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历史题材纪录片立足于对本土历史资源的开掘，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于视听语言与媒介修辞中体现中国美学特质，充分发挥“影”以载道的作用，革新叙事策略、视角、结构与口吻等，尝试诗意营建，适应跨文化国际传播与融媒体传播的新需求。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进程中，在以横向维度的世界和纵向维度的中国构成的坐标系中，历史题材纪录片定位于本土经验和文化立场，努力探索纪录片中国话语的主体性建构。本文刊发于《中国电视》2024年第5期。

　　自20世纪初以《定军山》为代表的早期纪录片实践开始，中国纪录片努力将世界纪录片的技术、语言、手法、观念等运用于对中国社会历史情状的记录和对中国时代精神内涵的表达。1911年的《武汉战争》、1913年的《上海战争》的拍摄，20世纪20年代商务印书馆的早期电影纪录片实践、黎民伟的民主革命纪录片，以及20世纪三四十年代抗战纪录片和解放战争纪录片的创作，发挥了由爱迪生发明、卢米埃尔完善的摄影设备和技术的记录功能，留下了中国历史进程中珍贵的时代影像。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受苏联“形象化政论”和英国格里尔逊对于纪录片社会教育功能的影响，“画面+解说”的模式为中国纪录片广泛采纳。1978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1979年，《丝绸之路》开启了中外合拍的新模式，促成了中外纪录片在技术、观念、文化等方面的直接交流。之后，弗拉哈迪、维尔托夫、伊文思等西方纪录片导演极具风格化的经典作品被推介，以怀斯曼为代表的直接电影、让·鲁什为代表的真实电影、林达·威廉姆斯推崇的新纪录电影等纪录片作品与理念纷纷涌入，中国纪录片在创作观念、本体认知、内涵表意、作品形态、美学风格、营销传播等方面受到世界纪录片理论与创作的深刻影响，融入全球格局中。

　　埃里克·巴尔诺在《世界纪录电影史》中对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历史题材纪录片予以关注。在论及纪录片中使用历史遗物、古代器物作为叙述素材时，埃里克·巴尔诺认为：“使用这种方法的最高成就是1971年中国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拍摄的《2100年前的古墓发掘记》。”①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故宫》《圆明园》《敦煌》《当卢浮宫遇见紫禁城》《中国》等“现象级”历史题材纪录片的涌现，“历史题材的纪录影像制作成为中国纪录片中的主导类型，无论是总体数量、所占比例，还是制作理念、成片质量，甚至是在市场化进程方面都远远地走在其他类型之前，堪称典范”。②文献汇编、画面解说、口述访谈、情景再现甚至虚构策略的运用等这些世界历史题材纪录片的惯用手法为中国历史题材纪录片所借鉴。与此同时，21世纪以来，中国历史题材纪录片立足于对本土历史资源的开掘和发现、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正在构建独特的话语体系，释放出别致的美学光芒。

　　在视听语言系统和媒介修辞技巧方面，创作者或将传统艺术形式和表现元素直接转化为影视声画符号和语汇，或将传统审美方式、审美价值等融会贯通于拍摄、剪辑、后期特效等各个环节，使中国美学特质在中国历史题材纪录片的艺术形式中获得了显现与转化，古风古韵、精致唯美的视听语言为历史题材纪录片审美开启了新的世界。

