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史料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自抗日战争胜利以来，中国大陆地区抗日战争史研究经历了独特的发展历程，抗日战争史料的出版情况大体上与此历程相契合。经过70多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发展，抗日战争史已经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且已形成独立的分支学科。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大陆地区抗战史料的出版轨迹和成果进行回顾和评述，既有助于进一步推动抗日战争史学科的发展，也有助于学界同仁，特别是青年学者把握学术动态，选择研究方向。因相关史料汗牛充栋，卷帙浩繁，绝非一篇文章所可囊括，故本文不可能面面俱到，挂一漏万，在所难免，取舍仅出自个人的研判，还请读者多多包涵。

　　新中国成立后，抗日战争史研究在相当长时期内从属于中国革命史或党史范畴，相关史料的搜集、整理和出版也乏善可陈。至1978年前，仅有很少几部公开出版的史料和零星的内部资料供研究者参考。20世纪50年代，中国现代史料编辑委员会翻印了原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辑的《抗战中的中国丛刊》，包括《九一八以来国内形势的演变》《抗战中的中国经济》《抗战中的中国政治》《抗战中的中国军事》《抗战中的中国文化教育》；再版了该丛刊中的《从“九一八”到“七七”：的投降政策与人民的抗战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作为补编的《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人民》（原名为《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与新四军》，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并补充编辑了《抗日战争时期统治区情况资料》（1957年内部印行）。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出版了《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后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编印了《抗日战争时期汉奸汪精卫卖国投敌资料》（1964年内部印行），复旦大学历史系翻译出版了《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就笔者目力所及，此外无更多资料面世。

　　1978年改革开放后，由于各方面因素的推动，抗战史研究开始兴起，并从中国革命史和党史研究中逐步剥离出来，向独立的分支学科发展，史料的整理和出版也呈现出良好的势头。不过，由于这一时期相关档案尚未开放，出版的史料种类及数量仍然有限。

　　1991年后，随着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的成立及《抗日战争研究》的创刊，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投身于抗日战争史研究，对资料的需求更加迫切。同时，为促进学术发展，国家档案管理政策也开始调整，历史档案逐步解禁，丰富了史料来源，史料收集和整理不再是无米之炊，极大地促进了抗日战争史料的整理出版工作。

　　国际方面，2001年日本成立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并对外开放。美国于1999年1月11日宣布成立“纳粹战争罪行和日本帝国政府档案跨机构工作组”。该工作组的主要任务是发掘、筛选、确定和建议解密美国政府档案中有关纳粹及日本战争罪行的档案。自2007年起，美国战略情报局、中央情报局、国务院、陆军情报部、联邦调查局等政府机构收藏的有关日本战争罪行及战后国际社会审判战犯的档案逐步解密开放，其中包括中国抗日战争相关档案。此外，英、法、荷以及日内瓦国联和联合国档案馆所藏与中国抗战有关的档案也逐步开放。海外所藏档案的开放，为抗日战争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提供了更多来源。在国家政策的支持和科研资金的资助下，中国国内相关学术机构、学者，与海外馆藏机构合作，加强对相关档案的复制整理。因此，自2011年起，海外所藏有关抗日战争史料在中国国内大量刊布成为抗战史料整理出版的新趋势和特点。

　　国内方面，2015年，在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习发表有关加强抗日战争史研究的讲话，极大地鼓舞了学界。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随即启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其重要的一项工作，即是加强对海内外有关抗日战争史料的搜集整理。2016年，国家档案局加大对相关档案的开放程度，并启动《抗日战争档案汇编》编纂工程，对全国130余家各级档案馆所藏抗战档案进行全面梳理、鉴定和编纂，分年度影印出版。国家力量的投入，成为抗日战争史料整理出版繁荣的巨大推动力。

　　中国传统的史料以官方档案文献（包括官书、官报）为正统。1980年以后西方新史学思潮传入中国，在促使学术视野逐步下移的同时，也给传统史料学带来巨大变革。这一时期，除继续注重官方档案的收集外，学界尤着力于个人史料，如日记、函电、回忆录、年谱等资料的发掘。最为重要的是，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口述史料的挖掘和整理，使传统史学研究中的口述史料成为与官方档案同样重要的史料类别，而之前不受学界重视的影像史料也成为重要的史料来源，极大拓展了抗战史料的类别。口述史料、影像史料为抗日战争史研究注入新的内容，发表了不少以“抗战口述史”“抗战影像史”为题的学术成果。

　　就出版形式而言，2000年前以传统的点校排印为主。进入21世纪后，由于点校排版速度太慢不能满足研究者对史料的需求，同时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影印成为主要的出版形式，且规模越来越大，部分史料的卷册数量从数十册到上百册不等。这些史料的出版，为抗日战争史研究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有力地推动了该领域的发展。

　　由于出版的史料数量及种类繁多，且形式千差万别，为叙述方便，本文将以史料内容及史料类别相结合的方式展开叙述。由于部分史料包含的内容较丰富，很难进行精准的划分和归类，只能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进行归类。许多包含长时段内容的史料，如以“中国近代史”“中华民国史”为题的史料，虽包含丰富的抗战史资料，但除非特别需要，一般不作罗列和评述。

　　1997年，在卢沟桥事变爆发60周年之际，两套综合性抗日战争大型资料集面世，引起学界瞩目。它们分别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辑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南京国民政府》第2编《第二次国共合作与八年抗战》（江苏古籍出版社版），以及由章伯锋、庄建平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编辑的《抗日战争》（四川大学出版社版）。这两套资料集各有特点，互为补充。

　　《第二次国共合作与八年抗战》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在20世纪50年代编辑的《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的基础上补充编辑而成。该套资料具有以下特点：第一，篇幅大，涵盖面广，资料系统全面。该编共27册，1000万字，包括抗战时期有关政治、军事、外交、财政经济、文化教育五个方面。其中又以财政经济分册篇幅最大，共10册，分为财政和经济两大类。以财政为例，所收资料涵盖战时财政政策与措施、战时预决算与财政收支、战时财政施政报告、地方财政与自治财政、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概况等内容，基本反映了战时国民政府的财政政策及概况。其次是军事分册，包括战时国民政府军事制度演变，对日作战方针、计划与部署，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作战概况，日军侵华暴行及其损失，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战时国民政府对日作战的方针演进和两个战场历次重要战役的战况。政治分册收入国民政府战时体制形成与变化，抗战期间制订发布的重要方针、政策、法令，中央历次重要会议，国民参政会与地方参议会，国共两党军事摩擦，抗战时期党派社团的发展变化，少数民族与华侨抗战，民众运动，重大惨案等方面的内容。外交和文化教育等分册虽然篇幅较小，但也注意资料的全面性，尽量收录能够反映这两方面历史的综合性资料。第二，资料权威，学术价值较高。所收资料，均来源于该馆所藏战时国民政府中央及各部原始档案。第三，在史料的编辑上，秉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全面地反映历史事实。比如军事分册辑录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大量档案资料，特别是首次辑录国民政府军队与日军进行的20余次会战的详细资料，较为客观地反映了正面战场的作战情况及其重要性。在当时的形势下，这反映了编者的学识与胆识。这套资料出版后，极大促进了抗战史研究的深入和发展，至今仍然是规模最大的有关抗战史研究的综合性档案汇编。

　　作为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一的《抗日战争》资料集，由长期从事资料编辑整理工作的专业学者完成，在体例设计、结构安排、资料取舍以及考证等方面，均显示出较高的水准。

