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河集团网址登录侯外庐先生是享誉中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家，他一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民族化（中国化），以社会史与思想史结合研究的治史路径，创立了思想史研究的中国学派——侯外庐学派。侯外庐先生的史学思想遗产对于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特别是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侯外庐先生的治史宗旨是“研究中国历史总想把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中国化，也可以说把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民族化”，这在他1934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一书中，已有鲜明的反映。

　　侯外庐先生在第一章《绪论》中写道：“历来对于老子的认识，五花八门，极尽奇观。从前人的论断且不管，单就西洋学术输入中国之后而言，亦可以说是‘见仁见智’，着色眼镜之下没有真理了。”针对这一研究上的混乱，侯外庐先生明确地道出他撰写此书的目的：“根据老子时代背景的物质条件，以及其一贯的学说，断定老子的思想系统是‘原始村落公社’之理论化，所以这本小册子，委实在‘《老子》还诸老子’，想把一个中国古代思想家，从泥沟里掘发出来，以供‘老学’研究者的参考。”这部著作撰写、出版于侯外庐先生翻译《资本论》的艰苦年代，也是侯外庐先生深入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峥嵘岁月。作者基于《资本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经典著作关于人类社会的一定思想观念与历史进程的一定历史阶段相适应等论述，通过具体研究来判定老子思想的社会属性，进而揭示出“老子的经济思想体系”“老子的国家学说”“老子的意识形态理论”等。显然，只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很深的造诣，对古老中国的历史宝库有深刻的理解，并使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对老子思想及其社会属性作出如此判断和评说：“老子的小国寡民理想社会，是氏族公社的社会。”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的学者，才可能提出这些重要问题并作出阐述。诚如刘大年先生所说，侯外庐先生研究历史的特点之一，“是经济基础与社会思想的‘完整平行’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那本最初的历史小书，就注意到了社会史与思想史的彼此联结。”

　　侯外庐先生极其重视他致力于翻译《资本论》的十年生涯（1928—1938），并在《韧的追求》一书中多次论及相关问题。

　　从侯外庐先生在《韧的追求》中第二次谈到翻译《资本论》的艰难历程及对其人生道路的意义，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革命者、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理论的渴望和追求并使之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会产生出多么巨大的力量。侯外庐先生回忆说：

　　当时，试译的工作开始得十分艰难。首先在语言方面，我这几门外语的水平都不高，仅英文较有基础。其次，在理论方面，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知之不多，也还需要从头学起……这是一副难以胜任的重担子。它并非任何人强加于我，而是我自己硬找来挑的。凭着初生之犊的雄心，凭着肯下功夫、肯吃苦的精神，我把这副担子挑起来了，并坚持了整整十年。我一生事业的起点，恰恰就是始于在万难之中挑起这副重担。

　　然而，挑起这副重担，其艰难的程度远不止于此，还在于对译者有多方面知识的要求。这些知识“涉及西方古典哲学、哲学史、政治经济学、经济史、莎士比亚的戏剧、歌德的诗、数学、机械学……为了弥补知识不足，我精读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史》，补读了黑格尔、费尔巴哈、康德、亚当·斯密、萨依、西斯蒙蒂（第）、李嘉图等人的著作。回想起来，多亏了为翻译《资本论》所承受到的知识贫乏的压力，若不是那十年为摆脱知识贫乏的压力所做的努力，以后未必会有机会，也未必会有同样强大的动力，去从事那样广泛的阅读和认真的消化。”今天，当我们读着侯外庐先生写下的这些话，尤其是真正读懂了他说的“压力”和“动力”所包含的真实的情景，我们所感受到的，即使用“钦佩”和“震撼”这样的字眼亦不足以表达对一位真诚而执着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敬意。这十年，成就了侯外庐先生“一生事业的起点”；这十年，也见证了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攀登理论高峰的峥嵘岁月。

　　侯外庐先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有着高深造诣，故而能够对中国历史和中国丰富而珍贵的思想遗产的特点与价值作出敏锐的、明确的判断，进而把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他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等名作，就是在这种结合中产生的。正如侯外庐先生1946年2月在《中国古代社会史论·自序》中所说：

　　我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第三个原则，是把中国古代散沙般的资料，和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古代发展规律，做一个统一的研究。就一般的意义来说，这是历史科学中关于古代社会的规律的中国化；就特殊的意义来说，这是氏族、财产、国家等问题的研究在中国的引申和发展。这项工作不是我个人所能做到的，但却心向往之。

　　从古代社会发展规律到古代社会的规律的“中国化”，从氏族、财产、国家等问题的研究到在中国的“引申和发展”，正是侯外庐先生所做的“结合”工作。其中，“结合”的难点何在，而“中国化”的具体情况如何，书中都作了明确的论述。1946年8月，侯外庐先生在《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再版序言》中写道：

　　中国学人已经超出了仅仅于仿效西欧的语言之阶段了，他们自己曾活用自己的语言而讲解自己的历史与思潮了。从前他们讲问题在执笔时总是先取欧美和日本的足迹，而现在却不同了。他们在自己土壤上无所顾虑地能够自己使用新的方法，掘发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了。

　　联系上文所引《中国古代社会史论·自序》所言，这里是从比较广泛的范围宣示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中国化”的成就，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今天重温侯外庐先生这些话所含的深意，我们自会感受到一种震撼：在建构中国自主的思想史知识体系方面乃至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方面，侯外庐先生确是一位先行者，他留给后学的理论认识和治学方法上的遗产，至为宝贵。

　　20世纪80年代，侯外庐先生在《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自序》中总结自己一生治学经历与研究的原则和方法时，就有关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解说。其中，关于“民族化”问题，他这样写道：

　　注意马克思历史科学的民族化。所谓“民族化”，就是要把中国丰富的历史资料，和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做统一的研究，从中总结出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历史特点。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理论与方法，给我们研究中华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金钥匙，应该拿它去打开古老中国历史的宝库。

　　侯外庐先生所倡导的学术宗旨及其治史理路，从理论指导和历史逻辑两个方面提高了史学工作者的自觉性和自信心，为发展新时代史学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