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纂修清史是我国新世纪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自国家批准立项启动以来，正在有序而有效地进行之中。根据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的编纂计划，最终成果将是92卷的《清史》，是为主体工程，目前各个项目的编写工作，已面向全社会招标。为使编纂工作建立在扎实可靠的史料基础上，并吸收

　　海内外有关清史研究成果，编委会还设立了《文献丛刊》、《档案丛刊》、《编译丛刊》及《研究丛刊》，是为基础工程。上述丛刊的首批成果已正式出版问世。由于清史编纂工作已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因此本报特邀请有关专家，就首批成果予以评介，以飨读者。

　　二○○二年八月，国家批准建议纂修清史之报告，十一月成立由十四部委组成之领导小组，十二月十二日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清史编纂工程于焉肇始。

　　清史之编纂酝酿已久，清亡以后，北洋政府曾聘专家编写《清史稿》，历时十四年成书。识者议其评判不公，记载多误，难成信史，久欲重撰新史，以世事多乱不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亦多次推动修清史之事，皆因故中辍。新世纪之始，国家安定，经济发展，建设成绩辉煌，而清史研究亦有重大进步，学界又倡修史之议，国家采纳众见，决定启动此新世纪标志性文化工程。

　　清代为我国最后之封建王朝，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之久，距今未远。清代众多之历史和社会问题与今日息息相关。欲知今日中国国情，必当追溯清代之历史，故而编纂一部详细、可信、公允之清代历史实属切要之举。

　　编史要务，首在采集史料，广搜确证，以为依据。必藉此史料，乃能窥见历史陈迹。故史料为历史研究之基础，研究者必须积累大量史料，勤于梳理，善于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进行科学之抽象，上升为理性之认识，才能洞察过去，认识历史规律。史料之于历史研究，犹如水之于鱼，空气之于鸟，水涸则鱼逝，气盈则鸟飞。历史科学之辉煌殿堂必须岿然耸立于丰富、确凿、可靠之史料基础上，不能构建于虚无飘渺之中。吾侪于编史之始，即整理、出版《文献丛刊》、《档案丛刊》，二者广收各种史料，均为清史编纂工程之重要组成部分，一以供修撰清史之用，提高著作质量；二为抢救、保护、开发清代之文化资源，继承和弘扬历史文化遗产。

　　清代之史料，具有自身之特点，可以概括为多、乱、散、新四字。一曰多。我国素称诗书礼义之邦，存世典籍汗牛充栋，尤以清代为盛。盖清代统治较久，文化发达，学士才人，比肩相望，传世之经籍史乘、诸子百家、文字声韵、目录金石、书画艺术、诗文小说，远轶前朝，积贮文献之多，如恒河沙数，不可胜计。昔梁元帝聚书十四万卷于江陵，西魏军攻掠，悉燔于火，人谓丧失天下典籍之半数，是五世纪时中国书籍总数尚不甚多。宋代印刷术推广，载籍日众，至清代而浩如烟海，难窥其涯?矣。《清史稿・艺文志》著录清代书籍九千六百三十三种，人议其疏漏太多。武作成作《〈清史稿〉补编》，增补书一万零四百三十八种，超过原志著录之数。彭国栋亦重修《清史稿・艺文志》，著录书一万八千零五十九种。近年王绍曾更求详备，致力十余年，遍览群籍，手抄目验，成《〈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增补书至五万四千八百八十种，超过原志五倍半，此尚非清代存留书之全豹。王绍曾先生言：“余等未见书目尚多，即已见之目，因工作粗疏，未尽钩稽而失之眉睫者，所在多有。”清代书籍总数若干，至今尚未能确知。

　　清代不仅书籍浩繁，尚有大量政府档案留存于世。中国历朝历代档案已丧失殆尽（除近古发掘所得甲骨、简牍外），而清朝中枢机关（内阁、军机处）档案，秘藏内廷，尚称完整。加上地方存留之档案，多达二千万件。档案为历史事件发生过程中形成之文件，出之于当事人亲身经历和直接记录，具有较高之真实性、可靠性。大量档案之留存极大地改善了研究条件，俾历史学家得以运用第一手资料追踪往事，了解历史真相。

