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习在中国科学院考察工作时提出，中国科学院要率先建成国家高水平科技智库。2016年5月，习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再次强调“要加快建立科技咨询支撑行政决策的科技决策机制，加强科技决策咨询系统，建设高水平科技智库”，并要求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发挥好国家高端科技智库功能”。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把强化科技战略咨询纳入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总体部署，标志着我国科技智库建设也迈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尽管一些学者分析了中国特色智库的发展之道，但大多局限于智库体系的整体情况说明，没有聚焦于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智库，去探究其发展历程和实践经验。如何在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征程上，汲取中国本土化智慧经验让科技智库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宝贵经验，构成了本文研究的核心内容。

　　从科技智库的科学概念、科学目标和科学发展方向认识和理解科技智库的科学内涵，是充分把握和掌握科技智库高质量发展趋势和发展路径的必要条件，也是发挥科技智库前沿预判能力、系统解析能力、交叉基础能力和综合集成能力的重要前提，更是落实以科技战略和科技决策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核心任务的重要保障。

　　科技智库的科学概念。智库是具有科学研究职能、稳定且能承担起为政府出谋划策功能的组织或机构；而聚焦科技创新领域，服务国家科技决策，或以科技为基础的经济社会问题的智库便是科技智库。科技智库作为典型的专业智库，其特殊性体现在：围绕科学技术主题，研究内容具有知识技术密集的特征；需要从科学创新规律出发研判科技走势；要为国家科技战略、规划、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提供意见与建议。

　　科技智库的科学目标。在新时代新阶段背景下，我国科技智库建设有3个主要目标：进一步优化科技智库的运转效能，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科技智库发展呈现社群化、联盟化特征，朝系统化、体系化方向迈进。科技智库增加对外交流活动，积极推进国际伙伴的战略研究联系。

　　科技智库的科学发展方向。科技智库推动创新发展、提高科技决策水平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科技智库的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当前，学术界对我国科技智库的探索方向主要有4个切入点：与国外典型科技智库进行对标研究，在总结国外科技智库类型、形态、运作和研究内容的基础上分析我国科技智库改进的方向和路径。从现实角度出发对我国科技智库在组织形式、运行机制、管理方式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描述，并提出相应发展思路和解决对策。针对当前大数据等新技术趋势，探讨我国新型科技智库的建设路径。从理论层面分析当前科技智库的构建、运行和治理问题。

　　中国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赋予了我国科技智库在组织发展、机制运行等方面的特殊生存属性。我国科技智库不是单纯从事调查研究工作的机构，而是拥有一定使命、为实现自己所信奉的政治价值观或理念而奋斗的组织。尽管，科技决策的“谋”与“断”分开让科技智库与决策中心形成2个在权力、职责和任务上均有差异的相对独立系统，但是，官方主导模式使我国科技智库在变革进程中始终与决策部门保持密切的互动。这特殊的“智政关系”使我国主要的科技智库具有4个重要特征：及时获取一手信息、数据情报资料，更能够畅通科技智库的融资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渠道。因此，我国科技智库能够专心从事研究工作，保证了研究成果的高质量，并且能够与决策机构实现无缝对接，使成果产出能够迅速转化为决策方案。避免依附强势利益集团这一漏洞，具有保持相对稳定的资金来源和专业专注度。例如，我国科技智库可通过政府和市场等多种方式和手段解决资金来源问题；因此，可以有效避免因党派竞争所导致的政治议题和意识形态摩擦的问题，促使科技智库更为专注于具体“技术性”问题解决。拥有较为特殊的组织架构和成员结构，保证科技创新资源的统筹力度与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例如，一些中国科学院院领导或院士有政府部门任职经历，这种经历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学界、行业与政府之间互动交流，提升科技智库资源统筹和管理效能，缩短智库咨询与决策之间的链接过程。始终坚持“知识为民”的价值理念。尽管科技政策长期以来与社会公众之间有很强的知识壁垒，是科技专家统治的领域，但我国科技智库与资本主义国家科技智库发展路径具有本质不同，是以中国特色方式努力保持与决策者、科学共同体、社会公众间的密切联系，表现为：科技智库利用其权威性和各种渠道，创造与决策者、社会公众的沟通机会；不仅从社会提取民意和最新的科技情报，还将科技创新战略与政策转化为大众易懂和易获取的语言和形式，传递并解读相关政策信息，缓解公众对科技政策的信任危机。

　　我国科技智库建设发展从最初以国家高位推动为特征到现阶段呈现出政府、大学、科研机构、企业和其他社会力量等多元力量推动的变化趋势。2013年，我国开启了科技智库建设的热潮。2015年，中国科技智库发展进入了“快车道”——新智库成立、已有科研院所和高校智库改制活动增加。《关于深入推进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的意见》的出台不仅有助于推动多家科技智库入选高端智库试点单位名单，而且还有利于引导各省市积极开展各地的高端智库试点工作。例如，2021年与科技智库相关的法规数量激增。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大型技术公司根据政策引导，依托自身优势建设了企业智库；这些公司开发的大数据智库产品，多次为政策咨询提供支撑服务。

