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具有三重维度：其理论维度是凝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让世界知道“理论中的中国”；其实践维度是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让世界知道“现代化中的中国”；其文明维度是实现文明观的变革，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让世界知道“文明中的中国”。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中国领导中国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升华和理论表征，也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成熟的标志和实力的象征，更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体现。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成为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重大理论任务和历史使命。要科学合理地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必须深刻理解和把握其内在的三重维度。

　　按照恩格斯的看法，人之理论思维是地球上开出的最美的花朵。马克思也认为，理论思维是一种“普照的光”，它照亮和指引人类文明的前行之路。所以，“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同样，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没有建立自主知识体系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因此，中华民族要想建设现代化强国、实现伟大复兴，自然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更不能没有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而创新理论思维、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绝不是照搬照抄或移植西方的理论观念和知识体系，而是建立和发展符合中国实际的原创性的理论和自主知识体系。在此意义上，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在已有理论的基础上凝炼出主体性、原创性的概念系统。而新概念、新理论、新体系的提出，必须首先实现理论思维方式的变革。

　　从人类思想史上看，对知识体系的建构有一些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理论观点，这些观点及其本体论思维方式，并不适合支撑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需要进行思维方式的变革——以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取代本体论的思维方式。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和思想武器，以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指南。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可以说，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现代化之路表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真理。今天我们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也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指导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绝不是先验化的、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而是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即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习指出，“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取得重大成就，能够领导人民完成中国其他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并不断结合新的实际推进理论创新”。所以说，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根本上是以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一种理论思维方式的转变和创新。

　　如果说，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意味着中国人在现实中站立起来了；那么，今天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则意味着中国人还要在理论上站立起来。而这又本质性地决定和意味着我们不仅要摆脱唯西方理论马首是瞻的“学徒状态”，更要历史性地、决定性地与“教条主义”分道扬镳。摆脱“教条主义”，既是中国百余年探索和奋斗的重要历史经验，也是今天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不二法门”。

　　按照黑格尔的理解，哲学就是以概念取代表象；按照德勒兹的理解，哲学就是创造概念；而恩格斯认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在此意义上，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既不是外在知识的“汇集”——僵死事实的堆积，也不是内在主观的臆断——想象主体的想象活动，而是一个凝炼标识性概念、实现“术语革命”的理论创新过程。所以，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绝不是外在地赋予西方理论以所谓中国特色、中国元素或中国风格，而是真实而内在地总结、凝炼和升华中国的历史经验，特别是现代化建设的丰富经验，通过原创性的标识性概念“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摆脱西方理论和观念先验框架的束缚，真正走自己的理论创新之路。

　　当前，中国正处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一方面，它内在地要求我们从理论的高度来把握“两个大局”，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方位，思考中国未来发展的可能道路；另一方面，它也内在地要求我们通过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概括和凝炼出标识性概念，以之总结和表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与经验，使之升华为真正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理论。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在理论研究和学术探索方面逐渐摆脱西方的束缚，主要取得了三个方面的巨大进步：一是通过教科书体系改革突破和摆脱了“苏联模式”的教科书体系的束缚，通过理论自身的解放思想推进了社会的解放思想；二是以开放的思想观念冲击和取代了保守的思想观念，走出了僵化教条的束缚和限制；三是跳出对西方的理论依赖，努力创建中华民族未来发展所需要的中国理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而这后一个方面正是我们当前正在努力为之的。

　　表面上看，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理论思维方式的变革和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创新和重塑。但实际上，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是一个“精神上独立自主”的过程，即彻底摆脱西方思想和观念统治，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过程。简言之，就是找回近代以来我们失去的文化自信和“中国理论”。

　　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迫使中国人接受西方的现代化理论，被动走向了西方模式的“现代化”。而这一西方现代化的理论实质，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深刻指出的资产阶级按自己的面貌塑造一个新世界，从而导致落后国家和民族受西方统治——东方从属于西方，其必然的后果是近代以来的中国在科学、技术、文化、思想、价值、理论、学术等方面大规模学习甚至是照搬西方的“学徒状态”。在当时历史变成世界历史、哲学变成世界哲学的前提和背景下，这种“学徒状态”有其必然性，也产生了一定成效。但历史的车轮走到今天，特别是面对“两个大局”，我们必须通过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来彻底摆脱“学徒状态”，找回曾经失去的“理论自我”。学习西方不是为了让别人代替我们思考，而是为了创建满足我们自己需要的新理论。一个民族要站起来，“关键在于首先要从思想上站立起来，一个在思想上不能站立的民族，哪怕它黄金遍地，也不可能真正成为主宰自己命运的主人”。所以，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本质上就是创建“理论中的中国”，在思想上真正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让世界知道“理论中的中国”。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我们正处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又产生理论的伟大时代。伟大实践产生伟大理论。在此意义上，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正是为满足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之需。当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历史性地抵达特定转折点的时候，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也将面临一个决定性的转折，这样的转折从实践之需来讲，就是要摆脱长期以来对于西方的“学徒状态”，开始获得“自我主张”。这样的“自我主张”，需要建构起与之相适应的自主知识体系来表征并凸显之。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是一个理论与实践双向互动的必然过程，我们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既要用“理论照亮现实”，也要用“现实活化理论”。真正的理论都是对实践的关照和升华，而伟大的实践则是对理论的检验和完成。所以，实践不但不是理论的终止，反而是理论的开始——为理论开拓和创造新的发展空间。实践才是理论发展的不竭动力和智慧源泉。我们所熟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原理，曾经引发过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一讨论为我们打破和摆脱僵化的“教条主义”起了巨大的思想解放作用，但这绝不意味着“实践”重要而“理论”不重要，要人们去更加看重“实践”而轻视“理论”。在本质上，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正是要在“实践”和“教条”之间给“理论”的基点和作用重新“定位”。这意味着，要把实践以及扎根于实践的理论，从那种以“真理”形式出现而实际上体现着某种纯粹主观意志的“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这既是对“实践”的解放，也是对“理论”自身的解放，同样是对“实践”与“理论”真实关系的解放。因此，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既是解放思想和思想解放的结果，更是解放实践和实践解放的体现。

