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裔英籍作家古尔纳因为擅长描写移民经验而获得了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其获奖之后，许多关于古尔纳的讨论都涉及一个棘手问题，即他的文学算非洲文学吗？古尔纳出生于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岛，并在那里生活到二十岁，之后移居到英国。他的作品充满了对故乡生活、人物、历史的回忆，这些往事往往是在超越民族国家的离散者视角里被观照和描述的，从而不只是民族叙事，而是深刻触及了非洲和欧洲，或者南方和北方的基本关系。他的文学归属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歧义。

　　由于现代非洲文学是在殖民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它必然被打上殖民的烙印，这可以从宗教、语言和文学形式等诸多方面看到。随着非洲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有关什么是非洲文学、有没有纯粹的非洲文学的争论自然会产生。在过去，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语言上，即使用欧洲语言的写作算不算非洲文学？另外的一个附带问题，则是长期生活于非洲的传教士写的游记和见闻算不算非洲文学？到了全球化时代，大家已经默认非洲文学的语言不一定非得是非洲的民族语言。在语言问题淡化后，新的争议则是由古尔纳这类离散作家的写作引发的，即离散非洲人的作品算非洲文学吗？

　　回溯非洲文学史我们可以看到，如何定义非洲文学从来都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而牵扯到非洲历史主体的生成、自我理解和自我期许问题。这个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在不同的现实斗争中不断获得新的意义，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思潮是民族主义、泛非主义和世界主义。民族主义者主要纠缠于语言问题，泛非主义者会质疑南非白人作家戈迪默、库切文学的非洲性，而世界主义者则忽视了非洲文学的民族性。古尔纳的获奖将这些话语资源重新激活，可是，在这些脉络下讨论一篇作品是否是非洲文学早已变成了死结。因此，更为重要的也许是，如何找到避免这些立场局限性的方法以重新理解和定义非洲文学。

　　我们可以从“全球南方”的角度来理解古尔纳的写作和非洲文学。也就是说，在“全球南方”文学的概念范畴里，古尔纳的写作和非洲文学都将不再引起固有的歧义。“全球南方”文学指承载着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经验的写作，它是用何种语言写的、是哪个人种写的、在哪里写的等都不再重要。在北方国家也可能存在着南方的写作，如非裔和亚裔的文学；在南方国家，即使它的写作都是南方的，但也可能千姿百态、千差万别。唯一形成南方文学共同特点的是其内在的反帝和反封建性质。用“反帝”和“反封”这两个基本的政治诉求来描述“全球南方”文学的共同性，似乎是一个恰当和有益的方法。这不是从语言、种族、阶级、地域来定义南方文学，而是从南方国家现代性的根本任务来定义。南方文学在其诞生和发展的进程中，对内总是要完成国民性批判，以完成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对外则要反对西方文化的霸权，以发展自我文化的个性和找到适合自己的现代化道路。

　　中国现代文学是在这两个强烈的使命感的推动下不断发展和变化的，亚洲文学、拉美文学和非洲文学同样如此。韩国学者白乐晴提出，国别不是区分文学的标准，在韩国文学和朝鲜文学之上，有一个更高的文学统一体，那就是朝鲜民族文学，“反帝”和“反封”是这个文学被赋予的最根本的历史任务。非洲文学也是以这个双重的批判为其航行的方向的。在过去流行了四十年的后殖民理论强调非洲文学“反帝”的一面，却忽略了其“反封”的路径。非洲作家对自己文化的批判虽然都没有达到鲁迅对中国文化批判的强度和深度，但“反封”这个维度一直是存在的，只是在不同时代表现得强弱不均罢了。古尔纳的小说亦不例外，它是在“反帝”和“反封”两个脉络上获得其历史意义的。对西方殖民者心理的观察和批判以及对文化内部衰落的反思，构成其诸多文本的两个主题变奏。

　　将古尔纳的作品看作南方文学的一种既不是要抹杀非洲文学的个性，也不是要否定古尔纳文学的特殊价值。这么定义的目的是要提出一个新的问题：为什么“全球南方”文学自身缺乏互相了解？为什么同样是以“反帝”和“反封”为目的的南方国家的文学，对彼此却缺乏兴趣？为什么“全球南方”文学自身缺少寻找南方共同的声音、共建一个共同的南方主体精神的诉求？这正是提出“南方文学”的目的，这是对“第三世界文学”概念的延伸。

