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暴雨“千年一遇”，在全国人民帮郑州民众共渡难关之际，西方媒体像往常那样借机大做文章。

　　英国广播公司（BBC）驻上海记者罗宾·布兰特（白洛宾）公开造谣“乘客们会被扔在站台上等死”，不实说辞在中国迅速激起公愤。

　　后来《德国之声》记者马蒂亚斯·伯林格在郑州街头做报道，因被误认为白洛宾而遭民众围堵。不过在搞清事实后，民众疏散，并有人向其道歉，还有围观群众劝诫其真实报道，让他也要看到河南抗洪中好的一面。

　　值得一提的是，即便西方媒体长期对中国进行抹黑的行径引起了很多国人的普遍愤慨，但是郑州群众在和外媒的接触过程中依然展现出了极大的克制，没有给对方的人身和财产造成任何伤害。可惜郑州人的善意没有得到对方的回报——

　　对中国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却长期从事事业的伯林格，次日连续发表数条推文，称自己昨天在郑州“被一群暴徒包围”，随后指责“中国的民族主义圈子和官方媒体正对BBC发起恶毒的攻势”、中国人正对BBC记者白洛宾进行“大搜捕”，中国的报道环境“令人感到恐惧”。最后，他坚称自己“在报道中从没发表过不符合事实的言论”。

　　《德国之声》发布了伯林格在河南的采访视频，他在报道中神色局促，眼神不时往左下方瞟，报道时也多有停顿。伯林格指着身后的隧道说“官方公布有两人死亡，但这里很多人并不相信这个数字”，然后他话锋一转又回到“中国政府压迫人民”的外媒老套路。

　　不少网友在这则采访视频的评论区纷纷批指责伯林格报道偏颇，缺乏职业操守。比如，有人批评道：

　　显然，造谣抹黑中国的不仅仅是伯林格这一个记者，他的雇主《德国之声》的涉中报道向来充斥着傲慢与偏见。

　　近些日子欧洲、印度、中国相继遭受暴雨或洪水灾害，其中德国和印度目前死亡人数甚至还高于中国。但是《德国之声》在报道印度暴雨的时候只提“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报道德国水灾的时候侧重描绘志愿者伸出援手的温馨画面，但是到了河南暴雨，他们就把全部矛头对准了政府和体制。

　　除此之外，《德国之声》近年来频繁在台湾、南海、西藏、新疆和内蒙等中国内政问题上挑拨是非，妖魔化中国正常的军事和外交活动，甚至直接攻击中国的经济发展。

　　今年四月，《德国之声》刊登文章报道多国海军在印太地区进行联合军演，目的是“制衡中国在该地区的野心”。其中文推特的编辑转发这则报道的导语为“美日印澳法，还没八国”，暗示近代八国联军侵华的历史，揭中华民族的伤疤。可以说，在这点上，这家媒体毫不掩饰自己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立场。

　　这家媒体得以保持如此鲜明且极端的立场，来源于其内部多年来的政治审核和清洗。

　　《德国之声》为德国国有媒体，主要资金来源为政府拨款，其前身为西德政府设立的广播公司。这类西方媒体虽然在台面上标榜“独立”，但这里的“独立”仅仅是指相对独立于其国内的党争，这类媒体本质上依然是国与国之间意识形态和利益斗争的棋子。

　　在2008年，时任《德国之声》中文部副主任在访谈中谈道，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成功地使4亿人脱贫，这说明“中国比世界上任何一支政治力量在实践人权宣言第三条方面的贡献都要大”。然而她很快就为自己说的这句公道话付出了代价。

　　当时德国执政党之一的社民党议会党团内政发言人迪特尔·维费尔斯皮茨立刻在德国报纸撰文指责“赞扬”的发言是“绝无仅有的灾难”，“她的做法表明她不适合在《德国之声》工作”。几天后，被《德国之声》停职，支持她的原中文部主任冯海音也被解职。随后，《德国之声》请来了一位立场坚定的“汉学家”来监督中文部的节目和文章。

　　自此之后，《德国之声》尤其是其中文编辑部彻底沦为不讲事实、不讲新闻原则，只讲意识形态的宣传机器。

　　在2009年的报道中，该媒体将在我国西藏参与烧的分子定性为“起义者”，之后更是直白地支持“”。2011年，《德国之声》中文部又有4名华人记者因“政治不及格”被开除。被开除的记者将前东家告上法庭，但德国地区法院的法官却宣称“只要《德国之声》怀疑它的员工是共产分子，那么无需证据就可将他们开除”。

　　去年，美国也发生过类似事情。从冷战时期就专注的美国国有媒体“”，仅仅因发表中美两国疫情数字的对比，就被白宫炮轰是帮中国宣传、花纳税人的钱却没有讲好美国故事。几个月后，“”的正副台长辞职，其下属的中东广播部门、洲电台、自由欧洲电台负责人全部被开除。随后领导层被更极端、政治更忠诚的特朗普和其“国师”班农的盟友接管。

