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殿试制度正式确立于北宋开宝年间，此后成为定例。殿试作为古代科举制度中最高一级的考试，策题多涉及到治国、礼法、军事、君臣、教化等，尤其是当时皇帝关注的时政问题。皇帝设立殿试策问这种方式，其初衷是为了征询士人们对于朝政的意见和建议，并据此选拔人才，在中国科举史上延续了一千三百多年。士子对策问的回答不仅要有见识，而且还要有胆量，要能够直陈己见，具备一定的政治敏锐性。

　　殿试作为古代科举制度中最高一级的考试，有观点认为开创者是唐高宗，原因是显庆四年(659年)唐高宗开科取士，亲自监考选拔人才，是科举史上第一次御试；但此次御试规模不大，且并未记载是在殿前试人，故唐高宗并非殿试的开创者。后武则天于天授元年（690年），“策问贡人于洛城殿，数日方了。殿前试人自此始”。北宋开宝六年（973年），由宋太祖在宫廷中主持，殿试制度在科举史上正式确立，此后成为定例。那么，殿试都怎么考？考什么呢？

　　“殿试”又称为“廷试”，宋、元时,又间或称为“御试”。宋初殿试“惟诗赋之用”，但随着宋代科举的发展，殿试策问进而改制。熙宁四年（1069年）二月丁巳朔，中书言：“今定贡举新制殿试策一道，限千字以上，分五等。第一等、第二等赐及第，第三等出身，第四等同出身，第五等同学究出身。”宋神宗诏从之。殿试内容由赋诗论三道题，改为策问一道，无疑是一个进步。“策试”之“策”，本意是指竹片或木片记事著书，人们将考试试题书之于策以提问应试者，故称“策试”或“制策”，又称“策问”，给出的题目又叫“策题”；而士子们的回答，则是“对策”。也就是说，到了殿试，考试的内容不再只是文章诗赋，而是策论。以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癸未科殿试策问为例，策题中以“制策有曰”“制策又以”等领起的，分别是义理、史传、粮食储备、水旱灾害，就是四道策问，士子们须就此发表自己对于经史时务的“对策”。

　　殿试对策的作用有三：一则作为科举的最高级考试，它以策问的形式，促使士人们关心政事，借以辨其谋略。二则皇帝出于对其统治机构效能的考虑，借以选拔、储备人才。三则加强了封建专制统治。《燕翼诒谋录》云：“自唐以来，进士皆为知举门生，恩出私门，不复知有人主。艺祖皇帝以初御试，特优与取放，以示异恩，而御试进士不许称门生于私门，一洗故习。”殿试策问之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恩出私门、座主门生结为朋党的弊端。

　　殿试中的策问，不论是否皇帝亲拟的策题（也可能是大臣拟撰、皇帝选定），其主题最终都由皇帝决定，均体现出皇帝对治国理政的思考。一般地说，殿试的“策问”有以下特点：

　　一是皇帝常在策问时表明礼贤下士的态度。殿试不仅是一场选拔官吏的考试，也是皇帝聆听考生对时政看法的一次机会，皇帝以谦虚的、礼贤下士的口吻来提出问题，银河官方官网就是要表达这种需求。皇帝诚恳地表示，殿试的目的是为了治世安民，自己虽努力治国，但在诸多方面还不够理想。因士子们来自社会的各阶层，又饱读诗书，明于道义，留心当世时务，所以望士子们开诚布公，悉心以对，大胆提出意见和建议。如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庚戌科考策问，开头即说：“朕德不类，托于士民之上，所与待天下之治者，惟万方黎献之求，详延于廷，诹以世务，岂特考子大夫之所学，且以博朕之所闻。”

　　二是皇帝希望士子们就时政等问题提出看法。皇帝的策题，会涉及到治国、礼法、军事、君臣、教化等，尤其是当下的时政问题，是皇帝着力思考的。以明弘治十八年（1505年）为例，策题的最后说：“朕自莅祚以来，夙夜兢兢，图光先烈，于兹有年。然而治效未臻其极，岂于是道有未行、是法有未守乎？抑虽行之守之，而尚未尽若古乎？子诸生明经积学，究心当世之务，必有定见。其直述以对，毋徒骋浮辞而不切实用，朕将采而行之。”在国家出现新问题时，皇帝会针对社会现实情况向贡士们征询建议和良策。如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年）戊申科策问：“朕承宗庙社稷之讬于俶扰阽危之后，怀父母兄弟之忧于携贰单微之时。念必抚民以格天，庶几悔祸以靖难。踰年于兹，寝兴在是。故府库殚匮，军费倍滋，而赋敛加薄；外患未弥，寇盗尚多，而追胥有程。”此年是靖康之变发生的次年，外有强敌，内有盗寇，皇帝颇希望士子们拿出高见，以求得局面的迅速稳定。

