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历史不再仅仅是学者的自娱，而孕育于成千上万无形的“手”，成为知识的一种社会形式，历史便在普通大众的辨识中得到表达。在新千年的头15年中，信息技术为中国带来了根本的变化。社交媒体的用户数量大幅增加至4.5亿，几乎占全球用户总人数的四分之一。更为自由的信息流动代表着新生的公共空间，许多历史议题在这一日益扩展的空间里得以重新解读与探讨。

　　当普通民众带着更多批判和审视回应由官方统一的历史叙述，一种奇怪的悖论出现了：历史在学术界之外蓬勃发展，旧的历史材料被重新解读以作新用。当历史开始接纳多样的解读方式时，专业史学家和历史教育家却发出一阵哀叹，感叹于公众对过去的无知和冷漠。“公众史学”一词主要出现在学术界外，学术界则对之则小心翼翼。 在今天的中国，公众史学正在发展成为一个新兴学科，一种新型史观，一场知识自组织运动，一种大众文化。

　　科技，尤其是电脑网络的普及，使公众能够更便捷地获取历史材料，由此改变了获取历史知识的手段和方式。公众对探索、解读和重读过去充满热情；公众史学领域充满争议且复杂，同时也爆发出惊人的能量。从一些开拓性的尝试中，我们可以对中国公众史学获得一些粗浅的认识。

　　民间史料的发掘导致“非官方知识”的建构，口述历史可以成为其起点之一。口述历史带有清晰的民主意图，通过各式各样的方式、语言、修辞得到表达，并吸引了来自各行各业的人。长久以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口述历史在收集、传播历史知识方面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即便今天，许多没有正式文字记载的少数民族文化依然依赖于口传心授。而在过去的十五年中，口述历史与国家身份意识的崩塌相碰撞，更多地从个人、家庭、国家历史和记忆中重新寻找身份认同，而媒体技术的变革大大加速了这一进程。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口述历史采集，包括传统艺术、各种各样的民间文化形式，正在国家和省市层面蓬勃开展。口述历史在某些方面激发了官方机构的兴趣。例如，天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采集了大约400小时的口述历史资料；由国家社科基金支持的退伍老兵口述历史项目，是一项对老兵历史的抢救性工作，这一项目吸引了国家的关注。再如，广州市政府资助的广州市地方志馆下属口述历史数据中心成立于2016年，是中国首例由地方政府资助的口述历史机构。

　　此外，大量口述历史实践发生在本地与家庭层面，带有强烈的平民色彩。部分口述历史项目由私立慈善基金会资助，吸引了许多热衷于新媒体和视觉表达的年轻一代。“家春秋”——大学生口述历史影像计划， 以及全国青少年历史记录大赛便是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

　　另一类尝试是对被掩盖忽视的敏感历史议题的探索。这类探索反映了专业学者的热情和严苛、一丝不苟的评判方式和复杂的智识。它们填补了官方研究的空缺，同时也回避、挑战甚至颠覆了官方解读。不同于开放的民主社会，这类研究在中国具有强烈的民间性与草根性。如果说传统信仰已经遗失，便需从民众中寻找助力；一些历史真相被掩盖、遗失于官方材料，却在民间材料中显现出来。近来兴起的民间文革研究热潮展现出更加理性、系统的方法，这一方法颠覆了1980年代对文革单一的控诉态度。

　　当公众主动消费历史，“记忆”便成为关键词。在国家层面，《中国记忆——中国文化遗产日电视直播行动》——国家文化遗产纪录片，既纳入了公众，也满足了国家需求。这一四小时节目，是由国务院决定、CCTV执行，为2006年6月10日——中国第一个世界文化遗产日而特别制作的节目，其中选取了世界遗产名录中最典型的几例：昆曲、古琴、京剧、金沙遗址、瓷器等。凑巧的是，与之同名的由中国国家图书馆主持的 “中国记忆”是有关当代中国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大型项目。自2012年始，该项目全面整理了图书馆保存的相关资料，并加入口述历史和声像资料等新类型文献。该项目是补充、完善大型数据库的一部分，它在个人和集体记忆方面拓展了传统图书馆的边界，开拓了公民教育的新领域。

