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生命都有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而我们采集的种子，也许在几百年后的某一天生根发芽，到那时，不知会完成多少人的梦想……

　　⦾一天到晚采种子，眼前没有任何经济效益，一辈子也不一定能看到它的用途。但一百年后可能会对人类有用，如果一旦消失，就再也挽救不回来。现在许多植物都濒临灭绝了，人们还叫不出它们的名字，真的是很遗憾。

　　复旦大学教授、植物学家钟扬入藏工作数年后，对“世界屋脊”上矮小而顽强的生命更加敬佩。

　　一次，他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海拔6100米的珠峰北坡，采到了喜马拉雅山雪莲的一个品种、世界上分布最高的高等植物——鼠麴雪兔子。

　　相较其他环境优越地区的种群，鼠麴雪兔子的生长明显要差得多，但这些矮小的植株，竟能耐受干旱、狂风、贫瘠的土壤以及45℃的昼夜温差，在蓝天白云下悄然生长。

　　“它之所以能成为世界上分布最高的植物，就是靠一群又一群不起眼的小草，向新的高地一代又一代地缓慢推进……当一个物种要拓展其疆域而必须迎接恶劣环境挑战的时候，总需要一些先锋者牺牲个体优势，以换取整个群体乃至物种新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遇。先锋者为成功者奠定了基础，它们在生命的高度上应该是一致的。”

　　从2001年开始，他频繁地往返于上海、西藏和其它西部地区。他的身影，在蓝天白云间隐现，在悬崖峭壁间穿梭。

　　由于多次患病和常年奔波造成的疲累，钟扬的心跳每分钟只有40多下，这已是人体生理的极限。

　　钟扬的追求始终是人类、是国家，是科研、是教育。——中科院院士、复旦大学副校长金力

　　2000年的一天，著名生态学家陈家宽问钟扬：“我受命在复旦大学重建生态学科，你想不想来？”

　　这让陈家宽既惊喜又意外。惊喜的是自己没有看错人，意外的是钟扬答应得那么爽快。为此，陈家宽还特意强调了一下：“你在武汉可是副局级干部，你放得下？”

　　彼时的钟扬在学界已经小有名气，同时还担任中科院武汉植物所常务副所长，前途可谓一片光明。

　　然而，他心中一直有一个梦想，希望从科学家转型为既搞科研又搞教学的大学教授。刚满36岁的他，年富力强、意气风发，一心想发挥最大的能量，做出更大的事业。

　　钟扬来到复旦大学担任生命科学学院常务副院长后，行政级别也就定了个正处，但他毫不在意，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原党委书记叶敬仲感慨：“在他心中只有科研和教学，根本没有名利的位置。”

　　上世纪80年代，张晓艳和钟扬从各自大学毕业，同时分配进中科院武汉植物所。钟扬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无线电电子专业，负责建设和维护机房，在植物所，他的工作属于辅助性质。

　　但是他没有乐得享受清闲的时光。看到科班出身的张晓艳每天研究荷花，钟扬冒出了想法：“能否把计算机知识应用到植物研究中？”

　　张晓艳给出建议：“你得学点生物学，你得了解数据背后的生物学意义，不然，你处理不好数据的权重关系，对这些数据也不会有感情。”

　　自称在中科大花了1万小时去学习无线电的钟扬，听到张晓艳的话，没有犹豫，一头扎进生物学的世界。

　　回忆起钟扬当年的选择，张晓艳说：“那时大学生很少，国家百废待兴，他看到了计算机和生物学结合的广阔前景，觉得将来对国家有用处，便做了决定。”

　　转向生物学不久，因为了解到生物学中数量分类学的巨大意义，他萌生了把数量分类学介绍到国内的想法。

　　从收集资料到完全成稿，一年半的时间，钟扬全身心投入到这项工作中。几平方米的小屋里，稿纸堆成了山，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在爬格子的年代，修改文稿远没有现在方便。如果改动少，张晓艳就用剪刀剪一个方格，帮钟扬贴在需要修改的地方，如果改动稍微多一点，便只能全部重新手抄。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不断把国际上最新的研究方法介绍到中国。

　　“当时我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初期，国门一打开，他就赶紧把西方最重要的科学技术信息传播进来。他是一个传播者，他传播的科学技术信息对我国植物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一起步就走到时代的前列。”许多年后，陈家宽这样评价。

