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后的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现代主权国家，经历了一个积累性的、漫长的形成过程。这一宏观历史过程，涉及疆域、族群、主权和政权诸方面。仅就疆域与族群构成而言，此一过程至少可以追溯到清朝前期。表面上看，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清朝的形成过程与其在17、18世纪从关外到关内再到塞外的一连串用兵紧密相连。

　　正因如此，人们往往不假思索地把一个如此建立和巩固起来的王朝，与世界历史上屡见不鲜的致力于征服和扩张的军事帝国等而视之，进而把19、20世纪中国从清朝到民国以及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连串变革，等同于“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转型过程。

　　与此同时，一部分人又往往对一个如此形成的“民族国家”感到困惑：今天的中国就其疆域和族群构成而言，似乎是世界上唯一建立在昔日“帝国”基础之上的国家，与世界其他地区帝国瓦解之后民族自决的结局相去甚远；不仅如此，中国还是所有大国之中，唯一一个拒绝西式代议制民主体制的国家，似乎不能体现作为现代民族国家核心特征的“主权在民”原则；由此形成的现代中国，是否具有民族国家应有的合法性和生命力，在一些人看来似乎也颇成疑问。

　　解决困惑，需要以清晰、正确地认识现代中国的国家形成问题为基础，而最好的办法是双管齐下：一方面，抛开制约人们认知过程的固有逻辑，回到历史之中真正认识事实的真相；另一方面，要了解这套固有逻辑本身是如何被建构的，又是如何用来建构历史的。只有回到历史过程之中，掌握真相，我们才能解构被既往的逻辑所建构的历史，并把自己从固有逻辑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事实上，今天已经普遍存在于非西方世界并被人们视为理所当然的所谓民族国家，其实是20世纪的“发明”，西方世界有一个根深蒂银河国际galaxy网站固的观点，即西方创造了真正的“文明”。该观点认为西方人具有发明、科学、自律、自控、实际、前瞻、独立、博爱等精神，而西方之外的所有人则构成了“另类”，只具有模仿、被动、迷信、懒惰、怪异、走极端、情绪化、听天由命等特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种赤裸裸的欧洲中心主义（manifest Eurocentrism）和白人至上论调有所收敛，主要原因是纳粹德国以种族优越论为支撑的大屠杀早已失去了道义高地，同时非西方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风起云涌，对西方的殖民统治和种族主义构成前所未有的冲击。

　　但是，欧洲中心论并没有消逝，而是以一种新的学术包装继续影响西方对近世以来世界各国历史的解读，也深刻影响了非西方社会政治及知识精英的自我认知。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种“直白的”欧洲中心主义重新浮出水面。一方面，这是由于冷战结束，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全面溃退，似乎印证了欧美国家所代表的自由主义价值、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代议制民主政治的优越性和最终胜利。

　　由此产生一种颇有影响的预测，即在后冷战时代，原先东西方之间的不同制度之争，将让位于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其中主要是西方基督教国家与中东国家之间的对抗，而代表儒家文明的中国，据称将有可能与教国家联手，共同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明。

　　另一方面，来自极端分子的，尤其是2001年美国“9·11”事件，以及随后美国在中东的反恐战争，似乎印证了文明冲突论。反恐战争本身被表述为美国所代表的“整个文明世界”与“未开化的”“野蛮的”恐怖势力及其同情者之间的对抗；全世界所有国家必须在这两者之中“选边站”，要么站在美国一方，和整个文明世界一道反恐，要么成为支持或同情的势力，从而构成“邪恶轴心”的一部分。

　　综上所述，欧洲中心主义一直在变化，如果说它在二战之前是一种赤裸裸的种族决定论，强调不同种族之间的反差，并据此为西方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背书”的话，冷战时期则体现为一种制度决定论，强调两大阵营之间的不同政治经济制度和价值观之间的对垒，而在后冷战和全球化时代，种族决定论改头换面，以文明决定论的形式大行其道，其旨归从19世纪西方白种人国家对非白种人的国家或群落的单向征服，变为20世纪西方主导的“文明”世界与“非文明”势力之间的双向对抗。

　　中国从18世纪到20世纪所经历的国家转型，正是在由那些所谓文明国家——19世纪的英国和法国、清末民初的日本和俄国以及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和苏联——所界定的地缘政治格局及其所建构的国际政治宏大叙事下展开的。