　　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需要发挥马克思主义“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巨大批判力量，将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凝炼和升华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所必不可少的“实践智慧”。在这一“实践智慧”中，建构与之相适应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正是有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伟大实践，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才有了源头活水。因此，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主观自生的，而是从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生发出来的。正如马克思所言，“那种曾用工人的双手建筑起铁路的精神，现在在哲学家的头脑中树立哲学体系。”在此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自然而然地孕育着表征这一伟大实践精神的自主知识体系。

　　列宁曾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反过来，革命理论的实现也一定离不开革命的实践。因此，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一伟大任务的当代提出是有其必不可少的实践前提的。只有当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发展到特定的历史时刻，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才能基于充分的条件而成为现实。在此意义上，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绝不是单纯的主观想象，而是依托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面向现实而又拉开间距的结果——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就是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的凝炼和升华。

　　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虽然孕育着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不会自发产生，而必须借助于中国道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来总结和凝炼出中国经验，进而在中国经验的基础上升华和建构出自主知识体系。这实际上就是马克思所指出的“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的实质所在。也就是说，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当代建构，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结合”中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双向奔赴、相互成就。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强调“‘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指出“‘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而这一“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实际上就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当代建构和具体呈现。在此意义上，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必然是“两个结合”的产物。

　　中国百余年奋斗的伟大征程，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巨大成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丰富的中国经验。但中国经验不会自动转化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还必须用中国之理总结和升华中国之路、中国之治。只有如此，我们方能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建构起解决中国问题并走向世界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让世界知道“现代化中的中国”。

　　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在《文明史》中指出，文明的实质就是与野蛮相对的人之开化。但西方以“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为标志的“资本文明”，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最终以新的奴役制——奴隶主的鞭子被工厂主的罚金簿所代替，使人再度丧失了自我，人摆脱了“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后又陷入了“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所以，我们需要通过对“资本文明”的批判，最终消解人在“非神圣想象”中的自我异化，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使人成为“高度文明的人”。在此意义上，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当代建构，既是一种理论的反思和批判，也是一种文明的赓续和创造。

　　恩格斯按照人类制作和使用工具的能力与水平，把人类社会划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实际上，人类社会的这三种不同形态，也意味着人类的心智和理论思维发展的不同水平。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归属于自己的时代和某种特定的文明形态，是对自己所属时代和文明的理论反思”。所以，在人类文明史上，不同的文明类型都有其不同的理论反思和定向。而作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理论表征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自然就起着一种对传统文明的理论反思和定向作用。一种文明的理论反思和定向也意味着一种文明观点和思维方式的产生，所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本质上是一种文明观点和思维方式的变革。在此意义上，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不仅需要理论思维方式的变革，也需要文明观点思维方式的变革。作为文明观点思维方式的变革，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一定是超越传统文明的对立与隔阂、优劣与冲突、中心与边缘的二元对立模式，转变为一种文明交流与互鉴、文明共荣与共享、文明中国与世界的辩证思维方式。这种文明观点思维方式的变革，必然以“人的文明”取代“物的文明”，以“文明共荣”超越“文明冲突”，最终实现“文明的转向”和“最高级文明的革命”，甚至成为一种“文明的助产婆”，引领一种新文明的诞生。

　　近代以来人类文明的发展，总体上遵循的是一种西方逻辑——以资本增殖为中心的物化逻辑。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当代建构，直接面对的正是这一所谓的“现代文明的物化逻辑”。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当代建构绝不是遵循和重复这一逻辑，而是批判和超越这一逻辑，最终为现代文明提供一种区别于西方逻辑的中国逻辑——一种新文明秩序的建构。

　　习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既具有中国风格和特色，又丰富和发展了人类文明的形式和样态，从而实现一种新文明的转型。

　　这一新文明的转型，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所以，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作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理论表征，必然为人类文明“提供正确精神指引”，从而引领一种新文明，并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全面建设。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鲜明特点，又内在蕴含以下特征：首先它是中国的——具有文明的民族性，其次它是当代的——具有文明的时代性，再次它是世界的——具有文明的人类性。可以说，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集中凸显和时代表征。习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而担当并完成这一新的文化使命，又意味着我们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所以说，正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中华文明注入了现代性因素，从而激活了中华文明的优秀基因，推动中华文明实现了现代性转化和发展。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它必将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和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注入新的活力，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成为中华民族最新的精神和文明的标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这一“丰厚滋养”，也滋养和推进着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既是文明观点思维方式的变革，也是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凝炼与升华。作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理论表征，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绝不是脱离人类文明的大道而孤立发展的，而是充分汲取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并对以往的文明进行深入反思的结果。所以，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一定是与人类文明，特别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同频共振”的，它必将以范畴文明的大逻辑引领人类文明走向未来。

　　[本文为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主体性原创性当代中国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编号：23JJD710004）、吉林大学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建设项目“哲学专业研究生理论思维能力的培养”（编号：2022JGZ001）的阶段性成果]银河galaxy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