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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媒体梳理信息显示，2023年末至2024年初，已有山东、北京、天津、江西、贵州、广东、大连等20多个省（市、区）机构改革方案获中央批准。显然，2024年各地均要对内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在国家推行新一轮机构改革的大背景之下，高校内设机构精简人员编制的步伐也在推进当中。

　　2017年，《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已明确，高校根据办学实际需要和精简、效能的原则，自主确定教学、科研、行政职能部门等内设机构的设置和人员配备。

　　对于高校而言，随着校园规模及师生人数的扩张，内设行政机构设置不合理、人员冗杂、办事效率低，已是近些年来备受热议的一个话题。

　　去年年初，“某高校博士后进站需要盖十三个章”一事曾引发舆论热议。一些教育人士指出，高校应将行政机构精简、提升行政服务效能工作做实。

　　“2000年后，大学的行政机构又逐渐增多，以致达到了‘丰满臃肿’、非经‘手术’减重不可的程度。”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尤小立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

　　关于高校行政机构数量的增长，刘继安等人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内部管理机构设置变迁及制度逻辑》一文中，收集了全国124所高校在1980年、1992年、2001年和2016年四个时间节点的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情况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样本高校的内部管理机构总数增长了4倍多，其中行政机构的增长速度较快（4.4倍），且在高校内部管理机构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

　　1980年，行政机构、党务机构、群众机构和附属机构的占比分别为49.4%、36.5%、13.2%和0.9%；到了2016年，这四类机构所占比例依次为66%、21.4%、5.5%和 7.7%。

　　数据来源：刘继安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内部管理机构设置变迁及制度逻辑》。

　　关于高校行政人员数量的增长，从教育部2013年至2022年教育统计数据可知，普通本科学校中的行政人员数量由226233人，增长到了301217人，增长了74984人，增长比例约为33%；高职（专科）学校中的行政人员数量由85147人，增长到了94348人，增长了9201人，增长比例约为11%。

　　近些年，已有不少高校通过合并、撤销、重组等方式，精简行政机构，缩编减员。

　　朱珠在《现代大学治理体系视域下高校行政机构改革创新路径探究》一文中，根据可查到的《教育部直属高校的基本情况统计资料汇编》，选取了37所一流大学建设高校2012—2016年间的行政人员数量情况进行对比发现，选取的37所高校的行政人员数量各有所变化，其中行政人员数年增长率为负的高校，约占到所抽取的高校数的35%。

　　图片来源：朱珠，《现代大学治理体系视域下高校行政机构改革创新路径探究》。

　　早在2004年时，广州大学在新一轮的行政人员精简工作中，将现有的428名机关行政人员人，压缩至300人（不含校领导、协理员、挂职人员）；2006年，广东教育厅发布文件，要求各高等院校调整教职员工的编制结构，目标在2010年将“教学、科研和教育教学辅助人员”的比例提升到80%以上，将“行政工作等其他非教学人员”的比例压缩在20%以内；2015年，为优化校院两级管理、激发院系办学活力的大学内部治理机制，复旦大学对机关科室编制“瘦身”，校院两级管理人员比例从超过2∶1变为1∶1，不少行政人员被“下放”；去年10月底，西北工业大学宣布通过“三减”（减机构、减干部、减管理人员），强化机关与学院之间的双向交流，破圈层增活力，12月底该校网站更新组织机构，改革后的机构集体上线、正式亮相。

　　“最近几年不断有新闻报道，不管是名校还是普通院校，都在进行不同层面、不同程度的内设机构的改革，还有像河南省这样以整个省为单位来推动省域内高校的机构改革。”杭州师范大学经亨颐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罗志敏与我们谈到高校内设机构改革时分享称，不仅仅是行政机构的改革，“我国高校未来机构改革的方向很明确，就是通过在校内实施全面且深入的机构改革，实现大学内部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罗志敏教授直言，高校机构改革的“全面”，就是机构改革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细枝末节式改革，而是要进行整体性的改革，要从上至下、从体制到机制、从制度到流程进行全面改造。

　　“深入”是指改革不是小打小闹，一定是要刀刃向内，要进行利益的分配和调整，不能仅仅停留在简单的机构的精简和合并。目前我们高校的改革主要还是围绕数量和权力这两个模式在运行。所谓“数量”就是增加或减少部门数量，这种做法从表面上看是减少了部门数量，但实际上大部门里面内部的小部门并没有减少。小部门之间依然是有壁垒的，各干各的，没有进行很好的协调，也没有达到职能整合的改革目标。所谓“权力”主要是权力的下放。但是高校在下放权力的过程中确实把二级学院的权力给提上来了，增强了它们的积极性，但问题是每个学院都站在维护自我组织利益的基础上，“小山头”很有可能发展成一个“大山头”。而且这样改革也很容易步入两个“怪圈”：一是高校的机构系统会出现“机构膨胀、缩减、再膨胀、再缩减、再再膨胀”的怪圈；二是就某一个机构来讲，会出现“合并、拆分、再合并、再拆分、再再合并”的怪圈。

　　高校内设机构改革，旨在优化资源配置，不断激发其创新和活力，实现高速运转，但相关事项涉及利益相关者，需要慎之又慎。

　　[1]刘继安，康宁，高众，苏慧斌 .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内部管理机构设置变迁及制度逻辑 [J] .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9（10）：4-5.

　　[2]康宁，闵维方 . 中国经济转型中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制度创新 [J]. 高等教育研究，2005（6）:6.

　　[3]朱珠 . 现代大学治理体系视域下高校行政机构改革创新路径探究 [J]. 高等农业教育，2023（8）4: 11-19.

　　[4]《山东省机构改革方案》获批，多省份密集部署 新一轮机构改革怎么改？[EB/OL]. 海报新闻，2024-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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