　　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期，西方列强一直视中国为亚洲“半开化”国家的一员；晚清的颟顸、落后与民国的贫穷、内乱和腐败，主导了西方政治和知识精英对同时代中国的想象。

　　中国理所当然地被排斥在“文明”国体系之外，不仅无法在国际法下享有与那些“文明”国同等的权利，而且反而成为后者追逐商业利益、争夺“势力范围”乃至进行侵略和扩张的对象。

　　帝国主义列强本可像对待其他亚非国家一样，对中国进行征服、瓜分和殖民统治，无奈其在19世纪遭遇的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庞大、政府体系复杂且能够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调控的对手，这使任何帝国主义国家都无法单独对其进行征服和侵吞。

　　因此，列强的基本策略是对华进行局部战争和领土蚕食，通过战争胁迫清政府屈服，除了让其割地赔款之外，还可从中获得种种在华特权，包括固定关税、最惠国待遇以及最为重要的治外法权。

　　驱动中国国家转型的，正是在这样一种地缘政治背景下国内政治和知识精英所形成的共同诉求，即中国必须仿照西方国家的模样，重新打造自己，首先是在枪炮、舰队以及制造和交通上向西方学习，继而在法律、外交以至整个政府体系方面全面西化，以便使中国在国际法下得到列强的平等相待，成为由主权国家所组成的国家体系中的一员。

　　经过数代人的奋斗，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中国似乎已经接近这个目标，不仅废除了晚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甚至还和其他主要盟国一道，成为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国和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1949年，革命成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进一步终结了国内的长期政治分裂和动荡；经过持续不断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快速的经济增长，到21世纪最初十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具活力和最大规模的经济体之一，其在国际政治上的影响力，也远非一般国家可比。

　　尽管如此，中国是否能够成为一个富有生命力、与西方大国并驾齐驱的大国，在不少西方主流政治和知识精英看来，依然充满了不确定性；西方关于中国即将崩溃的预测，我们也时有耳闻。

　　这里所要强调的是，要理解现代中国的生命力和竞争力，必须摒除源自欧美国家历史经验的种种理论预设和概念架构，回到中国历史之中，把中国的现代国家形成过程放到中国从17世纪到20世纪漫长的国家转型过程中加以理解，而正是这一过程所独有的动力和演进形态，使得当代中国呈现出不同于欧美国家的基本特征。

　　更为重要的是，这一过程至今依然在进行之中，因此中国的现代国家转型，应该被理解为一个尚未完成的、终端开放的历史过程。为了说明现代中国为什么具有不同于西方所谓“规范的”民族国家的两个最基本特质，即规模之“大”和结构之“强”，有必要对影响中国国家形成的各项因素进行讨论。

　　现代中国之所以呈现出超大规模的疆域和多族群的人口构成，至少可以归因于以下四个因素。

　　其一，清朝以前“原初中国”的形成，为清朝国家的疆域整合和多族群国家的建立，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其二，清朝前期的边陲用兵进一步拓展了国家的有效治理范围，即在内地十八省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满洲、蒙古、新疆和西藏；中国作为国家也被重新定义，从原来以汉人为主体的单一族群国家变成了多族群的疆域国家（territorial state）；现代中国赖以形成的地理和人口基础由此定型。

　　其三，现代中国赖以形成的疆域和人口基础，之所以能够保持惊人的稳定和连续性，关键在于清朝对内地和边疆施行的复杂而有效的治理方式。源自非华夏族群的清朝统治者为了在内地十八省建立王朝的合法性，比以往任何一个汉人王朝都更真诚而切实地尊崇儒家的“仁政”治国理念，在整个清代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遵守轻税政策。

　　这一政策之所以能够长久实施，不仅因为内地十八省的庞大人口和经济体量提供了巨大的纳税基础，更因为清朝在内地之外，建立了牢固的边疆，使在汉人王朝历史上危害数千年的源自长城以北游牧人口的“边患”不复存在，从而大大减轻了清朝的军事支出。

　　其四，现代中国超大规模和多族群的疆域，还得益于晚清和民国政权在向近代主权国家转型过程中，大体上有能力捍卫领土的完整性和连续性。

　　民国时期，在内地战乱不断、中央政权和地方势力无暇他顾之际，之所以能够避免满洲、内蒙、新疆和西藏的分离或独立，全赖清廷治边所留下的各项遗产，以及内地汉人对其赖以生息的国土的认同。

