并清除了其中矛盾的地方，给出了合理的解释。

　　然而，尽管儒家得以在一种新建且牢固的正统体系中稳定下来，社会和政治的危机却一直在学者们的脑海中制造不适和骚动，让人联想到公元前3世纪那个古圣先贤辈出的时代。不仅是因为有新的原创作品问世，作者的风格鲜明，而且因为社会与思想流派之间都具有关联度和相似性。长期被遗忘和摒弃的道家和法家学说，在当时众多“剪不断，理还乱”的问题面前似乎又具有了一种现实意义。道家因其无政府主义色彩而与儒家对立，否认改造社会的可能性，试图将其悲观主义沉浸在对自然的神秘静观之中；而法家从根本上避开了传统的德政方式，宣扬绝对而平等的法律及严厉执法，作为一种救赎之路。

　　归根结底，这三种立场可以通过如下方式来界定。对于儒家，当时的形式不可容忍，因为大家根本没有依循圣人的古礼；只有严格遵循传统的社会关系和道德规范，才能将偏离常态的世界重新带回正道。法家同样对世间秩序感兴趣，认为变革的时代需要全新的方法；只有全面、无情且聪明地执行赏罚——这把法律的双刃剑，才能让当下的问题迎刃而解。对于道家而言，糟糕的不仅是现状，人类社会本来就不纯净。对抗这种根本之恶，只有一种有效的方式——回归本真的自然，既无须法律，亦无须道德！

　　上文已简要表明，各家学说的极致观点如何相互碰撞，但实际上它们的区分并非十分明显。在这个时代及以后，当佛教作为第四种主要学说出现，我们发现学派之间时有流变，对于所有知识分子而言，某些思想流派是相通的。此外，儒家在几个世纪中发生了变化，其学说带有不同年代的烙印。如果说西汉儒家倾向于巫师—占星家的迷信，那么东汉儒家则具有怀疑论和固守礼教的特点。还有不少受到道家影响的儒家弟子、巧妙转化“天道”（t’ien-tao）学说的法家弟子和将道德教化视为济世良药的理想主义旁观者。原因就在于，这些各不相同的思想体系的社会基质一样，都是士人阶层。但在此阶层内部，似乎大体上可以确定各种社会成分。儒家自信，也确信其提出并经过验证的方法很高效，故基本上是官僚阶层，尤其是在位高官的意识形态。道家在退休小官吏和焦急等待着进入正常职业生涯的人，抑或由于贫寒而永远被隔绝在重要职位之外的人们之间招揽信徒。法家那些实证主义改革者也常来自以上领域，但他们与军人或日常处理行政、商业、边防等问题的人有着紧密的联系。而正是最后这一群人控制了汉末的公共生活。道家则深入底层，黄巾起义借用了他们不少的想法。

　　统治阶层忙于分割大部分的收入，对哲人的告诫充耳不闻。当社会的前台回荡着统治者们的争吵时，由乡民构成的背景之中正酝酿着一场起义。一小部分大地主穷奢极欲，令人反感；与之相对的是占国民几乎全部的农村人民普遍经历苦难，且难以言表。农业工人和小地主的命运也没有什么区别。小块土地上的自耕农受到饥荒、赋税的威胁，被薪水微薄的官僚们勒索，还有某些想扩大领地的大老爷可能强占他们的土地——这些自耕农迟早都会加入农业无产者们的行列。为弥补自己土地产出的不足，自耕农必须去大地主的土地上耕作，如果债务或天灾夺走了他们的最后

　　一点田地，他们就要被迫充当农业工人。赤眉起义（la révolte des Sourcils Rouges）造成了大量人口损失，结束了王莽的短暂统治，使汉朝于公元25年重新建立。此后的一百多年中，人口增长了约100%，而可供耕作的土地面积不仅没有增加，甚至还减少了。[13]此时代全部问题都夹在这两个事实之间。尚且有广阔的未耕土地，但耕作这些土地应该需要进行一些排水和灌溉工程，这只能由国家来实施，因为所需的费用和劳动力对于私人而言太高昂了。然而，大规模的林间狩猎和游园玩乐使得一些肥沃的土地未得到耕种。[14]国家衰败，政府权威与日俱减，中央派驻各州的代表只想着尽快发财，把买官花的钱补上以后还有得赚。[15]土地上的劳力太多了，要养活的人也太多了，“通常悲惨的小民养不起孩子”[16]。工商业者被士人视为寄生虫，农村无产者也无法进入；而除了耕作，他们的出路只有卖儿鬻女，做奴婢、宦官或姬妾，或自己入伍当低级士兵，或加入匪帮。[17]

　　[1]事实上，梁氏家族出了两位皇后，即梁冀的两位妹妹梁妠、梁女莹，只有梁妠在汉顺帝死后成为“梁太后”，而梁女莹死于汉桓帝前，不能称其为“太后”。此外，3位公主迎娶自皇家，并非出自梁氏一族。——译者注

