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各国科学界近年来的实践表明，通过加大传播力度，科研机构和科学家都可以收获从科研资助到机构赞助到产业化和技术转移等一系列实实在在的好处。在这方面，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下文简称“ＭＩＴ”）、普渡大学及位于麻省伍兹霍尔（Woods Hole）的海洋生物研究所（Marine Biology Lab, MBL）和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Woods Hole Oceanographic Institution, WHOI）等尝到了实实在在的甜头。

　　虽然更好的传播能让科学家受益，但即便在英美这样非常重视传播的国家，很多科学家也并不热衷于传播。1960年代之前，西方科学界普遍的做法也是不重视传播。当时，推动传播的各种力量更多从传播义务着手，既强调科学传播是让广大纳税人了解其税款在科研领域被如何使用，也要求科学界为自己提供公共服务。

　　随着时间流逝，随着科技期刊和科研机构逐步地将传播工作摆上日程，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开始意识到，科学传播是获得同行关注、公众支持和决策者青睐的必要过程。近年来，欧美等国多次针对科学家的大规模调研结果都表明，科学家通过积极传播自己的科研成果、参与科学传播过程，收益很大。其收益包括容易获得科研资助、研究遭遇较小的公众阻力以及更易于与同事沟通。

　　2009年美国科学促进会进行了一次调查。从2009 年5 月1 日~6 月14 日，美国科学促进会对在线 名涵盖各个学科的会员进行调查。结果表明，一方面美国公众对科学和科学家给予很高评价，另一方面，科学家对公众和媒体的科学知识不抱乐观态度。

　　但与此同时，接受调查的科学家都表示了向媒体和公众传播科学的重要性。有接受过采访经历的科学家们普遍表示，非常满意自己在媒体中的表现。在接受调查的科学家中，97%的科学家表示他们应该就核能或干细胞等争议话题，积极地参与公开辩论，影响决策。

　　另一项由相关组织在2005~2006年间科学家对法国、德国、日本、英国和美国流行病和干细胞研究领域进行的调研则表明，多数科学家认为，媒体采访提高了他们的影响力和进一步获取科研资助的可能。

　　在威康基金会支持下，英国皇家学会也在2006年启动了“就科学传播影响因素对科学家和工程师的调查”。他们抽取了1485名在大学中工作的科学家进行调查，结果显示：认为应该将自己的科研与公众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的人占了64%，认为自己的科研应该与给公众生活带来好处结合起来的人占了60%。这两个选项所占比例远远超过选择其他选项的人。

　　就科学界而言，向新闻界发布重要研究的新闻稿不但实践了向大众普及科学这一使命，也提升了科研项目自身的知名度及其影响因子。银河galaxy官网例如，《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一项研究发现，如果该刊的某篇论文被《》报道，一年内它被引用的次数将比其他论文增加72%，英国医学期刊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

　　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的武夷山等人也研究了国内期刊与媒体报道的关系。他们发现，通过百度检索到的某期刊的网页越多，期刊的影响因子也越高。值得一提的是百度并没有像谷歌一样开通专门的学术检索功能，因此，通过百度检索到的期刊名称，在很多情况下可能与包括大众传媒在内的非专业媒介的提及次数有关。

　　正是因为科学传播已经让美国的科学家们尝到了甜头，所以MIT、普渡大学、以及位于麻省的MBL和WHOI等机构都非常重视传播。

　　在MIT，新闻与传播团队多达15人，这个数目不包含各个院系都至少会有一名负责传播的工作人员，此外，由MIT学生办的报纸《The Tech》，每周一次都会报道不少校内的新闻。

　　与中国国内科研机构撰写新闻稿时总要考虑机构宣传不同，在MIT缤纷的网站上的科研进展栏目从来看不到MIT科学家又取得了什么成绩这类的报道。所有的科学和技术进展报道都是按照一般读者的口味来组织，与大众传媒刊登的内容并无不同。同时，MIT网站的新闻栏目经常会有特写文章，这些文章并不一定专门针对MIT为主的科研，比如关于新能源的展望，可能只是介绍部分MIT在做的工作或只是引述了MIT教授的观点。

　　普渡大学的情况与ＭＩＴ类似。在该校新闻发言人、传播总监Jeanne Norberg看来，学校网站的新闻报道就应该与大众媒体的报道一样，这样才能吸引读者前来阅读。普渡新闻团队由于重组，近年来编制从13名减少到6名，但仍有大量自由撰稿人来帮助撰稿。该校新闻团队每年的新闻产出高达250多条，其中包括科研进展、校园新闻和新闻特写。

　　MBL和WHOI也都非常重视传播，两个机构的科研人员与传播部门人员之比均达到了50:1，其中250名科研人员的MBL的传播部门有6名全职工作人员，其比例远远超过了中国科学院最大的研究所。MBL和WHOI都提供媒体奖学金，供全世界的记者申请在那里度过2周多时间，深入科学家们的工作。

　　而这两个私营科研机构也都尝到了传播的甜头。粗略算了一下，最近几年，不算各种科研经费，MBL平均每年都累计有上千万美元的捐款。WHOI没有获得这个数据，但他们遇到重要的发现，会跑到波士顿甚至是华盛顿来举行新闻发布会。所谓，有成本就必然有收益。

　　尽管传播的好处显而易见，但科学家并不一定自动地就会投身其中，为此，科学传播工作者需要进行大量的工作。

　　Norberg指出，并非是科学家们认识不到传播的价值，而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不知道该如何传播，所以也就不会优先考虑传播工作。为此，普渡的新闻团队会与各个院系常规联系了解他们的最新科研进展。

　　“普渡作为一所公立大学，一直有重视传播惠及公众的传统。虽然校方并没有任何强制要求，但这种氛围会感染这里的科学家。”Norberg说。

　　通过长期的实践，普渡已经形成了在重要论文发表前，新闻团队与科学家进行及时沟通的传统。通过这种沟通，通常会生产出精彩的新闻稿。普渡的新闻团队每年所生产的250多篇新闻稿，被媒体采用率为百分之百。在Norberg及其同事看起来，普渡生产的新闻稿与媒体报道并无不同，不但会有对科研本身的介绍，还会采访第三方科学家进行评议。

　　“采用率这么高，是因为我们既了解科学家的工作，也熟悉媒体。”Norberg说。普渡大学新闻团队的所有成员都有媒体经历，深切了解媒体的需求。同时，每年校方和一些学院都会支持新闻传播团队对科学家进行传播能力的培训，Norberg本人还是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兼职教授。在传播能力培训会上，尝到了传播甜头的科学家会现身说法，鼓励同行们尤其是青年同行们更加踊跃地参与传播过程。

　　值得一提的是，包括Norberg本人，普渡新闻团队成员并非都经过自然科学的训练，他们所遵循的，更多的是一般的新闻素养。

　　对待记者，普渡的新闻和传播团队所做的，主要是帮助他们更容易了解科研内容，更容易找到科学家。“我们从来不在记者和普渡的科学家之间设立屏障，即便对于负面新闻也如此。”Norberg很骄傲地说道。

　　近年来，普渡的新闻传播专业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普渡传播学院院长Howard Sypher教授认为，具有科学传播能力的毕业生最受用人单位欢迎，因为他们不仅能写好一般性的文字，还能阐释不断出现的新技术；另一方面，虽然美国传统媒体在缩减规模，但各个领域对传播人才的需求则不断增加。

　　“这样，我们的科学传播人才不仅仅是置身于媒体和大学中，很多大企业对他们的需求也非常强烈。”Sypher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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