　　该资料集按专题划分为《从“九一八”至“七七”》《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民族奋起与国内政治》《抗战时期中国外交》《国民政府与大后方经济》《日伪政权与沦陷区》《侵华日军暴行日志》共7卷，900多万字。资料来源丰富，包括文献档案、政府公报、报刊资料、回忆录、文史资料、日记、私人档案，以及美、英、日、苏、德、法等国外交文件，涵盖抗战史的各个方面，较为系统全面地反映了整个抗日战争的全貌。在资料选择上，编者较为注意资料的全面性和重要性，同时力求在部分专题上有所突破。在外交卷中，鉴于当时有关外交资料，特别是外文资料缺乏的状况，除重点编译已刊布的美、英、德、法的外交文件，以及《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等资料外，还选译英、美国家档案馆的未刊档案，包括美国国家档案馆总馆所藏“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档案”“陆军部作战计划处档案”“二次大战中缅战场档案”、罗斯福总统图书馆藏“地图室档案”、陆军部藏“延安观察组—迪克西使团”缩微胶卷，以及英国公共档案馆丘园新馆藏“外交部档案”“首相府档案”“内阁档案”等，近100万字，当中不乏一般研究者在当时条件下难以寻觅的珍稀史料，为战时外交研究者提供了极具学术价值的资料。

　　上述两套资料集，是改革开放以来最早编辑出版的综合性史料，虽然以目前的学术眼光看，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在国内抗日战争史研究的起步阶段，两套资料相互补充，为该学科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1931年，日军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1937年，日军又制造卢沟桥事变，占领平津。日本侵略者和右翼势力对于两次事变发生的原因和责任归属，一直以谎言蒙蔽世人。只有凭借扎实的史料，让史料说话，才能揭破日本的谎言，还原历史真相。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14年侵华战争的起点。有关九一八事变的中文资料，最早有辽宁省档案馆编辑的《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版）、《“九·一八”事变档案史料精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此后，辽宁省档案馆又整理编辑《辽宁省档案馆珍藏张学良档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其中的“张学良与九一八事变”部分，精选馆藏未刊有关奉系军阀的密电、密令，从档案史料的角度，揭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原因及东北沦陷的经过、日军占领东北后种种暴行及地方损失情况、南京政府和张学良的应对措施、国联为解决“中日争端”召开的历次会议情况及国际社会反响等。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联行政院决定组建以李顿为团长的国际调查团，全面调查事件经过。调查形成的文件及资料藏于瑞士日内瓦国联和联合国档案馆及国联图书馆，内容极为丰富。张生主编的《李顿调查团档案文献集》（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选编瑞士所藏资料，并广泛搜集中国台湾地区，以及美国、英国、日本相关机构收藏档案和文献，汇编成14卷，690万余字，是迄今规模最大且所收文本最为丰富的李顿调查团专题资料集，多角度呈现了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内外的反应及中日双方的应对。为便于学者研究利用，所涉及的英文和日文档案文献资料均翻译成中文。

　　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的起点。近年来，经中日学界的共同努力，广泛搜寻，发现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尤其是日文史料。由徐勇、李学通、罗成康主编的《卢沟桥事变史料全编》（中华书局2021年版），是对中日双方史料进一步挖掘的成果。全书共8册，分为中文部分和日文部分。中文部分，重点关注台北“国史馆”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机构收藏的重要档案，包括来往函电、命令、情报、会谈记录等，并搜集民国时期出版的相关史料集作为补充。日文部分，主要收集日方各馆藏机构的原始档案及出版的相关学术研究成果，重点注意其核心、关键性史料，力求最大限度地还原基本史实。该书的出版，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卢沟桥事变及日本侵华史提供了史料基础，对解决目前存在的诸多认识分歧也有裨益。

　　自九一八事变始，日本侵华时间长达14年，其侵华政策、策略及进程是学界研究的重点。但是，日本于战败前夕有计划地销毁了大量档案，对相关研究造成极大影响。改革开放后，中国学界多方面进行资料搜集工作，并取得了一些成绩。

　　在日文资料编译方面，20世纪7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组最早开始翻译日本出版的相关资料，汇编成《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1979年起由中华书局陆续出版，包括《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昭和十七、八（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昭和二十（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香港作战》《长沙作战》《河南会战》《湖南会战》《广西会战》《缅甸作战》《日本海军在中国作战》等专题。天津市政协编译组翻译的《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是由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依据日本大本营和陆军省的机密档案、日志和颁布的命令，以及日方主要决策者、高级指挥官的日记和回忆录，日本特务机关搜集的各种情报等资料编纂的、反映侵华日军在华北的侵略政策及进程的一部重要的资料汇编。此外，复旦大学历史系编译的《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1987年版），也是重要的参考资料。这些资料的翻译和出版，成为当时中国国内有关日本侵华决策及其进程研究起步的基础性史料。

　　除档案文献外，这一时期翻译出版的日军官兵的回忆录和日记，也为研究日军侵华战略及进程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来源，如《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7年版）、《今井武夫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重光葵的《日本侵华内幕》（出版社1987年版），以及水野靖夫的《反战士兵手记》（出版社1985年版）、日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编辑的《侵华日军战犯手记》（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等等。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推进，学界加强了对海外所藏相关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2012年，线装书局影印出版了李力、郭洪茂等主编的《近现代日本涉华密档》，该丛编系根据吉林省档案馆从国外购买的缩微档案文献整理影印，全部为日本官方文件，包括“海军省卷”（70册）、“陆军省卷”（153册）。2013年，线装书局又出版金成民主编的《战时日本外务省涉华密档（1931—1945）》（173册），内容为1931—1945年日本外务省与日本驻华使领馆往来电文、日本陆海军部门发给外务省的与侵华军事行动有关的电文等。这部分档案原件藏于美国，编者购得缩微胶卷后，采取专题和编年相结合的体例，重新进行整理编排，影印出版。在此基础上，线装书局还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合作，由汤重南任主编，从2015年至2020年，分专题先后影印出版《日本侵华密电·九一八事变》（59册）、《日本侵华密电·七七事变》（51册）、《日本侵华战争军事密档·侵占台湾》（64册）、《日本侵华战争军事密档·最高决策》（45册）等资料。

　　北京大学徐勇、臧运祜联合中日两国学者，对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战史研究中心、外务省外交史料馆、东洋文库、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电子数据库，中国台湾地区“国史馆”、中研院图书馆，以及美国国会图书馆等海内外馆藏机构所藏战时日本决策方面的资料，包括部分尚未公开的资料，进行全面系统的搜集整理，汇编成《日本侵华决策史料丛编》46册，分17个专题影印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该套资料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在关注传统的政治、军事层面的同时，将视角投向战时日本社会经济动员、思想文化控制等方面，较为全面地呈现了战时日本军国体制的形成过程。每个专题还附有专题解说、资料点评，便于研究者对史料的理解和运用。该资料集是目前中国学界全面反映日本侵华决策的学术成果，出版后获教育部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对日文档案史料的发掘，国内学界最重要的成果还体现在对“满铁档案”的收集整理方面。作为在日本国家特定法令下设立的特殊机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满铁”），以“经营铁路”为幌子，在40多年的时间内，全面从事对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侵略活动。满铁设有各门类的调查机关，兼有为日本侵华政策提供情报支持的功能，因而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实行殖民统治的重要机构。满铁在其历史上，积累了数十万件被称为“满铁资料”的调查报告和档案文书，记录和反映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全过程，以及当时中国和东北亚地区各方面的情况。这些资料存量大，收藏分散，内容庞杂。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有一些收藏机构和学者进行过整理编辑，但一直缺乏一部较为全面系统的资料汇编。

　　最早出版有关满铁及其相关机构资料的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从1999年起，该社与辽宁省档案馆合作，影印出版“满铁密档”系列，包括《满铁与侵华日军》（21册）、《满铁与移民》（20册）、《满铁与劳工》（18册）、《满铁机构》（24册）。此外，该社还与黑龙江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合作，出版《东北日本移民档案》（15册，分为黑龙江卷、吉林卷）、《日本关东宪兵队报告集》（共4辑）；与天津图书馆合作，出版《天津日本租界居留民团资料》（13册）等一大批关于日本侵华政策及进程方面的珍稀文献。