　　后来，钟扬和张晓艳喜结连理。上世纪90年代初，夫妻二人共赴美国做访问学者，回国时，别人往往带生活中稀缺的彩电、冰箱等家用电器，钟扬却买了计算机、复印机。

　　两人一起去海关提货时，海关的工作人员无论如何都不相信，怎么可能有人用自己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钱给公家买设备？为此，钟扬还来回奔波了好几天。

　　1999年，两人第二次出国，这次，钟扬心里想着的还是多给单位买设备。他拉着张晓艳一起送过报纸，张晓艳自己还去中餐馆端过盘子。钟扬还挺乐呵：“积少成多，说不定回去时又多买一台打印机。”

　　到复旦工作后，钟扬通过几年扎实的文献研究和野外考察，发现在国家种质库中，西部地区的标本和种子少得可怜，特别是植物资源非常丰富的青藏高原，几乎没有植物样本的收入。

　　身边的同事都说钟扬疯了。他选择的是一条既艰苦危险，又没有足够科研经费支持，更不可能发表高大上论文的科研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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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种子可能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后才能发挥作用、造福人类。生物学就是这样的学科，我们所做的可能就是一天到晚采种子，眼前没有任何经济效益，一辈子也不一定能看到光明。但是一旦我们的工作起作用了，那对整个人类来说，都是意义非凡的事。”

　　于是，16年间，他在雪域高原艰苦跋涉50多万公里，收集上千种植物的4000多万颗种子。其中，大部分种子都是首次采集到的，多是青藏高原特有的珍稀植物，填补了世界种质资源库没有西藏种子的空白。

　　他和团队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山峰收集到的香柏和杜鹃，被发现含有抗癌成分，已经通过美国药学会认证。

　　有种植物名为拟南芥，实验价值堪比果蝇和小白鼠。寻找特殊的拟南芥材料，是全球植物学界竞争的方向之一。钟扬带着团队在雪域高原追踪数年，最终寻获全新的拟南芥生态型。钟扬将其命名为“XZ生态型”，那既是团队两位年轻人姓的缩写，更是西藏首字母组合。

　　为了收集西藏巨柏的种子，钟扬和藏族博士生扎西次仁涉险行走在雅鲁藏布江两岸，花了整整3年时间，给每一棵巨柏树进行登记，直到将仅存的3万多棵巨柏都登记在册。

　　钟扬说：“这辈子，一个人留下的不在于多少论文、奖项，而在于做了多少实实在在的事。”

　　“钟扬的追求里始终是人类、是国家，是科学、是教育。他的追求里有无数的别人，唯独没有他自己。”复旦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金力说。

　　青藏高原是植物物种的巨大宝库，由于恶劣的自然环境和高原反应，甚少有植物学家在那里长期工作。

　　全球环境的破坏和人类的剧烈活动，令钟扬很是担忧。他担心，在人类对生物多样性深入了解并且加以利用之前，有的植物就已经永远消失了。

　　怀着时不我待的迫切感，钟扬在青藏高原的种子搜集之旅，几乎到了“疯狂”的地步。

　　按照严格的科学标准，他一年至少要收集600种植物种子，而且每一种的种子量要收集至少5000颗，同时，不同样本种群所在地相隔的直线公里。

　　野外工作苦，在西藏的野外工作，更苦。钟扬血压高，身材又胖，刚到西藏时高原反应厉害，但他为装更多采样，出门只带两个面包、一袋榨菜、一瓶矿泉水，几乎次次如此。

　　高速公路到了尽头，他们就走“搓板路”，没地住宿就睡在牦牛皮搭建的帐篷里。每个人盖着三床被子仍然冻得瑟瑟发抖。一次，钟扬和一位博士生住进一家简陋旅馆，半夜想开窗透气，没想到却一下把年久失修的窗户推掉了。就这样，他们在零下十几度的房间捱到天亮。

　　西藏有一种光核桃。普通桃子的核（种子）都有褶皱，而这种桃子的核却滑溜溜的。大家采集了8000颗光核桃，装在两个麻袋里拉回西藏大学，却对怎么把核取出来犯了难。

　　钟扬说：“我有办法！”他把桃子摆在实验室门口，所有路过的老师和学生，每个人必须尝一尝，把核啃出来。光核桃异常难吃，大家一边吃一边“呸呸”往外吐，就这样，8000颗光核桃的种子被清理了出来。

