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7月，基辛格第一次秘密访华，在时代大潮的推动下挥起了砸破中美坚冰的第一镐。50多年后，基辛格这个名字似乎已成为了“中国通”、“知华派”、中美间“桥梁”的代名词，当然对此也存在一些不同视角的争议。如今，斯人已去，中美关系也经历了沧海桑田般的变化。即使无法再回到过去，中美之间也依然需要如基辛格那样，坚持不懈维护和促进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有识之士。或者说，中美关系越是艰难，越需要有更多的“基辛格”来努力维系中美之间各领域的交流不绝如缕。

　　基于此，澎湃新闻（）国际新闻中心推出“寻找‘基辛格’”系列报道，对谁可能成为“基辛格”进行开诚布公的探讨。也许，当下的中美两国间是否还能出现“基辛格”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抑或“寻找‘基辛格’”的探索和努力将可能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观察和讨论中美关系的一个切入视角。我们也欢迎读者朋友加入这个讨论和思考，期待您在留言互动中分享自己的看法。

　　2024年4月，在中国国家主席习与美国总统拜登进行了“坦诚和建设性”的通话几天后，北京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4月12日，中央、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在北京会见美国亚洲协会董事会联席主席约翰·桑顿。中国外交部发布的消息称，蔡奇在会见中表示，中美关系正处在关键十字路口，希望桑顿继续发挥自身影响力，为增进两国交流与友谊作出贡献。桑顿则表示，愿继续为推进美中友好事业、增进美国民众对华全面了解发挥作用。

　　4月12日，中央、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在北京会见美国亚洲协会董事会联席主席桑顿。新华社记者 姚大伟 摄

　　有分析认为，在中美仍处于管理两国关系的关键时刻，一位美国民间人士获得如此高规格的接见，凸显这是一场“罕见的会见”。更引人关注的是，在中美关系仍面临巨大挑战和风险之际，一个商界人士为何能受到中国高层如此的重视？这个七旬老人，究竟是何许人也？

　　约翰·L·桑顿1954年1月2日出生于美国纽约一个富裕家庭。他的父亲约翰·V·桑顿是著名跨国公司联合爱迪生前副主席，母亲艾德娜·桑顿是一名律师。从少年时代起，桑顿就在学业和体育两个领域展现出了过人的才华，也藉此在高中毕业时叩开了哈佛大学的大门。1976年获得哈佛大学历史学学士学位后，桑顿又在1978年获得剑桥大学的硕士学位。随后他又进入耶鲁大学进修，并于1980年获得管理学院公共和私人管理硕士学位。

　　毕业就职时，桑顿没有秉承家族律师传统，而是转攻投资金融领域。1980年，26岁的桑顿进入有着100多年历史的高盛集团，从纽约并购部职员开始，34岁时便担任公司合伙人，并于1999年被任命为集团联合总裁，成为世界知名的投资银行家。

　　也正是在高盛工作期间，桑顿的人生开始与中国有了交集。1993年，桑顿第一次来到中国工作，受聘担任李嘉诚旗下星空卫视出售案的投资顾问。1996年底，桑顿被任命为高盛集团亚太区主席，成为高盛亚洲战略的主要制定者。1997年11月，高盛协助中国电信完成了总值42亿美元的首次公开募股，这是中国国有企业首次在国际市场上市。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桑顿会在金融投资领域更进一步之时，2003年他突然宣布从工作了23年的高盛离职，转而以1美元的象征性年薪与清华大学签约，成为清华大学开设的全球领导力项目的负责人。这也令他成为1949年以来清华大学的首位非中国籍全职教授。

　　桑顿教授作为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在清华全球高端论坛上演讲。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图

　　面对这个震惊业界的决定，英国《金融时报》当时指出，桑顿此举是以对世界的影响力来衡量自身成功标准的方式。而桑顿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则表示，中国的崛起“是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地缘政治事件”，“美国的政策制定者需要对中国国内正在发生的事情及其原因有更为深入的了解——而华盛顿往往缺乏这种了解。”