　　2011年，由解学诗、苏崇民主编的《满铁档案资料汇编》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成为改革开放后满铁资料整理的集大成者。该套资料的编辑历时50年，全书按照专题分为15卷，约1200万字。在编辑上，编者颇具学术眼光，即不将满铁史作为孤立的企业史，而是以满铁为主线，通过资料全面反映日本的殖民侵华政策和在“这种政策指引下满铁所进行的特殊的宽领域的侵华掠华实态”。该书在资料编辑上具有以下特点：1.选材广泛。全书按满铁档案文书、满铁资料、满铁图书及个人文书四大类分别收录满铁资料，包括国内馆藏的满铁档案，中国官方历史档案，日本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档案中有价值的资料，同时对中外有关代表性著述也做了必要的收选，较为全面系统地反映了日本侵略者对东北、华北沦陷区统制、封锁以及强制掠夺乃至武装掠夺的全过程。2.严格按照史料学的方法，对史料进行认真清理、筛选、比对和翻译，力求尽可能全面地反映满铁历史的基本史料，体现了编者对满铁历史以及满铁资料的熟悉程度。此外，汇编采取整理排印方式出版，不仅方便读者利用，且体现了编者的史料学功底。这套资料是目前满铁资料整理编辑工作中最具史料价值的资料汇编。

　　近代以来，包括满铁在内的日本在华机构和组织对中国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查，并形成海量调查报告，不仅为研究日本战时决策的形成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也反映了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渗透。21世纪以来，中国学界开始对这些调查资料进行搜集整理，并采取影印方式出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从2015年以来推出的《近代日本对华调查资料》大型丛刊，主要收集近代以来日本各调查机构对中国进行的政治、社会、经济、城市、农村、教育等领域的调查资料，分类汇编，影印出版。2016年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满铁剪报”类编》；2019—2021年相继出版《近代日本对华调查档案资料丛刊》第1—5辑，分别为《满铁调查月报》（邵汉明、王建朗主编，100册）、《经济调查》（郭连强、金以林主编，50册）、《贸易调查》（邵汉明、王建朗主编，100册），《农业调查》（邵汉明、王建朗主编，140册）、《兴亚院调查》（李晓明主编，60册）。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辑的《日本对华调查档案资料选编》及其“续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共100册，5万余页，主要收录该馆所藏的满铁及其所属机构，以及其他调查机构于1916—1945年在中国各地调查形成的报告，内容涵盖文化、产业、交通、工业、农业、经济建设、社会状况、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反映了日本对中国持续数十年的调查情况。

　　此外，黑龙江省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分别编辑的《满铁调查报告》（8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016年版）；许金生编辑的《近代日本在华报刊通信社调查史料集成（1909—1941）》及其“补遗”（线年版），也为了解和研究日本侵华政策提供了参考。

　　在英文档案的发掘方面，民国时期文献保护工作办公室编辑的《二战时期西南太平洋战区日本战俘讯问档案汇编》（30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1年版），系1942—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南太平洋战区的盟军机构对被俘日军战俘及平民的讯问记录，其内容除战俘的个人信息和军事履历外，还包括日军部队的部署与调动情况、武器装备、日占区情况、日军损失等大量有价值的史料。

　　在中文史料方面，20世纪80年代，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利用其馆藏优势，联合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开始合作编辑《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并由中华书局出版。自1988年出版第1册起，历时30余年，于2020年全部出齐。该套资料共20册，1000余万字。全书按专题划分为《九一八事变》《东北大讨伐》《细菌战和毒气战》《东北历次大惨案》《东北经济掠夺》《华北事变》《伪满傀儡政权》《汪伪政权》《伪满宪警统治》《华北大“扫荡”》《华北治安强化运动》《华北历次大惨案》《南京大屠杀》《日汪的清乡》《华北华中经济掠夺》《河本大作与日军山西“残留”》《华中经济掠夺》《日军在南方的暴行》《日军对抗战后方的轰炸》《中国抗战损失》，内容涉及日军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侵略及暴行等方面。其史料主要来源于战后审判日本战犯的供词和审判档案，虽然史料类别较为单一，且供词也存在一定的史实错讹，但为抗日战争史研究提供了基础史料。北京档案馆编辑的《日伪在北京地区发动的五次强化治安运动》（北京燕山出版社1987年版），收录了日伪在北京地区发动的五次“强化治安”运动的有关文件，以及1946年政府对日军在“强化治安”期间所犯罪行的部分调查材料，也是研究日军“强化治安”运动的重要史料。

　　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构成中国抗日的两个主要战场。有关正面战场资料的整理出版，集中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主要由综合性的档案资料和回忆录资料构成。因正面战场史料分藏海峡两岸，而大陆方面所藏档案不足，故相对于敌后战场，学界推出的正面战场资料，种类和数量都偏少。

　　全面反映正面战场作战概况的专题资料，较早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依托本馆所藏档案编辑的《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抗日战争时期军机密作战日记》（档案出版社1995年版）。《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所收资料，主要为国民政府对日作战方针与计划部署，以及战略防御阶段、战略相持阶段重要战役战况，包括函电、作战计划、战斗详报、作战日记等。该资料集后经补充，增添中国海军和空军作战史料，扩编为上、中、下3册，由凤凰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这些档案基本上反映了全面抗战时期军对日作战方针的演变和历次战役的作战情况。《抗日战争时期军机密作战日记》收录了1939年1月至1945年12月军各战区对日作战情况。2016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又编辑《国民政府抗战时期军事档案选辑》（重庆出版社出版），收录国民政府战时军事组织制度，作战方针、计划与部署，拱卫大后方及持久抗战概况，抗战胜利与各地受降等方面的内容，包括各部门之间来往函电，发布的条例、训令、密令，以及重要指挥官收发的电文、撰写的战场总结等资料。这三部史料集收录史料均系该馆收藏的国民政府官方档案，具有权威性，极大推动了大陆学界对正面战场的研究。

　　由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持编辑的《原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丛书，从1985年起，由中国文史出版社陆续出版，包括《九一八到七七事变》《七七事变》《八一三淞沪抗战》《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晋绥抗战》《中原抗战》《武汉会战》《湖南四大会战》《闽浙赣抗战》《粤桂黔滇抗战》《远征印缅抗战》12个专题。这是改革开放后第一部较为全面系统地记录正面战场抗战的专题丛书，从亲历者的视角反映了正面战场军队作战的情况。

　　在战争进程、重要战役及区域抗战方面，从20世纪80年代起，学界开始搜集整理出版专题资料。这些资料，或按战场划分，或按战役划分，或按地域划分，形式多样。如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编辑的《卢沟桥事变与平津抗战》（1985年印行），武汉市档案馆等编辑的《武汉抗战史料选编》（1985年印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辑的《八一三抗战史料选编》《“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的《川军抗战亲历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云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的《滇军出滇抗战记》（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四川省档案馆编辑的《川魂：四川抗战档案史料选编》（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厦门市档案馆编辑的《厦门抗日战争档案资料》（厦门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湖南省档案馆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的《抗日战争湖南战场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厦门各档案馆及部分学者合作编辑的《闽东抗日战争档案史料》（厦门大学出版社版），四川省档案局（馆）编辑的《抗战时期的四川——档案史料汇编》（重庆出版社2014年版），宁夏档案局（馆）编辑的《抗战时期的宁夏——档案史料汇编》（重庆出版社2015年版），宜昌市政协、宜昌市委党校编辑的《宜昌抗战史料汇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任月海主编的《察哈尔抗战史料》（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等等。

　　陪都重庆是战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关大后方的抗战史料，重要的有章开沅、周勇主编的《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该丛书的《中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分为“战时政治”“战时工业”“战时金融”“战时教育”“迁都·定都·还都”等卷，是一部全面反映抗战时期重庆及大后方历史的综合性史料集。除中国大陆地区馆藏档案及文献外，该丛书还广泛收集中国台湾地区，以及日、美、英等国馆藏史料。此外，该丛书还包括一些专题史料，如《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开发文献选编》《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渝纪实》《中央南方局历史文献选编》，以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辑的《国民政府抗战时期外交档案选辑》，力图呈现大后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全貌。

　　抗战时期国统区财政经济问题是抗战史研究的重要内容。1993年，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市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编辑的《四联总处史料》由档案出版社出版。该资料集共3册，点校排印，是改革开放后最早出版的有关战时经济的专题史料。四联总处系战时国民政府最核心的金融决策机关，该资料集出版后引起学界高度关注，学者们利用该批资料推出了一批优秀学术成果。