　　二曰乱。清代以前之典籍，经历代学者整理、研究，对其数量、类别、版本、流传、收藏、真伪及价值已有大致了解。清代编纂《四库全书》，大规模清理、甄别存世之古籍。因政治原因，查禁、篡改、销毁所谓“悖逆”、“违碍”书籍，造成文化之浩劫。但此时经师大儒，联袂入馆，勤力校理，尽瘁编务。政府亦投入巨资以修明文治，故所获成果甚丰。对收录之三千多种书籍和未收之六千多种存目书撰写详明精切之提要，撮其内容要旨，述其体例篇章，论其学术是非，叙其版本源流，编成二百卷《四库全书总目》，洵为读书之典要、后学之津梁。乾隆以后，至于清末，文字之狱渐戢，印刷之术益精，故而人竞著述，家娴诗文，各握灵蛇之珠，众怀昆冈之璧，千舸齐发，万木争荣，学风大盛，典籍之积累远迈从前。惟晚清以来，外强侵凌，干戈四起，国家多难，人民离散，未能投入力量对大量新出之典籍再作整理，而政府档案，深藏中秘，更无由一见。故不仅不知存世清代文献档案之总数，即书籍分类如何变通、版本庋藏应否标明，加以部居舛误，界划难清，亥豕鲁鱼，订正未遑。大量稿本、抄本、孤本、珍本，土埋尘封，行将澌灭。殿刻本、局刊本、精校本与坊间劣本混淆杂陈。我国自有典籍以来，其繁杂混乱未有甚于清代典籍者矣！

　　三曰散。清代文献、档案，非常分散，分别庋藏于中央与地方各个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教学研究机构与私人手中。即以清代中央一级之档案言，除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一千万件以外，尚有一大部分档案在战争时期流离播迁，现存于台湾故宫博物院。此外，尚有藏于沈阳辽宁省档案馆之圣训、玉牒、满文老档、黑图档等，藏于大连市档案馆之内务府档案，藏于江苏泰州市博物馆之题本、奏折、录副奏折。至于清代各地方政府之档案文书，损毁极大，但尚有劫后残余，璞玉浑金，含章蕴秀，数量颇丰，价值亦高。如河北获鹿县档案、吉林省边务档案、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河南巡抚藩司衙门档案、湖南安化县永历帝与吴三桂档案、四川巴县与南部县档案、浙江安徽江西等省之鱼鳞册、徽州契约文书、内蒙古各盟旗蒙文档案、广东粤海关档案、云南省彝文傣文档案、西藏噶厦政府藏文档案等等分别藏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甚至清代两广总督衙门档案（亦称《叶名琛档案》），英法联军时遭抢掠西运，今藏于英国伦敦。

　　清代流传下之稿本、抄本，数量丰富，因其从未刻印，弥足珍贵，如曾国藩、李鸿章、翁同?、盛宣怀、张謇、赵凤昌之家藏资料。至于清代之诗文集、尺牍、家谱、日记、笔记、方志、碑刻等品类繁多，数量浩瀚，北京、上海、南京、广州、天津、武汉及各大学图书馆中，均有不少贮存。丰城之剑气腾霄，合浦之珠光射目，寻访必有所获。最近，余有江南之行，在苏州、常熟两地图书馆、博物馆中，得见所存稿本、抄本之目录，即有数百种之多。