　　中国画在历史题材纪录片中以各种方式出现，有的作为叙事的核心，有的作为人物、事件、环境交代的再现，既提供了真切的历史信息，又成为演绎中国人物与中国故事的生动载体。纪录片《李白》中梁楷的《李白行吟图》呈现了“诗仙”的形象，李昭道的《明皇幸蜀图》表征了安史之乱及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唐寅、尤求、张翀的《饮中八仙图》表现了李白的旷达和洒脱。绘画作品本身承载的艺术价值大大提升了纪录片影像呈现的艺术性，赋予观众以美感。《美术里的中国》围绕画作与画家创作的故事展开，其中画作的视觉化呈现在数字技术的支撑下获得了创新表达。《虾》中，齐白石笔下的虾于水中自由灵动地游弋；《万松烟霭》中，烟霭飘散，松涛阵阵，水光融入星光，流淌蜿蜒，这是黄宾虹绘就的奇秀苍古的黄山；《记写雁荡山花》中，山花野卉恣肆绽放，草叶弯折，藤蔓伸张，青蛙攀行，这是潘天寿描绘的春情烂漫的雁荡山……此外，该片在影像元素的选择与呈现、布光处理、景别和角度选取等方面精益求精，打造出美轮美奂的视觉盛宴。更有不少作品将航拍、高清摄影、高速摄影、延时拍摄、数字调色、数字复原、三维动画等新技术与创作者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相结合，赋予日常生活以陌生化的审美乐趣。在《中国》《苏东坡》《圆明园》《大明宫》《诗画江南》《千古风流人物》等片中，绚丽的万千气象、磅礴的壮美山河、雄伟的建筑景观以及喧闹繁华的集市、神采奕奕的人物、诗书礼乐歌舞茶的情趣生活一一呈现，在拍摄对象和拍摄方式上突出对于具有中国风情的景与人的选择和表现，散发出中国传统美学的独特韵味，或精雕细琢，或豪迈大气，让观众体会到独特的中国之美。

　　21世纪以来，历史题材纪录片在人物语言、音乐和音响构成的声音系统方面展开了对唯美形式表达的探索，在画面与声音的调适中寻找视觉注意力与听觉注意力的最佳匹配方式，并努力将中国传统艺术的听觉之美于纪录片中传承与发展，以求美的感悟性语言凝练出精彩的表述。如《李白》《苏东坡》等运用诗词、散文等来提升语言文字的文学性。又如《如果国宝会说话》《中国》等在旁白的遣词造句中，注重修辞的充分调用、音韵节奏的和谐、辞藻的清新雅致。《新丝绸之路》《紫禁城》《诗画江南》等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音乐素材融入纪录片的音乐之中，形成带有浓郁中华民族音乐特色的风格特点，奏响民族文化的时代之音。《正阳门外·字号》《西泠印社》等片在情景再现的基础上，努力扩大表达空间，以极具民族风格的代表性音响（如暮鼓晨钟声、鹤唳鸟鸣声等）渲染气氛、表现情感，以艺术元素而非仅仅写实元素融入作品之中，开拓审美情境，表现出鲜明的中国风格。

　　21世纪以来，历史题材纪录片充分发挥了艺术的“载道”功能，既传承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又融入了丰富的现代精神，兼顾影像的艺术性表达与对正向价值观的引导。《复活的军团》《大秦咸阳宫》《帝国的兴衰》《伟大的历程》《中国1978—2008》《辛亥》等片以丰富多元的影像模式建构了独属于中华民族的“影像史学”，让上下五千多年波澜壮阔的历史得以以影像的方式栩栩如生地展现，彰显雄阔的大国气象。《考古中国》《昆曲六百年》《京剧》《书房里的中国·纸寿千年》《茶界中国》等片在对有形与无形文化遗产的记述中展示其负载的深厚文化意涵。《风帆起珠江》《浦东传奇》《驯核记》等片追溯了中国近百年来的复兴之路和强国之梦，呈现了日新月异的发展面貌，展现了昂扬向上的时代姿态和拼搏进取的时代精神。《走近》《百年小平》《史良》《燃烧》《黄帝》《西楚霸王》《百年毓秀》《曹禺传》《幼童》等片更倾向于在“大历史”的叙事视野中引入“人”这一元素，通过呈现历史人物的生命状态及生命故事来勾勒历史具体的轮廓。

　　21世纪以来的历史题材纪录片不单单着意于筛选贴合中国文化精神的话语内容，还格外注重话语技巧的丰富创新，内容与形式的双重聚焦彰显着中国话语的主体性在场。在叙事策略上，历史题材纪录片出色地协调了多元理念，既兼顾了宏观与微观，又统筹了纪实与合理的想象。《故宫100》《追寻宋金时代的别样生活》《超简中国史》等片选择着眼于某一具体的历史文化载体，阐幽明微、以小见大，自然恰切地将其连接到宏大的历史文化语境中。《玄奘之路》《佛国记：法显西行》《前清秘史》《神秘的西夏》《楚汉》等片借助充足的材料和证据展开有分寸感的、允当合宜的想象，并通过影像的形式逻辑自洽、完整圆融地还原历史现场。《从秦始皇到汉武帝》《激变玄武门》《前清秘史》等片在组织叙事素材时倾向于采取情节化的方式，有清晰完整的发展脉络和曲折变化的结构，让情节在起承转合间跌宕起伏。