　　重庆的“口述直辖”项目提供了一个新近案例。2017年是重庆既北京、上海、天津之后成为第四个直辖市的20周年。该项目邀请重庆市民分享他们二十年来的故事和记忆。人们对于重庆城市地貌巨大变化的口述历史很有可能为城市史提供全新的视角。项目组织者称，希望通过收集普通民众的记忆建立起城市记忆库。从平民阶层的角度，民间、家庭和方言的记忆得以保存和传播。

　　“遗产”，无论作为一种热情还是一项产业，成为了流行语，并日益重要。愈渐增多的博物馆、重建的历史遗址遗迹、纪念碑、纪念馆、历史街区和城市，都预示着公众与“过去”越来越多的参与、互动。2013年，中国博物馆的参观人数比2009年增加了5亿人次。博物馆作为一个公共机构，很明显地与国家建设同步。1949年，中国执政之际，全国仅有25个博物馆，其中许多毁于文革，其藏品也由此遗失。因此，呈现给公众的是有限的展品和陈词滥调的展示方式，它们与审查制度之下的历史解读方式相配合，成为政府的政治宣传手段之一。而随着1978年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发展以及城市化，中国迎来了博物馆的蓬勃建设和发展。每个省会城市都建立了新的博物馆，或者对旧有博物馆进行翻新和整修。2010年，全国人大将博物馆扩增作为其五年计划的目标之一。

　　同时，政府也给予私人博物馆与艺术馆以地产政策支持。中国富有的艺术收藏家经常建立私人博物馆和艺术馆展示他们的藏品，其展示方式通常经过深思熟虑，而非仅仅是陈旧的感官呈现。尽管私人博物馆的建立目的各有不同，有时也缺乏管理技术，但这类博物馆的数量仍然急遽增加。很多情况下，私人博物馆更富于创新，颇具进取精神。艺术文化类博物馆占据了此类博物馆的多数，仅有少数企业性质的博物馆涉及历史题材。四川成都安仁古镇的建川博物馆集中体现了私人收藏和公共呈现的结合如何吸引了游客之外的有识之士。毫无疑问，中国政府官员和博物馆专业人士面临着对于过去需求与热情日益增长的公众。

　　许多城市出于经济目的的考量，都在为“历史城市”的名号四处寻找资源。例如，2004年由国务院和中央委员会发起的“红色旅游”重建了许多革命遗址遗迹，中作为运动一部分的江西省井冈山便是其中一例。公众回到这些代表性的革命遗址遗迹缅怀其个人经历。通过一系列的象征性活动，例如集体签名、真人表演、“忆苦思甜”餐食等，参拜革命圣地成为一种集体回忆。与六十至七十年代文革中的大肆破坏和八十至九十年代“现代化”之名下的拆除历史建筑的浪潮相反，今天的中国开始回溯历史，重燃对上古的热情，这源于重塑国家身份认同的需求。

　　通过上述一些典型例证，我们可以看到，“过去”是中国“现在”的重要组成，而“公众”的概念也在不断变化。尽管在处理与“过去”的关系时面临一些棘手的问题，公众史学的兴起和发展可以看作是探索中国公民社会和当代中国身份建构的途径之一。

　　“过去”的意义在何处？历史在国家文化建构中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历史学家和正规的历史教育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关于这些问题的公众辩论日益激烈，我们应该如何不断解读过去？谁用用过去？历史在公众领域如何产生、传播、被消费与共享的？在数字时代，中国如何建构基于历史的国家文化？

　　“中国人与过去”项目旨在更全面地勾画公众史学的图景。二十世纪前十五年中，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信息流动、创新知识共享以及对历史知识渐增的消费，这些特征共同构成该项目的社会背景。在借鉴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欧洲一系列的国家和地区的调研项目的基础上，该项目的核心由六部分组成。

