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殊（19111987），中国近现代情报斗争史上的一位奇特人物，有着“五重间谍”之称。他是中统、军统的谍战干将，也是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的秘密情报员；他是日方特务机关的座上客，又在汪伪政权出任要职，但他的真实身份却是隐蔽战线上的一名特别党员，“不顾个人的毁誉完成了党交给的特殊使命”，写就了一部纵横捭阖的传奇人生。抗日战争时期，袁殊曾担任伪镇江地区清乡公署主任兼保安司令，从而在镇江留下了一段他开展虎穴斗争的踪迹。

　　1942年底，日伪对苏北、苏南抗日根据地频繁发动军事“扫荡”屡遭失败，黔驴技穷之下密谋将清乡区域扩大到苏南的镇江、常州、丹阳和苏北的南通等地，企图一举奏功，挽救颓势。

　　镇江是南京的门户，又是大江南北的交通要道，地位十分重要。由谁来坐镇主持此地的清乡“重任”呢？伪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煞费苦心。在他的心目中，必须选一位能够协调各方的得力干将。最终，他想到了袁殊，原因有三：一是袁殊此时正担任伪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兼清乡区党务办事处主任，之前任过伪清乡政治工作团团长，资历足够又有丰富的清乡工作“经验”；二是袁殊曾三赴日本，与日本外务系统、军方情报系统的关系深厚；三是袁殊在伪官员中有着“不贪财”的清誉，到了镇江这个水陆码头不至于为了敛财而影响清乡大局。伪江苏省政府主席、清乡委员会秘书长李士群亦与袁殊相识多年，私交甚好，对此提议极力赞成。袁殊就这样被选定了。

　　袁殊在隐蔽战线的上级是中央华中局社会部部长潘汉年。经请示同意后，袁殊向汪精卫表示可以赴任，但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镇江财政要归自己支配；二是助手须由自己选定。汪精卫应允了。袁殊挑选的助手是张修明和沈千里，都是跟随自己多年的“亲信”，虽然他们不是员，但能绝对听从指挥，利于开展工作。

　　1943年3月1日，伪镇江地区清乡公署正式成立，直隶于伪清乡委员会。成立仪式在当时镇江最繁华的城西大舞台（今大华电影院）举行，袁殊在一众伪官员的簇拥下宣誓就职。不过袁殊不知道的是，有一位神秘的客人此刻也悄悄地来到了现场，他就是潘汉年，恰从淮南抗日根据地前往上海途经镇江。潘汉年挤在台下围观的人群中，向老战友默默地投去支持的目光。4日，李士群与日方签订《关于镇江地区清乡工作之中日协定》。10日，日伪正式宣布在镇江地区实施全面清乡。山雨欲来风满楼，袁殊在镇江的斗争就这样紧锣密鼓地开始了。

　　袁殊到任镇江时，镇江城内的政治形势相当诡谲，日军内部、汪伪内部、特务系统之间的关系以及矛盾错综复杂。

　　当时镇江在军事上属于日军南京卫戍司令部管辖，而日军第十三军又负责江、浙两省防务，两部因驻地交叉，素有争执。驻镇日军涉及陆、海、骑、宪等多个军兵种，关系十分复杂。陆军为一个步兵联队，清乡军事行动多由他们实施，伪军也归他们节制。海军有炮艇100多艘，负责巡防江阴至南京段长江江面，机关驻北固山下江苏医学院。骑兵主要是养马场，负责华中地区日军军马的饲养和训练，大队长叫冶畸。宪兵头目是笹川中尉，他官阶虽低，但权力很大，通过镇江汉奸、帮会头子邱凤仪、胡春潮等人控制着中下层流氓社会和商会等方面的关系。此外，日军驻无锡的一个旅团，代号堤部队，有独立活动的权限，作风十分蛮横，也不时到镇江来插上一手。

　　日军特务组织在镇江活动的主要有三股力量，相互之间矛盾很深。一是梅机关，头目影佐祯昭是汪精卫的最高军事顾问，清乡即由该机关实际指挥；二是岩井公馆，属于日本外务系统的特务组织，头目是日本驻沪副领事岩井英一；三是金子机关，总部设在苏州，在镇江设有“上田特务机关”，机关长上田是伪镇江县政府顾问，也是日军镇江联络官。

