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河官方官网“科研人员要有分寸地传播成果，过度宣传给社会造成过分期待，若其目标不能实现，最终将造成社会对科学家和科学的不信任。”面对科研界的宣传“浮夸风”，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学术主任蒲慕明在接受《中国科学报》专访时直指“夸大宣传”的不良后果。

　　以特定方式包装、剪裁科研成果，夸大宣传，这种“灰色地带”的失信行为，在近年来越发频繁地出现。究竟什么样的成果是真的“重大”“重磅”成果？哪些表述应谨慎使用？蒲慕明在采访中给出了一些建议和思考。

　　蒲慕明以癌症为例指出，多年来，不断有媒体报道某种癌症找到了解决方案，将正在研发的药物描述为可以治某种癌症，但事实上多数癌症到现在也不能真正治疗。

　　“给社会造成过度期望，将使大众对科学家和科学发展失望，甚至形成科学家讲话不可靠的反科学社会潮流。而这个过程中，科学家夸大个人成果是重要因素。”蒲慕明说。

　　在蒲慕明看来，科研人员夸大宣传个人成果，既有个人原因，也有外部环境因素。

　　“个人性格和需求、所处科研发展阶段不同，都会影响其对分寸的把握。比如原本性格喜欢夸大，或是当自己不受认可时，会夸大其重要性。”蒲慕明说。

　　另一方面，为了社会和学术共同体的评价，以及个人为了申请经费、得到更高认可的“帽子”等也是原因之一。

　　“对于外行人来说，他们不能全面理解科研成果的重要性，而科研人员为了强调某种重要性，且认为应该得到更高的评价，常常就可能夸大。”蒲慕明表示。

　　那么，科研人员应该传播自己的成果吗？蒲慕明认为，科学传播很重要，当有了真正重大发现时，肯定要进行大众传播，让社会了解，但必须严谨，实事求是描述科学进展，给社会一个“比较符合事实的期待”。

　　“夸大宣传不只是我国科研人员的独有现象，而是全世界科学家都有的现象，其中的分寸和尺度很难把握。”蒲慕明坦承，通常来说，所有科研人员都会觉得自己做的研究工作很重要，然而同行却常评价“成果的重要程度没有那么高”。不过，一个人认为自己的研究很重要，正说明了其对工作有热情，这是好事，只是不能够夸大表述。

　　“有时候科研机构是容忍个人夸大行为的，因为短期内可以给机构带来声望、大量资金等。”蒲慕明直言。

　　蒲慕明追溯了“黄禹锡造假”案例。2004年前后，韩国黄禹锡在干细胞领域的研究，一度令他成为韩国干细胞领域的领军人物。之后，他所在的首尔大学成立国际干细胞研究中心，黄禹锡担任主任；韩国政府授予其“韩国最高科学家”荣誉，并向其研究小组提供数百亿韩元资金用于研究等。

　　然而，在2005年，首尔大学调查却发现，黄禹锡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干细胞研究成果均属子虚乌有，有关培育出胚胎干细胞的数据属伪造。这一事件这不仅使其本人名誉扫地，整个韩国的干细胞领域也遭受到了巨大冲击。

　　蒲慕明曾与黄禹锡的同事交流过此事，“他们觉得，黄禹锡平时性格就比较喜欢夸大，包括申请经费时，他为单位带来了很大利益，单位对他的干细胞研究群体的夸大行为是容忍的，而这种容忍也成为他到最后走向造假深渊的重要因素。”

　　从言语上的夸大，到科学行为的造假，是一个渐进过程，如不加以制止，科研失信或许只是时间问题。

　　“我国不是没有制度，我国关于科研诚信的规章制度是全世界最严的，只是没有严谨实施，也没有人真正肯负责监管最终的审查决策。”蒲慕明强调，对于夸大宣传、论文挂名、成果报奖等科研活动中的“灰色地带”，更重要的是科研单位必须真正落实制度、做好把关审查。

　　近年来，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等相关部委发布多项科研诚信规制，中国科学院更是连续5年发布科研诚信提醒，基本涵盖科研活动全过程。

　　“我看到最近对中科院有关论文署名和报奖问题提醒文件的学习情况，就是大家读一遍就完了，没有真正花时间剖析反省自己或单位是否存在这种情况。”这种现状让蒲慕明感到担忧。他坦言，其实科研人员都明白“灰色地带”的行为是不合理的，但他们常常有种“无力感”，整个科研文化环境如此，比如论文挂名，只是向某位研究人员获得一点样品，就得把他挂名共同通讯作者，而这位“合作者”连文章都没有好好读过，报奖是也列为他的重要成果之一。一般的想法是 “不这么做可能会得罪人，以后工作不方便。”

　　蒲慕明强调，科研单位一定要有明确的具体措施，针对此类灰色地带问题找出解决方案。

　　对于当前科研诚信调查中存在的问题，蒲慕明认为，我国需要成立由同领域的专家们组成第三方独立审查部门，作为科学失信案件的“纪委”，真正具体负起责任，并给出判断，依据规章制度给予相关负责人惩戒。

　　“填补空白”“重大突破”......常被用作描述科研成果的重要性，但如何使用才是合理的？

　　蒲慕明认为，填补空白，通常是指做出了某个国外有，而国内没有的成果；“1到100”的渐进式发展，也可称作填补空白。

　　而只有“0到1”的创新才能被称为真正的重大突破，能够开创新理论和技术的范式、新方向，能够改变一个研究领域的发展格局，并非只是在权威期刊上发表一篇重要文章，就称之为重大突破。蒲慕明表示，属于重大突破的工作很少，它需要长期甘坐“冷板凳”，才可能成功。而且其所产生的影响需要经过时间考验，“看看未来有多少人受你工作的影响，才能够定义。”

　　“事实上绝大多数的科学研究都是1到100，但它的重要性并不亚于0到1。”蒲慕明说。“因为0到1是证实原理（proof of principle）, 而1到100是真正把理论推向实际应用不可少的苦工夫，有时是更难的工作”。

　　中科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神经科学研究所（简称“神经所”）是全国最早进行科研诚信教育的科研机构之一。研究所成立后不久，蒲慕明在年会报告中就曾专门阐述过“科研诚信”的重要性。在2012年，神经所创建开设“科研诚信”课程，蒲慕明以及一些研究组长一直在担任授课老师。

　　蒲慕明还在研究生年度论文指导委员会中推动建立“批评文化”，已持续了20年。 “实验设计不合理、结果不可靠，委员会的老师们要当场提出来，批评研究生，但实际上就是在批评其导师”。蒲慕明曾经参与了上百个研究生的年度论文委员会。“我自己的研究生就曾经被批得体无完肤，而我就在会上听着批评”。不过，他感到很欣慰，神经所的论文指导委员会的功能比美国的一流大学还好，毕业的学生很受国际顶尖名校的欢迎，“他们既有接受批评的心态，也有批评别人的态度，这实际上是建立了求实求真的科学态度。”

　　“诚信是一种习惯，要让年轻一代了解科研活动中的灰色地带是问题，才能把握分寸，否则，当把灰色地带当成习惯，久而久之，就可能演变为造假行为。”蒲慕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