　　某些书籍，在中国大陆已甚稀少，在海外各国反能见到，如太平天国之文书。当年在太平军区域内，为通行之书籍，太平天国失败后，悉遭清政府查禁焚毁，现在中国，已难见到，而在海外，由于各国外交官、传教士、商人竞相搜求，携赴海外，故今日在外国图书馆中保存之太平天国文书较多。二十世纪内，向达、萧一山、王重民、王庆成诸先生曾在世界各地寻觅太平天国文献，收获甚丰。四曰新。清代为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之过渡阶段，处于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之中，产生一大批内容新颖、形式多样之文化典籍。清朝初年，西方耶稣会传教士来华，携来自然科学、艺术和西方宗教知识。乾隆时编《四库全书》，曾收录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利玛窦《乾坤体仪》、熊三拔《泰西水法》、《简平仪说》等书。迄至晚清，中国力图自强，学习西方，翻译各类西方著作，如上海墨海书馆、江南制造局译书馆所译声光化电之书，后严复所译《天演论》、《原富》、《法意》等名著，林纾所译《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等文艺小说。中学西学，摩荡激励，旧学新学，斗妍争胜，知识剧增，推陈出新，晚清典籍多别开生面、石破天惊之论，数千年来所未见，饱学宿儒所不知。突破中国传统之知识框架，书籍之内容、形式，超经史子集之范围，越子曰诗云之牢笼，发生前所未有之革命性变化，出现众多新类目、新体例、新内容。

　　清朝实现国家之大统一，组成中国之多民族大家庭，出现以满文、蒙古文、藏文、尔文、傣文、彝文书写之文书，构成为清代文献之组成部分，使得清代文献、档案更加丰富，更加充实，更加绚丽多彩。

　　清代之文献、档案为我国珍贵之历史文化遗产,其数量之庞大、品类之多样、涵盖之宽广、内容之丰富在全世界之文献、档案宝库中实属罕见。正因其具有多、乱、散、新之特点，故必须投入巨大之人力、财力进行搜集、整理、出版。吾侪因编纂清史之需，贾其余力，整理出版其中一小部分；且欲安装网络，设数据库，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贮存、检索，以利研究工作。惟清代典籍浩瀚，吾侪汲深绠短，蚁衔蚊负，力薄难任，望洋兴叹，未能做更大规模之工作。观历代文献档案，频遭浩劫，水火兵虫，纷至沓来，古代典籍，百不存五，可为浩叹。切望后来之政府学人重视保护文献档案之工程，投入力量，持续努力，再接再厉，使卷帙长存，瑰宝永驻，中华民族数千年之文献档案得以流传永远，沾溉将来，是所愿也。

　　《研究丛刊》是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为完成清史编纂工程而出版的四种丛刊中之一种。

　　修纂清史是新世纪一项规模宏大的文化工程。中央对新编的清史提出了明确的要求，那就是：“编纂的清史质量要高，必须是精品，要注重科学性和可读性。确保编纂出一部能够反映当代中国学术水平的高质量、高标准的清史巨著，使之成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传世之作。”（2003年1月28日在清史编纂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是一个极高的标准，要达到这个标准，需要有很多的条件，作艰苦的努力。其中最重要和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始终不渝地把全部工作建筑在对清代历史的深入研究和不懈探索的基础之上。

　　专题性研究是基础，综合性学术成果则是概括、提炼、深化和升华。一部优秀的综合性学术成果的产生，又为更加宽阔、更加深入的专题性研究提供契机，开辟道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上世纪八十多年对清代历史的各个方面的专题研究，也不可能有今天提出清史编纂工程的成熟条件。《清史稿》的不如人意，除了其他种种原因之外，整个学术界缺乏对清史的前期研究，显然也是一个重要的先天不足。现在，清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清史学术园地硕果累累，这正是能够超越前人的重要保证。必须指出，要真正能够写出符合中央要求的“清史巨著”和“传世之作”，不但要正确吸收和充分反映已有的清史研究的学术成果，而且在修纂过程中，还要继续进行多方面和多角度的专题研究，使我们对清代历史的认识，不断扩展新的视野，作出新的概括，达到新的境界。

　　根据这样一些想法，我们创办了清史《研究丛刊》，希望它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一方面，为清史编纂工程不断提供新的研究成果、新的学术资源，使新编的清史真正站在学术前沿，具有较强的时代性特征；另一方面，在清史编纂工程不断前进的过程中，发现和提出新的研究课题，拓展和深化清史专题研究，发挥清史编纂工程对整个清史研究的带动作用和推动作用。另外，有些难以为新编的清史包涵和容纳的重要研究成果，也可以通过《研究丛刊》单独发表。

