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当时文艺政策的统领与文学土壤的滋养之下，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作品，用以缅怀和纪念刚刚过去的战争历史岁月。这些作品包括人们耳熟能详的《红岩》《红日》《保卫延安》《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等等，时至今日它们已被统称为“红色经典”，共同讲述了中国从建党之初到新中国成立这段漫长艰辛的革命历史时期。作家吴强初版于1957年的长篇革命历史小说《红日》正是其中一个普通却又独特的存在。吴强像大多数“十七年”时期的作家一样，曾热血从戎、久经沙场，是革命历史战争的亲历者；同时，作为这段革命历史的记录者，他又表现出了自己独特的历史眼光和审美趣味，其作品本身也经历了被肯定、被质疑又被经典化的曲折过程。

　　《红日》选取了解放战争初期在山东战场的涟水、莱芜以及孟良崮三次连贯的战役作为小说表现的主体和情节发展的主线，以对正面战场作战的讲述为主，兼及对后方生活的描写，在将近40万字的篇幅内，以细腻质朴的笔触展现了中国人民华东野战军歼灭整编王牌军74师的精彩历史篇章。

　　这段历史发生在1946年底至1947年春，而《红日》这部作品作者从新中国成立后开始酝酿直至1957年出版，距离这段历史不过10年的时间。历史的迫近使作者既怀有曾存在于历史之中的鲜活感，又充满讲述、还原历史真实的兴奋性。历史在这里缺乏由于时间的沉淀而生成的审美观照与想象的可能，却有通过小说讲述在某种意义上接近历史原貌、回归历史起点的真实感。因而作家吴强选择了尊重历史的写法，其中对历史资料的巧妙运用，使《红日》呈现出接近于历史卷宗般的纪实小说色彩。这包括对战争的纪实与对人物的纪实。从涟水失利、莱芜大捷到孟良崮全歼74师，这段解放战争初期的历史在小说中以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的方式被再现出来，大规模正面战场的两军激战成为小说叙写的主要内容，占到全部篇幅的三分之二，而且上到师部下到连营班，把战争的各个级别与团队没有遗漏地容纳进来，呈现出史诗性的历史叙事方式。领导、指挥员陈毅司令与粟裕副司令，高级将领如李仙洲、张灵甫等，也都在作品中以真实姓名出现，并有大量篇幅对他们的生动刻画。历史场景的铺排与历史人物的再现，无一不体现着作者企图还原历史真实的叙事欲望。

　　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作家也表示：“我不是写战史，却又写了战史，写了战史，但又不是写战史。”“写了战史”是还原历史真实场景与人物的纪实描写；“不是写战史”，则是作家虚构历史的那一部分。显然，作家的写作是穿行在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之中的自由表现，二者相辅相成。如果说对历史的还原来自历史事件的真实记录，那么对历史的文学虚构与文学想象又来自何方？讲述历史离不开历史讲述的时空，但更重要的是讲述历史的时空。吴强的《红日》，作为1957年的革命战争小说，映射出“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的历史艺术观念。“十七年”的革命战争小说，讲述的是中国的革命历史，记录的是中国的战争岁月，在取得了全面的胜利并成立新中国之后，更体现出这段历史存在的合理性与正确性。在全民狂欢庆祝胜利的新中国成立之初，在缅怀革命先烈感叹峥嵘岁月的“十七年”，宏大叙事与集体叙事成为文学创作基本的话语表达方式，革命英雄主义与乐观主义则是对这一时期革命历史小说风格的最好诠释。吴强在这部作品的1959年修订版前言中说：“感激我们的党，领导了胜利的革命战争”，修订版是“为了银河国际galaxy网站纪念伟大的建国十年”，这样的说法，使这部作品更带有了强烈的政治魅影与官方色彩。因而在虚构的历史人物与情感关系中，小说呈现出配合当时主流文艺观念与文艺政策的理想化色彩与模式化表达。