　　《德国之声》和“”的经历绝佳地诠释了什么叫“不彻底就是彻底不”。

　　《德国之声》、“”和BBC这类国有媒体，由于人事任免和资金调配权被政府把持，因此不可能在涉外报道中做到客观中立，而西方标榜“自由”的私有媒体同样无法摆脱政治操弄，且西方国家控制私有媒体的手段更为隐蔽、具有迷惑性。

　　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起源于一战后的巴黎和会，前身为时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成立的“调查”研究小组（The Inquiry）。小组起初由150名学者组成，研究主任为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冷战”概念的推广者沃尔特·李普曼。这些人聚在一起探讨如何帮助美国摆脱孤立主义的政策影响，在战后参与塑造国际秩序，为美国攫取更大的利益。小组提供了2000多份文件详细分析了国际政治经济局势，为威尔逊的和谈策略奠定了基础。

　　由于当时美国主流社会依然信奉孤立主义，小组的部分成员转而举办秘密会议，并最终于1921年成立了外交关系协会。首任会长为曾担任美国国务卿和战争部长的伊莱休·鲁特。一年后协会开始向成员以及美国全国“最富有的一千人”募集资金创立了《外交事务》杂志，这本杂志仅用几年时间就成为了“美国处理国际关系最权威的评论”。

　　从1930年代开始，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卡内基公司开始向外交关系协会大量捐款，协会对美国内政和外交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从1939年起，外交关系协会成立了严格保密的“战争与和平研究小组”，专注经济金融、国安战备、国土以及政治议题。其中国安战备部分的负责人艾伦·杜勒斯后来成为了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中情局局长。

　　在冷战时期，美国外交高官中有一半的人都是外交关系协会的会员。如今外交关系协会已经拥有5000多名成员，包括几十位国务卿、中央情报局局长等身居要职的政府官员、银行业、制造业、贸易和金融公司的高管以及知名律师和媒体界的名流。从20年前开始，美国每一任总统都是外交关系协会的会员，直到2016年这个惯例才被一个“外人”——唐纳德·特朗普打破。

　　用一位协会著名会员、美国新保守主义代表人物罗伯特·卡根自己的话说，“外交关系协会让美利坚共和国变成了一个全球性的帝国”。德国《明镜周刊》在1975年的社论中将美国外交关系协会描述为“整个西方世界最具有影响力的机构”“资本主义的‘政治局’”。

　　美国《》高级编辑、“报道记者的记者”理查德·哈伍德认为，外交关系协会是我们目前看到的最接近美国“统治集团”的机构，而对于媒体界人士来说，获得外交关系协会的会员身份就意味着他们在公共事务中发挥的作用得到了统治集团的认可。现如今，美国所有主流媒体无一例外都有高层是外交关系协会的会员。

　　以伯林格遭围堵时一旁的亚裔女跟班苏奕安任职的《洛杉矶时报》为例，该社的执行副主席谢尔比·科菲和华盛顿分部负责人多伊尔·麦克马纳斯即是公开的会员。前者曾经在1992年洛杉矶黑人暴乱的报道中一手主导舆论嫁祸当地韩裔社区、“斗群众”，防止黑人者把怒火导向政府和统治阶级。

　　媒体研究学者乔恩·范登·霍伊维尔敏锐地指出：“通过选择性地关注世界上的某些特定危机，媒体得以更有效地向政府施压以采取行动。所谓‘人道主义’现在变成了美国外交政策的一成分，而媒体在其中承担重要责任。”这里的媒体自然指的是由外交关系协会统筹的、全球（帝国）主义的、单一世界观的西方媒体。

　　苏奕安曾在北京大学燕京学院取得中国政治和国际关系领域的硕士学位，但其这些年的报道活动就很好地贯彻了上述思想。她推特个人主页的置顶消息就是她发表在《洛杉矶时报》的假新闻，污蔑我国新疆存在“庞大的监视、拘留、文化抹杀和强迫劳动系统”。去年9月，她还因为在内蒙古从事非法活动被当地警方拘留和驱离。上个月，其关于中国新冠疫情的一篇负面报道获得了美国“奥斯本·埃利奥特亚洲杰出报导奖”（Osborn Elliott Prize）。

　　正是因为在西方有无数个苏奕安们长期扮演着抹黑中国的角色，西方社会才会形成如此偏执和负面的对华看法，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统治阶级才得以畅行无阻地推出层出不穷的政策。

　　正如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创始人之一沃尔特·李普曼在其著作《公众意见》中所阐述的：“我们必须让大众安分下来，这样我们才不会被困惑的兽群践踏。大众几乎完全无法理解共同体的利益，因此共同体的利益只能由一群脱离个人局限性的专业集团来操纵。”这个专门的“公务阶层”负责让公众“形成合理的舆论”，而“制造同意”是引导公众舆论支持“国家利益”的手段。