　　因此，桑顿希望能够成为“美国人乃至西方人中，非常了解中国的人”，“我希望在美国建立一个中国中心，分析、采集并传播有关中国的信息。”

　　在加入清华的同一年，他被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智库之一、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选为理事会主席，并推动学会在2006年成立约翰·桑顿中国中心。该中心在华盛顿和北京设有办公室，这是布鲁金斯学会首次成立专门针对一个国家的政策中心，也是该智库首次在美国之外设立办事处，以提高美国对这个被视为世界最重要新兴大国的了解。

　　“毫无疑问，我能产生的最大边际影响是在中国。我不确定这条路会通向何方，但我知道，无论它通向何方，中国都将是我未来的一部分。”桑顿说。

　　2008年，中国政府授予桑顿中国政府友谊奖。这是中国政府为表彰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外国专家而设立的最高奖项。

　　对桑顿而言，“中国”成为其职业生涯的核心，既是个人职业发展的一环，也是其人生自我选择的结果。桑顿以金融精英的身份进入亚洲市场，是全球扩张的美国金融业与不断开放的中国市场历史性相遇的结果。时至今日，高盛集团仍是中国企业不断得以走向海外的重要推手之一。从这一点来说，桑顿与中国的相遇与另一位“中国通”、美国黑石集团董事长苏世民的经历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而选择从商界抽身、转身投向学界，令桑顿与中国的故事有了更多个人性与主动性。这其中既有其本人对中国的关注，也很难否认有他意图追随基辛格脚步，在个人职业生涯中攀上另一座高峰的考虑。桑顿曾坦言：“我确实在考虑将来有可能担任公职，因为中美的关系越来越重要。在中国的经历将有助于我实现这个目标。”

　　作为一个“中国通”，对中美各自对于对方国家，以及在全球舞台上扮演的重要角色，桑顿有着清晰的认识。早在2003年他在回答“中国对美国的重要性有多少”这一问题时就表示，美国国内没有人可以做出成熟的思考，他的目标“就是要为中美两国的交流和沟通做出努力”。

　　作为一名对华友好的美国民间人士，桑顿充分发挥了润滑剂的作用。在过去这些年里，他一直在为中美之间各层级交流“穿针引线月，桑顿促成了时任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州长马克·桑福德的访华之行。对这次访问，桑顿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通过访问，桑福德等人“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要多得多，对中国以及中国所处的环境有了更多的了解，当他处理南卡罗来纳州事务的时候，也会比以前更能以一个完整的方式来思考。”

　　桑顿还是时任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2007年中国之行的顾问，帮莱文安排了很多场非正式场合的见面。“这让校长对中国有了真实的了解。所以当他返回美国的时候，他对中国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能帮助他做决定。”

　　2013年11月，在孔子学院美国中心举行的正式揭牌仪式上，桑顿以孔子学院美国中心理事会成员的身份发表讲话，表示两国人民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和睦相处才是国家之间良好关系的关键，真诚的人文交流可以超越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的差异。

　　十年后，桑顿在广州出席活动时再次阐述了他对“真诚的人文交流”的理解，他表示，了解另一种文化并不容易，在新时代加强中美关系，必须怀着谦逊、好奇、理解和同理心来完成这项任务。他强调，在中美交流的一个重点是中国人在和普通美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你说什么不重要，而是你要倾听他们的声音，重要的是要用他们听得懂的说话方式，“所以，我们不应该说‘双赢’，而应该用互利，这样普通美国人才会接受你的说法。”

　　在2018年中美贸易谈判过程中，桑顿也贡献了自己的才能和智慧。桑顿与时任美国财政部长史蒂夫·姆努钦、美国贸易代表大使罗伯特·莱特希泽等一起担任美中贸易协议第一阶段的设计者；在美国对华贸易战到了极为紧张、两国关系被形容跌至冰点的时刻，桑顿代表美国参与闭门会议。

　　最终，这些努力取得了积极成果。2020年1月15日，中美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定。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向美国顶级商界和政治领导人发表演讲时三次感谢桑顿，他说：“约翰很棒！干得好，约翰！干得好，约翰！”