　　为了编好《研究丛刊》，我们除了按照学术规律的要求，制订明确的工作规程外，还想强调几点：

　　一是要尊重和提倡学术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对于学术来说，也是学术发展的本质要求。因为学术的发展，从根本上来说，无非是对未知的探求。如果学术一味因袭前人，墨守陈规，亦步亦趋，人云亦云，因循守旧，固步自封，那学术就没有了生命力，没有了活力，也就失去了存在的资格和权利。对于历史学学科来说，应该在历史资料的发掘和掌握、历史现象的判断和分析、历史规律的认识和把握等方面，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当然，历史学的发展和创新，应该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同时，学术创新，一是必须符合客观规律，对于历史学来说，应该符合历史的真实；二是应该正确地对待传统。对传统必须作辩证的、科学的分析，好的就坚持、就继承；坏的或者错的就否定、就摒弃，并用新的观点、新的结论取而代之。

　　一是要坚持“在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研究丛刊》对书稿的取舍，除了坚持“二为”方向即“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的前提外，唯一的标准就是学术水平。除此之外，作者的职位高低、资历深浅、声望大小、辈份长幼以及与工作人员的关系亲疏之类，一概都不应成为影响学术判断的因素。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学术的公平和公正。所谓学术水平，当然不是抽象而不可捉摸的。我们希望，收入《研究丛刊》的著作，在选题上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在内容上有原创性的独立见解，在方法上能做到观点和资料的统一，在文字上清新流畅，尽量体现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纂修清史是我国新世纪标志性的文化工程。它包括3000余万字的《清史》主体工程，及文献、档案整理和编译工作。广大史学工作者正以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努力做好清史编纂工作，科学总结历史经验，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世界从分散发展到整体，大抵从15、16世纪开始，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清朝从1644年到1912年共延续了268年，正是世界历史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转折时期，清王朝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却依然以“天朝大国”自居，闭关自守，使封建社会的中国越来越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最后在洋枪洋炮面前不堪一击。英国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在18世纪世界历史的大变局中，“康乾盛世”已是“落日的辉煌”,再到19世纪中叶战争后，清朝则已奏起了“落日的挽歌”。因此，研究清史，确定它的基本内容，以及确定研究它的基本理论、原则和方法时，不能脱离其社会发展过程中，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广阔背景。

　　在编纂清史时要有世界眼光，这已是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识。这不仅要把清史放到世界历史的范畴中去分析、研究和评价，既要着眼中国历史的发展，又要联系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而且还要放眼世界，博采众长，搜集和积累世界各国关于清代中国的记录，汲取外国清史研究的有益成果。正是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决定设立《编译丛刊》。

　　从清朝建国时迄于覆亡，中国和世界各国接触频繁，外国的传教士、商人、外交官、军官、探险家、科学考察者蜂拥进入中国。他们基于种种不同的目的，记录下所见所闻，数量浩瀚，积存在世界各国的各种馆藏或私人家中，这是了解清代历史的珍贵资料。由于西方国家观察、思考和写作习惯与中国人不同，他们的记录比较具体、广泛，且注重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方面，补充了中国史料记载之不足，《编译丛刊》将?译若干重要资料编译出版；此外，对于国外清史研究新的学术思潮、前沿问题、热点问题和重要成果的学术专著，也将及时地介绍给中国学术界；对以往历代具有开拓性、奠基性的价值，但至今尚未介绍到中国的作品，亦将同样给予关注。

　　从中国史学的历史与现实出发，有选择地介绍国外新史学的一些理论与方法，也是必要的。如西方历史学家提出“二战后，历史学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了”，主要是强调扩大历史学家的视野，拓宽历史研究的选题；又如提倡“自下而上看的历史学”，努力将社会精英的历史变成社会大众的历史，将隐藏在历史幕后的社会大众推上历史的前台。此外，在二战后历史研究整体化趋势的推动下，出现了一系列历史学分支学科，如社会史、人口史、民俗史、新经济史、新政治史、心理史、社会生态史、环境史、妇女史、城市史、家庭史等等，对于纂修清史有一定的借鉴作用，这些都将在《编译丛刊》的作品中有所体现。