　　三是皇帝常借历史上的有为之君，来表达理想、愿望。殿试“策问”中，皇帝常借历史上正面的例子，来表达某种理想、愿望。如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年）辛未科策问：“尝闻汉兴四十余年，孝文专用德化，遂能移风易俗，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至刑措。章帝继建武永年之政，事从宽厚，人赖其庆，郡国所上符瑞，合于图书者数百千所。呜呼，盛哉！”借赞叹汉文帝、章帝的宽厚德政，来表达他渴求盛世之治的愿望。

　　殿试时的“对策”，是应试者根据策问而作出的答复，这是一个读书人在经历了多年的苦读之后，第一次有机会能在皇帝面前陈述自己的政治见解。其特殊性在于它是士子走向仕途的关键，而且其为官从政的理念，也会在对策中得以体现。殿试中的对策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对策中常有颂上之辞。殿试答卷关乎考生的前途，策问中虽极力向士子表明要直言不讳，但当它的阅卷者是最高统治者时，对策时多用“臣闻”“臣谨案”“臣愚以为”等谦辞来说自己的一得之见，不免有语含谄媚、歌功颂德之词。如宋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丁丑科状元王十朋，在策文中称宋金绍兴和议之后，“仓廪富实、贯朽粟陈，如成康文景时可也”。宋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年）甲辰科状元卫泾在策文中说，“臣恭惟陛下聪明天纵，并隆五三”。实际上这些都是在吹捧，因为这与史实明显差距太大。

　　其二，要顺应当时的政治环境，对时政须有独到见解。殿试策题多是当时皇帝关注的政治焦点的反映，士子对策问的回答不仅要有见识，而且还要有胆量，要能够直陈己见，具备一定的政治敏锐性。如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年）壬子科就问以“中兴之本”，当是时，南宋政权刚刚趋于稳定，金兵仍有南下之意。针对这一现实，张九成在对策中指出：“臣观金人有必亡之势，中国有必兴之理。夫好战必亡，失其故俗必亡，人心不服必亡，金皆有焉。刘豫背叛君亲，委身夷狄，黠雏经营，有同儿戏，何足虑哉。前世中兴之主，大抵以刚德为尚。去谗节欲，远佞防奸，皆中兴之本也。”这篇对策指出了金人穷兵黩武、丧失故俗、人心不服三大必亡之势，对金人立伪齐刘豫傀儡政权则大加挞伐，并以“皆中兴之本也”紧扣题目。张九成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深刻分析了当时的政局，坚定了宋高宗中兴的信念。皇帝举行殿试策问，就是希望从策文中得到一些治国施政的启发，考生在答卷中针对国家面临的现实困难提出自己的见解。

　　策问中，皇帝还常常会给考生一些提示，让考生依照其心中的意思作答。如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的殿试策问：“昔列圣之相继，大一统而驭宇，立纲陈纪，礼乐昭明，当垂衣以治。何自弗宁，少壮尽行，内骚华夏，外戍八荒，牝马胎驹于行伍，旌旗连岁于边陲。此果好杀而有此欤？抑蛮貊欲窥而若是欤？观之往事，亦甚艰矣。今欲罢乘机，绝远戍，垂衣以治，又恐蛮貊生齿之繁，不数十年后为中国患。当此之际，似乎失今可乘之机，岂不为限。今兴止未判，其于乘机绝戍，孰可孰不可？尔诸文士论之，以安内外，朕将亲览焉。”士子从行文中能读出，对于刚立国时国家建设和军事战略的矛盾，皇帝并不希望垂衣而治，而是恐怕“蛮貊生齿之繁，不数十年后为中国患”，考虑以战争来消灭战争，这是他的基本思路。换言之，皇帝先阐述一番自己的思考，以引导考生，然后再在此基础上明确地提出问题，让士子来回答。