　　[2]《后汉书》，64，出现多处；110A，12b，以及后续页。《通鉴》（T’ong-kien），53，4a及后续页和8b及后续页；54，5a—8a。韦慕廷（C. M. WILBUR），《前汉时期中国的奴婢制度》（Slavery in China during the Former Han Dynasty），芝加哥（Chicago），1943年，第184页。梁冀的财富高达3亿钱，在全家灭门之后被充公，其致富的手段之一就是敲诈勒索和诽谤中伤。对于当时的经济最有利可图的一位受害者是一位吝啬的亿万富翁，梁冀将其成功送入大牢并没收其所有财产——1.7亿钱。此外，作为将梁冀灭门的交换，五位受封侯爵的宦官得到76 000户的食邑税收和5600万钱。一位御史（Inspecteur），宦官侯览（Heou Lan）的兄弟，指控依附于梁翼的富人大逆不道，为的就是没收他们的财产，因此成功获得“数十亿”（《后汉书》，108，6a）。

　　[4]《通鉴》，53，1a（146年）。在一位反宦官运动首领的葬礼过程中举行政治集会，在京城共聚集了6000至7000名士子，而在187年著名士人陈寔（Tch’en Che）的葬礼上，有3万人参加（《后汉书》，83，4b）。青年士子的物质生活匮乏，他们的工作如匠人、农业工人或低级雇员，关于这一点可参见如郭泰（KOUO T’ai）的传记，《后汉书》，98，1a—3a。

　　[6]参见《后汉书》，87，5a—7a，关于刘陶（Lieou T’ao）进谏的记载。筋疲力尽的短工和徭役影射陈胜［Tch’en Cheng，或“陈涉”（Tch’en Chö）］推翻秦朝的起义（沙畹译《史记》，6和48，II，第219页）。——士人和贵族间激烈冲突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采用一些粗野的行政措施，如摧毁田产（拆除房屋、砍伐树木、堵塞水井等）；一位郡守曾用这种方法在故乡，甚至京城对付皇室成员（《后汉书》，86，4a；《通鉴》，55，10b）。

　　[7]以下这件发生在同时代的事也被利用：一位士子，也是漆器工匠，警告其友人总是负面批评会招致的危险，并提醒他们在秦始皇统治下表达不满所招致的（从某种意义上也是应得的）命运（《后汉书》，83，10b）。

　　[9]很轻松就可以想象出年轻的皇帝们该有多害怕他们没完没了的长篇大论。我忍不住要在此引述一段由庄子于公元前3世纪描绘的儒生形象，其中充满了敌意和怨恨，但作为背景知识对于任何时代都适用：“尔作言造语，妄称文、武，冠枝木之冠，带死牛之胁，多辞谬说，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摇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学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侥幸于封侯富贵者也。”［《庄子》二十九，1；参见韦利（A. WALEY）的翻译，载《古代中国的三种思维方式》（Three Ways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第41页。］

　　[10]一位有钱人通过贿赂，成功地被大权在握的宦官张让（Tchang Jang）任命为凉州（Leang-tcheou，今甘肃）牧。张让的传记讲述了其接纳有钱人的经过，非常符合那个时代的风俗——腐败。宦官首领和他的主管家奴瓜分贿赂，高级官职也很有诱惑力，等等。新州牧的见面礼同样意味深长，他送给张让一斗葡萄酒，这在那个时代极其稀有（《后汉书》，108，18b—19a；韦慕廷，《前汉时期中国的奴婢制度》，第184页）。

　　[12]《后汉书》，65，11a。在大约相同的时代，哲人崔实做酿酒师和流动商贩谋生，同上书，82，18a。这些职业在当时被认为不够体面，有种说法叫“屠酤”（t’ou-kou），即“宰牲的和贩酒的”，一直用来称呼那些最低贱的行业。

　　[13]据公元2年的普查：居民59 594 978人，耕地面积827 053 600亩（人均13.87亩）；据公元57年的普查：居民21 007 820人；据公元75年的普查：居民34 125 021人。公元140年—156年间的数次普查结果显示有4700万至5600万居民和6.89亿至6.94亿亩土地（人均分别约合13.86亩至14.25亩）。与那些对中国古代人口普查的价值持怀疑态度的人［如福兰阁（O. FRANKE）的《中国通史》（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卷三，第235页和第342页］不同，我以为中国古代人口普查是可信的，对这些数字及其传播（有错也通常是由于书吏的失误）进行批判性研究大有好处，尤其是将其用作比较研究的佐证。见本书上文第64页注释3，以及本书下文第153页注释1和第425页注释1。

　　[14]在诸多皇家记事中，我们引用公元163年和180年的（《后汉书》，96，3b—4a和84，17a）作为例证。

　　[15]公元178年，正式的卖官鬻爵制度由灵帝（l’Empereur Ling）设立，而他本人出自皇室中已衰微的一支。候选人需要提前支付其职位的费用，而贫困者只能任职后依靠自己的肥缺发财，再支付双倍的费用。（《通鉴》，57，14b；《后汉书》，87，8a）