　　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不同文明间不断交流和融合的历史。任何国家的文化都是通过与异质文化的对话和交流获得营养，不断发展壮大。纂修清史必须排除闭关自守的文化排外主义的干扰，破除中西对立的僵化思维方式，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对待国外清史研究的一切成果，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愿《编译丛刊》在新世纪中外文化交流的广阔背景下，作为一座科学的桥梁、友谊的桥梁，为纂修清史作出更多的贡献。

　　近读晚清名人恽毓鼎著、当代学者史晓风点校整理之《恽毓鼎澄斋日记》（以下简称《日记》），顿感这是一部有很高史料价值，且富有可读性的珍贵历史文献，凡研治与爱好晚清史者值得一读。

　　恽毓鼎（1863 1918），一字澄斋，原籍江苏常州，光绪八年中举人，十五年成进士。历任翰林院侍讲、侍读，起居注官及国史馆总纂、研究所总办等职，乃光绪、宣统两朝皇帝之近臣。《日记》时限，上起光绪八年其中举之后，下迄1917年其逝世前一年。原为未刊行之手稿，共36册，达百余万言，长期收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现经史晓风先生点校整理，由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列入《文献丛刊》，用简体字排印出版。笔者阅读是书后，体味其内容与价值，举其要者，有如下数端：

　　（一）内容丰富，真实可信。由于作者长期侍奉光绪左右，随之参加各种活动，阅历丰富，深悉朝章典故与宫廷内幕；恽氏又长期担任史官，常在编纂史书过程中，联系时政，总结历朝治乱兴衰，有鉴于今；他又“一年三百六十日，无一日不读书”，涉猎广泛、视野开阔，既精于经史子集，又长于翰墨医道。以其特殊身份，又能接触达官显贵与文人学者。将其亲历、亲见、亲闻与切身感受，不加掩饰地记入《日记》，使人读来深感内容既丰富又真实。他曾自谓《日记》内容包涵文献、时事、读书笔记、诗词评论、民俗风情及家庭琐事等，实际上则涉及晚清时期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族、外交、水利、交通等各个方面，从一定角度上看，可谓是晚清历史的缩影与见证。

　　（二）透视了晚清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真相与原貌。由于日记作者亲自经历了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前后的一系列历史事件，接触了这些事件中的各类人物。《日记》主人又具有新政变法思想，常在《日记》中记述史实、直抒胸臆、抨击时政、臧否人物，能以透视某些事件、人物的历史真相与原貌。如其对戊戌政变前后的记载：“闻北洋生变，颐和密谋，朝局翻变在指顾间”，然则“德宗既无心腹之大臣，又乏效忠之武将。复生则志大才疏，暾首亦少年新进，虽以刘裴村年丈之持重，杨叔峤之绩学，亦依违其间，无所匡正。临时更懵然罔觉，漫无布置”，而“太后素性狠鹫，更事已久，宫中多其耳目，乃安居颐和，佯作不知”，“不旋踵而祸作，四卿相继就逮，骈首市曹”，“以区区数书生与之角，庸有幸乎？”（见《日记》第一册189页）。《日记》中对其他历史事件与人物评论的类似记载，枚不胜举，足见该书史料价值之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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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点校整理笃实严谨。《日记》的点校整理者史晓风先生，以年过七旬之高龄，于退休之后，以红烛精神，费十多年之心思精力，将原书中难以识读之草书，及许多不易弄清的人名与史事，一一考核，精心点校，使难以卒读的原书，得以焕然冰释，实嘉惠于史林后学，其敬业精神与笃实的学风，也令人钦敬。难怪戴逸先生在是书序言中说：“此书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可读性。这部《日记》的出版无疑将对中国近代史研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诚确然之论。

　　纂修清史，究竟采用何种体裁和文体？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曾于2003年进行了广泛而充分的讨论。新近出版的《清史编纂体裁体例讨论集》，可谓是这次讨论的实录。