　　有了这次经历，钟扬逢人便说，他最喜欢的是蒲公英种子，因为随手抓一把蒲公英，就有大约200颗种子。大家一了解原委，无不哈哈大笑。

　　那个时候的钟扬，沉浸在一门心思做事业的快乐中。他说过：“你说那个光核桃有啥作用呢？其实没什么用。但它或许有潜在意义，如果哪天它和水蜜桃杂交出了很好吃的新品种呢？在潜在意义兑现之前，我们必须把它搜集起来。”

　　来了西藏，钟扬才知道，坐拥世界植物资源宝库的西藏，本土的科研力量是多么薄弱。

　　那时的西藏大学植物学专业，号称“三个没有”：专业没有教授，老师没有博士学位，申请课题没有基础。

　　这一事实深深刺痛了钟扬。他暗下决心，一定要为西藏的教育事业做点实质性的工作。

　　他对自己的选择，有一个浪漫的解读：“中国最长的国道，是318国道。国道零公里处是上海人民广场，到西藏的终点，要绵延五千多公里。西说，沿着这条路，就可以走到上海。这就是上海和西藏的缘分，也是我作为一个上海教授冥冥中的使命。”

　　面对西藏大学教师申报国家级项目没经验、不敢报、没人报的情况，钟扬不仅帮他们义务修改项目申请书，还提供申报补助。只要是藏大老师申报项目，无论是否成功，他都个人出资补助2000元，用于支付申报过程中产生的费用。

　　2002年，钟扬帮助西藏大学教师琼次仁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当时他常常一边插着氧气管，一边连夜修改申请报告。后来，这个项目成为西藏大学拿到的首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极大地增强了老师们的科研信心。

　　2012年，西藏大学招收了首届理科硕士生，却面临学校办学经验不足和基础课开得不全的双重困境，钟扬得知情况后，亲自跑到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落实了这批学生1+2的学习模式，让他们第一年在武汉就读，第二、第三年再回。

　　这还不算完。钟扬的父母都在武汉居住，他又特意把这9名学生带回父母家，请父母多加照顾。从此，每个周末，老母亲都要把9名学生叫来，炖一大锅香喷喷的红烧肉，给学生们改善生活。钟扬又自掏腰包，给他们每人发了1000块钱的生活补助。

　　对教育，钟扬有着深深的思考。他认为，最重要的是要让藏族的高端人才留在西藏。

　　为了培养好在藏大招收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钟扬几乎停招了他在复旦的研究生。他曾说：“少数民族地区培养人才尤其难，但培养好了，这些学生回到家乡，就能成为靠得住、留得下、用得上的生力军。”

　　在钟扬带领下，西藏大学实现了多项“零”的突破：2011年获批生物学一级学科硕士点，为该校首个理科硕士点；创建“西藏生物多样性与可持续利用”科研创新团队，2012年成为西藏第一个生物学教育部创新团队；2013年获批生态学博士点，为该校首批三个博士点之一；2017年更是带领西藏大学生态学入选“双一流”建设学科。

　　十几年间，钟扬培养的学生已遍布西部各省份，藏族首位植物学博士扎西次仁已成为西藏种质资源库主任，博士生拉琼已成为西藏大学生命科学系第一位生态学博士生导师，哈萨克族首位植物学博士吾买尔夏提也回到新疆农业大学任教，成为民族地区急需的科研教学骨干……

　　“我是学生物的，生物讲究群体效应。就拿高原生态学这个领域来说，再用10年，培养10名博士生，聚集起20个人，肯定能做出有世界影响的成果。”钟扬说，“没有持久的热情和长期的投入是做不成事情的。”

　　2015年，钟扬突发脑溢血，醒来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口述了一封给党组织的信。在信中，他谈到自己多年在西藏的工作，他意识到在西藏建立高端人才队伍的极端重要性，立志将余生献给西藏建设事业。

　　“钟扬是一个心里装满了单位和国家的人。他头脑里经常想的是，我应该为这个单位，为这个国家做些什么事？”——钟扬妻子张晓艳

　　张晓艳说，劳模就是劳动模范，这个人要很厉害，要比常人付出很多，要牺牲很多自己的东西，你想爸爸是不是那样？

　　这些年，钟扬每年有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时间都在出差。2016年，钟扬坐了157次飞机，其中38次是凌晨才抵达航站楼。