　　而更能体现桑顿在中美关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的，或许应该是他在2021年8月对中国的访问。最先报道这次访问的媒体《南华早报》称，在长达六周的中国之行中，桑顿发挥了中美交流非官方渠道的作用。在新冠疫情和中美关系恶化的背景下，桑顿借助此次访问在中美之间传递信息和沟通立场。他访问了上海、北京、新疆等地，与多位中国代表会晤，就气候变化、新疆和中美恢复双边对话等议题进行交流。之后生态环境部官网报道，8月23日，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在京会见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名誉主席约翰·桑顿。《环球时报》之后在报道中称桑顿此次访华“意义重大”，并援引《南华早报》称此行的意义“类似基辛格1971年秘密访华之旅”。

　　桑顿曾明确地表示过不愿看到中美两国陷入对抗，他说，“一个国家究竟应把时间用来争论或互相对抗，还是把时间用来试图让世界变得更好？在我看来，答案是非常明显的。而我们越早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越应要求决策层把这件共同发展的大事做好，就像50年前尼克松、和基辛格他们做的那样。”

　　然而，在美国特朗普政府正式将中国确定为“战略竞争对手”之后，一时间美国国内从政策精英群体到民间，对华负面认知持续加固。这对美国国内致力于两国交流与沟通的人士形成不小的压力。面对这样的大环境，桑顿当时在接受中国媒体访问时说道，中美关系对世界至关重要，中美携手合作有利于全球问题的解决和治理。他同时表示，自己现在尽量每个月都来中国。

　　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国内关于中美竞争乃至对抗冲突的言论依然甚嚣尘上。但桑顿的态度并未改变，他一再对外界强调，“世界上两个强大的国家如果相处不好，未来将是不可持续的”。在2021年的一次采访中，他表示自己对“关于拐点、脱钩或冷战等概括性话语持怀疑态度”，并指出“这类声明大多是情绪化的、挑衅性的、无益的和错误的”，“我认为我们最好着眼于长期，观察动态趋势。”

　　坚持推动中美交流与沟通，愿意在中美之间扮演“桥梁”和“联结者”的角色，在中美关系持续动荡、双方互信不断受损的当下，桑顿的行动显得弥足珍贵并有着积极的示范意义。

　　必须指出的是，尽管桑顿与美国政、商、学界的深厚联系使其可以在推动和巩固中美关系上发挥重要作用，但真正决定美国对华政策走向的，恐怕依然是白宫与国会山的政客们。与基辛格拥有政府职务，可以影响乃至直接做出政治决策，从而对中美关系发展产生直接影响不同，桑顿仅仅是一位民间人士，这也意味着他虽然能对美国的决策者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最终如何转换为政策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当前，在美国国内对华不友好氛围持续、大选年政治操作愈演愈烈的情况下，中美关系不断遭遇颠簸甚至困难仍不可避免。这有可能使得桑顿等人过去几年维护中美关系、特别是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的努力化为泡影。

　　同时，桑顿太过强烈的精英背景，在当下民粹主义和反智主义盛行的美国，又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在一些美国民众看来，桑顿等人提出的政策观点，都会被认为是为了维护其自身和其背后整个精英阶层的地位与利益，而不是真正出于对美国国家和社会公众利益的考量。这种观点反映到选举政治中，就是越来越多的两党政客为了迎合选民心理，不断加大对桑顿等人的批评力度。在美国国内主流叙事不断泛化国家安全、将美国自身经济社会问题与政治外交事务挂钩的背景下，桑顿等人坚持中美两国合作有利于两国关系乃至全球的观点，便显得“不合时宜”了。

　　自1971年包括基辛格在内的两国前辈领导人们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之后，53年来，无论是中美关系还是整个全球地缘政治格局，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无论如何，打开的大门不能也不会轻易被关上。“中美关系的基础在民间，力量源泉在人民友好”，未来能够有越来越多像桑顿这样了解中国的人士愿意为中美友好贡献力量，在中美关系中扮演桥梁与润滑剂，面对“历史上关键的十字路口”的中美关系越可能选择正确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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