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系列丛书是一部代表西方中国史研究最高水平的史学巨著。其“最高”并非徒有虚名，从丛书的编写队伍、创作时间、篇幅数量可窥见一斑：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和英国汉学家崔瑞德担当总主编；十几个国家数百名史学专家参与编纂；丛书从1966年开始策划已有40余年历史，至今仍只出版了计划中15卷内的12卷，约1200万字。

　　20世纪80年代，“剑桥中国史”系列丛书引进出版。今年春天，中文简体版再添新成员，《剑桥中国明代史》下卷新鲜出炉。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又将该系列丛书修订重版，“剑桥中国史”总共11卷全新问世。

　　创立于上世纪初的剑桥历史丛书是英语世界中多卷本史学著作的一个样板，最早由阿克顿勋爵规划的16卷本《剑桥近代史》在1902年至1912年间问世。随后又陆续出版《剑桥古代史》、《剑桥中世纪史》、《剑桥英国文学史》，其旗下的史学著作还包括史、阿拉伯文学史、伊朗史等。“剑桥中国史”系列丛书是剑桥多种历史丛书中的一种，筹划于1966年，由有着“超级中国通”称号的费正清和英国历史学家崔瑞德担纲总主编。“剑桥中国史”计划出版15卷，著写自公元前221年秦朝的建立到1982年新中国改革开放的2000余年历史。

　　“剑桥中国史”系列丛书可以说反映了西方研究中国史的最高水平，不仅每一卷的主编是该断代史领域享誉世界的专家，而且各个专题的执笔都对其论述的章节有长期深入的研究。我们熟悉的汉学家史景迁，他的中国史研究第一本书是《曹寅与康熙》，他在丛书中写作清朝康熙年间的历史；华人学者余英时曾出版过《汉代的贸易和扩张》一书，他执笔丛书中的《汉朝的对外关系》；《万历十五年》的作者黄仁宇则负责明代财政的相关章节。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剑桥中国史”每一卷的作者阵容在西方学术界可称极一时之选。

　　虽然每一卷里的西方学者都是“群星闪耀”，然而在百余位历史学家中却找不到一个中国学者，是巧合还是总主编的刻意回避？我国著名的清史专家王俊义，曾在上世纪90年代担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并领导该丛书的翻译出版工作，他认为有两方面原因。首先，“剑桥中国史”丛书策划之初的1966年，正是中国“”时期，学术交流几乎隔绝。总主编崔瑞德也曾为此表示遗憾，在《剑桥中国明代史》下卷的序言他写道：“1966年，随着的爆发，中国和中国的学术界正在进入最凄凉的一段时期。历史专业与一切门类的知性活动一样遭到了破坏我们不可能与他们交流，否则会给他们带来危险。”而另一个原因，王俊义认为：“西方人编写这样一部史书固然有他们的意识形态、史学思想和研究方法，如果中国学者参与进去，反而可能会导致整个风格不协调。但是这部书有很多华人学者参与，我们熟悉的黄仁宇、余英时等都参与了撰写。”可喜的是，现在“剑桥中国史”在编纂中越来越多地吸收了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并吸纳中国学者参与丛书的策划。早在1979年和1980年的两次明代史编写国际研讨会上就有中国学者的加入，现在更多走出国门的学者被邀请到丛书的选题策划会上建言献策。

　　20世纪80年代，以学术出版著称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作为国家新闻出版署最早确立能翻译国外著作的出版社之一，开始着手翻译出版“剑桥中国史”系列丛书。并于1985年推出《剑桥中国晚清史》，讲述清代道光时代到辛亥革命的那段历史。《剑桥中国晚清史》甫一出版就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历史学会也组织了大量的书评。当时的“剑桥中国史”能得到读者的喜爱有多方面原因。首先，丛书的主编和作者队伍强大，都是有名望有影响的专家。而最先推出的是《剑桥中国晚清史》，反映的时期跟当代比较接近，很多事件都尚能感受到延续的影响。最重要的是，当时的中国经历“”不久，处于一个新时期的开始，人们在一段时期的闭塞后，渴望了解世界、了解世界对中国的印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马晓光在上世纪80年代也参与过丛书的出版工作，他说：“国外的研究、观点能给国内的研究者及读者耳目一新的感觉，我们在翻译出版剑桥中国史系列丛书时也特别尊重原著，让其以原始的状态出现在读者面前。”

　　此后，“剑桥中国史”系列丛书在陆续出版中一直得到读者的推崇。王俊义说：“剑桥中国史推出来后在每年的图书订货会上都是大码洋，成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名牌产品和拳头产品。”负责本次“剑桥中国史”的修订重版工作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郭沂汶也说：“丛书的需求一直很旺盛，多次重印再版，2003年我们又对已出版的各卷作了较大规模认真的修订并重新设计排印。在本次丛书再版过程中，书店和很多读者还多次打电话到编辑部来询问出版的进程。”

