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两军对垒中，对方军情了解越多，就越能有的放矢，赢得胜利。所以情报工作在战争中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古代，大战来临，交战双方也会派出“细作”打探对方军情，以便做出战略战术的正确应对。汉代时军队中就有相当于特种兵的“斥候”，他们专门从事侦察敌情，了解战地地形地貌、水源和道路情况，甚至潜入敌后盗取文件，刺杀对方首脑人物的任务。

　　在清军剿灭太平天国的战争中，史无前例地出现了一个有组织、有编制的情报机构，他们不仅收集对方情报，还要做情报的汇总和分析工作，为湘军最终战胜太平军起到很大作用。这就是曾国藩的采编所。

　　1844年，洪秀全先是在广西桂平建立拜上帝会，信徒会众迅速扩增。见时机成熟，1850年末至1851年初，由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等人在广西桂平金田村发动武装起义。随后建国号“太平天囯”，起义军成为太平军。

　　由于当时中国社会正处于动荡时期，从广西边远小村烧起的这把火不久后竟然烧到了广西北部和湖南境内。1853年1月湖北重镇武昌竟然被攻陷，湖北巡抚常大淳被逼得全家自尽。

　　太平军的所向披靡还缘于清军对于他们知之甚少，开战两年，清廷连太平天国的领导人是谁都没弄清楚，更不要说太平军的组织机构和军事实力。

　　反过来太平天国的军事组织却很严密，外人很难了解虚实。特别是当高级将领阵亡后，往往并不撤销其职位和封号等，比如南王冯云山在全州阵亡后，太平军的告示中仍然出现他的落款，西王萧朝贵攻长沙阵亡后也是如法炮制，使得清军搞不清这些重要人物的底细。

　　太平军旋即沿着长江跃进千里，往东而下，连克九江、安庆、芜湖等地，势如破竹，打得清军晕头转向。3月就打到了富庶的江南地区，一举攻克东南重镇江宁（南京），定为太平天国的都城，改称天京。

　　并且派出两支军队攻占南京以东，长江南岸的镇江和北岸的扬州，与天京形成犄角之势，建立起巩固的大本营。

　　清廷调兵遣将前来，却对这支农民军无计可施。只好颁发奖励团练的命令，鼓励成立地方武装打击太平军。曾国藩的湘军由此应运而生。

　　曾国藩是懂得情报收集工作的重要性的，当他成立湘勇，在衡州练兵的时候就派人到太平天国控制的安徽和江宁一带收集太平军的情报。

　　他还曾经买下满载木炭的货船，雇人放入长江下游，故意让太平军连人带货一并掳去，以达到安排探子潜伏到敌营的目的。可是这些活动却并没有多大收获。

　　1854年10月，曾国藩率领他麾下骁勇善战的湘军收复了武昌城。一天，有部下呈上一本手抄的小册子，报告说是其中记述了太平天国的一些情况。

　　不久湘军又缴获了一批太平天国的文书，翻阅之下发现与之前那手抄本的记载相印证。曾国藩立刻领悟到这个手抄本的价值，传令召见手抄本的作者。

　　这位神秘人物名叫张德坚，是扬州人士，原来是湖北巡抚手下的一个巡捕。当时武昌沦陷，落入太平军之手。张德坚巡捕当然是干不成了，他平时走街串巷，各种消息很灵通。可是这次他敏感地发现情况与以往不同，对方的头领都弄不清楚。

　　张德坚也是一个有心之人，他自己独自干起了间谍的工作。他经常化装潜入太平军的营地附近，与太平军士兵搭讪。还和来往的难民以及被太平军掳获后逃脱的人攀谈，了解情况并记录下来。

　　最后他将这些情报汇集成一本《贼情集要》，送给一些清廷高官，供他们决策或者指挥作战之用。只不过并未引起那些人的重视，直到遇见曾国藩。

　　曾国藩当即在湘军中设立了一个名为“采编所”的情报机构，任命张德坚为总纂官。

　　张德坚认为之前太平军方面的情报难以得到的原因，除了太平军防备严密，难以潜入之外，还因为清军对太平军的政策太狠，就连对于从太平军中逃脱的人员也是如此。以致这些人不敢暴露自己的被俘经历，更不用说提供自己在太平军中的见闻了。

