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乃粒，1936年4月生于四川省自贡市，上海市旅游局原局长兼党委书记。1957年毕业于北京钢铁学院；1958-1960年在苏联科学院有色金属冶金专业学习；1980-1982年在德国明斯特大学访学。长期深耕材料科学、科技政策、科技翻译、旅游学等领域研究，曾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所常务副所长、上海市科协专职副主席兼党组书记、上海市旅游局原局长兼党委书记、上海市旅游事业管理委员会副会长等职。出版《自然资本论》《外面的世界真精彩》等译著和专著。

　　他在大学学轧钢，留学钻研金属合金相平衡图和固体表面分析，回国后从事钛合金研究的专家；他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转型担任上海市科协专职副主席兼党组书记、上海市旅游局局长兼党委书记；他还是一位懂五门外语的科技翻译家……但他最珍视的身份是——员。他就是留苏老学长王乃粒。

　　2021年12月，在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的老式小楼的会客室里，我们采访了王乃粒学长。听王学长讲述自己的一段段人生经历，我们被他的话语感染，同步感受到他对祖国的赤子之心。

　　1936年，我出生在素有“盐都”之称的四川省自贡市。中学毕业时，我听了班主任兼数学老师李乃智的一句“工业兴国”的话，就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希望将来做一名“红色钢铁工程师”，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作贡献。1953年，我考入北京钢铁学院，学的是轧钢。1957年，我从北京钢铁学院毕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冶金陶瓷研究所长沙分所筹建新的实验室，给周行健所长当助手，后来所里派我去苏联学习。

　　1958年6月，我先是到北京俄语学院留苏预备部学习俄语和哲学，1958年12月，我和一批由中国科学院派出的年轻研究人员一起从北京乘火车到莫斯科。我去苏联科学院巴依科夫冶金研究所报到，被分配在该所稀有金属与合金实验室学习，从事“稀有金属合金相平衡图”研究，导师是萨维茨基教授，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

　　为了帮助中国留学生学好俄语，苏联科学院为我们聘请了专门的俄语教员。教我们几个人的俄语老师名叫雅朗采夫。他对我们非常热情友好，除了在课堂上教语法和课文外，口语课基本都是到现场去进行场景教学。为学好俄语，我每天都要花一小时左右的时间看电视、听新闻广播。我利用一切机会来学习。我们住的地方离研究所很远，乘地铁大约需要一个小时，我便抓紧时间在车上阅读俄语书报。经过两年的刻苦学习，当我结束在苏联的留学生活时，不仅能够讲俄语，而且还能够熟练地用俄语写论文。

　　巴依科夫冶金研究所是苏联科学院最早的研究院之一。所长巴尔金是该所的创立者，苏联科学院院士，还是苏联科学院院长。我在巴依科夫冶金研究所稀有金属合金实验室实习，当时我们在该所学习的中国研究生和实习生共有26人，195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之际，巴尔金所长还专门来所里看望中国留学生。

　　导师萨维茨基教授指定了一位年轻的研究人员尤拉·叶菲莫夫具体指导我的工作和学习。经过一年左右的实践，我掌握了一整套如何建立多元稀有金属合金相平衡图的方法。最后一年我已经可以独立工作，在1960年下半年完成了俄语撰写的论文：《钒-铌-钨三元合金系钒角相平衡图》。我用俄语在实验室作了论文报告，得到了萨维茨基教授和苏联同行们的好评。回国后，这篇论文在一级学术刊物《金属学报》上发表了。

　　我们住在苏联科学院为我们提供的研究生公寓，这里除了中国人外，还有阿尔巴尼亚人、蒙古人、朝鲜人，但中国学生最多。我和刘振元是莫斯科留学的同学，住在研究生公寓里，经常一起做饭吃。我们两个都喜欢打排球。后来，我回国到中国科学院冶金陶瓷研究所工作时，刘振元是副所长，上海第一块石英电子表的电路就是他负责研制的。1988年冬天，我到旅游局当局长，他那时是上海市副市长。我常对刘振元开玩笑说：“你打排球是我的部下，干工作，我是你的部下。”我和刘振元还一起组织中国留学生与苏联朋友进行联谊活动。在莫斯科，我们的生活丰富多采，1959年，我在还莫斯科的圆柱大厅欣赏了曹鹏的毕业指挥演出，其中有小提琴协奏曲《梁祝》。

