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7日，《空谈》新书分享会在北京方所书店举行，作者林垚与作家淡豹就AI、文理科之争等时下的热点话题，与读者们做了共同探讨。

　　林垚从就业和收入前景上都非常好的北大生物专业，转到了冷门的哲学专业，后来又去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读了政治学和法律博士，林垚以自己的求学经历，解答了年轻人非常关心的两个问题：文理科之间有什么的差异？哪个更容易被AI替代？

　　主持人：非常感谢大家在今天这样一个工作日的晚上到这里参加新书分享会活动，我们这次活动将就“AI时代，读文科还有什么用？”这个主题，一起聊聊上海译文出版社今年7月推出的《空谈》这本新书。到场的两位嘉宾，一位是《空谈》的作者林垚老师，林老师是北大生物系本科毕业，哲学硕士、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耶鲁大学职业法律博士，现在是上海纽约大学的教师；另外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淡豹老师，她给自己定位的身份是写作者，淡豹老师是北大的社会学专业毕业，在社会议题上，特别是女性议题上有各种评论文章都为大家所熟知，出版短篇小说《美满》，最近正在写一本关于母女关系的书。

　　因为两位老师从最终学历来看都是属于选择文科，林老师是从理科转到文科，北大生物系考上去是理科分数特别高的，我觉得很不容易，为什么考上从就业前景和收入前景上都非常好的一个生物专业，却转到了大家觉得很冷门，就业很难的哲学上，请问是什么原因？

　　林垚：就我自己而言，我自己在中学的时候，对人文社科有很多兴趣，但我们中国特别的体制是高中就需要文理分科，高一结束的时候学校逼着你选要文科还是理科，我两方面都不想放弃，我到现在也觉得强行的文理分科是没有意义的事情。那个时候我自己还在参加奥数，学校说你如果去文科的话就不能再去奥数选拔；另一方面是当时包括现在可能也有一种刻板印象，说学文科没有前途，男生学文科尤其没有前途，理科就是男生的方向，文科就应该女生去学。我们回头去看觉得这些说法很没有道理，那个时候就这样稀里糊涂上了船。高考的时候对于大学里面的专业也不了解，所以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面对那么多志愿，不知道该报什么，那个时候有人说二十一世纪是生物学的世纪，而且老师说生物离人特别近，数学、物理非常理科，生物是不是跟人更有关系呢？你就报一下看一看，我就稀里糊涂又上了这个船。

　　到了大学里觉得想象中的生物学和现实中的生物学是有很大的落差，我不是讨厌这个学科，我在实验室里面也学到很多东西。但是当时一个是在实验室里的过程让我开始困惑，开始想我还有我身边的这些老师，比我年长的这些博士生、硕士生带着我这个小本科生天天做那些实验，原来科学知识就是从这个过程中出来的吗？那这和我们以前在中学里面接触到的非常光荣正确的那套科学不断地向前走，不断逼近真理的这套叙事有点落差，在实验室里每天操作的是非常重复，常常让你觉得乏味，甚至很无用的事情。读到的很多论文可以让你学到很多东西，但与此同时常常怀疑有些论文发出来意义何在，这个过程中会对科学的生产、知识的生产产生一定的困惑，想回头看看方法论的问题，还有如何把它跟我们现实中的一些和政治、社会、文化相关的困惑挂上钩，所以想了解一下这方面的一些讨论。

　　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点没有在生物学系待过的朋友不太知道的北大秘史，中国的生物学发展在建国以后实际上经过了很长一段坎坷的过程。当时在北大的时候，北大有一些老教授回忆他们在五十年代的时候，北大的老师和学生就被逼着放下他们以往学习的那些东西，因为上头有指示，要向工农兵学习，人民群众有无穷的智慧，知识分子必须谦卑，必须向农民学习。

　　北大生物系的教授们学的都是资产阶级的那套，你们研究的东西现在必须放一放，你们要做和现实生产有直接关系的东西，什么东西？比如说现在中国的猪，产出的猪肉量不够，我们就要想办法让猪长得更大一点，这时候就要向普通人听取意见，比如这时候有一个农民说，我们能不能让猪和大象交配一下，这样猪就可以长得和大象一样，马和驴都可以交配变成骡子，那猪和象可不可以交配成为一个别的东西，那一年一只猪就可以长出几千公斤肉。五七到五八年有整整两年时间，北大的生物系学生们被迫放下手头其他工作，开始进行猪象交配的实验。这个直接交配肯定是没法儿交配的，大象一脚就把猪踩死了，这个时候派出本科学生给公象取出，这个时候也发生了北大学生差点被踩死的事情，取出之后再把它注射到母猪的身体里面去。

　　我们都知道这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但是最后还是要发论文，大家如果在网上搜是可以搜到北大老教授回忆的关于猪象交配的文章。他们最后写了一些反省文章当论文发出来：虽然我们这个实验可耻地失败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还是感觉到了人民群众有无穷的想象力、无穷的智慧，我们以后要继续往这个方向努力。

　　过了以后，后来到六、七十年代，当时苏联有所谓的李森科遗传学派，现在学过生物的都知道孟德尔遗传学，当代关于基因、DNA的研究都是从这里出来的。但是苏联的时候孟德尔是被批判的对象，苏联的专家比如李森科才代表社会主义、遗传学，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也向苏联学习，要批判批斗孟德尔，最后就是一条死胡同，什么都做不出来。到了八十年代一看国外DNA研究已经走到了什么地步了，赶快派出在六、七十时代学了李森科主义理论的中年教授专家们到国外进修半年，回来开一个DNA分子实验室。

　　我当时在北大听到这些故事以后，当然这是很极端的例子，但是如果回头来看，结合自己当时在实验室，结合后来的阅读和看到、听到的一些事情，即便在没有这么极端的条件下，在非常日常的实验室知识生产的过程之中，我们可能也很难完全摆脱掉日常的社会文化里面的隐性的观念的影响。在大的限制的影响之下产出的知识到底有多大程度能够让我们心安理得地接受？我们需不需要在接纳这些知识的时候同时停下或者往回退一步想想背后的框架概念是不是靠谱，背后的方法论是不是靠谱，还有追求科学知识产出和论文产出的时候跟社会和更大的背景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所有的这一切在当时可能并不是这么清晰的念头，这是我事后的构建，但是当时有模模糊糊的这些想法推动着我想往哲学的方向转，后来抓住一个机会就到哲学系读硕士。

