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困难，找警察”，这是家喻户晓的一句俗语，也是人民警察为人民的理念实践。但人民警察为什么被称为人民警察？为何由他们负责保卫国家安全，守护社会治安，维护公众利益？近代历史上首个警察局如何诞生？又如何逐渐发展成为现代公安部门？

　　穿越历史的迷雾，回望共和国的历史，亦是一部浓墨重彩的警史。近期，我们重访赣南、闽西等红色故土，试图从岁月的痕迹里重新探寻“人民公安从哪里走来”的答案。

　　江西瑞金叶坪革命旧址群，曾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国家政治保卫局驻扎于叶坪村谢氏祠厅，与临时中央政府办公厅仅咫尺之遥。这是历史上首个具有国家警察机关性质和职责的部门，也被称为共和国公安部的雏形。

　　一栋徽派建筑的黄色小楼，开八扇窗棂，从正门入，上厅正中悬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徽，国徽两侧书写“保卫红色政权、严惩阶级敌人”的字样，这里是修缮后国家政治保卫局旧址所在地。

　　1931年11月27日，临时中央政府成立20天后举行第一次执委会，决定在共和国行政机关——人民委员会机构设置中设立“国家政治保卫局”，下设侦察部、执行部、总务处、政治保卫大队，承担保卫党中央机关和人的安全、反革命活动等职责。

　　国家政治保卫局区别于红军建制，人员服装制式帽徽和领章均为绿色，胸前佩戴一枚刻有“KBU”俄文字母的锡铁皮胸章，因此也被称为绿领章部队。

　　在国家政治保卫局正式设立之前，1927年12月，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特委的直接领导下，在上海设立了最早的政治保卫组织——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保卫政治安全，搜集情报、掌握敌情，惩治特务内奸，建立秘密交通和秘密电台。1931年6月，中央决定在中央苏区设立中央局政治保卫处，由苏区中央局常委、宣传部部长王稼祥兼任处长。当年9月，闽粤赣临时省委书记邓发奉中央指示至苏区中央局工作，接替王稼祥任保卫处处长，直至12月5日，国家政治保卫局正式挂牌，邓发成为首任局长。

　　邓发是广东省云浮人，早年加入中国，曾参与香港海员大罢工、广州起义，后相继任广州市委书记、香港市委书记、广东省委组织部部长等职。对于当时的革命而言，隐蔽战线的秘密情报工作，无疑是新成立的国家政治保卫局最为重要的工作之一。据国家政治保卫局旧址陈列记载，首任局长邓发对情报工作十分重视，曾力主在闽赣粤边界建立秘密交通线，负责传递情报、运送人员、采购急需物资，当时上海党人周恩来、、陈云等因此顺利抵达中央苏区瑞金。

　　另据史料记载，1932年7月，国家政治保卫局在叶坪村烂泥垅训练基地组织训练并举行比赛，训练科目有擒拿、格斗、射击、跑步、投弹等，比赛总指挥为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李克农、裁判为钱壮飞、胡底。三人正是中央特科情报人员，周恩来曾称潜伏于内的三人为“龙潭三杰”，“龙潭”指深入龙潭虎穴之意。

　　国家政治保卫局成立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曾相继颁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组织纲要》《国家政治保卫局工作原则》等对其职责予以进一步明确，据1933年出台的《工作原则》记载，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职能此时已有更为丰富的意涵：省县两级及红军中分局系统中的执行部门，负责办理所辖区内的武器、邮电、水陆交通及新闻出版检查事宜。

　　如今，国家政治保卫局旧址内，仍陈列着一件当时出入红白区的“通行证”复制件，详细记录了许可的出境路径、人员信息。瑞金市公安局沙洲坝派出所所长刘敏介绍，国家政治保卫局负责在水陆交通要道、关口检查路条和盘查来往人员，防止敌特分子潜入苏区。 “凡从苏区出境者须持有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出境护照及政府路条，二者必须同时具备，缺一不可。”

　　历史上，国家政治保卫局仅存四年。1934年10月，中央决定战略转移，中央红军被迫离开经略六年之久的中央苏区，国家政治保卫局近千名官兵被编入第二纵队随红军从瑞金石云山开始长征之路，负责沿路敌情侦察，保卫政治安全。红军长征顺利抵达陕北后，国家政治保卫局改名为西北政治保卫局，曾如此评价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意义，“（国家政治保卫局）二局是黑夜走路的灯笼，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

