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代，礼崩乐坏，史书记载“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有大小战事四百八十多次，战场出现上千辆兵车互相冲击的奇观。为何春秋时代车兵成为军队主体？战车如何影响了中国历史？曾经制霸战场的战车为何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上月，北京大学古代文学博士、对外汉语教育学院副教授赵长征带着他的新书《春秋车战》做客湖北省图书馆长江讲坛，从“战车”这一视角解剖春秋军事，复盘列国兴衰，并接受湖北日报全媒记者专访。

　　赵长征：主要依据是史料记载和考古发现。在记载春秋时期历史的史书《左传》中，有许多关于车战的可靠记载。史书记载的城濮之战、崤之战、邲之战、鞍之战、鄢陵之战等，都是大规模的车战。

　　考古发现了很多大规模的春秋时期的车马坑。比如河南新郑郑国车马坑遗址博物馆的几个大型车马坑，殉葬的豪华实用车辆达到20余辆、马40余匹。

　　综合这些考古发现和史料记载可知，春秋时期确实是车战的最高峰。在这个高峰之前，车战有慢慢发展的过程，从商代、西周一直发展过来，据《史记·周本纪》记载，牧野之战周武王发动了“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去翦灭商朝。车在战争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各国战车的保有量也越来越高。到了战国以后，步兵和骑兵开始兴起，战车不再“独步天下”，所以说春秋是车战的黄金时期，期间发生的许多战争，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记者：《春秋车战》的引言部分，您讲述了春秋宋国内乱时公子城和华豹的故事，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故事作为引言？

　　第一，双方对阵是用战车互相冲杀，战车是军队的主力，相当于现代的坦克，双方战车在平原上对决，是当时最基本的作战形式。

　　第二，战车上三位武士的分工和战术动作，在这个故事里都有体现。春秋时期的战车上站立三位武士，中间是负责驾车的御者；车左边的人称为“车左”“甲首”，他是全车及附属步兵的指挥官，负责射箭，承担远距离打击任务；站在右边的人称为“车右”“戎右”“参乘”，是负责近战的勇力之士。

　　第三，崇尚礼义、讲究规则的古典精神。春秋时代的战争，虽然在战场上也是生死之争，但在生死之外，还有着一种崇尚道义，讲究礼法的精神，这也是一种贵族精神。命可以不要，但这种礼义要讲，在战争的血腥气之外，体现了一种超越生死的崇高感。华豹在明明已经把对方的性命攥在自己手里的情况下，放弃了第二次射箭的机会，而让对方也射自己一箭，结果使自己丢掉了性命，还害得同车的两位战友也丢掉了性命，更害得己方输掉了这场战争。春秋之后，当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斗争越来越残酷的时候，这种谦谦君子、光明正大的作战方式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记者：战争就是你死我活，为什么在春秋时代的战争中，讲究堂堂之阵，有那么多的规矩？

　　赵长征：春秋时期是讲究“军礼”的。军礼是古老的军事礼仪规范，商周以来一直代代沿袭相承，其核心是崇尚道义、讲究礼法的精神。因为车兵都是贵族才能担任，所以他们在战斗的时候，也要显示出自己的君子风范。春秋战争讲究的是堂堂之阵、光明正大的对面决战，双方约好日期，各占一面，鸣鼓而战，具有一定的程式性，甚至礼仪性，不愿意使用诈伪手段。有些人为了坚守这种礼仪规范，甚至放弃唾手可得的胜利，放走敌人，甚至反过来导致自己的失败丧命。这就使得春秋时代的战争出现了很多有趣的故事，在今天人们的眼中，它们往往是难以理解的，我们会觉得这些古人很呆，不知变通，很蠢萌。但也正是这些故事，让我们得以走进那时人们独特的心灵世界，了解他们的价值，了解他们崇尚什么，厌恶什么，会遵循着什么逻辑行事。