　　在叙事视角方面，《书简阅中国》《跟着唐诗去旅行》《如果国宝会说话》等片将全知视角和限知视角巧妙结合、灵活切换，在历史的宏观叙事的客观性、权威性之外，补充了更自由和开放的个体的微观叙事，将主观化的价值判断与情感态度融入对历史事件的再现中，为观众提供解读的多种可能性，力图使其在历史故事中找到精神共鸣。21世纪以来的历史题材纪录片对于线性和非线性结构作了更多的叙事探索。《法医宋慈》《书简阅中国》等片将板块结构和线性结构巧妙融合，一方面多面向地拓展了主题，另一方面也有效深化了叙事内容。《中国影像方志》继承并创新了传统方志的叙事体例，将每一个省份设为一卷，将县和县级市设为“篇”，每一篇下面再设置展现不同地域特色的小章节。在叙事口吻上，《故宫》《如果国宝会说话》《西南联大》《大明宫》等片改变居高临下的叙事姿态，在保证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的基础上客观从容地进行讲述，亲切但不流于媚俗与讨好，以平实自然、贴近生活的叙事姿态与观众建立一种平等的关系。

　　21世纪以来，历史题材纪录片在诗意表现的探索中，努力借鉴中国古典艺术理念，强调创作者的主观意识通过情感移入赋予外物以生命力量，诉诸视觉和听觉的感性形式，并唤起观众的情感共鸣。通过自然物象来寄托人物心理情感、渲染情绪气氛，是中国电影电视作品进行诗意建构的重要手法，是传统文学、绘画等艺术中意象之美的跨媒介嫁接。观物取象，月亮、浮云、夕阳、流水、花卉等自然之物在电影电视作品中，并非仅是客观环境和物象的指代，往往隐喻着人物的悲欣哀乐，古典审美意象自觉或不自觉地被运用于历史题材纪录片中，产生了诗意抒情的效果。《苏州史记·水墨吴门》中反复出现的层楼叠榭、画栋飞檐不仅是文人雅士笔下的苏州景象，其素韵横生的水墨色调也点染出文人自身的秀外慧中、晏然自若。《永远的丁香》中，丁香因其纯洁、美丽的表征，成为喻指主人公的符号，二者互映又演化出革命志士的奉献精神，激荡起观众的情思。意境是“情”与“景”交融互渗的结晶，纪录片注重对环境气氛的营造及其与情绪渲染的糅合和渗透。《听禅》《西泠印社》《梁思成林徽因》《锦绣记》等片将画面、解说、字幕、音乐等多重艺术元素进行浑然一体的组合，在呈现精致的美感之外，注重通过复杂的社会、自然物象和环境来融合人文情感、渲染情绪氛围，达到情景互现、形神兼备、虚实共生的效果，使整体的意境弥散出幽情逸韵，让观众感受到未曾直接表露却被暗示和启发的深邃意蕴和文化内涵，在有限的屏幕时空中描摹出无限的画外之意、声外之情，引发观众由此及彼的联想和想象，以自我的情感体验去感悟作品所蕴含的深沉意味，获得精神再创造的审美体验。

　　21世纪以来的历史题材纪录片主张意匠独运的主体抒发，通过客体承载发乎内心的情感思绪和对于生命体验的情感探索，并将其传导给观众，引发共情的审美效果。《风云战国之列国》《新丝绸之路》《中国》等片在对主要历史人物的演绎中均采用了情景再现的方式，通过演员对肢体和表情的准确控制与精确表达，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下表现个体生命的状态，对其内心情感进行合理想象，让观众沉浸于遥远的情境和古人的心事中。《百年巨匠》《十一书》《穿越丝路的花雨》《天工苏作》《邂逅》《帝陵·大唐帝陵》等以诗文书信、口述访谈、画外音阐释等刻画人物幽微的内心世界和嬗变的心理历程。创作者本人和摄像机本身构成了纪录片表达对象的一部分，创作者的主体意识也投射在纪录片中。在表达与被表达中，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界限被模糊。在《下南洋》《台北故宫》《新丝绸之路》等片中，编导、摄影、剪辑师、美工、作曲等各个领域的专业人员并不避讳主观性在纪录片中的积极参与和表现，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个人情感流露在作品之中。

