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中国百年华诞，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

　　1945年，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参加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4月24日，代表团抵达美国旧金山当天，主席在中国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报告指出，中国欢迎旧金山联合国代表大会。中国已派遣自己的代表加入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借以表达中国人民的意志。6月26日，中国代表团第一个在《联合国》上签字。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1974年4月10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在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发言，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高层领导人首次登上联合国的讲台。

　　半个世纪以来，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我国在国际事务中参与度不断提升，在联合国组织的职员总数也不断增加。自1972年起，我国连续推送了9位副秘书长。自1973年起，卫生部（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向世界卫生组织推送了9位助理总干事级别官员。2006年，香港特区卫生署原署长陈冯富珍当选世卫组织总干事，并于2012年连任。目前，在联合国专门机构中有3位行政首长来自中国，分别为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总干事李勇、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赵厚麟、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总干事屈冬玉。然而，我国在联合国组织任职的现状仍是人员偏少、职位偏低、结构失衡，如何培养推送更多胜任于国际组织的优秀人才成为新时代的重要课题。

　　[注] 国际职员分几类：G Staff指一般职员general service，G类从低至高分7级（grade下同）；P Staff指业务官员Professional，P类从低至高分5级，P5享受外交待遇；Director指司级官员，分D1和D2两级。此外，联合国高级官员有助理秘书长（简称ASG）和副秘书长（简称USG）。

　　截至2019年底，联合国共有36574名职员，人数最多的20个成员国里，发展中国家有13个。（见表1）我国职员565人，排第21位，占职员总数的1.54%。

　　《联合国》规定招聘以“效率、才干、忠诚之最高标准为首要考虑”“可能范围内，应充分注意地域上之普及”。1988年，联合国实施地域分配原则，依据会籍、会费和人口因素计算出各国的合理幅度。在2019年3158个地域分配岗位中，193个成员国中的22国无人任职，108国人数在幅度之内，29国人数偏高，34国人数不足，其中包括中国。

　　在地域分配岗位中，中国的幅度为238-322人，现仅有93人。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的幅度均低于中国，但实有人数却高于中国（见表2）。有的国家实际人数远超幅度上限，如肯尼亚的幅度为4-14人，实有56人；印度的幅度为48-64人，实有61人。

　　按地域分配原则，D级以上职务共有378个，其中中国有14人，排第8位（见表3）。

　　截至2020年底，世界卫生组织共有职员8447人，职员人数排在前10位的国家依次为：美国180人、英国125人、印度122人、法国112人、德国84人、加拿大70人、意大利66人、澳大利亚58人、菲律宾48人、乌干达46人，我国理想幅度为46-63人，实有40人，排在第12位。与美、英、法、俄等常任理事国相比，我国P5以上职员仅高于俄罗斯（见表4）。

　　此外，很多发展中国家在世卫组织按地域分配的职员人数超出其合理幅度，如印度和菲律宾等国（见表5）。

　　自陈冯富珍2006年11月当选世卫组织总干事之后，2013年至2019年，李勇、赵厚麟、柳芳、屈冬玉先后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国际电信联盟、国际民用航空组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当选“掌门人”。联合国专门机构的行政首长一般只能连任一次，陈冯富珍连任两届后于2017年卸任，柳芳连任两届后于2021年7月底卸任，屈冬玉第一任期至2023年，其他两位也将在今明两年结束第二任期。目前，中国已有5人出任过联合国专门机构的负责人，但这样的情况或不可持续。

　　联合国文件称“自本组织建立以来，会员国就一直非常关心其国民在联合国秘书处工作人员中的人数”。我国职员数量的现状则涉及多种因素。

　　（一）历史因素。中华人民共和国1971年10月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次年4月唐明照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由于当时的新中国尚没有条件大量推送新职员，周恩来总理决定留用尚在联合国工作的中国名下职员。那时，我国缺乏具备国际经验的人才，推送国际职员的难点之一便是外语。1964年，我国曾选派数百名高中毕业生出国学习外语，但受“文革”影响，他们当中只有极少数人进入国际组织任职。我国最早的国际组织人才培训始于联合国译员培训班，1979年至1993年共举办12期，培养263位口译笔译人才。

　　（二）政策因素。改革开放前，我国对国际职员工作的重视不够且缺乏激励机制。新中国重返联合国初期，在联合国的会费分摊比例一度被高估，最高时占总额的5.5%，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会费比例才开始重新调整，最低时降至0.72%。且当时我国外汇紧缺，国际职员收入要上缴国家，1992年才出台了关于国际职员的新政策。

　　（三）人才培养。我国国际胜任力人才培养工作起步较晚且范围不广。联合国对职员有明确要求，包括3项核心价值（诚信正直、专业精神、尊重多样性）、8项核心能力（沟通能力、团队精神、规划与组织、责任心、创新精神、用户导向、持续学习、技术意识）、6项管理能力（领导力、战略视野、赋权增能、建立信任、绩效管理、决策能力）。我们通常把以上要求简称为“三、八、六”，这个要求施行已经20多年，联合国目前正在研究制定符合新形势的新要求，预计2022年将正式出台。我国初期的培训内容侧重外语，而国际组织人才则要求全面发展，适应国际跨文化交流并具备全球视野。为此，要在广泛筛选的基础上进行精准培养，建立后备人才库。

