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入党了，这是我一生中最愉快不过的事情！我活了70岁，到现在，才找到了归宿。这中间，我经历了一条漫长的曲折的道路。”这是李四光1958年入党后写下的一段话，充分表达了他当时的心情。

　　李四光出生于1889年，甲午海战时，还是一个幼童，但中国的惨败，让他下定决心，长大了要去学习造船，为国家造出坚船利炮。15岁，李四光东渡日本学习造船。在日本留学期间，李四光结识了孙中山、宋教仁等革命志士，在他们的影响下，李四光开始认识到仅仅造出坚船利炮并不能改变中国的命运。16岁的李四光毅然加入革命行列，成为同盟会最年轻的创始会员，决心改变中国内忧外患的状况，建设一个国强民富的新国家。宣誓入会后，孙中山送给他八个字“努力向学，蔚为国用”，李四光用一生实践了这八个字。

　　在1911年的武昌起义中，李四光表现卓越。起义成功后，23岁的李四光被高票推选为湖北省实业司司长。武昌起义的硝烟还没有散去，袁世凯就篡夺了革命果实。新兴的官僚集团和帝国主义沆瀣一气，使得李四光想要发展实业、造福人民、建设新湖北的愿望成了泡影。无数人流血牺牲，好不容易推翻了一个皇帝，结果又来了一个军阀，李四光愤而辞去了实业司司长的职务，远赴欧洲进修，希望学会一套本领，以反抗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

　　李四光（1889-1971），湖北黄冈人，字仲揆。科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中国地质科学奠基人之一。

　　1910年从日本留学回国后，李四光就发现，当时的中国连一个像样的铁矿都没有，没有铁就炼不出钢，就造不出坚船利炮，所以这次去英国留学，他特别选择了采矿专业。学习了一年采矿之后，他又认识到，当时的中国也是采不出矿来的，因为没有人对中国做过系统的地质考察，中国的地质条件及矿产分布基本上是一张白纸。要想采矿，首先要通过地质勘探充分了解地质构造及矿田的分布，所以一年后，李四光又改学了地质学。1921年，李四光学成回国，接受蔡元培先生的邀请，到北京大学地质系任教。

　　初回祖国的李四光，满以为只要稍有理智的人，都会在真理的面前低头。但是，现实的情况并非如此，就连一些学者也竭尽所能趋炎附势，置真理于不顾。李四光感到极端失望，极端愤慨。

　　在科学研究上，李四光绝不采取人云亦云的方针，坚持走自己的道路。“真理，哪怕只见到一线，我们也不能让它的光辉变得暗淡。”这是他的名言。他相信，只要能够不断掌握新的技术，虚心采纳别人建设性的批评，就可以不断推进他的研究。可是，对于国家前途和命运，李四光这个时候并没有看到一个明确的奋斗方向。用他自己的话来形容，就是“好比一个小虫子隔着玻璃，见了一点光亮，便乱动乱闯，满不估计那一点将信将疑的光亮是从何而来，是真是假；只要找着任何一个拿着武器，一时反蒋的人物，便打主意在他的前后跑来跑去”。眼看着一向同他亲近的朋友，有些也卷入了蒋介石的反动政府，他不免产生了孤独感，对中国的未来感到悲观和不确定。他所能坚持的，是绝不和反动统治同流合污，全身心地投入到地质研究中，将学术研究作为躲避外界纷乱局势的防空洞、避风港。

　　在专心学术的同时，李四光并没有放弃寻求真理。抗日战争结束之后，他就决心不再回南京去，并托他的一个学生与他辛亥革命时认识的老朋友董必武联系，寻问有无可能到西北地区开展地质工作。董必武带话给李四光，鉴于目前形势，他不能来看望李四光，以免给他带来麻烦。同时告诉李四光，当前国内战争发展很快，希望他保重身体，最好找一妥善住处，暂避战乱，后会有期。

　　李四光因为1948年代表中国地质学会到伦敦参加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大会而暂时留在英国，1949年年初，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郭沫若给李四光写了一封信，请他早日回国。收到信后，心情激动的李四光立即着手办理回国的手续。就在李四光焦急等待启程的时候，策划了一个阻挠他回国的阴谋。得知这个消息，李四光立即离开英国，绕道意大利，经过六个多月的跋涉，终于在1950年4月6日抵达新中国。

　　回到新中国，眼前的一切和他两年前离开的时候相比，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市场繁荣，秩序良好，物价相对稳定，人们脸上都带着发自内心的微笑和对美好未来的自信。新中国成立后短短几个月发生的巨大变化，正是李四光早年投身革命努力追求而没有实现的理想。在中国的领导下，理想终于变为现实。在黑暗中摸索前进的痛苦阶段，从此结束了，李四光和千千万万的普通劳动者一样，在这个伟大的变革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彻底地认识了中国人民的进步是和党的领导不可分离的，在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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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四光刚回国的时候，满心想的是再回到科学研究第一线。他到北京的第二个星期，周恩来总理去看望他

