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精品力作加快建構中國史學自主的知識體系
栏目:历史机构 发布时间:2024-06-26

  《(新編)中國通史綱要》和《中華文明史簡明讀本》是《(新編)中國通史》纂修工程重要階段性成果,簡明扼要地闡述了中國是一個有著百萬年人類史、一萬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偉大國家,並在社會形態演變的實証研究基礎上,科學闡釋了中國社會歷史發展規律和中華文明特質。

  這兩部著作的編纂,是新時代賦予中國歷史學的崇高使命,凸顯了以中國為觀照、以時代為觀照,立足中國實際,解決中國問題,不斷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不斷推進知識創新、理論創新、方法創新的努力,用新的研究成果為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貢獻史學智慧。這些對於加快建構中國史學自主的知識體系,具有重要的啟迪意義。

  其一,旗幟鮮明地堅守馬克思主義這個魂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這個根脈,自覺地鞏固、捍衛和發展中國史學主體性。建構中國史學自主的知識體系,既是重大的理論問題,也是重大的實踐問題,需要有立時代之潮頭、通古今之變化、發思想之先聲的優秀科學成果的支撐。例如,關於“中華文明基因的出現”和“中華文明形成”的研究,兩書即鮮明地體現出基礎理論研究求真求精,同時要關注現實、服務大局的特點和優點。作者汲取中國學術界研究的最新成果,在廣泛佔有翔實文獻的基礎上,通過艱苦的理論探索,明確提出“在距今6000年至5300年前后,中國各地區相繼進入早期文明階段……如‘滿天星斗’,熠熠生輝”。“農耕文明、游牧文明、海洋文明的相互交融,豐富了中華文明的形式與內涵”。

  當今中國史學的重要任務之一,是將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進一步“體系化學理化”,使之理論框架更加完善、邏輯結構更加清晰,成為建構中國史學自主的知識體系的堅實基礎。兩書“最鮮明的底色就是以習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旗幟和靈魂……其最顯著的特色就是秉承大歷史觀,立足全局性、長時段、發展的眼光,全面考察歷史之‘變’,深入探究歷史之‘理’,努力攀登當代中國史學新高峰”。兩書中一以貫之的“大歷史觀”,與大衛·克裡斯蒂安所主張的將歷史認識時空延伸的大歷史觀不同,是在強調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規律性與歷史辯証法的有機統一。盡管是“簡明讀本”或“綱要”,我們仍可清晰地看到自史前“文明肇基”直至今天中華文明走向復興的整體性、規律性的歷史敘述。

  其二,開放包容,博採眾長。早在司馬遷撰《史記》時,不僅第一次記載了中國各民族的歷史,而且還“寫了《大宛列傳》,記述中亞各國的歷史,留下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內容,從而賦予《史記》以世界史的內容”,至今仍受到英、法、德、日、俄等各國史家的贊賞。當代中國史家繼承了中國史學的優秀傳統,以海納百川的胸襟學習和借鑒人類社會的一切優秀成果。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史學立足中國、融通中外、關懷人類的優秀成果不斷走向世界。

  兩書在這方面進行了成功的嘗試,例如,秦漢“人類文明交通進入新紀元”,隋唐“文明的包容與匯聚”,元朝“文化的中外交流與多元氣象”,近代“中西文化碰撞與交流”,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文明交流互鑒”,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馬克思主義傳播及其中國化的開啟”,新中國成立后“對外交流與合作”,“中華文明在創新發展和交流互鑒中提升軟實力”,“拓展人類文明發展空間”,以及“人類文明新形態”等。這些內容向人們展示了世界歷史進程中的“中國史”,以及中外文明的交流互動,使人們通過具體的史實,進一步認識到人類文明是多彩的、平等的、包容的﹔無論中國史還是世界史,都是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鑒的歷史﹔文明交流互鑒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和世界和平發展的重要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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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三,守正創新、及時回答時代提出的新課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開,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中國抓住歷史機遇,大踏步趕上了時代,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這是前無古人的偉大創舉,為中國史學發展開辟了廣闊的現實發展道路。兩書旗幟鮮明地秉承“大歷史觀”,通過實証研究使人們深入理解這裡的“大歷史觀”,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新的增長點,也是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中國化時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兩書豐富的內容、理論、方法及研究結論,都使我們清楚地認識到,“大歷史觀”強調從歷史長河、時代大潮、時代風雲的內在關聯中,從歷史邏輯、實踐邏輯、理論邏輯的辯証結合中,探究歷史矛盾運動的規律性內容,這一切使唯物史觀真理性的內容以中華民族的形式得到生動體現,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歷史研究中,隻有堅持“守正”,“創新”才能不迷失方向﹔不斷“創新”,“守正”才能持續獲得活力,把握時代。兩書在邏輯結構、歷史思維、歷史的價值判斷與歷史闡釋中,都體現出“守正”與“創新”的辯証統一。兩書是歷史著作,但其歷史認識卻是建立在對當代提出的新課題的思考之上,其研究成果自然能使人們感受到時代的脈動。

  兩書使人們從理論與實踐、歷史與現實的結合上,對何謂“中國史學主體性”有了更具體的認識:這一主體性是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在中國大地上建立起來的﹔是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繼承革命文化、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借鑒吸收人類一切優秀文明成果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是通過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建立起來的。筆者以為,兩書用精益求精的研究成果具體闡釋的“中國史學主體性”,對於豐富和發展我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有重要意義,是建構中國史學自主的知識體系的有益嘗試。“建構體系”不能脫離研究實踐,中國史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需要持續不斷地有傳世之作問世。我們不僅要扎扎實實推進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體系化學理化”建設,更要牢記對歷史最好的繼承就是創造新的歷史,繁榮發展中國歷史科學,為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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