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外史流中，最有生气活力的发展方向之一便是全球史学。全球史学者刘文明认为，“到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全球史无论作为一种历史研究方法还是作为一个历史学分支领域，开始被许多国家的历史学者所接受，由此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史流”。

　　全球史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以威廉·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的出版为主要标志。2000年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把全球史作为一个主题列入大会议程，全球史研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全球史的史学史不长，在不长的时间里，全球史研究取得如此显著的成就，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大概只有后现代历史潮流可以与之相提并论。全球史学与后现代史学基本上都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是同一时代涌现出来的两股史流。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指向，就是对体现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学的批判和反抗，超越或破除西方中心论是它们的共同诉求。只是后现代史学侧重解构史学的现代性，史学建设能力稍显不足。而全球史学重在建构，这是它的突出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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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史研究初兴之时，着眼于整体、宏大的历史叙事，与中国世界史的传统叙事方式具有共通之处。所以，初期的全球史学主要作品，无论是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还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都因为叙述世界历史的宏大进程而受到中国读者的广泛欢迎。在美国，全球史就是世界史，这对中国学者来说是非常熟悉的历史主题。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世界历史学界正在努力阐释世界历史“横向发展”的理论和历史内容。全球史着重历史上的全球联系，正好契合中国的需要。与此同时，全球史从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反对欧洲中心论，站在“月球上看世界”，也符合中国史学一贯旗帜鲜明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

　　全球化趋势快速形成和发展，无疑成为全球史流行最为重要的时代背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全球化迅猛发展，时空压缩，人们切实感受到了全球化带来的影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对全球史的需要，人们想了解全球进程是怎么开始、何时开始、如何发展到今天，以及全球化对于世界意味着什么、全球化的前景如何，等等。这需要从历史中来寻求答案，客观上触发了更多的历史学家做全球史研究，为社会提供历史知识产品。的确，全球史学产品随着全球化推进而不断涌现。其中，一些曾经在世界历史上流行的商品，比如香料、咖啡、茶叶、瓷器、丝绸、白银、棉花和棉纺织品等，成为全球史研究的重要题材。历史上的人口迁徙、物种交流、疾病传播、文化和思想观念的扩散，也是全球交流的重要内容，这些历史题材适合用全球史学者提倡的交流、联系和互动的研究方式来研究，从而格外受到关注。

　　全球史研究兴起和发展，还有一个重要的推动力量就是新文化史和微观史研究的流行。小事件、小人物和小地方在全球视野下获得了新的史学价值，只要把研究对象放在全球视野下来观察，微观对象的意义就可以得到放大而确认，比如12世纪前后的意大利城市巴勒莫具有全球城市的地位；胡椒或土豆，一如茶叶和纺织品等商品，都有各自的全球史；以餐馆为题材的全球史也出于专业历史学家之手；像美国《独立宣言》这样具有世界意义的重要文献，它在全世界的流动和传播，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题目。实际上，除了具体的人或物，观念、概念、思想的全球流动也在全球史的视野里，现代的时间观念的全球传播、启蒙思想的流动和扩散，所有可以跨区域传播的思想观念，都有全球史学意义上的历史和价值。但全球微观史研究不应该是对新文化史的简单模仿或移植。微观史研究与全球史研究一样，主要是历史研究的一种视角和方法，它们可以互鉴，但全球微观史研究要防止琐碎化。

　　过去二三十年全球史学狂飙突进，让人们认识到全球史学广阔的发展空间，但也使人们看到了全球史学的限度。当全球史从以突破欧洲中心论为目标而采取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到全球史成为一个研究对象，特别是当研究视野、方法和对象交合在一起时，任何一个历史研究主题都可以在全球史的名义下推行，这就出现了泛全球史的倾向。不过，这种倾向倒是提醒我们全球史研究的限度，全球史学应该有自己的空间。

　　与全球史泛化一样，我们还要注意全球史研究的碎片化和微小化。全球史研究从细微处入手，根据小人物、小事物观察全球意义上的动态进程，不失为一种好方法。在这方面，《棉花帝国》是一部经典的全球史微观作品，充分体现了作者对具体事物的意义的理解和把握能力。新文化史和微观史研究对史学的影响较大，全球史研究中已经出现了大量微观研究作品，诸如历史上的瓷器、砂糖、胡椒、棉花、土豆等，都有全球史性质的研究，但全球微观史研究要防止琐碎化。全球史研究应该保持站在“月球上看世界”的气度，尽管这不能保证纯粹客观中立，但至少可以避免琐碎，不会被“全球视野下”的细枝末节所绑架。

　　总的看来，全球史学的影响在不长的时间里迅速提升和扩大，几乎得到了从天时地利到人和等各种有利因素的推动和加持：宏大视野、整体史观、超越民族国家史的高度、破解西方中心主义的目标、侧重交流和互动的方法，以及叙事的风格，都有助于全球史学的壮大。在中国历史学的情境里，全球史研究的接受度较高有它的道理。然而，全球史学的高光时刻才刚开始。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中国倡导文明交流互鉴，以及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中国全球史研究迎来了新机遇，顺势而为必然有更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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