　　，两人畅谈了三个小时。周总理从新中国的迫切需要谈起，希望李四光不仅要协助郭沫若做好中国科学院的工作，还要组织全国地质工作者为国家建设服务。对于周总理的提议，李四光是有顾虑的，因为他60岁之前都在做科学研究，没有太多行政工作的经验，身体又不好，他怕力不从心，辜负了党对他的希望。但是看到周总理那热情、殷切、期待的眼光，想到百废待兴的新中国亟待地质工作者发现、开发矿产资源，为工业发展提供原料，李四光接受了这个任务，开始全国地质机构的重组工作。

　　1950年，全国地质工作者还不到300人，而且分散在各地的各个机构，大家对于重组的意见并不一致。李四光在了解情况后，决定给每个地质工作者都写一封信，征求他们对改革重组的意见。不论地质工作者是在研究所、矿山还是野外地质队，信都是直接寄给本人。两个多月后，收到大部分回信，综合这些回信的意见，并同有关方面协商，李四光提出成立“一会、两所、一局”的意见。“一会”是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这是地质部的前身；“两所”是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南京古生物研究所；“一局”是财政经济委员会地质勘探局。这个意见上报周恩来总理，经政务院批准，新中国最早的地质领导机构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组建成立，李四光被任命为主任委员，1952年又被任命为地质部第一任部长。在组建领导机构、地质科学研究所和矿产勘探队伍的同时，李四光还着手开办地质学校，为国家培养地质科研调查人才。除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原有的地质系以外，1952年开办了东北地质专科学校（长春地质学院的前身），李四光担任首任校长。后来又陆续成立了北京地质学院、成都地质学院等，培养了大批地质人才。加上国家逐年给地质部门配调的干部职工，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末，全国地质队伍已发展到20多万人，保证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地质勘探任务的完成。如今，中国的地质普查已经覆盖了大部分国土，地质科学研究水平也名列世界前茅，这一切都起始于70多年前不到300人的地质队伍。

　　在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以及后来的地质部的领导下，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地质工作者对71种矿产进行了勘探，其中有64种取得了储量。

　　在所有待开发的矿产资源中，石油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种。20世纪初，国内外的地质学家大多对中国石油资源的远景抱着悲观的看法。1922年，美国学者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和西伯利亚的石油资源》的文章，认为中国缺少中新生代海相沉积，在中国发现大油田的可能性不大，于是就有了“中国贫油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初，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中国的石油供应成了大问题。当时的十分关心中国究竟有没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如果没有，是否要走人工合成石油的途径。人工合成石油不仅成本高，提炼技术也很复杂，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走这条路的。对于中国到底有没有石油，咨询了国内很多地质学家，都没有得到一个肯定的答复。1953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这年年底，毛主席、周总理和其他征询李四光对石油问题的看法。对于“中国贫油论”，李四光一直持反对的态度。早在1928年，他在《燃料的问题》一文中就提出：“美孚的失败，并不能证明中国没有油田可采。中国西北方出油的希望最大，然而还有许多地方并非没有希望。热河据说也有油苗，四川的大平原也值得好好的研究，和四川赤盆地质上类似的地域也不少，都值得一番考察。”1939年，李四光在英国出版的《中国地质学》一书中也特别指出：“这个新华夏系的内陆沉降带，我们有证据认为是白垩纪内陆盆地的发展。如果在北部平原下部，钻探到足够的深度，并加以地震勘探，应该可以发现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沉积物。”“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沉积物”指的就是石油。

　　李四光从他自己建立的新华夏构造体系出发，分析了中国的地质条件，向毛主席等陈述了他反对“中国贫油论”的观点。李四光认为，找油要考虑的是有好的生油条件和好的储油条件，不要局限在是否有海相沉积。他深信在中国辽阔的领域内，天然石油资源的蕴藏量应当是丰富的，关键是要抓紧做地质勘探，并且提出应该重点工作的地区。同志赞成李四光的意见，后来周恩来总理在一次会议上提到了这件事，他说：“石油在我们的工业中是最薄弱的一个环节……首先是勘探的情况不明。地质部长很乐观，对我们说，地下蕴藏量很大，很有希望。我们很拥护他的意见。”

　　1959年9月，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前夕，好消息传来，东北松辽平原的两口油井在两天内先后喷油。大庆油田的发现，基本解决了当时中国的石油自给，彻底推翻了“中国贫油论”。

　　李四光一生的道路曲折、漫长，直到进入古稀之年才找到了“归宿”。在中国的领导下，他把全部智慧和力量都倾倒出来，献给党、献给国家、献给人民。1958年，李四光光荣地加入了中国，从此，他更加感受到生活的美好与充实，“像是一个刚出生的婴儿，生命的新起点才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