　　我在北大读了哲学的硕士，在这个过程中二十一世纪初期的中国发生了很多的变化，社会风气开放，有很多讨论的空间，当时曾经有人说过2003年是公民元年。在这个过程中因为一些原因，我就决定从哲学转到政治学，后来学了政治学之后又由于一些个人家庭上的原因，以及学术研究上的考虑就想继续读法学专业。因为对我来说，如果仅仅去在大学体系里面研究一个特定专业，会让我有一种不满足感，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是非常巨大的拼图，我会希望尽量把每一片拼图都找到，拼得更完整，我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才更完整。如果让我仅仅待在一个被现代的学术体系定义的非常狭窄的领域里面的话，我就会觉得过段时间闷得难受，我想跳出来。

　　主持人：谢谢林老师。想问一下淡豹老师，淡豹老师是学社会学专业出身的，社会学我印象中是文理方法都有用到的一个学科，定性和定量，这方面您在学习过程中有没有感受到文理的差异？

　　淡豹：我们当时是先学文科高等数学，到大二学社会统计学，我当时在学社会统计学的同一个学期恰好也上了人类学的课，对定性的方法更感兴趣，比较向往田野中的生活，对人类学有更多的想象，到后期选择专业的时候选的是人类学专业。

　　林老师刚才说到二十一世纪初的那些年，我比林老师晚一年上大学，那个时候万圣书店还在胡同里，从宿舍能看到北四环建筑工地未完成的烟尘，当时要出去吃饭说的是“路口公厕向左拐”，周围不是小区、商场，很荒芜，宇宙中心五道口还不存在，陷在什么可能性都有可能发生的幻想里。我在只考虑热情、基本没考虑就业的情况下思考未来的专业。我们系的社会学和社会工作两个专业是大二结束前可以选择的，到研究生阶段可以选择人类学，我是这么一个流程。

　　为什么这样选择呢？现在也逐渐明白过来了。人有其心灵习性。我之前有一次采访一位导演，当时问她下一部作品主要的目标是什么，她说“自我表达”，当时我职业经验也不丰富，不明白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没反应过来什么是自我表达的需求，表达自我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说要追求一个特殊、特定的目的，或者推进社会公平、大众对某个问题的认识、讲一个具体故事之类，我还能理解，自我表达我理解起来有困难。后来我意识到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特点，或者说是个缺憾，始终想要解释某个对象。无论以前读书选专业，还是后期自己写小说，始终想先描述、后解释，中间没有太多跟自我表达有关的东西。转向文学写作表面上好像有跨度，但目标差不多一致，是在给描述和解释寻找一个阶段性适宜的文体，无论成功与失败，自己的习性是这样。

　　我也想说认识一下林老师的过程。我很长时间是林老师文章的读者，拿到这本书很高兴，我之前没想过林老师的文章能结集出版形成实体，虽之前可以在不同的媒体持续读到，自己也会去收集，但我非常高兴这本书能变成我们现在看到的大部头。以前我也是《选·美》播客的听众，这很偶然，我恰巧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到芝加哥生活了一年，经历了奥巴马竞选的那个秋天普遍的热切以及对改变的渴求，再到2015、2016年确实感受到了很大的社会动荡，新的转变正在发生。之前读过三土老师的文章，但是确实是在2015年《选·美》播客产生的那个阶段，开始跟踪林老师的文章和播客。印象中，也在那个阶段，林老师兴之所至，大量写作，受社会变化推动，似乎有种写作的迫切感，那个时候我也有阅读他文章的迫切感，想弄明白发生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理解。

　　现在拿到这本《空谈》，我同时读到的是知识、洞察、与论证。知识上，大家如果去读这本书，可以看到林老师用自己哲学、政治学广泛扎实的功底和高超的论证能力告诉我们像“小提琴手思想实验”这样的知识。洞察，例如，林老师会讲当我们在讨论“取消文化”有没有矫枉过正的时候，假设，一个人被认为有不正确的言行，在互联网上披露出来，之后被他的公司解雇，这样的案例是否说明取消文化矫枉过正？林老师的视角是你要看到这背后有劳动保障的问题，公司是否过于轻易地臣服于公众的压力而解雇这个人，这同时也涉及劳动保障和《劳动法》的问题，这种洞察对我们也是一种关于思考视角、维度的教育。第三点还有论证，这本书是公共说理的典范，这大概也是为什么刚才编辑薛老师讲到书中有些文章已经作为一些辩论队的材料。

　　现在是一个金句在各个地方飘散的时代。我写小说，也会参加一些图书活动，聊自己的作品，常常感到大家带来的是关于人生的问题，想从书中得到的是关于人生的答案。我上周经过一个击剑的儿童培训机构，墙上贴着“努力到无能为力，拼搏到感动自己”。为什么这个话在儿童击剑馆里？人们确实想在金句中间取得智慧，也想在小说中读到智慧，从阿凡提的故事里，从戏文、电视剧、《一千零一夜》里不断总结出不同形态的“绝对正确”的智慧，终结我们对努力和拼搏的疑虑。

　　林老师这本书，我想并非单独存在——当然，你只读这本书也可以，也会有巨大收获——但是，他的公共说理、他的思辨、这些年所做的事与这本书共同存在，书也是一种轨迹和思辨历程的记录。他以他的知识、洞察洞见、论证提供一个关于智慧的范本，那种智慧和金句是不同的存在形态，不追求绝对正确、彻底消除疑虑或影响力，而是朝向更深的思考。

　　我刚才还跟两位说，今天是我最近很多天来最高兴的一天，我上一次见到林老师是去年拜访林老师和他夫人袁老师在上海的家里，再上一次见到林老师是很奇特的时刻，2018年夏天，我当时注册了一门课想当旁听生，当时那所大学接受校外旁听，在北京。林老师原本在那所大学开暑期课，我报名了，但这个课临时取消了，那年5月份我遭遇了性侵，我当时在一个很不知道怎么去理解的状况——不是不能理解自己的处境，而是理解了仍然无法接受。我大体知道我应该做什么，但是知道该做什么并不能够让人想明白是怎么回事。其实有的时候要知道做什么还是不难的，你也八成别无选择，但怎么回事是搞不明白的。那个阶段林老师也是被这个意外取消课给隔在了北京，我们见了一次面，林老师没有说太多，但对我很好，后来他夫人袁老师也对我很好。我非常感激那个夏天，林老师愿意和我见那一面，我也非常高兴今天在这里看到这本书。