　　记者：《春秋车战》全书文字开始之前，您给读者准备了一张春秋战车综合复原图。

　　赵长征：因为写作这本书，我得以结识仰慕已久的刘永华先生，春秋战车综合复原图就是刘先生亲自为这本书绘制的。刘永华先生是上海戏剧学院教授，他的《中国古代车舆马具》和《中国古代军戎服饰》曾经给我带来了无穷的阅读快感，激起了我极大的求知欲。读者通过这张图，可以对春秋时期的战车有个直观的认识。

　　春秋时期的战车是单辕、两轮、四马的。前面一根很长的车辕，又叫“辀”。车辕的左右两边，各有两匹马，一共四匹，牵引着马车前进。车辕连着后面一根车轴，两者垂直相交。车轴两头各有一只轮子。车轴上面有一个车厢，车上乘三个人：车左、御者和车右。

　　《诗经》里有“六辔在手”的说法，通过这张图，我们就可以知道四匹马如何用六根缰绳驾驭了。四匹马中，中间的两匹叫服马，两边的两匹叫骖马。中间的两根辔，是交叉的。而骖马内侧的那根辔，是和服马的外侧衔环系在一起的，这样到御者手中，就少了一根辔，左右各三根，就只有六根了。缰绳数量减少，操作简化，但是效率并没有降低。《诗经》里有句“四牡騑騑，六辔如琴”，写实又有诗意，把驾车说得像弹琴一样有节奏感。

　　图里三位武士军容装备也很齐全。当时战车有“五兵”说法，有一种解释认为这五种兵器是：戈、殳、戟、酋矛、夷矛。戈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一种兵器，也是中国青铜时代的代表性兵器，这张综合复原图里立在车上的就有戈。当时“短兵接”并不是用刀剑互砍，而是指用矛、戟等长柄兵器互杀，相对于长射程的弓箭来说，它们就属于短兵了。

　　记者：在不少传世典籍中，都把奚仲作为车的发明者，此外还有大禹作车、黄帝造车的说法，战车是中国本土产生的吗？

　　赵长征：要了解上古时代究竟发生了什么，仅靠传世文献是不行的，还需要有考古资料与之相验证。由于年代过于久远，资料过于稀缺，中国车子的起源问题始终笼罩着一层厚厚的迷雾。许多专家写了大量的论著，各执一词，争持不下。在新的突破性、决定性的考古材料发掘出来之前，“本土说”和“西来说”的争论，可能还会一直持续下去。我在书里提供了相关证据，各位读者可以自己判断，自己选择。

　　如果中国的马车技术确实是从西边来的，那么应该是不同的文化以接力的方式传过来的，其传播路线可能有两条：一条是通过大约北纬40度到50度之间的欧亚草原，经过阿尔泰山、蒙古高原，再南下传入中原的；一条是经过伊朗、阿富汗，到新疆天山，进入甘青一带，沿着河西走廊，最终传入中原的。主张这两条路线的人都有，也都各自提出了岩画、出土墓葬等证据。

　　赵长征：第一，战争地域的扩大和地形的复杂化。车战在中原各国兴盛，很大的原因是中国北部有着大片的平原，适合战车驰骋。但是随着作战范围的扩大，战车就需要面对越来越复杂的地形。北方戎狄的山地，南方的楚、吴、越等国的水网，都是限制战车机动的因素。第二，作战方式的变化。追求战胜的现实主义军事思想慢慢取代了崇尚道德、礼仪的传统观念，诡计和诈伪被正面肯定，战争的表演性被取消。第三，军队成分的变化。从西周到春秋前中期，贵族和上层平民才有当兵的资格。随着战争规模越来越大，需要的兵员越来越多，大量的下层平民被允许加入军队。他们没有条件接受射御等专业训练，无法充当战车兵，只能充当步兵。