　　党和政府既是公共政策制定者，也是我国科技智库最主要的服务者；他们在我国科技智库思想市场中具有“高位推动”的特质，可以释放政策需求偏好，以项目形式主导科技智库的运营。因此，我国智库体系呈现出圈层结构的特点，而科技智库体系同样具有这一典型特征。依赖于党和政府科技决策咨询需求的强力牵引，按照科技智库与决策者的亲疏关系，以及“谏言”渠道畅通与否，可以确定我国科技智库的圈层架构：一层架构是包含从中央到地方科研院所的结构；二层架构是围绕以党和政府决策为核心的科技政策思想市场圈层展开的科技智库体系结构。

　　中国科技智库具有“小核心、大网络”的“综合集成”组织结构，通过吸收平台化的发展理念，为所属科研院所的专家提供发声平台与项目获取机会，让更多的科学技术研究者主动加入咨政建言队伍中。科技智库“综合集成”主要表现为“科技智库中心”+“研究网络”的功能表达：一方面，以党和政府委托项目为平台集成研究共同体；另一方面，通过科技智库中心决策咨询平台搭建，形成服务决策的渠道和品牌，为党和政府提供关于科技政策和战略的信息、知识与建议。横向上，科技智库“综合集成”使得不同行业、领域专家形成广泛联结、组成科技政策研究联合体，使基础研究和政策研究相结合；纵向上，科技智库“综合集成”使决策层、研究层和数据层通过综合集成的方式确保决策咨询体系的效率。

　　中国科技智库的业务出现领域融合和交叉现象，科技智库的成果和产品的适用范围也从早期单个学科领域逐渐向多学科领域兼容发展。新兴技术助推科技智库高质量发展，现代信息技术渗透促使科技智库研究方法不断创新，科技智库利用数字技术进行智库资源整合和信息联通来创新调查研究过程、分析思辨路径。

　　进入新时代，新型科技智库从利用文本分析、逻辑推理、规范分析等传统方法进行研究转向利用个案研究、数据分析、问卷调查、深度访谈、模型构建等交叉实证方法，充分使用预测工具进行可视化数据分析，使我国科技智库成果质量显著提升。并且，数字化平台嵌入令智库面向主体日益多元化，成果形式更加丰富，智库产品也不再局限于文字报告为主的成果政策专报；将学术期刊与新媒体技术相融合、邀请不同领域的专家进行在线访谈、举办线上线下的学术论坛等都成为科技智库产品生产和推广形式，在不同程度上强化了科技智库机构的政策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

　　科技智库与其他种类智库的本质区别在于科技智库专业性极强。多年来，随着我国科技智库管理方式和运行机制不断革新，我国现代科技智库的人才多元化、复合化特征显现。科技创新逐渐演化为横跨政治、外交、军事、文化等诸多领域的问题，科技智库工作者也随着软科学研究在体制内得到普遍认同而增加，科技智库专家结构呈现多元人才结构的特点。科技智库具有极强的分析跨学科性，其研究方法具有文理学科交叉的特点。科技智库研究员往往具备一定的跨领域理论知识，这既保障了科技决策咨询主体的广泛性和专业性，也使科技智库的人才储备从单一软科学、硬科学专家向具有复合型知识的智库人才方向发展。

　　现阶段，科技智库缺乏全能型或多学科背景的复合型的人才。一方面，科技智库工作人员之间的搭配机制并不完善，科技专家和政策专家更多是分开单独地进行研究，或只是简单地把双方的研究进行加成，没能充分利用和融合智库的情报分析、科技、政策和专业工具等力量分析和研究问题；另一方面，科技智库创新人才的薪资、医疗、保险等方面的软环境建设投入不足、相应配套不够健全，导致科技智库对科技智库人才的吸引力不足，因而难以支撑高水平科技智库的发展。

　　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可见，我国科技智库的软科学成果产出相比基础理论方面的成果要低得多。此外，中国科技智库的研究大多集中在阐释和解读政策的重复性、低效性研究，缺乏具有前瞻性、针对关键前沿问题的研究，以及相关的战略性布局。我国科技智库的产出成果大多只输出给政府的相关机构，缺乏把研究成果有效传播和转化的多元渠道及机制，极大地降低了这些研究成果的引用和转化频率。