　　主持人：刚才淡豹老师讲到的这些社会问题，我们现在很多人会觉得AI越来越发展，好像很多问题都可以通过计算机程序决策来解决，但是刚才听淡豹老师说的很多社会问题似乎并不是通过现有的大模型、AI能够解决。书店进门时候给大家做了一个AI到底是文科还是理科更容易被取代的问题，大家也都做了选择，选理科的朋友更多，这个结果真的有点意外。我之前在网上查了一些资料，用几个国内比较有名的AI模型做2024高考课标的测试，ChatGPT4.0和字节豆包等三四个模型都考过了文科的一本线，但是理科是都没有考过一本线。从这种考试的结果来说好像文科更容易被替代，但是从做研究或者是像淡豹老师说的这些社会问题的处理，又好像不是这样。包括现在很多程序员朋友都告诉我编程很容易被AI替代。这个情况我想问问两位老师的观点。

　　淡豹：刚才还忘说了，林垚是我认识最聪明的人，这是绝对的。我看了这本书豆瓣评论，有一个长评作者是认识林老师本人的，他说林老师是他认识最聪明的人，我不想重复这句话，但这基本为真，我没说绝对为真只是因为我的生命还没活完。林老师的锐利和胸襟，包括人对于问题的开放的、求真的态度，确实是吾辈楷模。

　　林垚：我觉得聪明这个东西是不能被量化的，我觉得我被这样夸的时候有点尴尬，因为我真的不想要这种名头。而且我觉得这一点并不是重要的，其实淡豹刚才说的，比如有一个开放的态度，愿意去思考、愿意去共情，这些反而是人之所以为人最珍贵的品质。

　　强行拉回主持人的问题，什么能被替代，我觉得首先可能我们需要稍微做一个概念上的区分，在不同人听起来什么叫文科，什么叫理科是不一样的，如果是一个在高中结束，高考完，对大学的学科还没有什么概念的人会觉得我们理科是按照高中里面的那些科目来划分的，比如以前我读书的时候地理还被分在文科里面，同时高中也没有什么心理学、社会学。但是你进了大学以后，在本科阶段就会觉得为什么社会学，或者心理学里面会学到很多统计的东西，它不是跟数学有关系吗？或者是为什么在有些地方心理学被视为文科，有些地方被视为理科。或者都称为文科的，比如文学和历史、哲学和社会学差距那么巨大。对进入大学体系的人，以及再往前面一步走开始做研究的人会觉得不仅是文科和理科区分已经意义不大，而且即便是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这个区分意义都不是很大，因为人文和社科之间有很多区别。甚至社会学和人类学之间，现在在北美的学科体系之下社会学越来越往定量方向走，大家开始用更多的统计模型，讲定量社会学，政治学里面也越来越多做定量政治学，而人类学则更坚持走进田野进行观察，进行深度访谈的这些方式。

　　当然我这些都是大而化之的观察，但如果我们意识到所谓的文科，或者所谓的理科内部有非常大的异质性，不同的领域，或者即便同一个领域里你做不同的研究主题所用到的方法，或者思考的方式都天差地别的话，很难想象我们有办法大而化之说AI可以取代掉文科或者AI取代掉理科。

　　另外，很多人谈到AI的威胁或者AI的能力的时候，更强调的是AI帮助我们总结已有的知识点，现在很多人用ChatGPT，你抛一个问题给它，它给你列出一二三，它到网上搜已有的知识点，当然ChatGPT一开始出来的时候经常给你一些错误的其实不存在的文献，它自己造出一些引文之类的，现在这个问题慢慢在修复。但是即便如此，目前的AI或者大语言模型，可以有比较强的搜索和总结既有海量信息的能力，但是它能不能把这种能力转化成自主的求索，对知识的探索的过程，还有能不能真正代替你本身在学习的过程中培养起来的技能，你的同理心、你的创造力？

　　我自己作为一个生物学本科生的时候，我在实验室里面每天滴试剂，培养细菌，放到pcr机器里面跑通宵的时候，我很难想象到AI替我做这些事情，至少目前的AI，它只能输出语言结果。不仅它不能帮我做这些事情，而且即便能帮我做这些事情，它帮了我之后我就失去了一个培养自己在通过做这些事情而获得一些对具体的知识，以及如何获取这些知识的过程的体察的能力。

　　表面上看起来，你要往试管里面滴多少的试剂，放多少的酶，细菌的培养皿加入多少成分搅匀，然后把细菌铺上去等等，这似乎很简单，但如果是亲力亲为的过程，你可能会发现比如我今天培养细菌失败了，我就要回头想昨天到底哪个程序上出了问题，我是偷工减料了吗？还是我在这个过程中我做的程序都一样，但是由于某些外界的因素导致我今天就是没有出结果。其实会促使你去想，对知识的探索就在这个过程之中，在不断失败和不断反省，不断去创造的过程之中才能够有所进展。

　　如果我们用AI的目的仅仅是让它帮我记一些东西，比如我们现在用一个计算器，可能很多人都不再心算了，觉得心算没有必要，拿个计算器出来按几个按钮，AI当然可以帮你做这些事情。如果你因为觉得有了计算器就再也不去碰数字了，那可能长久以后你对数字的敏感就会变得很钝化，如果别人甩出一大串数字，中间有相互冲突的地方，甩到你面前的时候你可能很容易就被忽悠了，特别是对于做审计、会计的人来说需要保持对数字的敏感性，这个东西就不能够靠完全用计算器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在任何其他领域其实也是一样的，不仅做实验，做实验的例子可能比较适合某一些理科，但是文科里面我自己在教政治学和政治理论方面的课程，这几年老师们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学生们会尝试用AI作弊。我教政治理论，比如讨论到战争正义性的问题，什么时候战争发生是正义的，什么时候是不正义的，正好俄乌战争爆发了、巴以战争爆发了，我甩给他们这个题，巴以战争爆发了，我现在有基本的信息提供给你，你回去根据我们课上学到的对正义战争所有的理论，不同的讨论、不同的论点你分析一下，你自己觉得最能说服你的理论是什么，这个理论应用到目前这个事件上会导致什么结果。一定会有学生试图ChatGPT作弊，偷懒把这个题目甩到ChatGPT里面，ChatGPT帮他写出一篇东西来。其实老师们遇到这个情况都会很头疼，因为你一不小心就会把ChatGPT写的东西当成人写的，或者可能是人写的，但是语言拿去给AI润色一下，你发现语言有AI的痕迹你当它完全是AI写的，但是其实学生有自己的想法。怎么区分这些情况？我自己在教学过程中开发了一些小技巧，但是我这里不能说，要不然我学生听到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听众笑）。