　　历史题材纪录片在中国纪录片的跨文化传播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21世纪以来，面对跨文化国际传播的深化，凭借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特质和科学技术革新的力量，历史题材纪录片在话语方面开拓创新。《探思中国·山东》《改变世界的战争》《孔子》《南京之殇》《中国：变革的故事》《中国艺术》《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从长安到罗马》《超级亚洲》等片以中外合拍的方式，利用双方资金、创作资源与经验、共同市场，开辟创作和传播的广阔空间，尽可能弱化价值分歧和文化差异，在内容选择、表述策略、技术手段、文本样态等方面寻找双方的契合点，降低文化折扣，并借助世界知名传媒集团的国际影响、全球发行渠道、成熟营销经验，让中国纪录片顺利进入国际播映平台，直接参与国际对话，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对外交流，促进文化互鉴，传播中国声音。《五大道》《1937南京记忆》《对照记：犹在镜中》等历史题材纪录片注重采用国际化的创作意识、选题视角、叙事方式、言说语态等，或以自外向内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历史，或于中外比较视野下展开对话式的叙述，或采用“外国人讲述中国故事”的新角度……努力构建新型纪录片话语体系，用世界语言讲述中国故事乃至全球故事，提升作品文本本身的国际化程度，超越不同民族国家人们认识的局限，突出人类共识，传播人类共同认可的价值观，寻求人类情感的共通之处，呈现出开阔的国际视野，表现出独特的美学魅力。

　　在媒体生态与格局的变迁中，历史题材纪录片传播也走上媒介融合的道路，革新了传统纪录片话语。《百心百匠》《超简中国史》《此画怎讲》《“字”从遇见你》等历史题材微纪录片篇幅短小、叙述精练、节奏紧凑，适应了新媒体尤其是移动新媒体短、平、快的传播特点，满足观众快速化、碎片化的观看需求，使观众在有限时间内尽可能观赏更多精彩作品。除时长的压缩外，历史题材微纪录片选题轻巧，表达简明，语言时尚，灵活运用虚拟技术，画面生动活泼，回应当下观众的情感诉求，将历史信息、传统文化价值予以现代转化，提高年轻观众对历史议题的兴趣。尽管历史题材微纪录片体量不大，但是其碎片化的系列组合达到积少成多、以小见大的效果，可以嵌大义于微言中。如《如果国宝会说话》的单集是微叙事，而以100集篇幅对100件文物进行叙述，表现中国历史的演进和文化的创造，则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整体展现，成就了整体上的宏大叙事。由互联网视频平台自制的《敦煌·生而传奇》《新鲜博物馆之进击的大秦》《了不起的匠人》《与古为友》《一叶茶，千夜话》《国宝皆可潮》等历史题材纪录片在选题、解说、节奏、影像构成等多方面展开了创新性探索，长段落和长镜头被快速剪辑和小微化镜头所取代，说教式的严肃、沉闷的解说被轻松、活泼、诙谐的更具“网感”的叙说代替。这些新作品表现出与传统纪录片的话语反差，更强调历史与现实的关联性，影像风格炫酷而又轻松诙谐，适应“网生一代”观众的审美习惯，构成崭新的线

　　纪录片是舶来品，在中国传统艺术中并无直接对应的谱系和可供依傍的对象。但是纪录片作为综合艺术所包含的文学、戏剧、美术、音乐、舞蹈等元素均有根可寻。这些扎根在中国特殊的地理环境与人文环境、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中成长起来的传统艺术，其所达到的高度和获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可以成为中国纪录片发展的文化源泉。故事讲述、视听审美等基本艺术规律的共通性，使得诗、书、琴、画、舞、乐等传统艺术可以为纪录片所广泛借鉴。同时，风起云涌的历史和社会生活为中国纪录片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纪录片一经被移植到中国的文化环境中，就显示出独特的艺术特征和形态。如《定军山》作为中国纪录片的开山之作，一改卢米埃尔将镜头对准法国人日常生活的特点，以当时中国人热衷的高度写意化和程式化的戏曲艺术为表现对象，呈现出别样的审美意趣。100多年来中国纪录片的创作实践不断汲取中国艺术的精髓，尊重中国美学的传统，关心中国历史变迁和社会现实，始终坚持着民族化的探索。