　　南昌起义后，1927年8月，随着南昌起义军入闽和党的“八七会议”精神的传播，赣南之外，闽西人民的革命斗争日益高涨。长汀、龙岩、上杭、永定、平和等地先后建立党组织，确立“争取群众、武装暴动、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的斗争方针。

　　据福建上杭古田派出所资料馆记载，1928年3月至6月，闽西“四大暴动”拉开闽西土地革命的序幕，闽西中央苏区创建初期，各地先后建立武装保卫纠察队、赤卫队、赤卫军、游击队、少先队、政治保卫队等武装保卫组织。据不完全统计，从苏区创建初期到1930年前后，闽西中央苏区有纠察队和赤卫队3万人，少先队5万人，拥有3600余支，这些地方的武装保卫组织和成员，后来逐步发展为政治保卫干部。

　　1932年3月18日，福建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长汀县召开，正式宣告成立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政府下设九部一局，其中“一局”为国家政治保卫局福建分局，是中央苏区成立最早、辖区最大的省级政治保卫机构，九部中内务部下设民警厅和刑事侦探厅。

　　龙岩市公安局政治部副主任、闽西红色公安溯源专班成员胡红梅近期接受《人民公安报》采访时表示，当时的民警，更倾向于民事警察、民事警务之意，“民警厅负责治安行政、清查户口、登记出生、颁发营业执照、查禁毒赌、交通管理等工作，刑事侦探厅负责刑事案件侦查。”

　　随着民警厅等机构设立，长汀等地也相继设立了红色民警局，从职能范围而言，当时的公安机构设置已初具现代公安雏形。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随着根据地和政权建设的不断发展，公安机关也随之建立。

　　据《人民公安杂志》记载，当时晋察冀边区公安总局、晋绥公安局等机构相继设立，1938年5月，为了维护陕甘宁边区首府延安市的社会治安和公共秩序，延安市警察队成立，全称为“陕甘宁边区人民警察”，成为共和国历史上最早一支较为正规的人民警队。1939年2月，中央决定在党内成立社会部，下设侦查、治安、情报、干部保卫和中央警卫团等机构，是对公安建设的又一次重要探索。

　　解放战争时期，党中央迁入西北坡，新成立的华北人民政府公安部接下新形势下的政治保卫工作。各解放区也陆续设立公安保卫机关，如1946年，中央东北局和各地人民政权成立“东北局社会部”和各级人民公安机关，1949年1月，“东北公安部”和东北各省陆续设立公安厅。1949年7月，中央决定在“华北局社会部”和“华北公安部”的基础上组建公安部，西北解放区、华北解放区和人民政府公安厅（局）陆续成立，中南和西南地区的人民公安机关也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逐步建立起来。

　　新中国成立后，为改变各地公安名称不一，进一步与旧政权旧警察区分开来，经周恩来批示同意，1950年12月，公安部下发《关于统一人民警察名称的通知》，“各种警察一律统称人民警察，简称民警。”

　　1959年1月，福建上杭县公安局古田派出所成立，作为共和国历史最为悠久的派出所之一，这里记录下人民警察的新篇章。

　　邱永康是参与创建古田派出所的7位民警之一，也是派出所首任民警，如今已经91岁。他向南都记者回忆，新中国成立初期，条件艰苦，所里没有车，没有电话，点的是煤油灯，住的是木板、布蓬搭成的民房。

　　有一次，辖区内一名妇女因丈夫去世后获得的抚恤金被盗，邱永康接报案，为了找回丢失的抚恤金，邱永康和同事徒步20公里奔赴现场，时值雨天，山区天寒地冻，路上冰面湿滑，衣服湿透，到了现场了解案情，又发动群众调查，七天七夜终于人赃俱获。邱永康记得，那名妇女当时又哭又笑，拿出一叠人民币酬谢，邱永康没收：“我跟她说，我没有权利收钱，人民公安要为人民服务。”

　　从革命历史中走来，新中国成立后，公安部门“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性”体现得更加明显。邱永康介绍，派出所设立初期，辖区几乎没有大案，但是小案不断，在那样的年代，没有现代侦查技术，邱永康和同事，破案靠的是两条腿，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就是当时侦办案件的法宝。“吃住都和群众在一起，他们信任我，有事就会来找我。”