　　对于这场战争的描写，作者运用了典型的战争时期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对我军与敌军做了善与恶、美与丑、正义与邪恶的基本划分，的英勇无畏、坚强果敢与官兵的丑陋样貌、恶劣性情形成鲜明对照。在情节的设置上，从战争失利写到绝地反击再到大获全胜，也是大团圆的封闭式小说结局。尽管最后团长刘胜不幸牺牲，但这惟一一抹悲伤的色调也湮没在全军欢呼雀跃的胜利呼喊中：“军首长们，许多指挥员们，红旗排，红旗一班的英雄战士们，屹立在巍然独立的沂蒙山孟良崮峰巅的最高处，睁大着他们鹰一样的光亮炯炯的眼睛，俯瞰着群山四野，构成了一个伟大的、崇高的、集体的英雄形象”，小说最后的这个画面，正是对英雄主义与集体主义的最好诠释。诚然，在刻画英雄群像的同时，作家也有意做了人物性格的区分：粗线条的人物刘胜、醉酒纵马的农民做派的石东根，果敢但却忧虑忡忡的沈振新、内心世界细腻丰富的梁波等等。然而，这些人物都还是统摄在正面光明的我军战士的体系之中，显现出多样化描写的模糊性与虚假性。惟有对敌军将领张灵甫的描写，脱开了描写战士正面形象的束缚，将其心思缜密、精明强干却又狭隘自负的丰富内心刻画得入木三分，成为“十七年”小说中对历史真实人物文学想象的成功案例。

　　对于后方生活的描写体现出作者想要展现全景历史画卷的写作愿望。人际关系的温暖、质朴与融洽是小说在这方面的主旨，这与前方的激烈战势相比，更凸显了渴望和平的心声，也符合“十七年”文学观念中对于美好生活的想象与向往。其中对爱情的描写作家着墨最多，比如沈振新与黎青、梁波与华静、杨军与阿菊。缺少了任何争吵与猜忌的战争中的纯美爱情纵然有些平淡和乏味，但作家还是竭尽所能开掘人物的心路情感，黎青面对孕育新生命的激动，华静面对未知爱情的犹豫，还有阿菊追随爱情路上的坎坷，在女性人物的身上，作家暂时抛开了冷酷无情的战争和棱角分明的男性形象，部分地展现出人物纵向的富有深度的内心世界。

　　“十七年”的革命历史小说是“十七年”文学创作的顶峰，代表了“十七年”的文学成就，蕴含了“十七年”文学叙述的可能与极限。这些曾辉煌一时的作品，经历了打倒一切，一切文艺作品皆是“毒草”的“文革”，经历了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与文艺复苏之后，开始受到不同程度的挤压与排斥，不复当年的辉煌。作品的集体“遇冷”现象体现了时代价值观念以及文艺观的变化，遇冷的根源在于“十七年”文学艺术观的被质疑、被批评。“十七年”文学艺术观的核心是文艺、历史与政治的三位一体，表现为文学作品对历史的宏大式虚构与对人物的集体化塑造。在经历历史的变故之后，这些观念都被扔到了历史的故纸篓里：被遗弃与遗忘的角落。

　　革命历史的图景在《红日》中表现为大历史的心胸与视野，尊重历史、记录历史、贴近历史、与历史同步、与历史同构。“历史”与“小说”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亲密关系。历史通过小说来还原自己的本真面目，无论时间地点人物都是掷地有声的真实再现，小说通过描摹历史来支撑自己历史的天空，作者相信历史从未因小说的虚构性而被遮蔽或扭曲，相反历史除却陈列在档案馆中的发黄卷宗，只有在小说中才能鲜活地复原。因而，小说写作在这里承担着载重历史的强烈使命感与责任感，不论是官方文艺政策的宣讲还是个人内心的历史倾诉欲望，在某种程度上面对历史都是趋同的历史观念与历史叙事。表现在作品中，这种大历史就具有双重的意蕴：一是宏大的战争战役与阔大的作战场面，二是抛却了一切个人恩怨情仇，惟有保家卫国的大愿望与大期盼。外在的大场景与内在的大心思共同造就了以《红日》为典型代表的“十七年”文学的大历史。然而，大历史的平整性与条理化在新的历史时期遭到质疑并被慢慢切割与拆解，最终被碎片化、个人化、多元化的小历史所取代。小历史是历史视野缩小之后的必然结果，文学的历史视野由大的战役微缩到小的个体与人生，哪怕在军事题材的作品中，也再难见如《红日》般激情昂扬的战斗场面，因为“历史”在纷繁的时代风云变幻中早已离我们远去，它变得更像是一个符号和象征。上世纪80年代末期的新历史主义小说是小历史观之下历史作品的集体发声。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余华的《鲜血梅花》、苏童的《1934年的逃亡》、尤凤伟的《石门夜话》等等一系列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发行与畅销，正式宣布了“小历史”文学的成功，以及“大历史”文学退出历史舞台的宿命。