　　西藏大学理学院原党委书记徐宝慧陪钟扬回过一趟上海，深为钟扬的工作节奏震惊。

　　飞机上，钟扬就没有停下过工作，只在飞机临降落的半个小时，他才关上电脑休息一会儿。下了飞机，钟扬又在出租车上打开电脑，处理文件。到了学校，他直奔教室，研究生们已经在等着他上课。课上完后，他又回到生命科学学院，讨论学院的工作，其间，还热情地领着徐宝慧参观。

　　后来徐宝慧与钟扬共事的机会越来越多，他发现，这样的工作节奏，是钟扬的常态。有一次他跟钟扬到浙江大学出差，连续两天，钟扬都是工作到凌晨两点，然后睡4个小时，起来冲个澡，又开始了新一天的忙碌。

　　有次，钟扬因病住院，学生徐翌钦负责第一天的陪护。半夜3点，钟扬的手机突然响了，徐翌钦拿起来一看，是闹钟。

　　徐翌钦还以为这是钟扬为赶飞机而设的闹钟。第二天问了钟扬才知道，闹钟是为了提醒他该睡觉了。

　　很多人都知道，发给钟扬的邮件，24小时之内一定会得到回复。只不过，回复的时间常常是凌晨两点。

　　负责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工作期间，他常常在办公室工作到半夜。一开始，物业师傅不知道，还是到点下班，把大门用铁链拴上。等到身高1米8、近100公斤的钟扬下楼，便只能跨过链条，再吸肚子，一点点从狭窄的缝隙中挤出去。后来，因为整个楼里面只有钟扬才会经常很晚离开，研究生院单独为钟扬设置了门禁。

　　后来，钟扬频繁往来于西藏和上海之间。按照一般的进藏规律，大家总以为，他每次进藏，总要在适应一两天，再开展下一步的工作。

　　西藏大学理学院教授拉琼曾是钟扬的博士研究生。他印象最深的，是钟扬的一份飞行计划表。

　　因为工作需要兼顾上海和西藏，钟扬专门整理了这份计划表。比如，上海到成都最晚的航班是凌晨2时到达，在机场休息室眯2个小时就到凌晨4时，正好成都飞的第一班飞机可以安检了，早上7时起飞，9时30分到达，直接开始工作，一点不耽误事儿。

　　这份表排好之后，钟扬特别得意，经常跟人炫耀。然而他的每一次炫耀，都让拉琼心头一痛，“哪有这么逼自己的啊”！

　　与钟扬多次共事的西藏大学理学院原院长白玛多吉，回忆起钟扬在西藏的工作节奏，心情沉痛。

　　白玛多吉来自西藏那曲，那里有一个钟扬负责指导的观测站。有一天，钟扬从上海飞抵，又立刻赶上开往那曲的火车，在晚上9点抵达那曲。

　　十几个小时，从海拔只有4米的上海一下子上到海拔4500米以上的那曲，白玛多吉当时就激动难抑：“钟老师，您再忙也不能这样搞，您这样是在玩命！”

　　可是又有什么用呢？类似的话，谁没有对钟扬说过？每次钟扬都是大手一挥：“不碍事，工作要紧！”

　　甚至，2015年他因脑溢血紧急入院后，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经过这次大病，他会放慢工作的脚步。可是出院后，他不仅没有放慢工作节奏，反而还加快了，西藏也是照去不误。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生院、西藏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科技馆……钟扬的工作涉及多个单位和部门。很难有人一下子能说清他到底承担了多少项工作，人们只知道，他如同陀螺一样，没日没夜地连轴转。

　　他希望，为复旦，为西藏，为国家培养更多的人才——身为一名教师，这是他的理想。

　　他希望，在10年时间内，收集到占西藏植物比例40%的物种样本——身为一名科学家，这是他的追求。

　　他希望，推动复旦大学研究生院不断发展，在各方面都达到世界一流水平——身为一名管理者，这是他的责任。

　　大病之后，他说，他有一种紧迫感，希望老天再给他十年，让他把未竟的事业完成。

　　“钟扬是一个心里装满了单位和国家的人。他头脑里经常想的是，我应该为这个单位，为这个国家做些什么事？”张晓艳含着热泪追忆丈夫。

　　钟扬去世后，张晓艳独自在家整理旧照片，她发现，全家最近的一张全家福，竟然拍摄于12年前。

　　这些日子，张晓艳彻夜难眠。有时到了凌晨两三点，她会条件反射般想起，钟扬该回家了吧？

　　在浦东临港的一块试验田里，种着一片上海唯一的红树林。这是钟扬“要送给未来上海的礼物”。

　　此前，红树林在中国最北也就长到温州。当钟扬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几乎没人相信，纬度更高的上海可以成功种植。2005年，钟扬第一次向上海科学技术委员会申报种植红树林的课题遭到失败，他不服气，又接连申报了两次，才获得通过。