　　随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相继编辑出版《四联总处会议录》（64册）、《行政院经济会议、国家总动员会议会议录》（17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2004年影印版）。前者系四联总处379次会议的完整记录，反映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金融政策和经济政策的演变过程；后者收录了战时行政院经济会议、国家总动员会议、战区经济委员会会议等三个不同类型的经济机构在不同时期的会议录，详细记录了国民政府战时经济政策、大后方物价变动情况，以及国民政府对敌经济战的实施情况。此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还与四川联合大学经济研究所合编《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物价史料汇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系从该馆所藏物价史料中选编而成，对抗战时期国统区的经济研究也颇有参考价值。

　　由殷梦霞、李强编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的《重庆海关总税务司署贸易册》《战时消费税国货类别税收统计表》（2011年），系选择1942年日伪强行接管上海海关总税务司署后，国民政府紧急成立的重庆海关总税务司署的原始统计资料汇编而成。这两套资料是研究抗战后期大后方经济史、贸易史的重要文献。

　　工矿企业的发展集中反映中国工业的发展水平。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开始编辑出版《上海资本主义典型企业史料》，包括《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刘鸿生企业史料》《荣家企业史料》《大隆机器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恒丰纱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等。改革开放后，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天原化工厂合编出版《吴蕴初与中国天字化工企业》（科学技术出版社重庆分社1990年版）。此外，上海市档案馆编辑出版《吴蕴初企业史料·天原化工厂卷》《吴蕴初企业史料·天厨味精厂卷》（档案出版社1989、1992年版），以及其他专题史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辑的《国民政府抗战时期厂企内迁档案选辑》（重庆出版社2016年版），是一部全面反映战时工业内迁的综合性资料集，内容十分丰富，不仅包含国民政府有关内迁计划方案、厂企迁移情况、迁移厂企数量规模，还涉及迁移及重建中的困难、厂企与主管部门的矛盾与交涉、政府扶持措施、内迁厂企的合并与重组、发展概况及对抗战及大后方的贡献等等。

　　个人档案，包括报告、电文、函札、日记、回忆录、年谱等，或是对个人活动轨迹、见闻、社会观察的记录，或是对撰主思想情感的阐发，信息多元，记录较为翔实，是历史研究极为珍贵的史料。民国时期军政人物曾留下极为丰富的个人史料，但散藏海内外。近年来，学界着力发掘，成效显著。如复旦大学吴景平与海外学者合作，对美国胡佛研究所藏宋子文档案进行系统整理编辑，并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包括《宋子文驻美时期电报选（1940—1943）》（与郭岱君合编，2008年）、《宋子文与外国人士往来函电稿（1940—1942）》（与林孝庭合编，2009年）、《战时岁月——宋子文与外国人士往来函电稿新编（1940—1943）》（与林孝庭合编，2010年）、《风云际会——宋子文与外国人士会谈记录（1940—1949）》（与郭岱君合编，2010年）。

　　此外，改革开放以来出版的个人史料，重要的还有：《顾维钧回忆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张治中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何廉回忆录》（朱佑慈等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公安部档案馆编注，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缪云台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胡厥文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李宗仁回忆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世纪之履：李默庵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钱昌照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陈光甫日记》（邢建榕、李培德编注，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陈布雷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翁文灏日记》（李学通等整理，中华书局2010年版）、《黄绍竑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11年版）、《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陈克文日记》（陈方正编辑校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翁文灏与抗战档案史料汇编》（陈谦平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翁文灏往来函电集（1909—1949）：从地学家到民国行政院院长》（李学通编，团结出版社2020年版），以及《翁文灏年谱》（李学通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等等。

　　国家图书馆编辑的《抗战阵亡将士资料汇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版），辑录抗战时期阵亡将士的名录、传记等资料共计11种，虽然比较零散，但却是大陆方面出版的第一部有关军队伤亡的原始统计资料。书中亦不乏较为珍贵的资料，比如国民政府联合勤务总司令部1947年编辑的《中华民国忠烈将士姓名录》，收录了全面抗战时期阵亡将士的姓名、番号、阵亡地等信息，对于研究抗战时期国军伤亡及抚恤情况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2016年，国家档案局启动《抗日战争档案汇编》编纂工程，截至2021年，已出版68种455册。该资料集内容极为丰富，不仅包括国民政府的战略方针、战争进程、战斗经过，也涵盖财政经济、军需供应、兵工生产、兵役制度、战时救济、民众动员、人员伤亡、财产损失、日军暴行等。之前不为学界所知的市县级基层资料是其中的亮点。重要的有：由金城出版社出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辑的《一·二八淞沪抗战档案汇编》（23册）、《长城抗战档案汇编》（30册）、《抗战军粮档案选编》（20册）、《抗战兵役档案选编》（30册）；由中华书局出版，重庆市档案馆编辑的《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第五十工厂档案汇编》（8册），桂阳县档案馆编辑的《桂阳县抗战军粮档案汇编》（1册），自贡市档案馆编辑的《抗战时期自贡富荣盐场增产赶运档案汇编》（2册），巴彦淖尔市档案馆编辑的《巴彦淖尔市档案馆藏抗战时期赈济档案汇编》（2册），邵阳市档案馆编辑的《抗战时期邵阳县政府抚恤档案汇编》（1册），安化县档案馆编辑的《安化县抗战兵役档案汇编》（2册），浙江省丽水市档案馆、云和县档案馆编辑的《抗战时期浙江省铁工厂档案汇编》（1册）等等。

　　从1989年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先后影印出版《国民政府暨公报》《立法院公报》《国民政府外交部公报》《国民政府行政院公报》《经济部公报》《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公报》《中央党务公报》，这些公报是关于国民政府战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针大略的重要文献，是研究抗战的第一手史料。

　　除政府公报外，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均创办有种类繁多的以抗战为主题的报刊杂志，发表大量的新闻报道、战场纪实、社论时评，是研究抗战史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其中一些刊物存世稀少，且分藏各地，利用不便。新中国成立不久，人民出版社曾影印出版《八路军军政杂志》，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出版《解放日报》（1941—1947），北京图书馆影印出版《新华日报》（1938—1947），均为红色报刊，且种类较少。改革开放后，近代的报刊杂志开始出现影印版，如《》《申报》《大公报》等。2006年，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影印出版《抗日战争期刊汇编》（40册），共收录44种国共两党出版的抗日刊物，如《救亡》《前锋》《抗敌》《统一抗战》《呐喊》《抗战星期刊》《抗战六月》《抗战一年》《前导》《抗战时代》《血路周刊》《抗战戏剧》《抗战与交通》《敌伪经济情报》《战斗》《战时妇女》《战时教育》等，内容涉及抗战时期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极大方便了学者利用。

　　战时出版的有关抗战问题的著述，虽观点各异，甚至针锋相对，但真实反映了时人对时局的不同看法，解决中日问题的不同路径及主张，不同阶层、组织、群体对抗战的态度，对政府、社会的观感，乃至于生存状态、个人命运等，是研究战时新闻史、思想史、社会史、情感史等的重要史料，具有多方面的史料价值。这些出版物因产生于民国时期，一般称之为民国文献。因损坏严重，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及馆藏机构对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抢救性修复、复制，并影印出版了部分文献。如上海书店出版的《民国丛书》，大象出版社出版的《民国史料丛刊》等，收录数千种民国时期的出版物，当中包含数量不菲的抗战刊物。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由虞和平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史料丛刊》（大象出版社）及杨奎松主编的《抗日战争战时报告初编》（上海三联出版社）同时出版，成为新世纪以来战时图书影印再版的集大成者。这两套丛书虽都根据图书内容分类编排，但因依托的馆藏机构不同，故卷册规模也不相同。前者搜集全国各大图书馆、档案馆，乃至于海外馆藏机构藏抗战文献资料4400余种，约65万页，分为1038册，包括国民政府各行业公报、统计年鉴、研究论著、纪实考察报告、大事记、战争纪要、演说词、言论集、战报、写真记、纪念册、回忆录等，是迄今规模最大的抗战文献丛刊。后者择选上海图书馆保存的抗战图书350余种，分为10大系类，108部报告，共123卷。同年，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推出《淞沪抗战史料丛书》（12辑），收录上海图书馆馆藏战时出版的有关“一·二八”淞沪抗战和八一三淞沪抗战具有代表性的战斗详报、通讯、纪实、回忆录及报告文学等，是反映淞沪抗战的专题文献集。