　　其他老师也是这样的，我们会很努力让学生不要让AI替他们写作业，不是说好像你自己写出的作业一定会比AI好，留作业给你目的是让你在写作业的过程当中不断打磨自己的想法，写的过程中要整合自己脑袋里面很多很碎片化、零碎的灵感，怎么把它们串起来，怎么把它们写通。有可能没有甩这个题目给你之前，你脑袋里面有很多种相互冲突的直觉，你左看这个东西对，右看那个东西对。一旦放到一起之后，再往前推会产生矛盾。

　　写作的过程中是不断强迫自己把思路理清的过程，把脑袋中原来很混沌，原来相互冲突没有讲清楚的直觉打磨之后串起来，就像我说的一个拼图有很多碎片，你要挑出适合的碎片最后拼成完整的图案。这个过程实际上是解谜、探索的过程，如果你把这些都交给AI来做，你这方面的训练永远没有办法完成。

　　对我们这些教大学生的人来说，没有指望哪个学生天才到你上一门本科的课程文章就可能发表到顶刊上，不是这样的，我们希望他不断地摸索，交上一稿之后老师给你反馈你再改，看起来非常高明的论证其实存在一个很严重的漏洞，我指明出来之后看看你第二稿能不能修补起来，也许你意识到这个漏洞之后，也许它是可以修补的，也许它会导致你意识到你整个立场是站不住脚的，这个时候你会有一个思想上的转变等等。这个过程本身是最重要的东西，而不是结果，AI只能给你结果，如果你很便利地获得结果了之后就会失去了这个过程，失去了最重要的东西。

　　不管是文科还是理科，AI可以替代一部分，对那些认为求知不重要的人来说AI可以替代他们，AI可以做很多简单重复性工作。比如大学里面很多老师会用AI写比较官方的邮件，有一个会议给你发来一个邀请函，说能不能请你做一个主题演讲，你很想去但是时间排不开，你觉得直接拒掉很不给面子，你要写一个很冠冕堂皇又不得罪大佬，又拒绝得非常有分寸，人家又知道你的意思了的邮件是很困难的、很头疼的一件事情。这个可以甩给ChatGPT，这种事情AI可以做，对方也可以找到AI解码一下，收到一个长长的邮件，让AI总结一下大意他到底是来这个会议还是不来这个会议，最后就变成两个AI在互相交流。表面的事情都可以交给AI，但真正对人自身有提升的过程本身，这个技能的获得本身我觉得恰恰是要离AI越远越好。

　　主持人：谢谢林老师。我问一下淡豹老师，您从创作者角度来说觉得AI写作会不会对人类的创作产生一定的冲击，以及您觉得什么东西在写作上是AI无法取代的？

　　淡豹：我目前的看法是AI一方面不能提出新的概念，这可能还是因为它没有被赋予这种勇气，不过另一方面，我觉得理论上讲AI做不到的是提出全新的比喻，那是作家可以做的。因为比喻是要创造不同的事物、看起来很不相似的事物之间的相似性，不是描述业已存在的“客观”上的相似性。

　　我同意林老师刚才说的，AI替代的那些东西，那个过程对人不是无用的，并不是我们在浪费时间做一些AI完全可以做的事情，就像林老师的例子，人也要在算数的过程中培养数感。我前些天搬家请了整理师协助，整理师以非凡的工作能力让我的家变得拥挤而整齐——因为整理师做归类，其工作方式就是依据现有方式归类。他不能做的第一是丢弃，第二是不能发明新的系统，新的系统就比如说，卸纱窗需要一个小钥匙，我自己可以将其归类为工具，但依据现有系统，它会归类为钥匙，所以当我要卸纱窗时还是找不到那把“开纱窗器”。第三，整理师不能做的是依据我的使用习惯根据已有的系统做出适合我的分类，比如说餐垫和杯垫在语义上，在GRE考试里可能归为一类，但是餐垫属于厨具，在我的使用习惯里需要和热的盘子一起拿到餐桌，但是杯垫呢，因为冰凉的饮料会使木头桌子蒙上水气，所以杯垫的存放处我想应当靠近冰箱，而不是靠近盘子。这类也属于人类学家擅长处理的那种地方性的实践。

　　大体说来，人类的了不起之处之一就是我们喜欢一再作价值判断，我们会去掉一些“糟粕”，我们也擅长遗忘。但在AI系统里面什么都不会被丢弃，它只是针对你制定的问题判断有用性，得到一个内部重要性不同的、拥挤而整齐的世界。第二是人类擅长新的分类，新的分类也通常与发明新的概念有关。第三人类擅长地方性、个性化的实践理解，并且基于这些理解产生新的实践。

　　主持人：谢谢淡豹老师，这次做活动招募时候也有提到《霍金悖论》这篇文章，我非常推荐没有读到林老师文章的朋友可以从这里入手，很有意思。里面谈到像霍金这样的顶级科学家，但是在哲学论证上面不说是文盲的，也可以说是以非常初级的角度去讨论比如有神论、无神论这种哲学问题。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尽管他非常初级，但是他不知道他非常初级。这也反映了社会上普遍的一种技术沙龙主义，或者理科沙龙主义的倾向，跟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 AI是否会把人取代的也有一脉相通的地方。我想请林老师讲讲这篇文章里面提到霍金的智识悖论和霍金的社会悖论，特别后一部分书中没展开，借此机会请林老师讲讲没有写完的一部分内容。

　　林垚：我先简单的讲一下前面部分，“霍金的智识悖论”。其实不仅仅像霍金这样的物理学家对哲学有误解，在人文社科里面也是的，比如我有很多人类学家朋友，当他们提到哲学的时候会很困惑，哲学到底在干什么？道德哲学家会讨论做哪些事情是对或者是错的。很多时候在和人类学家朋友聊天的时候，他们就会很自然地反对说：不同的文化就有不同的道德标准，有人认为这是对，有人认为那是对的，你怎么能认为一个事情是对还是错的呢？你必然只能说这个文化背景下这个是对的，那个文化背景下那个是错的。其实这本身也是哲学上特定的立场，道德相对主义，哲学里面也有很多对道德相对主义的讨论，讨论道德相对主义本身是对还是错的，到底是在特定文化里面才是对的，还是它本身必然就是对的。这背后涉及到哲学有自己的独特性在，当然这一点也是在哲学界并没有完成的共识，我自己是属于一个认为哲学和“应然”、或者说规范性这个概念有非常独特的关系的这一派，我目前在写的一些学术论文是和这个有关系的。我这里要先退一步，先说非常多的哲学家不同意我对哲学的定义。哲学里面有一个笑话：