　　在苏联留学结束了，我们乘火车回国。在中国边境二连浩特入境之前，我们这批留学生考虑到国家处于三年困难时期，就将身上剩下的卢布都拿了出来，寄给了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没有留名。

　　回国后，由于我所从事的那部分业务归到上海了，我便来到了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研究所，在轻合金研究室从事航空航天钛合金材料研究。我在苏联实习时钻研的合金相平衡图派上了用场，它对于合金材料的选择是个依据。我们研究出一些钛合金材料，用于航空航天、医疗和军事等领域。我们研发的用钛合金替代钢做的迫击炮底座，重量轻，在山地环境下，重量轻一些的火炮更容易在山地地形上布设。

　　我们还用钛合金做成人造骨。上海第一例钛合金骨就是我们所研制的。我们是把钛合金做成棒，然后手工车出来。我至今还记得上海第一例使用这种人造骨头的情景。上海嘉定有一个女工，是个劳动模范，她在劳动中不慎把胳膊摔坏了。医生就用我们做的人造骨给她换上。我被邀请去看手术，亲眼看到把我们做的人造骨给她换上了。

　　上世纪70年代末，冶金所的研究方向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开始配合半导体技术的发展，研究固体半导体材料。我们自己做了一台俄歇电子能谱仪，我是课题负责人。但是刚刚完成，我就接到通知，让我去德国学习。

　　1980年初，我和几位由中国科学院派去德国的访问学者一同赴德，到达德国西北部有“大学城”之称的小城市明斯特。我把全部精力投入工作，曾有过两人一起在实验室连续工作达30小时不休息的经历。访学期间，我完成了论文《用静态二次离子质谱、静态俄歇电子能谱、X-射线光电子谱和功能函数方法综合研究钴的室温氧化》。后来，这篇论文发表在荷兰出版公司出版的表面科学报告期刊《表面科学》上。1982年，我完成了在联邦德国明斯特大学物理研究所的进修报告，题目是《钴氧化的表面分析》。

　　我从德国回国后不久，中国科学院任命我担任冶金所副所长。1984年，上海市科协召开“三大”前夕，市委调我到市科协担任党组书记，并被选为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席。从此我就同市科协和许多科学家、科技工作者结下了不解之缘。

　　根据科技团体的特点，我们始终把组织学术交流活动放在自己一切工作的首位。让我难忘的是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李国豪院士和严东生院士为代表的宝钢顾问委员会的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决策咨询活动。当时鉴于全国经济建设战线拖得过长的实际情况，中央有关部门委托宝钢顾问委员会提出如何减少宝钢建设项目下马的损失的意见。可是，顾问委员会经过缜密的科学论证后认为，如果宝钢项目下马的话，几十亿的投资就会付诸东流，在黄浦江边留下的只能是一堆废弃的钢筋水泥。而如果措施得当，就有可能把宝钢建设成为我国一个现代化的钢铁生产基地。结果中央采纳了宝钢顾问委员会的正确咨询意见，才有了后来的宝钢。

　　我在市科协主持工作期间，还亲身见证了宝钢顾问委员会另一项重大决策咨询成果，那就是解决了宝钢的工业用水问题。顾问委员会的专家们在经过科学论证之后，提出了在长江“围湖取水”的方案，解决了海水腐蚀这一难题，从而使从长江引水供宝钢使用成为现实，并为上海市民保留了淀山湖这一宝贵的饮水源。而且，“避咸潮取水，蓄淡水保质”的宝贵经验，不仅适用于长江口，而且也适用于我国受潮汛影响的沿海河口，对沿海河口淡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现在向上海市民供应优质长江水的青草沙水库的科学技术原理就是来自宝山湖水库。

　　这两个重大的决策咨询成果，是宝钢顾问委员会的科技和经济专家们“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科学精神和大无畏的崇高品质的集中体现，也是体现改革开放以来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成功范例，值得后人永久铭记和效法。