　　金以林、罗编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军事资料集》（100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专注于抗战军事，从战前及战时出版的抗战文献及留存下来的内部文件，包括部分中，精选反映抗战军事的文献341种，近5万页，分为15个专题影印出版。

　　中国领导的敌后战场和抗日根据地，是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长期以来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因此有相当部分资料涵盖在党史资料中，包括档案文献、领导人文选、日记、回忆录等资料，比如《选集》《军事文选》《朱德军事文选》《彭德怀军事文选》等等。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大型回忆录《红旗飘飘》《星火燎原》，涉及大量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史实。出版社从1986年起陆续出版《中国人民高级将领回忆录丛书》，收录30多位高级将领的回忆录，如《回忆录》《回忆录》《粟裕战争回忆录》《王新亭回忆录》《叶飞回忆录》《吕正操回忆录》《回忆录》《杨成武回忆录》《回忆录》《张宗逊回忆录》《陈再道回忆录》《陈锡联回忆录》《洪学智回忆录》《杜平回忆录》《郑维山回忆录》《回忆录》《张震回忆录》等等，这些回忆录包涵丰富的抗战史料。1990年以后，有关抗战历史的专题回忆录开始出版，如张劲夫的《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安徽的经历》（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刘大年的《我亲历的抗日战争与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朱亚民的《我与浦东抗日游击战——忆淞沪支队逐鹿浦江两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杨迪的《抗日战争在总参谋部——一位作战参谋的历史回眸》（出版社2003年版）等等。

　　关于综合性反映抗战的资料，重要的有中国人民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辑的《中国人民历史资料丛书》中的《八路军》《新四军》两部资料集（出版社1989—1994年版），包括历史文献、综述、回忆录、图片、表册等史料类别，从多个角度全面反映了八路军、新四军的作战情况、根据地开辟及建设情况。2015年，该两部资料经修订补充，以《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为题再版，共90册，全面反映了中国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等在敌后坚持抗战的情况。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编辑的《百团大战历史文献资料选编》（出版社1991年版），为了解和研究八路军百团大战的作战概况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在敌后建立的抗日根据地，是与日军进行作战的后方基地。1984年，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持，联合中央档案馆及各省党史工作委员会共同组成编审委员会，编辑出版《中国历史资料丛书》，按照晋察冀、冀热辽、冀鲁豫、鄂豫边区、豫皖苏、华中、苏北、苏中、苏南、皖江、淮南、山东等19个抗日根据地分别编辑出版。该套丛书由不同的单位或学者分别整理编辑，各根据地所存史料多寡不一，故并无统一的编纂体例。资料类别包括原始档案、文献、回忆录、大事记等，重点收集各根据地开辟及建设方面的档案文献资料，特别是中央关于深入敌后进行游击战的方针指示。因相当部分系各省市档案馆所藏原始档案，故史料具有权威性，迄今仍然是研究敌后抗战及根据地建设最基础的史料。

　　此外，各地党史工作委员会或档案馆也编辑出版或内部印行了相关的抗日根据地资料，主要有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编辑的《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镇江地区茅山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工作小组编辑的《新四军在茅山：抗日斗争史料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豫皖苏鲁边区党史办公室、安徽省档案馆编辑的《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1984年内部印行），广东省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辑的《琼崖抗日斗争史料选编》（1986年内部印行），内蒙古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辑的《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资料选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委员会编辑的《北京地区抗战史料》（紫禁城出版社1986年版），山西省档案馆编辑的《太行党史资料汇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以及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辑的《豫皖苏抗日根据地》《河南（豫西）抗日根据地》（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1988年版）等等。

　　上述史料，内容涵盖较广，除政治、军事外，还包括根据地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民众动员等方面，反映了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开辟敌后根据地的概况，是研究敌后战场的第一手资料。

　　陕甘宁边区作为抗战时期中央所在地，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国民政府承认其合法地位，起着抗战领导核心的作用。有关边区的史料，主要有《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编写组编辑的《陕甘宁边区精兵简政资料选辑》（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辑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1985年版）、陕西省档案馆等编辑的《陕甘宁边区选编》、中央档案馆等编辑的《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等等。

　　在海外史料的搜集整理方面，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的《中流砥柱：卡尔逊抗战史料》（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年版），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向上海图书馆捐赠的“卡尔逊抗战史料”数字资料的影印本，内容为美军军事观察员埃文斯·卡尔逊（Evans F.Carlson）于1937—1938年考察延安及抗日根据地时搜集保存的根据地文献、照片等史料，有的系孤本，比如晋察冀边区《抗敌报》，极为珍贵。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在民族危机前，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这是抗日战争两个战场都能够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有关国共合作的资料，主要有党史研究会编辑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在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辑的《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编辑的《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中央档案馆编辑的《中国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等。

　　有关根据地经济建设的专题资料较为丰富，主要有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等编辑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魏宏运主编的《晋察冀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山东省财政科学研究所、山东省档案馆合编的《山东革命根据地财政史料选编》（1985年内部印行），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档案馆合编的《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等编辑的《华中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5—1986年版），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金融研究所合编的《中国革命根据地北海银行史料》（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1988年版）等。这些资料基本涵盖了各革命根据地有关经济建设和发展方面的史料，包括纲领、政策、法令、条例、概况、统计等，涉及农业、手工业、商业、贸易、金融、财政、交通、互助合作、人民生活等方面。

　　此外，谢忠厚主编的《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资料选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及《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宣教工作资料选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关注到群众运动与根据地建设的关系，为抗战研究的深入和拓展，提供了较有价值的史料。

　　日本在侵华过程中，先后扶植成立伪满洲国、伪北平政府、伪南京政府等傀儡政权，以及其他市县乡基层伪政权，作为统治占领区的工具。由于日本战败投降前，日伪机关销毁了几乎全部档案文书和秘密资料，有关伪政权及沦陷区资料的搜集整理出版，重点集中在伪政权发布的各类公报、公开出版的各类图书，以及部分原始档案、个人回忆录等方面。

　　伪满洲国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扶持的第一个伪政权，且存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李茂杰主编的《伪满洲国政府公报全编》（163册，线年8月日本投降、伪满洲国政权垮台为止14年间，伪满国务院总务厅发行的全部公报3948期，包括法律、法令、训令等，采用中日文对照双语版影印出版，是迄今为止最为全面，且版本最为精良的伪满政府官方文件汇编。《伪满洲国地方政府公报汇编》（48册，线年版），重点搜集影印伪满的市县级政府公报。上述两套资料，基本涵盖了伪满洲国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的公报，集中反映了日本政府的殖民政策和统治概况。