　　科技智库的发展不仅需要坚实的研究力量支持，也需要智库人员充分了解国家对智库的规划和指示，以及智库自身的发展理念。这些是科技智库实现创新，以及建立自身鲜明特色的关键。然而，由于我国在科技智库管理、资源共享、评估、成果转化、传播及国际交流等方面体制机制不够完善，不利于对科技智库发展的指导与科技智库水平的提升。这导致相关智库工作人员对国家智库建设的规划了解不足，研究缺乏创新和预判性的结论，也缺乏可实施的建设性方案，仅停留在对政策或事件的描述和解读上。同时，在我国数据库数量有限、资源共享机制尚不完善的情况下，一些科技智库人员难以获得最新的信息和数据资源，而各科技智库为了自身发展而争夺有限资源和话语权的情况又未能得到有效缓解，因而需要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来搜寻信息和数据。这些都导致资源利用效率低下，从而降低了科技智库的研究效率和成果质量，无法满足我国建设科技智库的发展需求。

　　科技智库自身经费投入增长相对缓慢，致使科研经费投入强度不高，特别是不同科技智库主体之间及其内部科研经费投入强度差异明显。比如，大中企业及民间组织科技智库主要依赖企业和基金会的资助，经费投入有限，科研经费强度明显较低。因此，经费来源和投入形式的单一性和依赖性，致使科技智库研究经费强度不高，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我国科技智库的创新成果产出，以及科技创新活动发展的进程。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深且全球科技智库的国际影响力也在增加的背景下，提升我国科技智库的研究力量，优化中国特色科技智库的建设及其布局至关重要，迫切需要根据我国科技智库建设所面临的问题和制约因素制定相应的对策。

　　随着新时代研究领域的跨界、研究技术体系化，以及组织模式网络化的发展趋势日益显著，需要在国家层面完善科技智库的顶层设计，优化科技智库的多元化、标准化发展体系，以确保我国科技智库能在新时代中扮演好3种角色：创新思想的产出者。科技智库本身具有与科学技术相关的知识生产能力，需重视研究积累、战略性和方向性思考能力培育、科技创新趋势前瞻。这些思想认识不仅涉及科技政策制定层面的思想性知识，还应体现出科技政策执行方面的谋划；前者以学术性和总体性为主要特征提供决策前的思想和方向性产出，后者是对政策方案执行的推演过程建言献策。科学技术知识再生产的组织管理者。根据政府决策中的明确知识需求，科技智库要及时在时间和方向上对科技创新思想市场的知识生产进行调整，收集整理有关科技情报，组织相关领域的专家提供学术和专业支持。科学普及的推动者和科技政策的宣传者。推动科技智库“数智化”发展，实现科普任务、科技政策的有效宣传，扩大科技政策的影响范围和社会认可度。

　　为此，要进一步优化科技智库的整体战略布局，发挥好科技智库在推动国家创新发展战略的角色担当。具体而言，宏观层面，通过建设数据平台、规划重点项目等方式对科技智库的总体发展等进行顶层设计。中观层面，保证科技智库体系内部分工协作、共同发展。例如，官办科技智库可以承担我国科技创新和改革的主要任务；高校科技智库则侧重基础研究和创新理论研究等。针对科技智库业务出现领域融合和交叉的现象，可以建立科技智库与其他组织的相互联系、相互支撑机制，使其形成有机整体，与不同层级、行业、领域的多元主体共生共进。微观层面，科技智库机构可以与其职能存在竞争或互补关系的机构，如专业咨询公司、媒体、国际组织、金融机构和大型企业的研究者共同承担政府项目。例如，在新冠疫情期间，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等联合各大高校与各类社会智库展开充分合作，动员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从事基础研究的相关人员共同解决疫情问题，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数据的科学性是提升科技智库的科技含量质量的保障。科学的数据是科技智库开展问题识别、情境分析、信息提炼、知识生产、决策形成及社会传播的真实性、可靠性的关键，也是系统化、结构化组织人员、机构、资金、项目、平台、政策等各要素的基础，更是科技智库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科技智库开展数据调研调查，这是获取科学数据的第一步，也是甄别数据科学性的第一步；不断比对、检查、修正和整合数据集，这是提升科学数据的准确性和精准性的关键；强化科学数据整理、描述、质量控制和文字编辑工作等，解析、研判、更新、完整数据库，这是推动科技智库科学数据实现共享共建的关键性之举；实现科学数据激励机制，增强科技智库研究人员对数据共享实践的信心和意愿。