　　哲学有两大基本定律，第一个定律是，给定任何一个哲学家，都能找到地位与他相同但是立场与他相反的哲学家；哲学的第二基本定律是，他们俩都是错的。

　　我为什么说哲学具有独特性？不仅像霍金这样的物理学家，还有我的人类学家朋友们，当他们面对哲学的时候会有一个很强烈的困惑，哲学到底在搞什么东西？哲学的意义是什么？哲学是不是已经被科学淘汰，已经死掉的学科？我在《霍金悖论》那里面简单讲了我自己的大致想法。哲学作为一个规范性的学科，它实际上是在不断深究，当我们谈论一个表面上是纯事实的问题的时候，背后都已经预设了一整套应然的预设条件、命题。

　　比如霍金经常喜欢谈的，哲学家也经常喜欢谈的问题“上帝到底存在不存在？”这个句子摆出来表面上看是关于实然的问题，要么存在，要么不存在，事实是上帝存在或者不存在。但是在哲学家眼里，表面上看是实然的命题，其实是应然的命题。既然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可以证明上帝存在，或者上帝不存在，任何一个声称自己接受了上帝直接启示的人你都可以说是心理上的幻觉，问题最后就会回到当我们假设上帝存在，或者上帝不存在的时候，会不会导致一些逻辑悖论，或者道德上的困境、道德上的悖论。

　　比如哲学上有一个很著名的论证，罪恶问题，如果假设存在一个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的话，就不能再认为这个世界上有存在无缘无故的罪恶和无缘无故的苦难，所有的苦难一定是上帝这盘大棋里面的一部分。

　　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汶川地震里面有很多年幼的孩子死掉了，或者纳粹大屠杀，600万人被送到了集中营，那里面有很多人什么事都没有做过，有的刚出生还在喝奶的，即便有些人说有些人是作恶遭到惩罚、或者上帝对你的考验试炼，但是对婴孩来说怎么办？认为上帝存在的人会试图给出各种各样的论证，来论证这些表面上看极其无辜的人受到的困难也不是无谓的，但是所有这些论证都会受到挑战，最后仍然有一个道德悖论摆在你面前，这个道德悖论就是如果你要相信存在一个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的话，某种意义上必须接受一个要么是上帝在下一盘大棋，人没有自由意志，人都是棋子被上帝摆在这个或那个位置上，要么接受受害者有罪论，你之所以遭受这个困难，某种意义上你是应该遭受这个困难，你活该，你甘心遭受这个苦难之后上帝可以让你上天堂或者怎么样。

　　这样的话哲学家把看起来实然的问题，上帝存在或者不存在，变成根本上是应然的问题：要不要接受对世界的道德秩序的某种特定认识？要不要接受一个全善的造物主，这个造物主已经安排好这一切？或者要不要接受这样的世界秩序，这个世界秩序里面每一个人遭受的苦难都是他自己活该的？

　　其实很多时候哲学在做这样显性或隐性的工作，在把一个实然的问题变成应然的问题。这个怎么联系到后面讲的“霍金的社会悖论”上？社会悖论实际上就是和我前面提到我自己在作为一个生物学学生的时候我遇到的一些困惑，以及后来转向哲学之后通过更多的阅读，阅读科学文献，了解一些科学界的继续不断发生的争议，开始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感受。当代的科学实际上是一个很庞大的社会产物，这一点并不是否定科学知识生产的有效性，科学实际上非常有用，也让我们不断了解这个世界更深入的面向。但是当代的许多重要的研究实际上是和当代的学科机制，实验室的资金补偿机制等等一系列的体系挂钩在一起的。

　　比如说拿美国的大实验室为例，每年这些实验室领头的教授，必须要向美国的国家科学基金会申请一大笔经费，才足以支撑一个足够庞大的实验室运营。这个实验室发表了一个什么论文，声称获得了一个惊天动地的结论，这个结论可能需要好几个同样拿了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巨额款项支持运营的实验室相互合作才能做出来，每个实验室只能做这个实验里面的一部分。论文发出来以后，我们很多时候说科学的有效性，科学为什么能够不断证明自己产出的知识是正确的，是因为它可以接受检验，其他科学家会来重复这个实验，看看这个实验的结果到底能不能站得住脚。但是一来如果这些大的实验室都在合作做某个需要高资金投入的项目之后，剩下的相对中小型的实验室没有那么多成本可以投入去重复这个实验。理论上说一个结果可以被重复检验，但是没有人检验它怎么办？

　　另外一点，当代的大学，或者是期刊发表机制鼓励你发表有正向结果的东西，你最后发一篇论文，一般来说期刊想要你这个论文发出一个石破天惊的东西，大家都来引用你，影响因子可以上去。如果你只是重复出别人的实验，然后说没有重复出这个东西来，很多时候刊物是不愿意收你这个结果的，因为我怎么知道你没重复出来是原来的实验没做好，还是你们自己实验室的人水平不行？你中间操作失误了一步导致结果没出来，或者你做了一个实验最后得出一个平平无奇的结果，也许实际上是帮我们巩固了某一方面的知识，但是期刊仍然不愿意发表，相比那些石破天惊的结果来说期刊不太愿意接受平平无奇的结论。这样的学术体制本身是一个社会建构，这个社会建构潜在地鼓励某些结论，某些结果的出现，并不是说这些结果一定都是错的，但是这些结果的可靠性就要打一个比想象中更大的问号。

　　过去十几年间心理学界遭遇了非常大的重复实验危机，就是从九十年代后半期开始到二十一世纪初，大概二十年时间里面，许多经典的大家耳熟能详的心理学论文、心理学结论最后都会发现没有办法重复出来。比如说一个很著名的实验，说如果你在进行一项重大的任务之前先预先强化人们对自身某些刻板印象，最后会导致这个刻板印象的效应体现在这个任务里面。比如说很多刻板印象说在美国的亚裔擅长数学，黑人不擅长数学，男生擅长数学，女生不擅长数学，在进行数学考试之前先给他们读一个小短文，这个短文就是女生数学不行，理科都不行，亚裔男生数学特别好，诸如此类。当时的研究结果就是效果直接体现在他们当天的考试成绩上。读过小短文的女生数学考试成绩就会变差，那次单次考试中成绩显著变差，亚裔男生成绩会显著变好，黑人女生会显著变差。