　　这种内在的共识，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国土遭受外来侵略后，可以克服不同政治势力和不同地域之间的隔阂，转化为共同的民族主义理念。再次，中国之所以能够作为一个独立、完整的国家幸存于19世纪帝国主义侵略危机之中，还有一个地缘政治的因素。

　　虽然晚清政权屡被欧洲列强和日本打败，战后割地赔款，主权受到严重侵害，但是，列强在中国竞相争夺商业和政治利益，也导致它们彼此之间产生均势，使得其中任何一方都无法排除其他竞争者而独自树立在华主导地位。

　　中国疆域之幅员辽阔，内地人口之高度同质，政府体制之高度整合，使得任何列强皆无法在华施展其在其他亚非殖民地屡试不爽的分而治之的策略。

　　在20世纪前半期，无论是中国政权，还是中国政权，都力图打造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组织凝聚力强大的现代国家。此发展趋势，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解释。

　　首先，19世纪以前中国国家权力结构和政治文化的影响。在秦汉以后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上，不存在如同中世纪欧洲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所出现的分权的政府形态，即在君主所代表的权力中心之外，同时还存在自治市镇、贵族和教会，并组成代议机构，对君主的权力起制约作用。

　　相反，从秦汉至明清，中国的国家权力始终集中于皇帝之手，并且在大一统时期，皇权有逐步强化的趋势；分权、代议制政治，从来不是皇权时代中国政治文化的一部分。

　　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传统有一种示范效应：每当旧秩序崩溃之后，那些试图建立新秩序的竞争者所追求的，往往是建立另一个高度集权的统治，而不是心甘情愿地与他人分享权力，或者愿意使自己的权力受到有力的制衡。这在20世纪前，在民主成为中国各方社会政治势力的真正要求之前，尤为如此。

　　其次，进入民国以后，中国曾有两次践行代议制民主的机会，一次是在民初1912和1913年北京政府时期，一次是在1946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两次试验均昙花一现，旋即让位于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的争斗。在消除地方离心势力、结束国内政治不稳定之前，民主政治在中国不具备最基本的实现条件。

　　再次，高度集中的国家权力结构在20世纪中国的最终形成，正是在解决国家权力下移的过程中，中央与地方势力之间反复博弈的结果。这一过程是辩证的，因为权力的地方化，既可能有助于国家克服内部或外来危机，为国家权力走向集中铺平道路，但同时又可能成为国家权力集中化的障碍，而为了克服这样的障碍，那些觊觎中央政权的地方势力又不得不致力于自身的更高程度的集中化，从而消除竞争对手，达成真正的全国统一和权力集中。

　　最后，20世纪中国的“强国家”（strong state）形态，追根溯源，不得不追溯到18世纪50年代清朝鼎盛时期所形成的地缘格局和财政结构。正是清朝时期中国在与周边国家关系上的独尊地位和军事上无可匹敌的优势，使其从此失去了革新军事装备和提升军队战力的动力，使其正规军事力量——无论是八旗还是——在规模和质量上都处在停滞不前和不断衰退的状态，而这注定了其在19世纪50年代面对大规模内乱时无能为力，必然求助于地方上非正规的军事势力。

　　与此同时，也正是清朝国家的地缘优势和内地同质社会的低治理成本，使中央政权失去了不断提升自身汲取能力以增加税收的动力，财政结构由此出现低度均衡的特征，从而注定了在19世纪中叶国内外危机纷至沓来之际，中央耗尽自身财源之后，不得不转而依靠地方势力筹集资金，以应对内忧外患。

　　只有建造一个比对手或者现存政权更为统一集中的财政军事机器，并且在其内部塑造更高程度的政治认同，新的挑战者才会最终胜出。这便是中国国家转型的最本质的逻辑，也是20世纪中国“强国家”得以形成的最根本原因。

　　现代中国的形成，最好被视作不同的历史遗产叠层累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内涵是由以下四个各具特色的层次所组成的。

　　在其新近的表层，中国呈现为一个由中国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20世纪前半期中国革命的直接结果。