　　吉林省档案馆编辑的《溥仪宫廷活动录（1932—1945）》（档案出版社1987年版），以伪满洲国宫内府所编的《宫廷汇报》为主，兼收溥仪在伪满洲国时期发布的“诏书”“敕语”“教令”等官方文书。辽宁省档案馆编辑的《溥仪私藏伪满秘档》（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收录1932—1936年溥仪就任伪满执政和皇帝后形成的档案共206件，内容主要为溥仪与日本勾结建立伪满洲国的来往函电、密约、密谕等资料。这两套资料，为了解和研究日伪勾结内幕、日本关东军操纵控制伪政权的手段，以及作为傀儡的溥仪及其追随者当时的活动及心理状态等，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谢群主编的《伪满洲国联合协议会记录档案》（30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1年版），从长春市图书馆特藏文献中择选80种伪满“全国”及地方协议会会议记录，兼及部分“协和会”图书影印出版，包括日、满、汉文字，对于研究日本对东北的殖民统治及奴化教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孙邦主编的《伪满史料丛书》（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选辑了1200多篇亲历者回忆录。中央档案馆编辑的《伪满洲国的统治与内幕——伪满官员供述》（中华书局2000年版），收录了曾在伪满洲国任职的各级官员在战后的供述材料。吉林省图书馆特藏部编辑的《伪满洲国史料》（33册，全国图书馆缩微文献复制中心2002年版），汇集了1927年日本图谋东北至1945年日本投降期间出版的有关伪满洲国历史的书籍和资料，分为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史志四编，是一部有关伪满洲国历史的文献资料汇编。上述资料对于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了解伪满洲国的政权运行状况、对东北人民的殖民统治政策均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华北伪政权方面，有全国政协编辑的《日伪统治下的北平》（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南开大学历史系、唐山档案馆合编的《冀东日伪政权》（档案出版社1993年版），北京市政协编辑的《日伪统治下的北京郊区》（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以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北平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公报》（2010年版）及《华北政务委员会公报》（2012年版）等。其中《北平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公报》《华北政务委员会公报》，系国家图书馆编辑的《民国文献资料汇编》中的两部，前者系统收录了1938年1月17日至1940年3月30日北平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公报，后者收录了1940—1944年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出版的324期公报，是研究华北伪政权极为重要的基础资料汇编。

　　汪伪政权方面的史料，主要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影印的《汪伪国民政府公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汪伪政府行政院会议录》（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暨最高国防会议会议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以及编辑整理的专题资料《日伪在沦陷区的统治》（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上述资料记录和反映了汪伪政权实际运作的基本情况。黄美编的《汪伪政权资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1985年版），包括《汪精卫集团投敌》《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汪精卫国民政府：清乡运动》等专题，资料来源于汪伪政府档案、日本政府内阁和军部档案、亲历者回忆录、审判汉奸档案，以及当时报刊和国内外有关资料等。由蔡德金编辑的《周佛海日记全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涉及内容极其广泛，对于了解周佛海与日本勾结离渝叛逃的过程、心理动机，以及汪伪政权具体运作情形，均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南京档案馆编辑的《审讯汪伪汉奸笔录》（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黄美真选编的《伪廷幽影录》（东方出版社2010年版），均系汪伪集团成员，包括罗君强、陈春圃等要员的狱中供述以及个人回忆。

　　经济掠夺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主要目的之一。有关沦陷区的专题经济史料主要有：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编辑的《汪伪政府工商行政管理法规选编》（1985年印行），居之芬主编的《日本对华北的掠夺和统制——华北沦陷区资料选编》（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居之芬、庄建平主编的《日本掠夺华北强制劳工档案史料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上海市档案馆编辑的《日本在华中经济掠夺史料》（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对于研究日军在华北、华中经济侵略政策及活动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在占领区全面推行奴化教育是日本的重要殖民政策。武强主编的《东北沦陷十四年教育史料》（3辑，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1998年版），选辑伪满教育年鉴、伪满各类学校规程与法令，并编辑有伪满教育大事记，是研究14年东北沦陷奴化教育史的基础史料。宋恩荣、余子侠主编的《日本侵华殖民教育史料》（人民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对国内各档案馆所藏相关档案文献进行全面梳理，并收录部分报刊资料及文史资料，按地区分为4卷，内容涵盖日伪在沦陷区推行的殖民教育政策、教育行政制度、各级各类教育情况、教育团体及其活动等方面，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日本在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华南和台湾地区进行殖民奴化教育的概况。

　　值得指出的是，改革开放后，有关伪政权及沦陷区史料的编辑，不再单纯局限于揭露伪政权的卖国罪行，而是力图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角度，全面反映伪政权的建立、运行过程，以及殖民地的形态特征。

　　1980年以来，揭露日军在侵华过程中犯下的种种暴行，批判日本右翼否定战争的侵略性质，一直是抗战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和内容，出版的资料最为丰富。如军事科学院编辑的《凶残的兽蹄:日军暴行录》（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抗战史学会、《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辑的《日军侵华暴行实录》（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的《日军侵华暴行纪实》（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北京市档案馆编辑的《日本侵华罪行实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李秉新等编辑的《侵华日军暴行总录》（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上海市档案馆编辑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罪行史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编辑的《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等。但这些资料也存在着来源和类别较为单一的不足。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侵华日军暴行史研究从揭露批判向实证研究的转变，在国家科研基金的资助下，史料整理出版出现较大变化。一是史料类别和范围逐步扩大，除档案外，注意对实证性资料的挖掘，比如幸存者的证言、证词、录音、录像的采集，遗址遗迹的实证调查，以及第三方资料的搜集，文本从中文向多语种文本扩大。二是资料规模扩大，特别是日本侵略者制造的一些重大惨案和犯下的一些重大罪行，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细菌战等暴行，均以资料丛书或丛编的形式编辑，构成较为完整的资料体系。三是在战后遗留问题、人口与财产损失等资料方面，均有重大的突破和进展。

　　南京大屠杀资料的搜集整理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相继整理出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南京大屠杀》（中华书局1995年版）等。这一时期，学界还翻译出版了南京沦陷时留守在南京的西方人士留存的日军暴行资料，如《拉贝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魏特琳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此外还有章开沅编译的《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朱成山编辑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外籍人士证言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以及原侵华日军士兵本多胜一、长沼节夫的《天皇的军队：“衣”师团侵华罪行录》（刘明华译，警官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东史郎的《东史郎日记》（张国仁、汪平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等。上述资料的出版，大大丰富了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史料来源。

　　2000年以来，为进一步推动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建议并支持南京学者开展大规模、系统性的资料搜集工作。2011年，由时任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张宪文领衔，联合南京各学术及馆藏机构的学者共同编辑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历时10年，分3批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出齐。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共72册，4000万字，是一部汇集有关南京大屠杀事件多种文献的多卷本资料丛书。该丛书不拘于体例结构，仅按照专题简单分册，把能够搜集到的、分散在海内外各个机构的相关资料进行较为完整的集中。除尽可能全面收录之前已经出版的资料外，还挖掘整理了大量新史料，其中2/3的史料是此前少见的重要文献。该丛书最具价值之处，是其史料来源突破单一中文资料的局限，搜集了多国馆藏机构的档案文献，涉及中、英、日、德、意、俄等多种文字，涵盖了加害方（日本）、受害方（中国）、第三方（西方国家）的资料，特别是侵华日军官兵日记、书信，当时英、美、德等国的新闻记者、传教士、医生、企业机构和使领馆人员留下的各种文字资料，以及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国防部军事法庭审判战犯等方面的史料，类别除原始档案、报刊资料、口述资料、日记、信函外，还收录影像资料，构成较为完整的资料体系，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南京大屠杀的真相。该资料集的出版，为南京大屠杀研究提供了最基础、最全面的史料，极大地促进了学术研究的进展，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

　　1938—1944年日军对中国战时首都重庆的无差别轰炸，历时之久，范围之广，造成的人道灾难及财产损失之严重均是空前的，是侵华日军战争暴行的突出表现之一。但在相当长时间内，相较于南京大屠杀，关于重庆大轰炸的研究成果不多，这与史料挖掘不足有很大关系。有鉴于此，自2000年以来，重庆市政府及学界投入多方力量致力于大轰炸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出版工作，取得很大成绩。2007年，由周勇主编的《重庆大轰炸档案文献史料丛书》（2007年内部印行）完成，分档案、文献、证言3类，共5编12卷，总计600万字。其中前4编包括“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反空袭斗争档案”“证人证言”，第5编由文献史料、重庆大轰炸日志、报刊资料和回忆录组成。此书后以《重庆大轰炸文献》之名列入由章开沅任总主编、周勇任副总主编的《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由重庆出版社于2011年公开出版，包括“轰炸经过与人员伤亡”“财产损失”“证人证言”“日志”等部分。其中“轰炸经过与人员伤亡”附列“重庆大隧道惨案专门档案”，搜集了65件重要档案。