　　红树林在上海的生长异常艰辛。第一年，种下去的红树纷纷死掉，只剩光秃秃的杆子，叶子全部掉光。

　　经过艰苦的筛选、摸索种植方法以及和吃树苗的野兔的“斗法”，如今，一些红树品种已繁衍至第二代、第三代，耐寒性大大提高。

　　更让钟扬惊喜的是，第一年“死去”的红树，竟然又“复活”了，它们的根仍在生长，仍在吸收着养分。

　　那天的钟扬很高兴，他对同伴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寓意，人和树都要坚持下去。”

　　2001年，复旦大学征集选派干部，钟扬第一个报名。后来复旦大学对口支援地区改为甘肃，钟扬就自己联系西藏大学自费，这一去就是16年。

　　“光这一点，我就佩服他。”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工会主席杨亚军说，“他不是为了镀金，不是为了让自己履历表好看，他是真心实意去做事情。”

　　上海科技馆的分馆——上海自然博物馆建设期间，需要寻找一个能够承担全馆图文写作的团队，但因为学科跨度大、文字要求高，始终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先后联系的几家高校都因这个项目难度太大而婉拒。

　　自然博物馆图文文稿的内容涵盖了天文、地质、生物、人文等学科，文字要求兼顾准确性、前沿性、可读性，其创作过程漫长而痛苦，一天的时间通常只能讨论十几二十块图文的内容，而整个自然博物馆有将近五百块知识图文。

　　不论多忙，钟扬始终和工作人员坐在一起字斟句酌地讨论每一段内容。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每次听说钟扬从西藏回到上海，博物馆都会立刻去预约时间，他也总是爽快地答应，哪怕只有半天的时间，也会赶过来和大家一起讨论。

　　“做科普没有利，更没有名。五百块图文，又不署名，观众谁知道是他做的呢？”博物馆展览设计部主任鲍其泂说。

　　但是钟扬乐意，看到孩子们在博物馆里流连忘返，看着科学的种子就这样悄悄埋下，他便感受到巨大的快乐。

　　高原反应有近二十种，每一次上高原，钟扬都会有那么一两种。但无论是出野外，还是上课，作报告，他从来没有耽误过。

　　他对张晓艳说，他心里有一个很大的梦想，而梦想都是需要付出心血，付出牺牲的。

　　他原本是受邀讲课，完全可以要求主办方安排一辆车送他到机场。但他担心麻烦别人，自己联系了一辆网约车，趁夜悄悄离开。

　　凌晨5时左右，他乘坐的车辆与一辆铲车相撞，钟扬被甩出车外，因地处偏僻，直到天亮才被人发现、报警。

　　噩耗传来，好友杨亚军连声哀叹：“钟扬啊钟扬，你为什么不让当地学校送你，为什么自己找了一辆廉价车，为什么不等到天亮再出发！”

　　人们在西藏大学钟扬的住处收拾遗物，翻出来一双沾满泥浆、开了口、鞋底花纹都快磨平的运动鞋。有学生当场痛哭失声：“老师，您给我们买的都是最好的运动鞋，说我们常爬山，要穿好鞋……”

　　钟扬八十多岁的父亲几近昏厥，悲痛之余，他向治丧小组提出唯一的要求：“我们只希望在悼词里写上，钟扬是优秀的中国党员。”

　　经常有人问金力，你眼里的钟扬是什么样的？金力说，他就像一个战士，冲锋在最前线，他一心只想着前方的高地，忘记了喘息，也忘记了自己。

　　这样一位忘记了自己的男人，把大半生融入植物的世界，也把自己活成植物的样子。

　　千万种植物中，钟扬最喜欢的是裸子植物。因为只有在艰苦环境中生长起来的植物才有韧性，生长得慢却刚直遒劲。他常说，自己最希望成为松柏，在艰苦中以挺拔的身姿矗立，纯粹地生长。

　　在他离去后，他的故事不断被人传颂。至今，讲起他的故事，念起他的人格，同事们、学生们依然会泪流满面，泪水中，一句话被反复提起——

　　“他留下的每一粒种子，都会在未来生根发芽！”（本报记者 高毅哲 董少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