　　美国的统治阶层不仅通过外交关系协会等组织对媒体进行宏观管控，银河集团网址登录还会在重要报道中亲自参与稿件的创作和审核。

　　同样以《洛杉矶时报》为例，早在2014年，当时该报负责报道国家安全新闻的记者肯·迪兰尼恩被爆出和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之间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解密的中情局邮件显示，迪兰尼恩经常向中情局承诺发表积极的报道，甚至多次在发表前将报道草稿发给中情局的官员审核。中情局的“反馈”会导致迪兰尼恩对报道的内容做出显著改变。

　　迪兰尼恩最恶劣的行径是曾主动帮美国政府掩盖战争罪行。2012年6月初，美军在巴基斯坦发动一系列无人机空袭，击毙基地组织二号人物阿布·亚哈·利比。事后多家媒体报道美国的这一系列空袭导致当地十几人丧命，其中包括非基地组织的普通村民。这也导致多位美国国会议员致信奥巴马政府要求披露更多关于无人机计划的细节。

　　在一封6月20日发给中情局新闻官的邮件中，迪兰尼恩附上了他未发表报道的草稿中的一句话，称只有阿布·亚哈·利比一个人在空袭中丧生，并问道：“我这么写你们没意见吧？”中情局显然没有提出异议。5天后，迪兰尼恩的文章在《洛杉矶时报》正式发表，邮件里的这句毫无根据的断言出现在了报道的正文中。

　　在一年后，多个国际团体和英国新闻调查局根据独立调查取证发表的报告均显示，在当时美军发动的空袭中确有无辜人员遇害。美国第一次导弹袭击就炸死5人、炸伤4人，其中根本就没有基地组织的利比。他和其他十几人赶到现场救助死伤者，在后续美军袭击中丧生。这些人中有基地组织成员，也有普通当地村民。美国对平民和救援人员实施袭击的行为显然已经构成战争罪。

　　尽管迪兰尼恩将未发表稿件发给中情局审核以及故意制造假新闻为美国政府掩盖战争罪行的行为都严重违反了其雇主《洛杉矶时报》所谓的“新闻准则”，但他的新闻生涯却并没有受到任何负面影响。在2014年（丑闻爆发前）离开《洛杉矶时报》之后，他先是跳槽到了，两年后加入美国国家广播公司并在那里担任情报和国安记者至今。

　　这批多达574页解密的中情局邮件显示，除了《洛杉矶时报》的迪兰尼恩以外，、《》、《》和福克斯新闻等多家媒体都和中情局保持着密切的沟通与合作。除此之外，美国的情报机构甚至还会直接派人进驻媒体，比如公开可查的例子就包括联邦调查局探员阿莎·兰加帕现在就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担任“国安和法律评论员”，路透社的一位高级总监唐·斯卡利奇本人就是一个为中情局工作了33年的老特工，等等。

　　上述内容仅仅是冰山一角。自冷战开始之后，中情局一直是美国在国内外进行宣传活动的主要力量，深刻影响着公众摄入的信息。美国主流媒体与情报机构之间在组织和人员上的勾结早已不是秘密。曾经参与揭穿“水门事件”的著名记者卡尔·伯恩斯坦在其著作《中央情报局与媒体》中对此有详细论述，本文就不一一展开了。

　　郑州事件发生后，《德国之声》、《洛杉矶时报》和BBC纷纷谴责中国“骚扰”外国记者，干扰他们进行报道。所谓的“驻华外国记者协会”也于昨天发表声明，对此事表达“严重关切”，并呼吁中国政府允许外国记者“不受限制地采访”以及“保护他们的安全”。

　　说直白点，这些西方媒体的要求就是，我到你的家里天天说你的坏话，但是你不仅不能赶我走，还要保护我的安全，好让我继续骂你。

　　中国人经历了近代被侵略和殖民的百年国耻，最反感和忌讳的就是外国人对我们指手画脚。现阶段我们应当明确的是，外国记者不是外交官，不享有外交豁免权及任何超国民待遇。对于长期在华从事工作的外国人，我们理应对其进行警告甚至驱逐。像苏奕安这类在内蒙已有违法前科的分子理应被拒绝入境。

　　“新加坡的国内事务是新加坡人的事。我们允许美国记者在新加坡报道新加坡给美国人。我们允许他们的媒体在新加坡运作，目的是为了了解外国人如何看待我们。但我们绝不能允许他们在新加坡扮演美国媒体在美国扮演的角色，即政府的监督者、对手和审问者。如果我们允许这样做，他们将彻底改变新加坡的社会，我怀疑我们的国家是否足够团结以抵御他们的挑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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