　　在南方文学视域下，我们阅读古尔纳的角度会有所不同。我们无需特别纠缠于他的作品是不是非洲文学这个问题，而会关注他获奖后的亚洲和非洲之行。我们不妨将其在“全球南方”的旅行看作南方文学形成的一个事件，观察他的南方写作是如何在“全球南方”获取其意义的。古尔纳在获奖之后去了一些南方国家：他于2024年3月到访中国，2023年1月和2024年1月两赴印度，在非洲，他于2022年11月前后分别去了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和开普敦。看得出来，他并不是一个渴望在“全球南方”行动的作家。然而，他在南方国家出席活动和接受访谈都留下了可供我们考察南方文学状况的线索。我们将这些观察归纳为如下三点看法：

　　第一，在“全球南方”的文学世界里，非洲文学仿佛并不存在于自身，而是靠个体作家的瞬间闪耀，才被人们看到。非洲文学只是存在于个体作家微弱的光芒之中。例如，在古尔纳获奖之前，中国知道古尔纳的学者很少，只有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张峰发表过研究文章。在其获奖之后，他的全集被迅速翻译并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在阿拉伯世界，在其获奖前，古尔纳没有一篇作品被翻译到阿语世界。葡语世界在2003年翻译了古尔纳的《海边》，而在他获奖一年后，则迅速翻译了《天堂》《遗弃》《来世》。

　　第二，在全球化时代，文学作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大多被资本和市场的逻辑所控制，过度市场化和商业化的文化生产将非洲文学的整体挡在了“全球南方”之外。“全球南方”文学作品转化为文化商品是今日的现实，这个现实如果不加以改变，即“全球南方”文学的接受全部由市场主导，那么，“全球南方”文学的共同体意识就不可能形成。日本学者宫本正兴在《日本的非洲文学研究——现状与问题》中说道：“日本的非洲文学研究，介绍工作……绝大多数依靠商业新闻界的援助。”包括野间出版社颁发的非洲文学奖（诺玛奖）也是出于商业营利的目的。白乐晴在描述韩国对第三世界文学的译介时也指出，其动力在于商机，不在于“全球南方”文学作家和读者互相了解的需求。古尔纳的南方之行似乎又一次印证了日本和韩国学者的担忧。

　　第三，南方的作家们有着相互了解的渴望，但苦于长期的隔绝，彼此缺乏共同的语言。因此，可供交谈的只能是关于北方的知识，或者是抽象的人性和纯粹的文学技巧。在“全球南方”共同体意识极其脆弱的情况下，南方并不能成为交谈的话题。这正体现了建设“全球南方”文学整体意识和历史的重要性与迫切性。

　　古尔纳在和中国作家交流时，能看出他在努力寻找共同的语言，而对他而言唯一的共同语言就是郑和的东非之旅。他数次提到郑和，以强调中非具有悠久的文化交流历史。在非洲的几次旅行，“回家”是他一而再再而三重复的话题。在尼日利亚，他说，他在流亡之后重新回到非洲，第一站就是尼日利亚，四十年后又来到那里，有种回家的感觉。在南非，古尔纳获得了极高的礼遇，他在金山大学的演讲，主要谈论的是根植于非洲现代史中的离散经验，这个话题在听众那里得到了广泛共鸣。在开普敦的演讲，他选择了“重读”南非作家拉罕伯拉姆斯的作品。“重读”带有明显的象征色彩，“重读”是他对文学的理解：他关于自己家乡的故事的实质是“重读”，因为他早已离开了那片土地，他依靠学术研究、访谈和记忆，重新阅读和想象东非的历史和现实。“重读”虽然代表了他与故乡无法缩短的距离，但也代表了无法割舍的关联。

　　在综合考察古尔纳的南方之旅之后，我们能够形成如下印象：他回归南方与其说是激活关于南方的想象，不如说是采取抽象化和普遍化的叙事策略对于北方的再叙述。我们不禁要问：古尔纳的“重读”能作为南方文学主体构建的一种方式吗？“全球南方”的主体历史应该如何建构呢？我们注意到，2024年3月，中非50国学者在“中非智库论坛第十三届会议”上共同发表“中非达累斯萨拉姆共识”，这是百位中国和非洲知识分子共同发表的一个共识，王毅外长在2024年5月17日与坦桑尼亚外长马坎巴举行会谈时表示，这是“迄今首个诞生于南方而非北方强加的国际共识，表达了‘全球南方’的共同心声”。在会谈中，中非人文交流和文明互鉴被作为一个战略目标被提了出来。这预示着中非知识界正在逐步形成加强“全球南方”文化独立自主意识的共识。古尔纳的南方之旅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这种共识的重要意义。

　　非洲文学是从非洲大地上产生出来的文艺，记录着非洲人民真实的精神生活。亚洲文学和拉丁美洲文学也是如此。这或许就是“全球南方”文学的本质：它是来自南方历史和现实的声音，找到这个声音，是南方的作家们和批评家们共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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