　　其三，除了对时事多加关注之外，还要注意史学问题。殿试策问要求具有广博的知识，士子们除了对时事多加关注，还要注意史学问题。一般地说，史学考题多附于经学之后，作为经史题出现。史学问题的出现，与统治者重视史学经世致用、服务现实政治的功能有关。例如，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殿试策问：“有志三长之学者，夙习发明、书法、考异、集览、诸家之言，能研核折衷而切指其利病否？”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癸未科殿试策问，询问《史记》《后汉书》《晋书》《梁书》和《宋史》中《循吏》《儒林》《文苑》《忠义》《道学》等列传的设置是否合理，“其分门各当否？”

　　其四，写作对策还要思辨能力与文学才华并重。从实际情况来看，在殿试中脱颖而出的对策，往往不失对君主家国的朴素、忠厚的情感。例如，宋绍兴二年(1132年)张九成的状元策，其中言及徽、钦二帝北掳云：

　　若陛下之心，臣得而知之。方当春阳昼敷，行宫别殿，花气纷纷，想陛下念两宫之在北边，尘沙漠漠，不得共此融和也，其何安乎？盛夏之际，风窗水院，凉气凄清，窃想陛下念两宫之在北边，蛮毡拥蔽，不得共此疏畅也，亦何安乎？澄江泻练，夜桂飘香，陛下享此乐时，必曰：“西风凄劲，两宫得无忧乎？”狐裘温暖，兽炭春红，陛下享此乐时，必曰：“朔雪袤丈，两宫得无寒乎？”至于陈水陆，饱奇珍，必投箸而起曰：“雁粉腥羊，两宫所不便也，食其能下咽乎？”居广厦，处深宫，必抚几而叹曰：“穹庐区脱，两宫必难处也，居其能安席乎？今闾巷之人，皆知有父兄妻子之乐，陛下虽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以金虏之故，使陛下冬不得温，夏不得凊，昏无所于定，晨无所于省，问寝之私，何时可遂乎？在原之急，何时可救乎？日往月来，何时可归乎？每岁时遇物，想惟圣心雷厉，天泪雨流，抚剑长吁，恩欲扫清蛮帐，以还二圣之车。”

　　这里的文辞极为精美，意思也很沉痛。通过描写江南之和美，对照朔北之荒寒；描写宋高宗赵构之安乐，对照被掳的二帝之悲苦。无论宋高宗的真实心理究竟如何，张九成的排比式描绘则入情入理，撼人心魂，令人赞叹。

　　其五，掌握好颂美与讥刺的平衡。有些读卷官为了避免某些直言文章会触碰皇帝的“逆麟”，以免引起反感从而招致灾祸，所以在评阅殿试卷时，将可能越轨的殿试卷摈斥在一甲御览名单之外，或者在推选过程中，赞同者与反对者进行折中处理，将预拟靠前的改为靠后的位置。因此，士子们答题时较注意颂美与讥刺的平衡，以免在名次上吃亏。

　　须补充说明的是，殿试有一定的规程，对不恪守规程者会给予严厉处分。如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就写作内容下诏说，“不写经传本旨，不循礼制，及引用《列》《庄》背道不经之言，悖谬尤甚者，将试卷送出，以凭本部指实，奏请除名，不许再试”。

　　其六，殿试有时会以书法论优劣。字的好坏，起初并没有作为衡文的标准，而是作为卷面形式来要求的，字体工整即可；殿试有时会以书法论优劣，这是明清时形成的习惯。据尹直《謇斋琐缀录》记载：“成化丙戌廷试，王冢宰以程敏政卷字精楷，力赞为第一。公曰：论文不论书。卒取罗伦第一。”明成化二年（1466年）丙戌科殿试，王翱主张程敏政为状元就有书法好的因素。又如，清道光九年（1829年），龚自珍参加会试中第，殿试中他的论策文洋洋千言，历举时事，切中痼弊，阅卷大臣无不叹服，但由于龚自珍不善小楷，书法不够工整漂亮，最后排到第三甲第十九名，只能被赐“同进士”出身。

　　总体看来，皇帝设立殿试策问这种方式，其初衷是为了征询士人们对于朝政的意见和建议，并据此选拔人才，在中国科举史上延续了一千三百多年。但是，由于不少士人没有过政治上的历练，甚至生活阅历都相当欠缺，他们在对策中所发的议论，大多数也只能是书生意气，难有比较成熟的政治见解，这一点也是需要指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