　　[17]马伯乐，《中国土地制度，从起源到近代》，第278—279页。关于商业和手工业，见先哲王符（WANG Fou），《潜夫论》（Ts’ien-fou louen）［《四部丛刊》（Sseu-pou ts’ong-k’an）本，I，4b—8a；3，4b—9a和《后汉书》，79］。崔寔，《政论》（Tcheng-louen）［《群书治要》（K’iun-chou tche-yao）本，45，4a—14b和《后汉书》，82］。

　　（本文节选自《古代中国的历史与制度》，[法]马伯乐 [法]白乐日 著 孙越 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纯粹Pura，2024-09）

　　《古代中国的历史与制度》，两位法国汉学大师——古代中国史的奇才马伯乐、儒莲奖得主白乐日，运用国际视野和深厚的学术背景，通力合作力作。本书以全新的视角、“总体史范式”的研究方法，从社会史、政治史、经济史等多个维度梳理中国古代的各项制度，为读者展现中国历史制度变迁的脉络，被誉为法国汉学研究史上的“罕见佳作”。

　　本书系法国汉学家白乐日先生去世之后，1968年由戴密微等汉学家将其重要研究成果结集出版的专题性论著。按照作者不同时期的研究重点，本书分为社会与官僚制度、汉朝末年的危机、经济史和现代时间四个部分。这位眼界高远的历史学家以鲜活的学术研究风格、有目共睹的文字天赋，论述了古代中国这一大型社会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至少在西方汉学领域，第一次有人认真地研究了中国历史的经济结构。白乐日先生的汉学研究在法国汉学界首次引入了社会科学的视野与方法。该著作是法国汉学从人文科学延伸到社会科学的重要里程碑之一。

　　瓷器的海外传播是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一页。16世纪以来，中国瓷器通过海上新航线远销欧洲，它们不仅是具有实用价值的器物，更是中国灿烂文明的载体。西方人是通过陶瓷开始认识中国、向往中国，进而与中国展开交流的，英文中“瓷器”和“中国”享有同一命名便是明证。瓷器这一文化符号，对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中国瓷器在给欧洲以影响的同时，也从欧洲艺术中汲取了营养，受到了西方画法的润泽。

　　《中国瓷器考》的作者奥图·德·萨代尔是巴黎著名的收藏家，于1881年出版此书，书中对中国瓷器文化做了细致的考察，解释了诸多专业术语的意义，并详细阐述了瓷器的制作过程，瓷器的种类，瓷器上图画的特定主题。最重要的是，作者还介绍了中国瓷器在欧洲的传播与演化过程。此外，书中收录的欧洲著名收藏家的藏品图片，是19世纪西方出版的第一册中国陶瓷收藏图录。

　　本书聚焦16世纪王九思、康海和李开先三位文官在远离官僚与政治舞台之后的退隐生涯，探求他们在悖理于当时文人士大夫正式写作文风的文艺创作中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创作“曲”这一边缘文类（包括剧曲和散曲）以寻求安慰和满足的具体情况。尽管是从这三位主要曲家入手讨论，然而他们并不以茕茕孑立、迁客骚人的姿态来独力构建自己的曲创作世界，在文学史上鲜有提及的其他许多文人也参与了他们的曲作唱和活动，因此，探索这三位曲家领袖各自的曲创作的“圈子”也正是本书揭示围绕这些文人所浮现出的曲创作的陕西和山东两大地域中心的过程，进而展现十六世纪中国北方的地方创作群的全景。本书借助“文学场域”的理论，将“曲家圈子”作为散曲和剧曲研究的基本主体，可以很好地让我们了解曲在文人之间是如何创作、传播以及使用的，而这在研究单个作家时是难能一见的。

　　马伯乐（1883—1945），法国的汉学家、敦煌学家。法国国立东方现代语言学院毕业，任法兰西远东学院研究员。后继沙畹为法兰西学院中国语言文学教授。最初受其父影响，研究埃及学。不久转向中国学的研究，被称为“古代中国史的奇才 ”。

　　白乐日（1905—1963），法国汉学家、社会学家。早年在德国学习汉学，1925至1926年前往法国，并得到了法国汉学家马伯乐的指导。“二战”后进入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从事汉学研究，随后又在法国高等研究应用学院教授中国历史，1954年获得法国汉学儒莲奖。白乐日的汉学研究极有特点，主要是在马克思主义和韦伯思想的影响下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与经济。

　　孙越，1983年生于安徽合肥，2012年获法语语言文学博士学位（武汉大学），现任南京财经大学法语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法国汉学（“全国高校海外汉学研究会”成员）、中国文化法译等。已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论文4篇，会议论文4篇；译著《什么是催眠》（第二译者）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译著《汉法餐饮美食词典》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原标题：《马伯乐: 对百姓而言，金银的成色和钱币的重量算得了什么？食物才是最迫切需要的 纯粹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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