　　另一件难忘的事，是关于“星期日工程师”问题的解决。当时，苏南地区经济发展迅速，村办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他们十分需要科技人员为他们解决生产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一些上海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就应邀利用业余时间赶到苏南地区为当地的乡镇企业服务，获得一点报酬。但当时某些人的思想观念还停滞在计划经济时代，认为在某一单位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只能为本单位服务，到其他地方做兼职，收取丁点劳务费就是“挖社会主义墙角”，甚至是违法行为，记得有一起此类事件还被司法部门认定为犯罪行为。上海市科协及所属咨询中心据理力争，保护了一大批优秀的科技工作者，避免了冤假错案的发生。后来，我们市科协党组还决定，成立法律顾问室，为科技人员维权，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我在科协做了4年党组书记，开阔了眼界，我学过的英语、俄语、德语，对开展国际学术交流都非常有好处。

　　我于1988年11月由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领导岗位调任上海市旅游事业管理局局长兼党委书记，一直工作到1997年3月离任，刚好满100个月（8年零4个月）。之后，我又在上海市旅游协会工作了6年，于2003年退休，前后在旅游界工作了14年之久，可以算是旅游战线上的一员老兵了。

　　1988年，我从市科协调到完全陌生的旅游部门担任领导工作，为了不至于“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我便不断地学习旅游理论知识，跟踪世界旅游发展趋势，研究旅游业的管理经验和实际运作方法，10多年来，我一共翻译和撰写了几十篇与旅游有关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

　　至于说我为什么会去尝试写一些游记，恐怕是有一些偶然性。那是在1994年春，亚洲及太平洋旅游协会（PATA）在韩国首都汉城举行年会及旅游交易会。在韩国访问期间，耳闻目睹韩国政府和旅游管理部门对发展旅游业的高度重视和开拓精神以及韩国人民对外国旅游者表现出的好客和热情，给我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当时，在我的脑海里突然萌发了一种念头和冲动，我何不将在韩国的所见所闻和亲身体验写成一篇游记在报刊上发表，以便与旅游界的同行和广大读者分享呢?于是，我便试着写了《访韩散记》一文，在《上海旅游报》上发表。

　　从此以后，每次在出国参加旅游推广活动和国际会议期间，我都随身携带一支笔和一个小笔记本，及时将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和自己的体验记录下来，回国后就抽空整理写成一篇游记，近10年来一共写了20余篇，在海内外报刊杂志上发表。后来，我出版了一本旅游散文集《外面的世界真精彩》。

　　我对外语有一种天生的爱好，与外语也有一种情缘。我上中学的时候学过英语，后来留学苏联和德国，又学习了俄语和德语。60年代，又参加了上海冶金研究所举办的“科技日语学习班”，学了日语，后来又因好奇而学了世界语。

　　在上海市科协工作期间，一次偶然的机会使我走上了业余科技翻译之路。那是在1987年初，当时我在上海市科协担任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席，接待了国际原子能机构派来的一个访华代表团，团长赠送我一本论文报告集，其中的一篇“关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报告”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我同一位朋友合作，很快将这篇文章从英文译为中文，在《世界科学》杂志上发表，引起了科技界和社会舆论的关注。

　　从此，我同科技翻译结下了不解之缘，并成为我的一大业余爱好。无论是我在上海市科协还是在市旅游局担任领导工作期间，无论公务多么繁忙，我都抓紧业余时间，在我那一间10平方米的书房兼卧室里“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潜心从事科技翻译工作。我编译出版了两本科技译文集：《世界科技发展新趋势》和《技术能拯救地球吗?》。这两本书都承蒙著名物理学家谢希德院士作序。此外，我还一人或与他人合译了几本关于可持续发展的英文书籍——《自然资本论》《迷途知返》《石油危机》《能源，21世纪的展望》《20亿辆汽车——驶向可持续发展的未来》等，大力宣扬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与自然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20余年来，我发表和出版的译文有100多万字。

　　2003年，我退休了。虽然不能再在工作岗位上继续发挥作用，但我仍以饱满的热情利用我多年积累的科学知识、外语知识和工作经验，继续为社会作贡献。

　　我是一个老党员，1956年上大学三年级时加入中国，而今党龄已有68年。就我个人而言，生我者父母，教育培养我茁壮成长的是亲爱的中国。而今，我能在耄耋之年还能为党和国家做一点有益的事情，感到无比欣慰。我现在还在写一本书：《从科技到旅游——我的人生跨越》，写我的人生经历。我要活到老，学到老，奉献到老，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党和人民多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根据王乃粒口述整理，作者：王利亚 我会会员，上海科威国际技术转移中心高级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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