　　汪伪在镇江的军事力量主要有伪第三师、清乡独立团和保安队，分驻各地的伪清乡警察、行政警察和水上警察约500人，另外还有一个行动大队，由伪特工总部、各特工站及各类清乡政工人员等组成。

　　镇江地处南北交通要津，自古即为商业繁华之地。汪伪官员们都想要攫取镇江的地方统治权力，以便大捞油水，所以彼此之间处心积虑，勾心斗角的洋相屡见不鲜。汪曼云、唐惠民等伪高官因此与李士群素有积怨，两帮人明枪暗炮，攻讦不止。

　　日伪庞大、复杂且矛盾重重的体系给了袁殊“钻空子”的机会，他利用这样的有利条件，针对敌人的弱点，开展情报工作。

　　袁殊1931年加入中国，参加中央特科工作，彼时已是有着12年潜伏经历的资深情报人员。他深知“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道理，工作十分“积极”，很快将镇江清乡工作机构建立了起来。

　　伪镇江地区清乡公署办公地点设在原江苏省政府内，袁殊自己常住伯先路1号。公署下设民政、财务、教育、建设、封锁、警务等6个科以及特务中队、警卫大队。同时设立保安司令部、党务特派员办公室和政治工作团，袁殊自兼保安司令。在各县建立特工站和特工队，各区乡设立指导站，并成立封锁管理处，在清乡区的各处交通要道设置检问所。袁殊还将随自己到镇江的张修明任命为清乡公署副主任兼镇江县县长，沈千里任政治工作团团长。

　　袁殊“出色”的表现更加赢得了日方的信任，被视作“可靠的亲日分子”，可以自由出入差不多所有驻镇日军和特务机关的驻地，甚至渡江去扬州，都能随时招来日军炮艇相送。

　　日本人喜欢吃中国菜，袁殊在镇江几乎天天大摆酒席，宴请日方人员。梅机关头目影佐祯昭手下不乏大佐、中佐军官，还有许多拓殖大学的青年学生，更是袁殊请客名单中的重点。在推杯换盏之间，袁殊通过闲谈，获得了不少重要情报。驻镇江的日军骑兵部队为了炫耀自己的养马技术，时常组织一些参观活动，并进行骑术表演，汪精卫的德国顾问等外国政要都曾受邀前往。袁殊就利用这种场合，通过伪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褚民谊广泛交际。德国顾问奥托对中医很感兴趣，袁殊特意搜集一批中医“秘方”相赠，成功地拉近了双方关系，进而探听到日方的外交动向。

　　袁殊将搜集到的情报经过整理、甄别和分析，及时上报给潘汉年，并由潘汇总转发延安，从而为中央研判国际、国内形势和作出相应战略决策提供了颇有价值的参考。

　　根据潘汉年的指示，袁殊还在镇江口岸建立了江南、江北的秘密交通线，由他亲自掌握，暗中护送潘汉年、范长江、邹韬奋、梁国斌、李亚农等出入抗日根据地。为了确保交通线的安全，袁殊对封锁管理处主任职务机智地采取了每月轮换的方式。这样一来，无论是谁轮岗到任，都只有一个月的时间，目光自然落在捞钱发财上了，而没有心思去与抗日军民为敌。扬中岛是新四军往来大江南北的“江心跳板”，伪扬中县县长丁雨林是一个铁杆汉奸，对清乡十分积极。袁殊利用自己的权力，找了个机会把他撤掉，换上自己的结拜兄弟章先梅，消除了这一威胁我方交通线安全的心腹大患。

　　袁殊是与潘汉年单线联系的特别党员，在镇江的主要任务是搞战略情报，不允许与地方党组织发生关系。他孤身一人在镇江，虽然知道组织上在这里还派有其他同志，但却不知道是谁，茅山抗日根据地近在咫尺，也不能去联系。眼看着日本人屠杀、蹂躏同胞，因特殊使命在身，还要表现出拥护，他的内心苦闷无以言述。因此在镇江的这段日子，可以说是袁殊毕生最为痛苦的时期。

　　在镇江期间，尽管身边虎狼环伺，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万劫不复，但袁殊秉持赤胆丹心，在自己的权限范围以内，在不暴露身份的原则之下，还是做了一些营救同志、锄奸惩恶的工作。