　　专家学者讨论过程中就编纂清史的体裁体例提出了诸多不同，甚至明显对立的主张，可谓见仁见智，众说纷纭。一种意见认为：清朝是中国古代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今天纂修《清史》是同历史上易代修史的传统直接联系的，自然应采用纪传体，使之成为“二十四史”的后殿，还主张文体用浅易文言；另种意见则认为：我们今天处在新时代条件下修史，因此，新修《清史》应有创新性，要体现时代精神，主张体裁用当代流行的章节本，不需与“二十四史”挂钩，文体则主张用白话文。如何制定清史体裁体例的总体框架，为全书丰富、复杂的内容提供恰当的载体，自然会受到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的充分重视，将之视为整个2003年编委会工作的重中之重，决定要充分发扬学术民主，集思广益，妥善解决好这个问题。编委会主任戴逸教授在2004年初总结工作时把过去的一年称之为纂修清史的“体例年”。国家清史纂修领导小组组长部长提出，完成主体工程3000万字《清史》的同时，还应写一部《清史编纂史》。而《清史编纂体裁体例讨论集》就是“体例年”专家学者和各界人士学识与智慧的结晶，它以丰富翔实的资料告诉人们清史体裁体例是如何制定的；这部集子也是为日后撰写《清史编纂史》提供的有关如何研讨、制定清史体裁体例的史料长编。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清史编委会下设的体裁体例工作小组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体裁研讨档案的保存与整理。同时把编辑一部清史体裁体例的文献汇编视为应尽的职分和工作的归宿。当清史体裁体例的讨论基本告一段落的时候，体裁体例工作小组就拟订了全书的编纂大纲，经研究斟酌将书名定为《清史编纂体裁体例讨论集》，内容分成清史纂修原起；戴逸主任关于体裁体例的构想；体裁体例小组工作中形成的重要文件、专家学者及社会各界人士关于清史体裁体例的主张和建议；以及本世纪初纂修清史工程正式启动前专家学者倡议纂修清史的历史资料等四大部分。

　　原国务院副总理同志《统一思想团结协作努力把清史编纂工作做好》一文作为全书首篇文章，体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纂修清史的期望和要求。紧接其后的戴逸教授2001年底发表的《纂修清史，此其时也》，此文实为新时期倡议修纂清史的先声，在清史纂修史上具有特殊意义。全书第二大部分的压轴之作《清史目录第六稿》将新修清史主体工程规划为通纪、典志、传记、史表和图录五部分，有专家总结说：“纪以通之，志以详之，传以记之，表以系之，图以明之，总起来构成了清代历史的完整面貌。”第三大部分是全书的主体，系统展现了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领导裁体例小组的工作状况，完整汇集了专家、学者撰写的咨询报告、设计方案、书面建议160余篇。第四大部分按时间顺序收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史学界先后三次倡议纂修清史的历史资料，不同意纂修清史的有代表性的意见也予全文转载，以存历史本来面貌。

　　1.《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影印），18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7月。

　　2.《清宫热河档案》（影印），18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承德市文物园林局合编，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7月。

　　3.《清宫普宁寺档案》（影印），2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承德普宁寺管理处合编，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7月。

　　4.《清代档案》（影印），30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西苑出版社，2004年4月。

　　5.《恽毓鼎澄斋日记》（排印），2册，恽毓鼎著，史晓风整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4月。

　　7.《陈宝箴集》（上），1册，汪叔子、张求会编，中华书局，2004年5月。

　　8.《清史编纂体裁体例讨论集》（排印），2册，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体裁体例工作小组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

　　9.《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晚清中日关系史新探》，孔祥吉、［日］村田雄二郎著，巴蜀书社，2004年4月。四、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2种2册）10.《中国新史》（排印）， 葡 安文思著，何高济、李申译，大象出版社，2004年7月。11.《中国近事报道（1687 1692）》（排印）， 法 李明著，郭强、李伟译，大象出版社，2004年7月。

　　12.《清史译丛》（第一辑）（排印），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编，1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