　　而俘虏的太平军官兵，要么死也不透露消息，要么为了讨好清军，拼命诋毁太平军的实力，所以他们的供词其实也不可靠，没有什么价值。

　　当时还出现过太平军的官员诈降，主动投靠清军。然后领着清军去攻打，实际却是将他们带入太平军的伏击圈。多次吃亏之后，弄得清军不再相信这些前来投降的太平军官兵，而是将其杀头了事。

　　为了保证情报的准确性，张德坚招入采编所的是一批湘军中最了解太平天国的人，他们往往都有着不平凡的经历。

　　有个江苏童生名叫程奉璜，他曾经被太平军抓进军营。原本他想“图为荆聂”，像荆轲聂政那样刺杀太平天国高层人物，然而没有机会下手。因为太平军中有文化的人很少，所以对他很是器重，让他做些出谋划策的事情。

　　程奉璜于是得以深入到太平天国的都城潜伏下来，并且做到了一定职务，能够在太平天国的各个军营以及官府衙门间行走打探，获得大量第一手情报，当太平军对其放松警惕后他便成功逃离。

　　还有一个湘军中的火器专家，浙江人邵彦琅。他所制造的大炮在湖北鄂城的守卫战中曾经给太平军以重创。张德坚安排他负责侦察收集太平军武器装备以及排兵布阵方面的情报颇有成效。

　　采编所在张德坚主持下有条不紊地工作。他们大量采访了官绅、兵勇、难民以及太平军俘虏。摸清了太平天国高层的信息，编订出了洪秀全、杨秀清等首领的简历。

　　难得的是他们还对所收集的情报进行分析，得出了杨秀清与洪秀全在领导权问题上存在十分尖锐的矛盾，同时杨秀清与韦昌辉之间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程度，“似不久必有吞并之事”。早在天京之变一年前，就得出如此准确的预见，其实是非常有价值的。

　　采编所对太平军的作战阵型也进行了研究，整理绘制出阵型图。分析表明太平军打仗的战术模仿《三国演义》故事的痕迹很明显。比如太平军设伏，必然是兵分三路，一路假装败退，待到湘军追击时，两边伏兵杀出。

　　有趣的是，他们还模仿诸葛亮草船借箭的故事，将庙宇中的菩萨像搬到船上，驶近湘军据点，让湘军误以为是敌兵杀到而盲目射击。等到湘军枪弹耗尽时，真正的太平军主力已经逼近。

　　采编所还深入研究了太平军军营的营垒形制。湘军在了解到太平军兵力数倍于自己的情况后，由此改变了以往的战术，作出以构筑营垒逐步向太平天国中心地带推进的战术，并且取得极好的战果。

　　曾国藩对于采编所的评价很高，他称赞张德坚在九江湖口之战时，提出撤兵北岸防守的建议救了自己，“倘不用此策，或少迟，吾与石朋俱死于此役矣”。

　　采编所对太平天国的情报收集，最终编辑成一部《贼情汇纂》。该书共12卷，要目有《剧贼姓名》、《伪官制》、《伪军制》、《伪礼制》、《伪文告》、《贼教》、《贼粮》、《贼数》、《杂载》等。

　　《贼情汇纂》的记述时间从太平天国造反前的1850年到1856年最高层内讧前夕。内容详尽而具体，但又并非是什么都记录，而是对各种材料作严格的鉴别和筛选。对于太平军的文告、印章、服饰、旗帜、战阵等，都有绘图作出详细说明。

　　而其中的《剧贼姓名》几乎就是太平天国重要人物的人事档案，其籍贯、职务、经历、性格、社会关系甚至外表特征，全都一一记录在案。

　　《贼情汇纂》成为清军“独能办贼，必先知贼”的情报汇编，它的全面具体、高度准确的情报对湘军打败太平军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如今这部书当然早已失去了它的情报价值，可是却成为研究太平天国史不可替代的珍贵资料。其中详尽的记述有助于我们理解太平天国最终失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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