　　很多读者喜欢“剑桥中国史”不仅因为其才学识兼长，有思想、有文采，更认为它有着“旁观者清”的优势，能更真实、更客观地再现历史。甚至有人称读过该书后历史观完全被重塑了。“剑桥中国史”中的确有很多不囿于传统的看法，做到了“不为贤者讳，不为尊者讳”。比如隋炀帝，历来是被贬为一无是处的暴君，虽然近年来有一些学者肯定了他建东都、开运河等事迹，但仍褒少贬多。《剑桥中国隋唐史》却给炀帝很高的评价。尽管作者不否认炀帝骄奢淫逸，但也肯定他本身很有才能，是一位有成就的诗人、独具风格的散文家，还有点像政治美学家，认为他在促进南北文化再统一，向北方介绍南方佛教传统等方面都作出了贡献。而且西方学者不受我国意识形态的约束，显得更为自由。譬如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提到新中国对改革开放有两派意见，一派是改革派，一派是保守派，而且指名道姓。这些当然是国内史学著作不可能做到的。王俊义说：“虽然总主编费正清说过要尽量地考证，以接近真实，西方人在撰写中国历史时也更自由，但一部书总会受制于作者主观的观点，认为剑桥中国史更真实或是认为以此能重塑历史观，这种看法就过于片面了。”正如丛书中文版序言写到的：“剑桥中国史由于东西历史文化的差异，该书在许多历史问题上对中国学者的传统学说提出了新的观点和质疑，还有的问题，是我们早已习以为常而从没有考虑过的。所有这些来自于另外一种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东西，必将极大地丰富我们的思想和开阔我们的视野。”

　　2004年，我国最宏大的一项文化工程《清史》纂修主体工程启动，共92卷，总计约3220万字的，预计10年时间编纂完成。早在“剑桥中国史”第9卷（《剑桥中国清前中期史》）问世之际，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先生就嘱咐王俊义一拿到版权就和他联系并组织学者进行翻译，因为这将是我国《清史》编纂的一个重要参考资料。“他山之石”，是引进“剑桥中国史”系列丛书的重大意图。

　　王俊义说：“中国人研究自己的历史，难免会有些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而西方人的角度、思维不一样，横看成岭侧成峰，剑桥中国史系列丛书当然能给予很多借鉴之处。”第一，我们国家虽然一直有修史的传统，却常常突出主线，忽略其他方面，写作比较平板单调。譬如在“”前，对于历史我们多强调革命、运动、农民战争等，突出政治史，其他的文化史、经济史就叙述得很少。“剑桥中国史”系列丛书却能把历史叙述得丰富多彩、有血有肉。在明史的写作中，《剑桥中国明代史》（上卷）侧重于政治史的研究，纵向介绍1368年到1644年的明朝各个时期，《剑桥中国明代史》（下卷）则是横向分块叙述，内容涉及明代政府机构、财政管理、法律交通、商业、官方宗教、佛教、道教以及农村的社会经济发展，明朝的对外关系，与朝鲜的朝贡关系，与欧洲沿海国家的关系等；还有对明代经学思想的研究，基督教及其他思想对中国的影响等专题史；上下两卷纵横兼顾，叙事与分析并重，丰富而翔实。

　　第二，“剑桥中国史”系列丛书在整部书中能体现每一位作者的一家之言。丛书虽然渗透了总主编总的史学观，但撰写人的个性及自己的观点并不受总编观点的约束，作者可以充分展现，甚至书中观点都能出现前后不一致。因为“剑桥中国史”系列丛书是一部高层次的学术著作，每一位作者都有丰厚的史学积淀，风格个性化则更容易表现独到的见解，也引起读者更多的思索、思考。

　　第三，这部史书大量吸收了前期研究成果，广泛引用了文献材料，而且很注意文献的辨伪和考订，同时还重视运用考古材料，十分严谨。丛书以秦朝为起点，银河国际galaxy网站没有涉及到文明起源史，这一点让很多读者不解。其实丛书总主编对此曾有说明，“因为在筹划编著这部巨著的时候，本想从中国史的开端写起，可是考古发现日新月异，20世纪70年代以来更有进一步扩大的倾向，把中国史前史以至公元前第一千纪的历史面貌几乎彻底改变了，而现在还没有能把崭新的考古材料与传统的文献记载融会贯通而成公认的成果，因而全书只好从有大量可靠文献依据的秦汉开始”。而今在资料丰富后，剑桥大学出版社才在此基础上出版《剑桥中国先秦史》（未纳入“剑桥中国史”系列丛书）。

　　“剑桥中国史”系列丛书给中国的读者展示了不一样的历史，但丛书创作中还是存在一些不足。一些新的考古成果、文献资料不能在书中及时体现，而且西方学者吸收多的还是本国的前辈研究成果。譬如在写作清朝人物时，很多还是引用美国汉学家恒慕义多年前编的《清代名人传》。王俊义说：“现在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学者，他们思想清新，吸收西方的观点更及时也更便捷，这有好的一面。但是西方的研究有可取之处，也有不足之处。我认为对于西方学者的成果要勇于吸收、敢于吸收，更要善于吸收。对于他们的研究方法、研究角度我们要借鉴，但对于他们的具体结论要考证，不能盲目使用。中国的历史产生土壤在中国，大量的原始材料在中国，吸收国外的优秀成果加以融会贯通，这才是研究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