　　《红日》中无论官兵与妇孺，都内心澄澈、质地清明。众多人物形象，并未沾染后来的所谓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样程式化的描写套路，作者对他们进行了“集体洗礼”，大部分的个人特质都被一一滤去，偶有跳出规范的小情小性，比如战士流露出农民习性的不良作风，比如年轻女孩子将所缴袖珍枪据为己有的那点小心思，都是无伤大雅的小渣滓。在作者眼中，人物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若历史是堂皇之大历史，那么人物只有抛却自我、内心如雪、光明磊落才能映衬着填充着所谓的大历史。人物的内心是走出去的，在时代与历史所给予的界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认真地战斗下去、生活下去。这些界定的关键词正是时代价值观的核心词汇，比如英勇、善良、忠诚、勤劳等等。这些词汇在战争的色彩退去之后也失去了它们的颜色，减轻了它们的重量。历史小说中的人物开始退守到自己的小世界中，这个世界脱不开大的战争与历史背景，但往往并不关乎战争，不关乎历史，是流动的战事与多变的历史中恒定的个人内心世界，它可以是澄明的色彩，也可以是灰色或是黑色。战争的历史与个人的历史不再同步，它们错位甚至互相抵牾、彼此扭曲。战争能将人变得充满勇气和力量，但也有可能让人变得猥琐而不堪。

　　大历史之下，个人构成集体，每个人只是历史的配角，历史永恒博大，渺小的个人被淹没在滚滚历史红尘中；小历史中，历史是布景，个人的命运沉浮凸现出来，人性的善恶美丑得以彰显，启蒙主义的话语伴着历史的回声渐次走来。《红日》这样的大历史作品，作为“十七年”革命历史文学的经典，被迫保持沉默并被束之高阁。

　　21世纪初，以人民文学出版社为主，多家出版媒体以“红色经典”为名，将“十七年”的一系列革命历史题材小说重新包装推向市场，在新世纪，古老的革命历史小说以全新的姿态重又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此同时，这些小说也被改编成影视作品，掀起了一股浓浓的怀旧热潮。在文学批评领域，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也一度成为显学，其所蕴含的历史学史料学等价值被重新挖掘，并被给予相当高的评价。当然，也有人对此现象表示担忧，认为“红色经典”是“伪经典”，认为其叙事无技巧、人物平面化以及语言粗糙等等问题使它们远远不及当代的作品成熟和优秀，完全无法担起“经典”二字。但无论怎样，热销、热评、热议让《红日》这样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再次成为当代文艺研究领域的“焦点”。

　　“红色经典”的出现与盛行得益于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与推动：时代主流文化观的肯定、消费市场的利益驱动、道德真空与心灵苍白的补给需要等等。在多元化与个性化的现代社会，“红色经典”以“怀旧”的名义，打着“经典”的旗号，找寻业已失去的以崇高、正义、勇敢、真诚等命名的传统文化价值观，以资集结共通的精神资源，探求长远的精神走向与人生目标，并为整个国家和民族更新并界定时代的核心价值观。“红色经典”的现实效应不容小觑。在这里，“红色经典”祛除政治口号与政治话语的遮蔽，撇掉粗糙平庸的艺术技巧的外衣，显露出理想化的纯真素朴的精神追求。将其作为小说人物日常生活的标准是与时代的自由精神相悖，但作为精神“经典”膜拜并心向往之，确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积极意义。《红日》作为特定时期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它最大的价值还在于“红色经典”之“红色”二字，其两重含义之一，正如上文所提之理想化的人生价值观；之二，是作品所反映出的作家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悉心探索和作家想要建构现代民族国家之历史的史诗性追求。透过《红日》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感受到作家写作时的克制，感受到他真性情的自然流露，这里有敬畏有迷惘亦有热血沸腾，更有历史和时代政治的强烈回声。历史的天空被染成“红色”，作者是以“红色”的心情织就了“红色”的革命经典，这是它永远带有的秘密符码。虽然其一度被质疑被批评，但其再次被经典化的时代需求，映射着它可以继续经典下去的时代命运。《红日》在半个世纪之前记录并描画出的“十七年”文艺观之下的革命历史，半个世纪之后，它所记录的历史连同它自身都将成为历史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