　　乍看这确实符合我们的想象，我们社会中的刻板印象是会起作用的，但是我们停下来想一想，这些刻板印象是细水长流、潜移默化起作用，还是在一次考试中立竿见影起作用？其实我们回想很多人都会有这种体会，我们中学的时候老师经常说女生到了高中以后数学就不行，可能女生因此自信心受到打击，慢慢对数学失去了兴趣，这个情况确实存在，但是这个过程是几年之间发生的过程，但是那个实验说的是你在考试之前几分钟读了这篇东西之后马上对这次考试的成绩就会有影响。我们停下来细想的话，这两者不完全是一回事情，尽管表面上很有相似性，所以九十年代引起很大的轰动，大家都把这个当作确凿无疑的结论，但是过了十年之后有人开始重复这个实验，会发现我怎么总是重复不出来同样的结果。类似这样的情况其实有很多。

　　与此类似的重复实验危机还有很多，导致我们现在时不时还会在科普文章上看到的心理学效应里头，其中大概只有一半经受住了检验，另外一半已经被淘汰掉了。这些情况反过来就是回到刚才说霍金的社会悖论上。一方面在过去的一两个世纪里面，科学在突飞猛进，确实给我们生活带来了便利，让我们认识到世界以前完全不可能想象到的情况。与此同时，大众对科学的疑惑也在与日俱增，包括关于转基因的争论等等。科学家，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也相信转基因食品是没有问题的，可以吃的。但是公众为什么会对这个事情有那么强烈的疑惑，科学家们自己有没有好好想清楚这个疑惑也许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科普工作没做到位？现实中很多人在做科普工作，在讲为什么转基因是没有问题的。也许那些没有接受过专业的科学训练的公众，尽管他们的疑惑没有找对点，也许转基因食品确实没有问题，但是这种疑惑是在过去几十年间对科学共同体不断演变得让人隐隐约约越来越担忧整体可靠性的趋势、对当代科学整体性的疑惑，只是这种疑惑找到某一些未必恰当的点爆发出来，具体比如转基因的议题或者其他的议题。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科学家们，正在从事科研工作的人和正在从事科普工作的人是不是应该停下来想一想，当代的学科发表体制、基金申请体制、科学研究体制、实验室之间相互协调的体制，背后是不是存在哪些问题，而这些问题怎么样可以通过哲学反思去消除，或者去化解，和公众或者是更广泛的社会政治力量达成一个相对的和解。

　　主持人：从林老师刚才讲的也可以看到他的逻辑和文章应用的特别强，可能没有一些基础训练的朋友读起来会有点累。淡豹老师能不能给读者分享一些建议，怎么样入手读这些文章比较合适？

　　淡豹：专注力和持续思考的能力是需要调动意志力去训练的，这是我这几年随年纪渐长很强烈的体会。之前说到林老师聪明，确实，聪明本身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拿聪明去做什么的实践——不仅是选择。这本书是林老师很多实践的结晶，我们作为读者能从中间看到他做了什么，想了什么，怎么想的。而且这些文章林老师放在这里，也是一个轨迹。

　　我们阅读时一时跟不上也没关系——而且我觉得是能跟上的，如果我们尽量调动自己的专注能力，论证也是可以学习的、可以跟随的，论证所使用的思维方式，如何判断前提、条件、结论之间的关系是我们可以逐渐理解的。确实有一些给定的作为条件的知识，之前我们不知道，通过仔细阅读，也可以变成我们的知识。他的洞察能力不一定能变成我们自己的洞察能力，但是他的洞察能力所得到的结论有可能变成我们的知识，而中间这所有之外，结晶之外的那些轨迹，就构成理我们之前说到的智慧，这无法浓缩成金句，但是确实是我们可以感受到的。

　　感受到之后，激发出来的行动恐怕不会是“念诵”，也不一定是“传播”——虽然不是没可能。另一种行动可能是仿效这种思维方式来理解我们今天面对的公众议题或者私人思考上的难题，这些思考上的难题并不抽象。

　　比如我刚才提到，2018年和林老师的谈话对我就具体而重要。很多无解的时刻，你需要的也不是别人给你的指引，而是一些思考的方式，甚至是思考的态度。这能够帮你更好地理解，不是理解自己的处境或外在制度形成的历史原因和现存形式，而是理解你和这个处境之间的关系。这并不是我们通常说的通过把问题陌生化，或者拉开距离使得它更容易适应，使得你更容易接受。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你自己变得更复杂、在困惑无奈中更有深度，这个过程恐怕也没有想象得那么困难。

　　如果回到我刚才的比方，像纱窗钥匙，或者像数感这样的事情。刚才举例子时，那个小故事里带引号的“我”还是个只有历史和只有行动特点的个人，在那个意义上“我”区别于AI是“我”有可能丢弃或遗忘，我有强烈的爱憎，此外“我”有可能发明新的系统，我想契合我的使用习惯。如果用另外一个方式看待“我”这个主体，给这个主体加上时间性的面向，那“我”不仅是一个面对现存条件的人，也是一个有创造性和潜力的面对未来的人。那么，我自己收纳的过程，或者我至少充分参与和整理师一起收纳的过程，

　　第一，这有可能让我更熟悉我所有的东西，这个是没有办法用AI代替我来做的。

　　第二，我有可能更了解自己，比如说我会意识到自己的一些使用习惯，开始想它从何而来。

　　第三，我有可能发明新的东西，或者是新的系统。那把卸纱窗的钥匙，我有可能发明一种新的时间性的系统，我把东西按照我什么时候使用来归类，那这个卸纱窗的钥匙就又不是工具又不是钥匙，变成我10-11月份使用的东西。同时我还可能也发明新的小玩意儿，比如发明新的比喻，比如不再把钥匙收纳起来，而是用一条线系在纱窗上，卡在那儿，需要的时候直接用它。