　　该项目与先前的研究存在以下几方面差别：首先，该项目强调公众史学的地点场所；其次，项目引入了新媒体和数字叙事；再者，在项目的每个组成部分中加入了有关特定问题的口述历史访谈；最后，除了425例核心样本外，还加入了台湾30例、少数民族40例以及重庆市一座重要博物馆的85例子样本，这些子样本是机构间合作的成果。

　　最显著的历史活动是摄影、摄像（包括回顾家庭照片），观看电影（包括纪录片）、观看电视节目、参加家庭或其它形式的聚会。这是伴随大众传媒包括电影、录像、电视节目成为中国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部分这一历史进程而出现的。调研结果显示集体记忆和个人回忆常常重叠交汇：调研参与者与过去积极的互动证明，个人及家庭回忆与怀旧的历史消费相互交织。除此之外，公共活动，例如参与公众纪念与周年庆典，以及建立保护过去的组织或机构等，也十分重要。

　　档案管、博物馆、历史遗址或遗迹、个人及亲历者的讲述被认为是最可靠的史料来源。大部分调研参与者认为实物比人为解读更可靠，因为人们因其动机、能力、背景不同而对事物形成不同解读。家族故事因其特殊性而相对排名较高（61.08%），这是源于对家族历史与故事的熟知而带来的信任感。此处，正如同个人及亲历者的讲述一样，大部分调研参与者将”动机”与”结果”相混淆：缺乏欺骗动机与他们实际撒谎或者可靠地解读并无关系。不出所料的是，政治人物和媒体人士排名最低。

　　参观历史博物馆、历史遗址或遗迹、历史街区与城市排名最高。大部分调研参与者认为进行上述活动是直接的、真实的历史体验，因为它们赋予人强烈的参与感和在场感。这些活动也缩短了参与者与历史事件的距离，尤其是原址重建的历史博物馆；充满活历史的历史街区；或是通过历史场景再现而获取的历史体验。

　　中国历史和家族历史均排名靠前。实际上，大部分调研参与者将国家历史和家族历史联系起来。他们对国家有着强烈的认同感，认为家庭是和整个国家相协调一致的。他们的评论充满爱国主义，极富认同感和自豪感。这些交融于国家话语的情绪化词汇，源自于中国人对其起源的天然自豪感，正如他们常常引用的”五千年历史”。可见，中国政府很有策略地向年轻一代成功灌输了这些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

　　对于”过去12个月中，你是否参观过公众历史场所”这一问题，大部分参与者的回答是肯定的。调研进一步提出7个衍生的问题以及2个与历史场所相关的问题，旨在发掘公众关于对重庆市区主要公众历史场所的态度和感知。此部分调研采用了面对面的口述历史采访，以作更深层次的发掘。尽管耗时费力，此部分调研所获取的信息是整个项目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尽管中国的审查制度依然盛行，公众已经在积极地、创造性地消费历史。公众对近期历史和利用一手的、体验式的、家族的史料兴银河官方官网趣日渐浓厚。在逐渐扩展的公众领域，历史在记忆、遗存和身份的互融以及过去与现在的相互交错中重构。这一趋势挑战了，或貌似挑战了看似等级分明的知识建构体系。

　　关于当代中国建构公众史学建构之模式：第一，物质文化可以有效地吸纳公众，公众历史场所是公众认知过去的重要途径。这些场所深刻而积极地影响着普通人的历史意识。第二，关于个人、家族、地方历史的研究是重要的发展趋势。人们珍视家庭，认为家庭是创造历史的重要场域，它直接而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对过去的感知。第三，公众尊重官方和专业权威。公众史学与专业史学并不矛盾，相反，它强烈诉求专业史学的参与。

　　一直以来，中国的学校都是传播历史知识的公众机构，也是塑造人们历史意识和公民身份的重要场所。政府费尽心力地重构”五千年文明”——尽管这一说法忽视了文明本身的复杂性——以创造历史的连续性和安全感，并将之体制化。通过这样的方式，政府试图重新解读历史以勾画全新的未来图景。然而，”中国人与过去”项目发现学校所教授的历史存在一些明显的错误，如通过强调背诵和记忆基于固有意识形态的史实。对于学生而言，这样的历史”无趣也无所谓”。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