　　如今，古田派出所已有65年的历史，走进古田派出所，所里焕然一新。在这里，每一位民警都有一本笔记本，印着《古田会议决议》内容要点，还配有一枚精致的“忠诚警魂”铜版书签。民警统一住派出所，早上起床有起床号，每天8点要开早会，办理业务的窗口周末也不打烊，这正是如今的古田派出所和其他派出所细微的不同之处。

　　古田镌刻着特殊的历史印记。革命年代，红四军曾面临重大考验，党内和军队中出现极端民主化、非组织化等错误倾向。1929年12月，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这场史称“古田会议”的重要会议，明确“政治建军”的指导思想，对中国革命产生深远影响。

　　古田的历史精神融入派出所的建设之中，“政治建警”，打造一支纪律严明的红军式警队成为现今派出所的要求和目标。年轻的民警杨柳最初入警时，对这段历史并不了解，也不理解为什么这家派出所如此“特别”，但直到自己成为民警，偶然在外地有过一次窗口服务不畅的经历，才明白背后的特殊用意。

　　此前她曾接到求助，主动为村里的残疾人上门办理身份证，后来每次下村上门服务，村里人都会把家里的好吃的，摘下的桃子分给她，这让她颇受触动，在杨柳看来，上门服务只是自己的分内之责，“但是人民群众真的很感谢你。”

　　古田红色旅游业发展迅速，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2010年3月，古田派出所组建了闽西首支女警巡逻服务队，十余年过去，这支女警队被称为闽西红土地上的活地图。杨柳如今也是服务队的队长，平时在工作之余，要前往景区为游客义务讲解，调解纠纷，寻找失物，这些日常工作，更让杨柳体会到何为“人民警察”，“游客看到我们能感到安全，得知还能提供免费的讲解，他们都很开心。”杨柳说。

　　时光轮转，现今的国家政治保卫局旧址是“全国公安民警革命传统教育基地”，每一代新入警的民警都会来此瞻仰先辈，回顾历史，叩问初心。

　　修缮一新的旧址背后，曾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1995年春，邓发的儿子邓北生曾来到瑞金寻找父亲生活工作的旧地，当时地方因经费困难，难以完全修缮旧址，瓦片剥落，梁檩腐朽，邓北生对旧址修复提出了建议。不久之后，瑞金市公安局召开党委会议，组织历史学者、相关工作人员重新搜集整理史料并汇编成册，于1999年6月上报时任公安银河集团网址登录部部长贾春旺。同年8月，公安部办公厅、政治部专门组织考察组至瑞金实地考察。当年10月11日，公安部决定拨出专款按照原貌重建国家政治保卫局旧址，并新建中央苏区保卫史陈列馆。

　　瑞金沙洲坝派出所教导员徐东华刚入警时就曾来过这里，他的太爷爷，是第四次反“围剿”中牺牲的红军烈士徐光星。瑞金是一片红土地，根据历史记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瑞金24万人口，参加革命者达11.3万人，其中5万人牺牲。

　　生于斯、长于斯，革命的历史传统和家庭的熏陶培养，让徐东华从小就有保家卫国的心愿。至今，徐东华的左手大拇指关节仍难以弯折。2019年3月20日早上7时许，徐东华准备交接班时接到一起报警，一名持刀男子在闹市区出现，举着刀不时挥舞，不远处就是居民区和小学，徐东华赶赴现场后在与嫌疑人的对峙中脸颊、额头、手掌多处受伤，左手大拇指被直接砍断，手术历时七个多小时，仅手指处就缝合了100多针。

　　当时，徐东华的妻子刚刚生产，孩子嗷嗷待哺，因为这场意外，他一度有了心理阴影，但身处紧急，顾不及深思熟虑，“再发生这样的事，还是会冲上去，这是必须的，（这是）祖辈的传统，我是人民警察。”

　　“人民警察为人民”，如今，秉持这一信念从警近40年的邱永康仍会回到古田派出所讲课。杨柳还记得，2019年国庆期间，派出所曾专门组织大家去看望邱永康，当年10月25日，邱永康给派出所写来感谢信，其中是一位老民警最朴素的赤诚之言，也是对年轻一代人民警察的期许，他在信中写道：今昔古田派出所都是要艰苦奋斗努力拼搏……退休干警要退而不休，赓续革命精神，保持人民警察的本色。

　　（部分资料参考《人民共和国追根溯源从瑞金开始》《人民公安杂志》、国家政治保卫局旧址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