　　日军暴行资料的搜集，自2000年以来，在一些领域，特别是战后遗留问题上有了新的突破。如“慰安妇”问题、日本强制劳工问题、日军实施细菌战问题等。苏智良等编辑的《上海日军慰安所实录》（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对日军在上海设立的100多所慰安所遗迹进行了全面的实地调查。王希亮、周燕编译的《侵华日军731部队细菌战资料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杨彦君主编的《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行实录》（60卷，中国和平出版社2015年版），近藤昭二、王选编辑的《日本生物武器作战调查资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均收集中、日、美三国保存的日本细菌战档案资料，涉及日本政府、军队、医疗机构、医生等，充分揭露了日军在中国进行细菌战和人体实验的犯罪史实。马静主编的《二战日军细菌战档案汇编》（18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1年版），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的项目成果之一，其资料来源于国家图书馆从海外征集的有关日军细菌战的英文档案文献，内容包括日军策划或实施的细菌战攻击、日军针对战俘的暴行及进行细菌试验的情况、日军进行的人体试验报告、战后对日军细菌武器及细菌战的调查，以及对相关人员的讯问材料。为方便读者利用，每组档案均编制详细提要，辑为一册另行出版。张华编辑的《罪证：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系第一部关于日军在常德实施细菌战的专题史料集，包括中、日、美、俄相关档案文献，当时的报刊报道，受害者回忆录，以及日本细菌战部队老兵的证词和战后审判资料。

　　此外，李秉刚主编的《日本侵华时期辽宁万人坑调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大同煤矿“万人坑”二战历史研究会编辑的《抗日战争时期大同煤矿“万人坑”史料汇编》（党史出版社2015年版）等资料，主要采集亲历、亲见、亲闻者回忆、实地调查等资料汇编而成。

　　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一直是抗战史研究的难点，原因之一是资料缺失和统计数据不完整。自2004年起，中央党史研究室组织全国党史部门及相关机构，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工程，编辑《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丛书》。该丛书于2014年起由党史出版社陆续分批出版，截至2021年，已出版A系列44种76册，B系列59种65册，集中反映了日本侵华对中国造成的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惩治日军战争暴行，重建战后秩序，同盟国对日本战犯进行了公开审判。除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主要战犯进行的审判外，在亚洲，同盟国各国还对日本BC级战犯分别进行审判，包括中国政府自主进行的审判。这些审判，均留下数量不等的庭审资料，如审判记录、法庭证据、控辩双方的辩护词、判决书等。但由于这些史料长期未解密，故除了20世纪50年代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以中文印行《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中国方面翻译出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张效林译，五十年代出版社1953年版）外，其他资料一直没有在国内公开出版。1990年以来，由于日本右翼不断对战后审判进行攻击，为回击日本右翼的谬论，从国际法的角度揭露日军的暴行及侵略实质，学界不断呼吁相关资料的解密和开放。

　　2012年，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搜集整理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英文版，全80册）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影印出版，使得战后审判资料整理出版工作有了重大突破。该书收录1946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东京法庭的庭审记录，内容包括法庭成立、立证准备、检方辩方立证及反驳立证、检方最终论告、辩方最终辩论、检方回答、法庭判决的全部资料，为东京审判研究提供了第一手文献，对于促进东京审判研究，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回击日本右翼抹杀战争罪责的谬论，维护东京审判的正义性与合法性，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为便于读者利用，该中心对资料逐步进行翻译，计划分4辑出版全译本，截至2021年，已经出版两辑。

　　有关中国政府对日本战犯自主进行的审判，包括国民政府审判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日本战犯的审判，近年来在资料搜集整理方面也取得重大进展。2020年，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的《中国对日战犯审判档案集成》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该套资料具有两个特点：第一，史料具有权威性，所收档案全部为当时国民政府处理战犯的各级机构、审判法庭的原始官方文献。第二，规模巨大，史料类别丰富，收录法规类、事务类、战犯名册、审判类、战争罪行类五个方面的文件，共563个案卷，汇编成100册，包括处置战犯的法规训令、战犯起诉书、民众请愿书、战犯供词、法庭判决书、证人名单、法庭审判记录等文件。其中最重要的是国民政府战犯处理委员会88次会议的会议记录，为研究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酝酿制定过程、审判战犯法规的出台经过、战犯引渡、具体战犯的处置意见等，均提供了翔实的资料。稀见史料如事务类档案中的人事与总务档案，为其他馆藏所无。因此，该资料集是迄今为止公开出版的最完整的国民政府审判战犯文献，填补了对日战犯审判资料方面的空白。由于资料集规模较大，为方便读者查阅利用，编者编辑了全书人名索引，以及重要案例简介、法庭沿革简介等作为附录。此外，徐州市档案局（馆）编辑的《侵华日军战犯徐州审判档案汇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年版），系汇编该馆收藏的国民政府设置的10个军事法庭之一的徐州法庭审判战犯的档案资料及部分报刊资料而成。江苏省档案馆编辑的《江苏省档案馆藏审判日本侵华战犯档案汇编》（中华书局2020年版），收录了该馆所藏的审判战犯前期的准备工作档案、审判办法及施行细则，以及对部分战犯的判决书、起诉书等文件。

　　2005年，中央档案馆整理的《日本侵华战犯笔供》（8册）由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收录新中国成立后公开审判的45名日本侵华战犯的亲笔认罪供词。2015年和2017年，该馆又进一步整理出版《中央档案馆藏日本侵华战犯笔供选编》第一、二辑（120册，中华书局出版），共收录842名日本战犯的亲笔供词，为研究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的情况，以及战时日本的侵华政策，揭露日军的罪行提供了最为直接的证据。

　　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是抗战胜利后的一件大事，当时各大媒体均进行广泛报道，留下许多珍贵资料。曹群主编的《东京审判——庭审旧闻》（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汇辑1943年12月至1949年1月上海各大媒体围绕东京审判起源及审判过程的新闻报道，对于了解东京审判的过程及国内外舆论的反应提供了参考。对日战犯审判文献丛刊编委会选编的《二战后审判日本战犯报刊资料选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版），从当时国内外出版的约100种报刊杂志中选录近6000条相关新闻报道，内容广泛，包括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审判的方针、战犯逮捕、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情况、法庭审判进展，以及同盟国进行的BC级战犯审判等，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战后国人对于审判的认识、态度及当时的舆情。

　　审判战犯史料的解密及出版，拓展了抗战史研究的领域。近年来，战后审判研究成为抗战史研究的热点及新的学术增长点。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口述史料采集整理及口述史研究一直受到重视，成果丰硕。时因抗日战争胜利刚过去四五十年，尚有相当数量的战争亲历者在世，故学界抢救性地对幸存者进行采访，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口述史料。这些亲历、亲见、亲闻的史料来自于不同的生命个体，对战争的体验与感悟千差万别，为了解和研究抗日战争史提供多元视角，相应也促进抗战史研究从宏观向微观转移。2011年以后，随着幸存者的陆续离世，学界重点对已采集的口述史料进行重新整理出版。初期口述史料的搜集较多地集中在日军暴行方面，如南京大屠杀、日军掳掠劳工、日军殖民统治以及“慰安妇”问题等方面，后期关注的视觉从单一的暴行史向多方面转移，尤其是转向普通老兵、普通民众，多方面、多层次呈现战争的个体体验。从内容看，有关抗战史的口述史料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综合性的口述史料。这类资料涵盖各种身份的口述者，如亲历战争的军政人物、普通士兵、学者、工商业者、寻常百姓等等，口述内容包罗万象，涉及战争的各个方面。崔永元团队编辑的《我的抗战：300位亲历者口述历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年版），收录300位抗战亲历者，尤其是普通小人物，如中国士兵、文艺工作者、情报工作者、修路民夫、知识分子，甚至于战俘、伪军等的口述资料，多方面呈现了战争的实态及个人的体验，是迄今最有分量的口述史料集。该书出版后，配合同名电视纪录片的播出，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均引起较大反响。汪新、李铠、吕进等编辑的《烽火忆抗战——抗日战争口述史料合集》（华文出版社2015年版），系由《党史资料》《中华魂》《统一论坛》三家杂志于1995年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向海内外征文征集到的抗战口述史资料结集而成，其内容不仅包括正面战场及敌后战场的重要战役、战斗经过、民众动员、医疗救护、生产建设、文化教育、受降复员，也涉及战时国际合作、日军暴行、战犯审判等。