　　以上这些都是AI不能取代的，因为“我”是一个有潜力的、带着历史朝向未来，并且能够为自己的行动负起责任的主体。

　　主持人：谢谢淡豹老师。接下来是现场观众提问的环节，如果有想问台上两位嘉宾老师的朋友欢迎举手。

　　提问：谢谢三位老师。我是一位文科类的研究生，我是来自于新闻传播大类，就是张雪峰老师说打死也不要报的大类，在观点复杂的舆论场真的有被这个分享会治愈到。我之前的理解是感受到AI无法替代我们的原因是心智提升的过程是不可被跨越的，也就是说人在自我提升的过程，甚至可以说离AI越远越好，也感受到在林老师的视角中AI还没有成长为平等的合作者，更像次于我们而存在的工具，如果真要工具取代我们，或者是让工具靠近我们，无异于像是降级，或者是放弃我们的思考。但是当我们在这里探讨这些事情的时候，比如淡豹老师提到AI不够创新的时候，我想在场或者是在旁边会不会已经有一些AI工具师在默默记录大家对于AI的质疑，在想着写进明天的备忘录里面，或者明天的工作计划。我是一个很主观的感受，我是学新传的，我已经感受到了文生视频（一种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生成视频的方法，它能够根据用户提供的文字内容和静态图片自动生成高质量的视频）对我们的冲击，我当然觉得我们是有自信的，但是我感受到了动态的变化——我们是在很自信地防守，但是AIGC和技术在不断进攻。我确实很肯定老师刚才提到关于主体性的观点，这是人类文明几千年沉淀下来不可被撼动的心智和智慧，但是就像计算机和人工智能在几十年后就被光速地发展出来一样，我在想也许我们在有自信觉得我们不能被替代的时候不妨对它们光速的、很厉害的、不断在发展的学习能力保持一种敬畏。有些时候在不断被这种会不会取代、是否还有用这种标题所吓到的时候，我非常希望能够学到我们要如何去使用，如何与它们共存。也就是说我比较喜欢赛博朋克的概念，如果我们能与AI真的嵌合在一起，也许就不会存在谁被谁取代，而是谁可以更好的在数字化时代生存的问题。

　　铺垫了这么长，其实想向老师们问一个简短的小问题。有被老师提到的拼图概念戳到，因为老师是有跨学科的经验，提到每一个学科就像拼图一样，很多时候在一个拼图里待久了觉得很闷，想知道AI这个领域对于老师来说是否也是拼图的存在，或者它对于您在不同的学科拼图之中又是怎样的存在？

　　林垚：非常好的问题，先简短的说一下新传专业非常重要，在这个专业生存的人很艰难，但是如果没有了它，我们大家都会很艰难。包括前段时间油罐车的新闻就是新传人挖掘出来的，我们现在不可能想象有一个大语言模型就是在程序里面跑一跑就告诉我们油罐车是混装了不同的油，需要有人去卧底去暗访调查。

　　不管工具怎么发展一定要有人在用它，要有人知道去想怎么创造性用这些东西。就像你提到的过去一百多年里面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百年前的人根本想象不到的工具，现在的电脑，回到一百年前根本不可能想象现在可以坐高铁，用笔记本电脑，在网上可以随便搜索各种各样的东西。AI随着不断完善一定也会扮演很重要的作用，会成为将来大多数人不可或缺的东西，就像现在你不会用电脑和手机的话在当代社会里面是寸步难行的。

　　怎么去用这个工具，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也是现在在AI兴起的过程中大家不断摸索的问题。我自己前面提到在我的课堂上很多学生会尝试用AI，一方面我会告诉他们某些用法对你们是有害无利的，我也不会直接判你们作弊，我可能会让你们重写，我发现你们其实是用AI写的论文之后我会警告你们让你们重写。但是我会鼓励你们去用AI帮助你们完成一些事情，比如说在我们学校，因为是全英文授课，同时有一半学生是中国学生，中国学生即便之前英文再怎么好，入学以后和英语是母语的学生语言能力还是有点差距，一开始肯定很吃力，包括对某些词组的用法和写法其实你一看就可以看出来不是英语母语写作者。

　　我会告诉他们你可以尝试在打完底稿之后交给ChatGPT润色你的语言，某些段落你觉得读起来不顺可以润色，这没问题，这不影响你的核心观点，你训练的过程，把你的思维片断整合起来打磨的过程已经完成了，我其实不是很在乎你的语言是不是写得像母语写作者，如果你觉得这样文章读起来更舒服，你可以尝试做。但是你这样做完以后可以对照一下AI修改出来的文本和你的草稿，一方面可以从中学习到原来母语写作者表述是这样的，有些地方我要去改的。另一方面你多读几遍也会发现你的草稿里面那些很莽撞的虎虎生气，可能在AI修改之后就没了，因为AI写出来的东西非常的模式化，你怎么样保留你的语言风格？怎么让你的英语写作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之中仍然能够让人辨识出这是我一个非母语者视角写出的东西？你有的时候能写出闪亮的，因为母语写作者太习以为常而注意不到的那些比喻、那些想法、那些词与句之间的组合。

　　这些都是可以去探索，可以去做的过程。一方面可以去用AI帮助自己，另一方面通过意识到目前的AI还处在非常初级的阶段，这个工具非常不完善，你可以在用这个工具的时候也有意识地去找到自己潜在的闪光点。这些都是我会跟学生去说的和提醒的一些点。

　　提问：我也是对学科专业比较感兴趣，现在文理分类，读硕士读博士之后就局限在一个很小的领域，很狭窄，越走越窄但是越走越深，没有很宽豁的视野，老师们在求学的时候有没有如何平衡你学的广度和深度的问题？

　　林垚：我平衡的方式就是多花了好多年的时间，而且不客气的拉黑了很多催稿的人。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很难取舍的过程，包括我自己回头想起来可能在职业道路上付出了不少的代价，因为和我同期进博士项目的朋友们现在已经获得终身教职。我自己因为换过专业，中间又折腾过几次，经常要清零重头再来，但是我觉得有付出也有收获，收获的一点是让我自己觉得更心安。假设我自己当时去了美国，进了政治学博士项目之后，就早早挑定一个特定的好出结果的题目，早早找到教职，早早获得终身教职，我现在可能就会成为一个在目前这个说话非常得罪人的我看来、会被目前的我得罪的、面目可憎的教书匠。有的时候可能不是平衡的问题，是自己想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东西，愿意去舍弃什么东西。

　　淡豹：我觉得这个东西有点像咱们后面看到的方所两根桩子，靠南的那个桩子上面宽一点中间窄一点，下面又宽一点。我个人感觉，不一定对。深到一定程度非广不可，并不是越深就越窄，到一定程度之后如果想更向深走，一般来说还是要引入新的方法、跨学科的思维、新的视角。广会影响深，通常是前期的印象，其实这个到一定的深度之后不广是不行的，如果想要更深。

　　提问：两位老师好，想问林老师的问题是我听说北大哲学系的教授是老和尚，哲学和佛教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想问淡豹老师的问题是读文科他们说不好找工作，去年博士生和硕士生已经超过了大学生的数量，想问您一下关于就业难，比如像我30岁被裁员找不到工作失业应该怎么办？

　　林垚：我不知道北大哪个哲学系教授是和尚，但是北大哲学系全称是北大哲学与宗教学系，所以是有很多研究宗教学的教授的，研究道教的像程乐松老师，研究佛教的我忘了有哪些老师，基督教、印度教等等都有。