　　到了战国时期，铁器的广泛使用，弩的大规模兴起，使得步兵拥有了击败车兵的利器。骑兵也在此时兴起，此时的战争是车兵、步兵、骑兵并用的。

　　在残酷漫长的兼并战争中，车兵昂贵、笨重、呆板的缺点越来越明显，在军队中占比越来越小，到汉朝以后，战车和车战的方式就逐渐被淘汰了。

　　记者：您在长江讲坛分享时介绍，《春秋车战》这本书起点是在2008年，最终与读者见面是2023年，为何走了一段15年的长路？

　　赵长征：我从小喜欢军事，虽然大学学了古代文学专业，但仍保持着对军事的关注。2008年，有出版社编辑向我邀约写一本关于古代军事的大众历史普及读物，我就开始着手准备，谁知写起来才发现事情并不简单。无数从来没有疑问的地方出现了疑问，小到一个词的解释，大到武器、战术、军事组织的发展进程，都需要查阅大量资料，反复斟酌，来回比对，工作量十倍于计划。2021年，央视《百家讲坛》栏目的编导邀我开讲。我所学的古代文学专业的题目要么太艰涩，要么已经有别的学者讲过，想来想去，发现如果讲古代军事，就有很大的开拓空间。后来就有了大家看到的《百家讲坛》系列讲座“春秋车战”，共12集。因为电视节目的时长及节目形式限制，讲座以讲故事为多，许多想法没有办法展现出来，《春秋车战》成书时，是将《百家讲坛》讲稿又扩充了一倍多，最终以近20万字的体量与读者见面。

　　记者：《春秋车战》书中，您非常细致地描述了2000多年前的战场细节，还原它们的难点有哪些？

　　赵长征：这本书我给它的定位是以学术的严谨态度，去写一个普及的大众读物。为了好读，大量繁琐的考证我基本上省略掉了，但考证辨析的功夫我一点没省。

　　发生在公元前684年春天的齐鲁长勺之战，是一场非常著名的战役，初中语文课本中，就选了《左传·庄公十年》的“曹刿论战”一节。文中记载，在鲁军战胜齐军之后，鲁庄公迫不及待地要追击，曹刿制止了他。曹刿“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才说：“可矣。”这里的“轼”，就是车厢前部的横木，用于乘员扶持依靠，以保持平衡。“登轼”，一般解释为登上车轼，这样人站得高，看得远。实际上，有许多学者是不同意这个说法的。有学者认为这一句应该重新断句，作“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把“登”和“轼”分开，认为它们是两个动作，指登上车，再用手凭轼。这其间的争论非常激烈。我在书里采用了把“登轼”表述为登上车轼的说法，其间我也花了时间学习、思考和辨析，认真做了功课。

　　读者可以在书里读到我对车轼的思考。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轼一般比车厢底部高40至65厘米。这个高度，比今天一般人想象的要低得多，也比今天许多图画、模型和影视作品中要低得多。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平常大部分时间人们都是坐乘的。跪坐的时候，轼在人的胸部；跽坐的时候，轼在人的腹部，都可以作为一种依凭，帮助人保持平衡。这可以在汉代大量的画像砖图案中得到验证。但是在作战的时候，乘员们都是站立的，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战斗力。车轼此时对于乘员来说就比较低矮了，对他们的稳定平衡所提供的借力就比想象中要小。因为车轼太高会挤占车厢内有限空间，影响作战。

　　中国古代史书，对于战争细节往往一笔带过，这给军事研究者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我们能够做的，是基于宝贵的现有史料，再结合考古新发现，尽量去还原古代的战争实况。在这个过程中，严谨的学术思维和合理的联想都是需要的。但是想象力必须立足于现有材料，植根于深厚的知识素养和对那个时代的总体把握，必须控制在逻辑框架之内，否则就会变成脱缰野马，朝着虚构创作的方向绝尘而去。天马行空固然炫人眼目，但是离历史事实却很远，这样的作品对读者会有误导。

　　我给自己定的规矩，是不玩噱头，言必有据，用学术的态度来写普及文章。对于疑难问题，一般都要在前人的学说中择善而从。有些我自己有创新观点之处，也都要在可靠材料的基础上做出合理推测，不做过分神奇的畅想。所以，将这样一本小书奉献给读者，我心里基本上是踏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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