　　（二）战争受害者口述史料。日本侵略中国长达14年，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灾难，数千万中国百姓遭受生命、身体和财产损失。记录战争伤害，不仅是学术研究的需要，也是人类反思战争、珍惜和平的现实需要。抗战口述资料的采集最初即是从采访战争受害者起步的，这方面的成果最为丰富。张连红、张生等编辑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25—27）：幸存者调查口述》（3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收录20世纪80年代以来南京市有关部门、学校、个人对日军南京大屠杀受害者、幸存者、目击者的调查资料1600余份，共130万字，按照调查时间及被调查者身份的不同分为九个部分。何天义用10年时间，走访征集战俘劳工口述资料1000多件，整理访谈资料400万字，并选取600多人的访谈资料，结集出版《二战掳日中国劳工口述史》（齐鲁书社2005年版）；随后又整理出版《日军侵华集中营——中国受害者口述》（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从受害者的角度真实地反映了二战时期日本残酷虐待中国劳工的罪行。抗战时期，浙江是最早沦陷的地区之一。2005年，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学生在全省范围内展开口述历史调查活动，把120余份幸存者口述资料，编辑成《烽火岁月中的记忆：浙江抗日战争口述访谈》（袁成毅、丁贤勇主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揭露了日军在浙江的暴行，反映了浙江人民的抗日斗争。江西省在全省范围内展开对抗战史料的搜集发掘工作，编辑出版《永远的惨痛——江西省抢救抗战时期遭受日军侵害史料·口述实录》（尹世洪、傅修延主编，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以市县为单位，收录了大量口述史料。抗战时期的难民问题，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但学界一直关注不够。杨圣清《苦痛的记忆——中条山战役难民口述历史实录》（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以难民口述的形式，线月日本帝国主义在中条山制造的惨案，及当地难民的惨状。由王选主持、山东大学学生志愿者组成的鲁西细菌战调查协会，历时10年，对抗战时期卫河流域日军侵略造成的战争灾难，包括造成的霍乱大流行进行田野调查，并将口述记录汇编成《大贱年：1943年卫河流域战争灾难口述史》（12卷，中国文史资料出版社2017年版），再现了1943年鲁西地区因灾荒频发，疾病流行，日伪、土匪肆虐所造成的百姓流离失所的惨痛社会场景。常熟市档案馆编辑的《警钟长鸣：侵华日军常熟暴行口述档案》（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以及沈秋农主编的《铁蹄下的江南名城：常熟老人口述日军暴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均揭露了日军在常熟犯下的种种暴行。

　　（三）抗战老兵口述资料。抗战老兵，不仅包括正面战场，也包括敌后战场的老兵。他们经历大大小小的战斗，对战争有直接的体验。有关抗战老兵的口述资料在整个抗战口述资料中占有相当的分量。

　　邓贤编辑的《在同一面战旗下：中国二战老兵回忆录》（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年版），收录52名二战时期响应国民政府号召从军的学生兵在印缅战场上的口述经历，生动展现了印度蓝姆伽基地的训练及印缅战场的激战等诸多历史细节。由张连红、吴先斌、张定胜编辑的《南京保卫战老兵口述史》（南京出版社2020年版），系《南京保卫战史料与研究丛书》之一，收录25名曾参加1937年南京保卫战老兵的口述采访资料，记录了他们亲身经历的南京保卫战。淞沪战争纪念馆编辑的《口述淞沪抗战》（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2013年版），以口述历史的方式，记录了军队中普通士兵所经历的1932年及1937年两次淞沪抗战的经历。光炜、周进主编的《亲历抗战：20位抗战老兵口述》（新华出版社2014年版），抢救性地采访并记录了20位90岁以上高龄抗战老兵的经历。湖南图书馆编辑的《湖南抗战老兵口述录》（湖南出版社2013年版），系采访87位湖南籍抗战时期的中下级军官和士兵的记录资料。

　　此外，学界还对一些分散的回忆录、口述资料进行重新编辑汇集。2020年，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整理编纂《口述抗战》（6册，党史出版社2020年版），从《党史资料》《百年潮》及中国人民历史资料丛书《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等资料书刊中精选240多篇抗战将士等亲历者的口述史料、回忆文章，再现了抗战的艰辛历程。沈阳市档案馆（沈阳市文史研究馆）对馆藏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及80年代完成的对东北抗战亲历者的访谈资料进行重新整理，影印出版《黑土地上的红色记忆——东北抗日义勇军、抗日联军亲历者口述档案汇编》（沈阳出版社2020年版），全书分为东北抗日义勇军篇和东北抗联篇两部分，反映了东北抗日义勇军、抗日联军的抗战事迹。

　　（四）专题性口述资料。这类资料主要反映某一战役、事件、地区，或特殊群体的抗战经历。李小江主编的《让女人自己说话：亲历战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系中国学术界较早出版的反映抗战史的口述记录，该书以“女性的声音”表述了不同身份的女性对战争的记忆和感受。张成德、孙丽萍主编的《山西抗战口述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从1500名亲身经历山西抗战的受访者中，选取辑录665人的口述资料，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风俗、生态、卫生、宗教、妇女、灾荒、瘟疫、市场、伦理道德等方面，反映1937—1945年山西各地社会状况，特别是普通百姓在战争下的生存状态。由齐红深主持的国家“十五”规划“日本侵华殖民地教育口述历史研究”课题，搜集到1280位亲历者的口述史料、3000多件历史图片和教科书等实物，先后出版《抹杀不了的罪证——日本侵华教育口述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流亡——抗战期间东北流亡学生口述历史》（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从青年学生的视角，记录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进行殖民教育和奴化教育的历史，以及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东北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2011年，齐红深又编辑出版《黑暗下的星火——伪满洲国文学青年及日本当事人口述》（大象出版社2011年版）。该书采访收集沦陷时期为日本奴化教育组成的文学团体和读书会组织“星火”的42位成员和中日两国当事人的回忆，从不同角度还原了“星火”组织的兴起、活动形式，以及惨遭日军的历史。丁元元编辑的《不问西东：西南联大在沪校友访谈录》（中国致公出版社2020年版），采访了居住在上海的原西南联大老校友在抗战时期的经历。

　　数十年来，口述史工作者通过调查访问，挖掘、记录和整理口述者的口述资料，抢救了一批即将消逝的鲜活的史料，弥补了文献史料中的空白，为还原历史真相提供了可能，从而推动了抗战史研究的深入发展。近年来，在正面战场研究、日军虐使中国劳工研究、日军暴行史研究等诸多问题的推进，一定程度上得益于这一时期相关口述史料的整理出版。不过，也应该看到，口述史料质量参差不齐，一些号称“口述”的史料，并没有按照现代学术意义的口述史料技术标准进行采集，一些是对当事人回忆录，甚至文献史料的改编。

　　影像史料因其“直观”“具象”的特性，所包含的历史信息往往比文字、绘画更直接和准确，在反映瞬间的历史现场方面，具有强烈的震撼力，因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不仅可补文字史料之阙，也是研究历史的“第一手资料”。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影像史料引起史学界和社会上的高度重视。抗日战争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与影响不言而喻，相关历史影像整理出版成果较为丰硕。大量抗战时期影像的整理和出版，在给观者强烈感观刺激的同时，也为抗战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比如对战争场景的还原、历史细节的呈现等等，均比文字史料更具有说服力，从而极大丰富了抗战史料类别。综览有关抗战影像史料的成果，大致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总体反映抗日战争历史的影像集。这方面的成果比较多，主要有新华通讯社摄影部编辑的《日本侵华图片史料集》（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张承钧、沈强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画史》（英、中文。银河官方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