　　在哲学里面很多历史悠久的宗教内部是有很多丰富的哲学思想，尤其佛教在这点上特别著名，在很多国家的佛教，或者寺庙里面是有很长的辩经的传统，因为佛教有很多经典嘛，在许多寺庙里面，或者许多佛教流派里面会专门供养一部分僧人辩经。我们看武侠小说有藏经阁这些东西，藏经阁拿来干吗？是有和尚这些佛教的学者们天天阅读这些佛经互相辨析，就像打辩论赛一样剖析佛经里面的意思。这段话到底指什么，这样讲通吗？这个道理，不仅是句子通不通，是背后的道理通不通。最后就进入了哲学讨论的范畴。

　　哲学也经常要从一些文本出发，但是要超越那些文本，比如我们教授西方哲学的时候，很多时候从柏拉图或者亚里士多德开始读，不是让你背下来，而是让你从前人给出来的想法及其潜在的漏洞出发，大家开始以这个为基础想说如果这个论证有漏洞那意味着什么？我们能怎样修补它？修补不了的话我们用什么样的理论取代它？它在现代社会还有什么关联？有什么重要性吗？如果没有的话，为什么？在现代社会，我们需要有什么样新的理论或者新的概念框架回应更切身的问题？西方哲学传统里面也是一样，在东方或西方宗教传统里面也是一样的，常常会和哲学有许多交错的地方，也就是为什么许多哲学家会去研究不同宗教里面的典籍，试图在里面寻找到一些灵感回应当代的问题。

　　这和那些教授自己是不是出家做了和尚没有关系，很多研究佛教的教授是居士，或者并不信奉佛教的教义，但是他希望以一种哲学的方式来重新理解，或者是提取这些佛经和典籍里面的思想精髓，回应我们当下的问题。

　　有位老师叫成庆，他在看理想上有开一个佛学课，其实也是以一种哲学的方式把佛教里面的某些想法提炼出来，告诉你说你怎么样用它去回应当代青年所遇到的困扰，比如内卷，或者要不要躺平诸如此类的事情。像这样思考的方式，如何把传统典籍，或者宗教教义里面的某些东西提取出来，化为我用，六经注我，目的是用它来回应对我们来说更加切身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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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豹：不知道成庆老师的系列课程里面有没有关于就业难的讨论，就可以对第二个问题有所助益。

　　我母亲曾经当过十多年的兵，娃娃兵，当时是监听蒙古电台，在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在部队学的是俄语，我们东北到现在也有很多俄语考生，我母亲转业回家乡要高考的时候到七七、七八年，这个时候中美关系解冻，乒乓外交进行时，并且中美已经建交了，因为她没学过中学数学，不计算数学分的专业中可报的并不多，她可以报外语专业，她当时报的是俄语系。录取之后是可以换专业的，有亲人建议她换成英语系，他们从当时的国际形势，中美建交看觉得俄语可能以后不会那么吃香。这个听起来像是一个正面的例子。

　　我自己是沈阳人，生在哈尔滨，现在我们关于东北的近历史的讨论很多，我这一代人的人生经验叙述通常从八十年代早中期开始，八六年沈阳第一家工厂破产开启了国企破产的先声。九十年代下岗潮逐渐袭来，也是我们目前看到一些影视剧着力描写的历史变革。更早的，从我母亲的例子来看，也许东北的这种历史变革在更早的时间已经埋下，譬如我们可以向前追溯到七十年代，当中美建交的时候注定了意味着中苏关系会有变化，这是早在国企改制之前，并且早在文革结束之前，这是七十年代。如果我们再往前推，推到五十年代，五十年代当冷战开始，伴随着朝鲜战争，伴随着冷战，伴随着苏联从中国撤离专家，东北作为重工业基地的历史，东北的位置可能从五十年代之后就开始慢慢削弱，也就是说当工厂看起来繁荣而巨大的时候，国际局势的变化已经注定了作为重工业基地的这个地区将慢慢的丧失它极端的重要性。

　　沈阳的区号是024，北京010，上海021，很快就到沈阳了，但是大家现在不会觉得是全国第四、第五的城市，所以我觉得我们在看近历史之外可以看稍远一点的历史，再远一点的历史，这个中间有无数的因素是我们没有办法操控的，甚至看不清看不见的。

　　我作为一个东北人，我是否可以改变我家乡因为美苏关系的变化而在这个国家的整体战略中间所处的位置？五十年代的一些变化可能在九十年代，甚至新世纪之后慢慢显露出一些暗影。我很推荐历史学家，清华大学的宋念申教授一本《发现东亚》，把东北不仅视为中国的一部分，也是东北亚的一部分，放在地缘政治的脉络中去看，它有过处在某种中心的历史状态，也有作为前哨或边陲的性质，不同历史时期，这种性质带来的后果很不相同。

　　我个人觉得判断专业的好坏没什么用。我母亲的例子也不是一个正面的例子，我们到现在也在压宝，我也并不是说我一边认为没有用，一边我绝对不给我的儿子女儿压宝吗？不给他建议吗？不是这个意思，不过我们在一个大时代里确实是很微小的，与自己的命运起起伏伏相比，那些起伏我不是说不重要，你确实拿它没有办法。拿它没有办法的同时，另外有一些智慧是我们有办法掌握的，并且可以把我们变得更复杂，虽然，虽然，日子不一定因此过得看起来更好。很可能看起来更差。

　　主持人：谢谢淡豹老师。今天的活动时间就差不多了，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的分享，特别感谢大家在工作日晚上过来参加，非常谢谢大家！

　　本书是青年学者林垚近年来哲学、科普、学术与公共讨论文章汇集，也是作者的第一部独立文集。全书由三个版块组成，上卷《究穷象塔屠龙术》主要是道德哲学及政治哲学方面的探讨，包括中卷《搅梦频劳西海月》聚焦于美国政治，下卷《蛇毛兔角多鸡犬》漫谈与科学哲学或宗教哲学相关的话题。作者行文逻辑严密，文风犀利，从哲学思辩的高度对诸多公共话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直戳要点，并且呈现出多重的思考维度。

　　林垚的写作罕见地兼具了敏锐的道德感知、深邃的哲思、严谨的论证与雄辩的文风，在公共论说的实践中彰显卓越的学术品质。十多年以来，我一直是林垚诚恳的读者，并受益良多。

　　林垚，1983年生，北京大学生物学本科、哲学硕士，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耶鲁大学职业法律博士。现为上海纽约大学教师。曾与友人共同主办“选·美”项目，力图为中文公共场域提供关于美国政治的准确信息与深度评论。目前与友人共同主持播客《时差》，旨在向公众介绍海外人文社科领域的最新发展及年轻华人学者的相关研究。另有个人公众号“林三土”与个人播客《催稿拉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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