　　袁殊的属下张修明当了镇江县县长后，发现监狱里关押了10多名被俘的新四军战士，这是前任县长郭志诚遗留下来的。张修明觉得此事处理起来有些棘手，就向袁殊报告。袁殊顺水推舟，假意漫不经心地说：“唉，关着也无用，不如放了吧。”张修明遵命照办，这些新四军战士就此逃出虎口。

　　有一次，银河galaxy官网袁殊听说日军宪兵队抓到两三名员，就让沈千里前去打听，回复说是新四军。袁殊便以需要人手为由，将他们从宪兵队要出，安置在政治工作团。几天后，袁殊关照沈千里把这几人悄悄释放，并暗示他们“可以去找老朋友”，使这些同志重新回到了革命队伍。其中一个名叫施重的女战士，后来在“文革”中受到审查，调查小组还找到袁殊作了证明。

　　还有一次，日军把清乡中捕获的我方三名地方工作人员交给清乡公署处理。袁殊没有按程序将他们羁押，而是让人把他们带到自己的住处，简单谈了个话，就找了个理由将他们全部释放了。

　　在政治工作团任秘书的吴中，原是苏州洋澄县工委负责人，也是在被俘后被袁殊设法营救出来，后跟着袁殊来到镇江的。吴中始终“身在曹营心在汉”，暗地里为党做了不少工作，被日本人发觉。袁殊将吴中秘密转移到上海，安排进自己创办的《新中国报》报社工作。

　　1943年8月，镇丹县县长包建华叛变投敌，随后策动了巫孔玺、江辅华等我方10多名地方干部叛逃。包建华的投敌令敌人如获至宝，汪精卫来镇江“视察”时特意接见了他，包在汪的面前奴颜婢膝，谄媚表忠。袁殊不动声色地在场陪同，冷眼旁观了这场闹剧。

　　不久，日军授命包建华在镇江组建“镇江清乡公署特别行动总队”（简称别动队），委任包为总队长。因包建华患有严重的肺病，后由巫孔玺接任总队长。当时，句容有个姓巫的日军密探头子，工作十分卖力，经常向日军宪兵队提供情报。袁殊觉得留着他对我方不利，便以“私通新四军”为由，令巫孔玺率别动队将其处死。

　　1943年9月底，袁殊从镇江离任，此时距他到任整整半年。袁殊离开镇江与李士群之死有关。

　　李士群是个对政治有很大企图的人，他曾亲口对袁殊说，要把政局搞乱，然后借机接掌南京大权。为了拉拢袁殊，李士群甚至狂妄地许诺，事成之后，自己只管军事，党政外交全部交由袁殊负责。膨胀的政治野心，加上个人势力的急剧扩张，让李士群桀骜不驯的本性显露无遗，他与汪伪三号人物周佛海之间的权力斗争日益激化，甚至连汪精卫的话也逐渐不太服从。

　　汪伪内部出现这样公开分裂的局面是日本人不愿意看到的，他们感到李士群不太好控制，于是下决心除掉他。首当其冲的是李士群手下的头号打手伪76号特工总部警卫总队副总队长吴世保。此人司机出身，曾混迹于沪西一带的赌场，与李士群同拜上海青帮头子季云卿为师，两人也由此相识。吴世保被日本人捕去后，李士群前去保释未被允准。等到日本人同意保释时，吴世保已被喂下毒药，得了败血症，很快病死于苏州。

　　李士群感到处境险恶，曾通过袁殊约潘汉年在家中见面，谈了几个小时，思想有所动摇，但最终没有转变过来。就在李士群遇害的几天前，他曾来到镇江，与袁殊进行了一次深谈，话语间已预感到自己死期将至。1943年9月6日，李士群在赴日军华中宪兵司令部特科科长冈村少佐家宴时被下毒，3天后毒发身亡。

　　李士群死后，汪精卫也宣告患病。袁殊见此情形，托词卸去了镇江的所有职务，离开了权力漩涡的中心，回到苏州续任伪江苏省教育厅厅长。1943年10月，日伪被迫宣布镇江地区清乡告一段落，其预定的各项目标均未达到，实际是以全面失败而告终。抗战胜利后，1945年10月袁殊奉命撤往苏北根据地，结束了自己长达14年的潜伏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