　　随着人类社会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各个国家、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规模逐渐扩大、频次不断增加，跨文化的互动、互通、互识、互证、互补不断深化。“每一种文化都有一种完全独特的观察和理解作为自然之世界的方式；或者说（这其实是一回事），每一种文化都有其自身所特有的‘自然’，属于其他文化的人根本不可能有完全相同的自然的形式。”③不同国家、民族、地区的文化存在着特征、风格和内涵等的差别，不同文化间的差异体现了人类文化形态的丰富多元，也激发了异质文化彼此对话，推动文化改造、革新与完善。保护文化的多元共生，保持以民族性、地域性和多样性为基础的人类文化生态成为全球化时代全世界普遍关心的议题。中国文化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对其加以珍爱和保护是对人类文化多样性的贡献，是人类世界未来可持续发展的一股不可忽视的动力。鲁迅在论及文学时说：“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打出世界上去，即于中国之活动有利。”④“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一认识在全球化时代具有特别的意义。对于中国纪录片而言，凝练具有普遍意义而且富有中国特色的话语方式，寻找属于中国的独特表达，显得尤为重要。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纪录片创作尤为强调本土经验和文化立场，一方面要立足于中国历史与现实土壤产生议题，另一方面要从传统艺术的概念、术语、范畴中寻找适用于纪录片艺术且有普遍规律和价值意义的话语要素。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呈现出彼此补充、相互支持的媒介融合态势，这对于纪录片的传播、接受乃至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纪录片业态和生态正在经历着革命性的深刻变化。传受方式的变革、新形态的出现和美学风格的变化等，是世界纪录片正在共同面对的现实。在全球化带来的跨文化国际传播中，纪录片有助于更好地实现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不同政治制度、法律、习俗、银河集团网址登录信仰等意识形态及文化形态的交流，潜移默化地影响观众认知，是跨文化传播的优势载体。纪录片如何超越重重障碍，推进各种不同文化要素在全球迁移、散播、嬗变、融合，对不同文化、国族的人群进行影响，也是目前世界纪录片创作和传播需要回答的问题。当今，中国正与世界其他国家一起，应对层出不穷的新情况与新问题，解决新的阶段性矛盾，迎接新的历史性发展机遇。

　　中国纪录片的中国话语并非以与众不同为最高目标，并非排斥对国外技术、理念、文化的学习与借鉴，并非构建自我封闭的静态系统，而是在坚持本位文化的基础上，充分尊重异域他者，以平等交往、交融共进的姿态促进相互理解、沟通。乐黛云提出以“和而不同”为原则的新人文精神：“‘和’的本义就是要探讨诸多不同因素在不同的关系网络中如何共处，也就是如何协调各种‘不同’，达到新的和谐统一，使各个不同事物都能得到新的发展，形成不同的新事物。”⑤将古代中国与当代中国勾连起来，把兼具古今之韵的中国与具有文化多样性的世界汇通起来，是中国文化艺术实践和理论研究在全球化时代的责任。全球化中的本土美学建设连接着中国的古代传统与今天的现代化进程，也与世界发生着互动关系。

　　21世纪以来，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进程中，在以横向维度的世界和纵向维度的中国构成的坐标系中，中国历史题材纪录片定位于本土经验和文化立场，立足于中国历史文化和当下国情，发挥想象力与创造力开拓创新，以中国话语的建构推动历史题材纪录片多元、可持续发展，展示中国影视艺术的文化自信。中国纪录片对中国话语的主体性建构具有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动力，有助于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与世界和平发展，可以为世界纪录片进而为人类文化做出不可替代的中国贡献。

　　（作者邵雯艳系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王雨婷系苏州大学文学院2022级硕士研究生；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新世纪以来历史题材纪录片‘中国特色’实践创新及美学建构研究”〈项目编号：19BC03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