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人员要有分寸地传播成果，过度宣传会让社会过分期待，若目标不能实现，最终将造成社会对科学家和科学的不信任。”面对科研界的宣传“浮夸风”，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学术主任蒲慕明在接受《中国科学报》专访时，直指“夸大宣传”的不良后果。

　　以特定方式包装、剪裁科研成果并夸大宣传，这种“灰色地带”的失信行为，近年来越发频繁地出现。究竟什么样的成果是真正的“重大”“重磅”成果？哪些表述应谨慎使用？蒲慕明在受访时给出了建议和思考。

　　蒲慕明以癌症治疗为例指出，多年来，不断有媒体报道某种癌症找到了解决方案，将正在研发的药物描述为可治疗某种癌症，但事实上，多数癌症迄今还不能真正被治疗。

　　“让社会产生过度期望，将使大众对科学家和科学发展失望，甚至形成科学家讲话不可靠的印象。而在此过程中，科学家夸大个人成果是重要因素。”蒲慕明说。

　　“个人的性格和需求、所处的科研发展阶段，都会影响其对分寸的把握。比如，科研人员原本性格喜欢夸大或是自己不受认可时，会夸大个人成果的重要性。”蒲慕明说。

　　另一方面，为了赢得社会和学术共同体的正面评价、出于个人申请经费需要和想得到更高的“帽子”等，也是原因之一。

　　“对于外行人来说，他们不能全面理解科研成果的重要性，而科研人员为了强调其重要性，且认为应该得到更高的评价时，常常就会将其夸大。”蒲慕明表示。

　　那么，科研人员应该传播自己的成果吗？蒲慕明认为，科学传播很重要，当有了真正的重大发现时，肯定要进行传播让社会了解，但必须实事求是地描述科学进展，给社会一个“比较符合事实的期待”。

　　“夸大宣传不是我国科研界的独有现象，而是全世界都有的现象，其中的分寸和尺度很难把握。”蒲慕明坦承，通常来说，科研人员都会觉得自己做的研究工作很重要，然而同行却常评价“成果的重要程度没有那么高”。不过，一个人认为自己的研究很重要，正说明了其对工作有热情，这是好事，只是不能夸大其词。

　　“有时候科研机构是容忍个人夸大行为的，因为短期内可以给机构带来声望、大量资金等。”蒲慕明直言。

　　蒲慕明回溯了“黄禹锡造假”案例。2004年前后，韩国科学家黄禹锡的相关研究一度令他成为韩国干细胞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之后，他所在的首尔大学成立国际干细胞研究中心，由黄禹锡担任主任；韩国政府授予其“韩国最高科学家”荣誉，并向他的研究小组提供数百亿韩元研究经费。

　　然而，2005年，首尔大学调查发现，黄禹锡发表在《科学》上的干细胞研究成果均属子虚乌有，相关数据属伪造。这一事件不仅使其本人名誉扫地，韩国整个干细胞研究领域也遭受到了巨大冲击。

　　蒲慕明曾与黄禹锡的同事交流过此事。“他们觉得，黄禹锡平时就比较喜欢夸大，申请经费时，他为单位带来了很大利益，单位对他的夸大行为是容忍的，而这种容忍也成为他最后走向造假深渊的重要因素。”

　　从言语上的夸大到科学行为的造假，是一个渐进过程，如不加以制止，科研失信或许只是时间问题。

　　“我国不是没有制度，我国关于科研诚信的规章制度是全世界最严的，只是没有严格实施，也没有人对最终的审查决策进行监督。”蒲慕明强调，对于夸大宣传、论文挂名、成果报奖等科研活动中的“灰色地带”，科研单位应真正落实制度、做好把关审查。

　　近年来，相关部委发布多项科研诚信规制，中国科学院更是连续5年发布科研诚信提醒，基本涵盖科研活动全过程。

　　“我看到最近对中国科学院有关论文署名和报奖问题提醒文件的学习情况，就是大家读一遍就完了，没有真正花时间剖析反省自己或单位是否存在这种情况。”这种现状让蒲慕明感到担忧。

　　他坦言，其实科研人员都明白“灰色地带”的行为是不合理的，但他们常常有种“无力感”整个科研文化环境如此。比如论文挂名，只是向某位研究人员要了一点样品，就得把他挂名为共同通讯作者，而这位“合作者”可能连论文都没有好好读过，但报奖时却将论文列为他的重要成果之一。一般科研人员的想法是， “不这么做可能会得罪人，以后工作不方便”。

　　蒲慕明强调，科研单位一定要有明确的具体措施，针对此类“灰色地带”问题找出解决方案。

　　对于当前科研诚信调查中存在的问题，蒲慕明认为，我国需要成立由同领域专家组成的第三方独立审查部门，作为科学失信案件的“纪委”，真正负起责任，并给出判断，依据规章制度给予相关负责人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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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补空白”“重大突破”常被用作描述科研成果的重要性，但如何使用才是合理的？

　　蒲慕明认为，填补空白，通常是指做出了某个国外有而国内没有的成果；“从1到100”的渐进式发展，也可称作填补空白。

　　而只有“从0到1”的创新才能被称为真正的“重大突破”，其能开创新理论和技术的范式、方向，能改变一个研究领域的发展格局。不是在权威期刊上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就称之为“重大突破”。蒲慕明表示，属于“重大突破”的工作很少，它需要科研人员长期甘坐“冷板凳”，而且其影响要经得起时间考验，“看看未来有多少人受你工作的影响，才能够定义”。

　　“事实上，绝大多数的科学研究都是从1到100，但它的重要性并不亚于从0到1。”蒲慕明说，“因为从0到1是证实原理， 而从1到100是真正将理论推向实际应用不可少的苦功夫，有时是更难的工作。”

　　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神经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神经所）是全国最早进行科研诚信教育的科研机构之一。研究所成立后不久，蒲慕明在年会报告中就曾专门阐述过科研诚信的重要性。2012年，神经所创建开设了科研诚信课程，蒲慕明以及一些研究组长一直担任授课老师。

　　蒲慕明还在研究生年度论文指导委员会中推动建立“批评文化”。“实验设计不合理、结果不可靠，委员会的老师们要当场提出来。”蒲慕明说，他参加过上百个研究生的论文指导委员会，“我自己的研究生就曾经被批得体无完肤”。不过，他感到很欣慰，神经所的论文指导委员会发挥了很好的职能，该所毕业的学生很受国际顶尖名校的欢迎，“他们既有接受批评的心态，也有批评别人的勇气，这实际上是一种求实求真的科学态度”。

　　“诚信是一种习惯。要让年轻一代明白科研活动中的灰色地带是问题，这样才能把握分寸；否则，把灰色地带当成习惯，久而久之，就可能演变为造假行为。”蒲慕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