　　科学、有效的智库研究方法对打造我国科技智库的研究体系、研究特色起着关键作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互补和协同需要创新研究工具和方法，同时涉及多层次、多主体、多目标的复杂问题需要系统工程理论的指导；而定性研究、定量研究、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只是智库研究方法的基本分类，还要在此基础上以预见、评估、解决社会发展中与科技相关问题为目的，形成解决复杂问题的研究范式路径，确保分析路径可靠和相关判断正确。为科技智库研究的系统展开提供路径指导的智库双螺旋法就是可供参考的例子。此外，要使各种科技智库研究方法准确、灵活应用，相应的基础条件须得到保障。可创新建立包含专家库、数据库、项目库等在内的综合检索平台和知识管理系统后台，梳理已有研究成果，以一定的标准形成分类数据库和案例集，以保障研究方案的科学性和通用性。随着前沿科技的发展，可以建立人工智能技术分析系统，帮助完成海量数据的加工、挖掘和分析等工作。例如，将非结构化数据自动转化为结构化数据等，以此增加相关分析的可操作性，为科技智库研究方法创造应用的基础条件。

　　人才是科技智库生存和发展的关键。除了持续不断地招揽和引进人才外，应坚持以科技智库领军人才、青年拔尖人才等为核心，并围绕不同课题针对性地组织具备相关背景和才能的人才进行研究探讨；并在经费、决策及资源方面赋予智库更大的自由度和权力，通过提供足够的空间和资源，培养具备大局观、创新性、前瞻性、能提供精准的预判性结论和建议的科学家和研究人才。区别于其他类型智库，科技智库人才结构更强调复合和多元的特征。因此，应建立和优化科技智库的人才引进、协作、评价、激励和薪资机制，以吸引不同背景的人才进入科技智库工作，优化科技智库的人力资源，完善科技智库的人才结构。

　　为了帮助我国科技智库实现高质量发展并增强其研究力量，需要建立一套客观、公正、科学且权威的中国科技智库评价体系机制；该体系机制应能综合考核和评价科技智库在研究能力、成果产出等方面的水平，从而明确各科技智库的发展方向和优势并提供针对性的支持。同时，各科技智库也应明确自己的定位及目标，在承担科技智库基本功能的基础上凸显出自己的特色，以实现科技智库间的特色化发展。

　　另外，科技智库相比其他类型智库，对科技战略与计划、科技动态情报信息、行业发展新闻等多元数据的需求度较高；因此，政府和各科技智库需要合作建立信息资源共享机制。信息资源共享机制的建立不仅能为科技智库产出创新性研究和方案提供科学数据支持，还能减少信息资源的浪费，以及研究人员为搜寻这些资源而投入的精力和时间。

　　作为信息革命和知识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科技智库要提供科技政策咨询和建议服务，其建设必然是基于时代和现实问题的创新，且须适应中国经济的深刻转型。当前，数字化正成为服务科学决策的重要力量；我国新型科技智库需结合新一轮数字经济变革，依托于各类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技术等新一代科学技术，对新型科技智库的内部结构进行优化，让新型科技智库更好地提供政策产品。

　　可以通过数字赋能信息获取、资源整合、成果传播等，促进科技智库运行机制体系重构、流程再造：在纵向上，拓展视野广度、研究深度、感知速度、研判精度、时间跨度，提升智库研判的智能性、科学性、时效性，使相关分析更加契合科技创新规律和客观事实规律；在横向上，支持广泛的信息获取，拓展更丰富的资源信息源头活水。

　　此外，在数字化背景下还应重视数字人才引进培育，要建立专业人才储备库，更高效地运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为代表的数字技术，适应数字化时代的发展要求，以此提高科技智库的产出数量和成果质量。

　　研究成果是科技智库研究水平的体现，成果转化的频率则代表了科技智库的影响力，而经费投入会直接影响科技智库的成果产出。科技智库要想提升研究能力和影响力，就必须重视成果转化和多元化的经费投入机制的完善，特别是重视强化资金对科技智库创新发展的保障力度。重点统筹社会资金和财政资金，着力健全科技智库创新投入体制机制，设立科技智库创新投资基金，拓展科技智库创新融资渠道，允许科技智库创新成果以股权方式入股企业，也支持企业进行无形资产抵押融资，缓解科研项目科研成果转化融资约束问题，改善科技创新成果的使用成本费用。

　　为进一步提高科技智库创新成果转移转化效率，科技智库不仅需要充分发挥广大科技智库工作者的能力，促进科技工作者之间的深度融合和有效合作，从而产出更多更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也要充分把握数字化时代的趋势和机遇，利用各种数字化平台，让其成果更广泛地为社会各界所知，从而提高成果传播和转化的频率。

　　我国科技智库在充当好国家思想库角色的同时，还必须积极加强同国际顶尖科技智库的交流协作，吸取经验、反思教训，共建共享全球科技动态与前沿信息平台，提升我国科技智库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一方面，积极邀请海外专家来智库公开讲座、进行内部研讨，或者在线辩论等，深化同国际科技智库之间的交流沟通机制；另一方面，推动与国际高校和研究院所等主办的科技智库开展深度合作，强化科技创新问题的相互交流机制，并建立起多元科技智库成果推广机制。

　　（作者：任晓刚、高逸超、高方，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中国科学院院刊》供稿）银河galaxy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