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14日，中国著名考古学家、考古教育家、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严文明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严文明先生为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学和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培养了众多优秀人才，是中国新石器时古学的领航人、中国新石器时古学体系的主要创建者，在中国史前文化谱系、史前聚落形态演变、中华文明起源、农业起源、古史传说等诸多方面都有开创性贡献。

　　1958年严文明先生于北京大学毕业留校后，就开始给本科生讲授新石器时古课程。当时北京大学考古学专业初创不久，并没有现成的课本讲义，严文明先生1959年就自己编写了讲义初稿《新石器时古学》，1964年修订为正式稿。这是中国第一部新石器时古学的讲义，影响很大。编写讲义需要对全国范围的新石器考古资料进行收集、分析、归纳，还需要从全球角度审视中国的新石器时代，这使得严文明先生从一开始就具有了着眼全局的广阔学术视野。

　　1987年，严文明先生发表《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一文，不但正式提出了关于中国史前文化谱系的方案，而且阐释了这个谱系形成发展的地理环境基础，更重要的是他指出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史前文化就已经基本形成一种重瓣花朵式的格局：整朵花比喻史前中国文化具有统一性或是一个整体，重重花瓣比喻周围不同层次的文化即多样性，花当然得有花心——强调了中原文化的特殊性。这个著名的“重瓣花朵”理论，既不同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学界流行的“中原中心论”，也不同于苏秉琦先生七八十年代提出的“区系类型”说，实际上是对两种相互对立学说扬弃、升华的结果。严文明先生指出，“重瓣花朵”格局直接影响到中华文明的发生和发展，奠定了统一多民族的现代中国的基础，将史前基础和现实道路完美地联系在了一起。可以说严文明先生揭示了中华文明数千年连续发展至今的奥秘所在，与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中国幅员辽阔且地理环境千差万别，考古学文化面貌复杂，新石器时古学文化谱系的建立不可能一蹴而就，须从对各区域材料的客观分析入手。严文明先生的考古学研究始于仰韶文化，有仰韶文化研究第一人之称。他的《仰韶文化研究》一书，对仰韶文化的年代分期、地方类型、发展阶段、聚落形态、埋葬制度、符号彩陶等进行了全方位研银河官方官网究，被苏秉琦先生称赞为“找到一把开启整个中国新石器时古研究的钥匙”。这把钥匙其实就是研究的思路方法：先对仰韶文化典型遗址进行分期，再在分期基础上探讨地方性差异并划分类型，进而探讨聚落形态、社会状况等。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严文明先生先后对王湾、仰韶、半坡、庙底沟、三里桥、西阴村、北首岭等典型遗址逐一分期，在此基础上才有了集大成的《略论仰韶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阶段》一文。他还写成《甘肃彩陶的源流》一文，清楚地展现了彩陶文化自东向西渐次拓展的生动图景，澄清了仰韶文化西来说的谬误。此外，他提出的“龙山时代”概念极大地推进了龙山时代的考古学研究，中国和亚欧大陆西部一样存在铜石并用时代的观点也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所证实。

　　中华文明探源是中国新石器时古学研究的核心课题之一，严文明先生是中华文明探源研究的先行者和领航者。20世纪80年代，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渐成热潮，当大家还在激烈地讨论何为文明、何为文明标志、何时进入文明社会的时候，严文明先生选择了探索文明化进程这条研究道路。他对中国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进行了全面考察，对中华文明的文明化进程进行了系统梳理，提出的距今5500年前后中华文明起源的观点，成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设计研究时段的依据。他号召“以考古学为基础、全方位研究古代文明”，为探源研究确定了基本方略。严文明先生还领导或参与指导了石家河、良渚等许多与早期中华文明有直接关系的关键性遗址的考古工作。他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开始以前，就主持“聚落演变与早期文明”课题，召集考古学者共同探讨中国各区域文明化进程。

　　从考古学考察文明化过程的主要手段是聚落考古。严文明先生是国内首倡聚落考古的学者之一，对聚落考古的基本理论与方法有系统论述，很大程度上引导了中国聚落考古学的健康发展。1981年，他和巩启明先生对姜寨环壕村落布局的分析，成为中国聚落考古研究的典范。他对横阵墓地的分析，成为中国史前墓地空间分析研究的范例。他还对仰韶房屋和聚落形态、半坡类型的墓葬制度和社会制度、中国环壕聚落的演变、中国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的演变、龙山时代城址等都进行过深入研究。

　　农业起源是新石器时古的另一核心议题。20世纪80年代，严文明先生根据考古发现，首先提出稻作农业的“长江起源说”或“边缘起源论”。农业起源是文明起源的前提，自柴尔德以来一直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但直至80年代初，对中国这个古代世界上最大农业地区的农业起源的认识还很模糊。中国是否为稻作农业的重要起源地？如果是，究竟是在华南、云贵高原还是长江流域？众说纷纭。20世纪80年代，严文明先生根据河姆渡、彭头山等遗址的发现，通过对稻作遗址时空分布、古稻品种分布以及人们生活方式的分析，首先提出长江中下游为稻作农业起源地的观点。他认为华南、东南亚、印度等植物资源丰富的地区依靠采集就可以维持生计，缺乏发展农业的动力；而长江流域虽有野生稻分布，但已处于边缘地带，当气候波动造成食物获取困难时，最可能发展起最初的稻作农业。这一稻作农业的“长江起源说”或“边缘起源论”，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所证实，得到了中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响应。严文明先生还亲自组织并主持了中美合作万年仙人洞—吊桶环遗址、中美以合作道县玉蟾岩遗址等发掘研究项目，将长江流域农业起源推进到距今1万多年以前。

　　传说中的五帝时代是否有真实的历史背景，只有结合新石器时古才有可能得到解答。严文明先生一直以来倡导从考古学上对五帝时代进行探索，对东夷文化、炎黄文化都做过深入论述，提出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大致相当于史书记载的五帝时代，其中仰韶时期相当于炎黄时代，龙山时代相当于唐虞时代。他还结合古史记载，最早对苏秉琦先生提出的中国古代国家发展的“古国—方国—帝国”三大阶段进行修正，提出“古国—王国—帝国”的国家发展三阶段说。

　　我从本科伊始就聆听严文明先生的课，是他将我引入考古学的大门。后来跟随严文明先生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更是多次当面接受先生教诲。严文明先生深刻影响我的，不仅是他严谨求实的治学方法、宏大扎实的学术体系，更有他温和真诚、淡泊名利而又刚正坚毅、敢于担当的人生态度。当年我把硕士毕业论文初稿给严文明先生看，大概是他觉得我的逻辑不够清晰，干脆替我改拟了一个论文提纲，每个纲目下面还有说明，告诉我写论文要紧紧围绕题目层层展开，不要枝蔓。博士生期间安排我到内蒙古整理田广金、郭素新老师多年发掘的珍贵考古资料，为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和后来对北方地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其间，严文明先生给我来信说，“实在忙不过来可以考虑延长学习期限，总之不要把身体压垮了，切记切记”。关爱之情，溢于言表。前些年去看望严文明先生时，他多次讲到庆阳南佐遗址的重要性，还拿出南佐宫殿建筑的草图给我看，可以说南佐遗址新阶段发掘的开启也和他对我的激励有关。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云：“太上有立德， 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严文明先生虽然离开了我们，但著作常在，精神不朽，影响长存。我相信对中华文明起源和中国新石器时古感兴趣的人，都永远不会忘记他。

　　（作者韩建业，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原文刊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年8月16日第A0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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