　　在此表层之下的第二个层次，中国呈现为一个主权国家，在国际法下与其他所有国家一律平等，并且对于其官方地图所显示的边界之内的所有陆地、领水、领海和领空拥有排他的主权。 其出现是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早期中国被逐步纳入世界范围的主权国家体系的结果，并且以丧失部分领土和主权为代价，而在20世纪2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统治期间的建设国家的努力，对于界定现代中国的主权范围起到尤为关键的作用。

　　在第三个层面，中国被表述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在行政划分上包含23个以汉族人口为主的省份，4个直辖市，以及5个少数民族集中居住的自治区。这一行政和人口的区域划分，源自清朝至18世纪50年代的军事征讨和疆域整合，同时也离不开此后一个半世纪清廷对边疆的用心治理。

　　处在国家历史建构最底层的，是华夏族群在其赖以生息繁衍的土地上所形成的“原初中国”及其所蕴育的延绵不断的文明。它为现代中国人民形塑民族认同、建造现代国家提供了强劲的动力和丰沛的文化资源。

　　中国的国家转型，一言以蔽之，并不是帝国与民族国家之间的断裂，而是上述四个层次由底部到表层不断叠加的结果；每增添一层，中国的国家形态即会有新的变化，并被赋予新的涵义；现代中国孕育于古老的华夏文明，但更是清代以来国家转型的结果。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是现代中国的国家形成显示了一个与既往欧洲中心主义视角下所形成的“从帝国到民族国家”认识范式完全不同的路径。其以最接近于近代主权国家的“早期近代疆域国家”为起点，依靠这个疆域国家数百年来积累的行政、财政和文化资源，缓慢、艰难但是稳步地朝着近代主权国家的方向演进，并且最终在20世纪中叶达到主权完整、政治统一、高度集权的阶段性目标。

　　驱动这一演进历程的，归根到底，是中国不断变化的地缘格局和自身各种财政、军事和政治资源的相互作用所构成的原动力，而不是像非西方世界的绝大多数“民族国家”那样，在其形成过程中受外来影响力的决定性支配。

　　中国探索构建现代国家的力量，从晚清的改良和立宪派，到民初的革命党人，以及20世纪20年代后的历代政权，都曾一度青睐欧美、日本或苏俄的各种建国模式，但是中国的体量太大，历史惯性太强，使各种移植自国外的理念和模式，最终均不得不让位于植根于中国自身传统和资源的内在动力和逻辑。

　　今天的中国究竟从何而来？为什么曾经与东亚病夫并称的“西亚病夫们”分崩离析，唯有中国“顺利崛起”？为什么说现代的民族问题，金融问题再大，也动摇不了中国“既大且强”的格局？为什么中国独特的现代化转型道路，不仅无法借鉴，更异常艰难？今后的中国国家能否继续维持“既大且强”的格局？

　　要认识现代中国，至少须回答以上问题。而《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一书，站在新千年的全球地缘政治的高度，重新探究对今日中国的历史认识最具挑战性的问题，试图从更宽广的角度，重构整个中国近代史的宏大叙事和概念架构，阅读收藏本书至少有以下三大理由：

　　在政治学基本概念中，现代国家由领土、人口、政府、主权4个要素组成。然而，在《现代中国的形成》作者看来，还必须考虑疆域、族群构成和主权形成问题。如，满清入主中国后，就为了避免“边疆分离”留下了宝贵的经验遗产。这也是为什么他并未将1840甚至辛亥革命视为现代中国的起点，而是将其拉长到奠定现代中国疆域和族群构成基础的大清朝起点，1600年。

　　如果说，同类书籍大多从革命的现代化叙事、碎片化边缘课题角度探究问题真相，那么，这部作品不仅“飞的更高”，而且“想的更细”。它不仅拥有全球视野，透过地缘政治、财政军事、政治认同三大要素回溯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更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解构了现代中国为何需要“摸着石头自己过河”等一系列具体问题。

　　毫不夸张地说，这不仅是本内容深刻，立意现实的好书，更是一本历经波折的书。有书友反馈，这本书原标题后缀本来是《1600-1950》，出版后改成了1600-1949；还有，本书本来该叫《重构近代中国续篇》，但因某种原因改成了《现代中国的形成》；

　　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这些波折也越代表了这本书的品质。为此，我们诚荐这套《现代中国的形成》，这本书首版很快就发完，很多渠道刚上架就售罄只能预售，先知书店特别争取到少量现货，识别下方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