　　（四）推送方式。联合国专门机构在我国有对口部委，推送工作需要人事、业务部门相互配合。以往对联合国机制研究不足，对其用人制度和聘用规则了解也不深入。除加强对其工作的研究外，还可借鉴其他国家人才培养推送的经验，如推送初级专业人员（JPO）。2004年，卫生部提供经费，借调10人赴世卫组织任职，这是我国首次出资培养国际组织人才。截至2020年12月，世卫组织有初级专业人员48人，包括中国3人、日本10人、德国8人、意大利5人、荷兰5人、瑞士3人、韩国3人，以及其他8国11人。

　　习指出，要加强全球治理人才队伍建设，突破人才瓶颈，做好人才储备，为我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有力人才支撑。近年来，这项工作进入新阶段。一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国际组织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二是我国已成为联合国第二大会费缴纳国，2021年承担会费比例升至12.005%，地域分配幅度也升至238-322人。对于培养并推送更多优秀人才赴国际组织任职，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笔者认为，可考虑从以下几方面做好人才培养和推送工作。

　　国际组织负责人重要性不言而喻，但他们“必须与组织外的任何权力机构保持独立”，且“不应寻求也不应接受本组织以外的任何政府、个人或实体的指令”。联合国秘书长和专门机构总干事均由选举产生，人选要考虑地区平衡，任期最多两届。在表6显示的18个国际组织中，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负责人共9位，占50%。2017年、2020年我国候选人参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均未胜出，如何参与行政首长的竞选工作还需进一步认真研究、统筹规划。

　　联合国副秘书长、专门机构助理总干事均参与决策工作，作用重要且任期无限制。联合国D级官员的作用同样重要。1972年以来，我国共推送9位副秘书长，保持了连续性，但平均入职年龄为61.5岁，平均任职时间为5.4年。在我国向世卫组织推送的9位助理秘书长级别人员中，同样有成功案例和值得总结之处。近几年，联合国多个专门机构首长任命中国职员为副手，如2011年11月、2016年8月、2021年8月，朱民、张涛、李波先后被任命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2018年3月，曲星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副总干事；2021年，刘华任国际原子能机构副总干事；2020年12月，王彬颖任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副总干事；2021年5月，张向晨任世界贸易组织副总干事。行政首长换届是推送高级官员的有利时机，但需要提前认真研判选情，做好深入细致的工作。

　　业务官员是国际组织工作的主力，联合国P5以上官员享受外交待遇，常负责某方面工作。可将推送人才工作重点放在中高级业务职位上，并注意以下几个环节：

　　深入调查研究。提前掌握职位空缺信息，预先选拔后备人选。主管部门的职能机构和有关单位要分工协作，驻外机构应积极配合调研和推送工作。有的岗位可跨部门选拔合适人选。

　　拓宽培养推送渠道。目前国家有关部门在培养推送人才赴国际任职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如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在国际组织实习项目的基础上设立国际组织后备人才培养项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自2015年以来已连续主办9期面向中央国家机关的国际组织后备人员培训班，中国科协自2010年起持续面向国际组织任职和后备人员开展培训。各有关部门需进一步加强相关工作，建立后备人才库，进行精准培训。

　　预做评估提高入职起点。国际职员晋升取决于自身素质和机遇等因素。推送前要预做评估，尽量争取中高级职务，或在入职的级别（Grade）内提高阶别（Step）。如P5级别官员分13阶，资深人员入职可争取高于step1的阶别。

　　建立人才“旋转门”。在“进得去、站得住、升得上”的基础上，争取“回得来、再进去”。可考虑安排有潜力的人才在任职一段时间回国后持续培养，争取日后出任高级职务。如日本推送年轻人在世卫组织P5岗位工作3年后返回日本历练，若干年后再推送到助理总干事岗位。我国需深入研究这方面的工作，并制定相应政策。

　　加强与国际组织合作。相关部委如卫健委与世卫组织签约，推送JPO及中高级职务人员，有助于解决我国国际组织业务官员代表性不足等问题。

　　培养国际胜任力人才要从青年抓起。2017年以来，我国在这方面的工作进展迅速，国家资助了数百名大学生到国际组织实习，各高校也争相探索国际胜任力人才培养模式，部分院校还成立专门机构培养国际胜任力人才，如北京外国语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均成立了国际组织学院。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国际胜任力培养是一项长期的普及性工作，旨在建立国际化人才蓄水池，为日后长远推送工作奠定基础。

　　习指出，参与全球治理需要一大批熟悉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了解我国国情、具有全球视野、熟练运用外语、通晓国际规则、精通国际谈判的专业人才。国际组织是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要从国际胜任力的能力建设着手，为推送工作奠定坚实基础。我国培养国际胜任力人才的工作任重而道远，对青年的培养，要把思政教育、通识教育和国际胜任力养成结合起来，重视3项核心价值、8项核心能力、6项管理能力的建设，使他们成为具备“我将无我”的家国情怀、兼济天下的全球视野、尊重世界多样性的包容心态、专业+外语全面发展并高度敬业的复合型国际化人才。（作者 宋允孚 系卫生部原外事司司长、世界卫生组织前伙伴关系与联合国改革协调员。19岁赴摩洛哥留学，并先后在美国、法国进修，从事外事工作40年。现任中国联合国协会理事、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国际胜任力培养专业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中外人文交流中心专家指导委员会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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