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河集团网址登录［摘要］以AIGC（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叙事传播提供了新动力、新机制和新机遇。AIGC技术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质生产力，主要体现在文化诠释沉浸式体验的高科技、文化价值内核具象感知的高效能、文化知识生产叙事优化的高质量等三个层面。为充分发挥AIGC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中的积极作用，增进青年群体文化认同，需在技术革新上探寻技术赋能与文化传播的联动，在政策保障上构建人工智能内容行业的制度规范，在平台应用上丰富文化叙事传播的有效性和互动性。运用AIGC技术为文化传承发展助力的同时也需防范潜在风险，既要辨析内容真实与版权归属、增强内容叙事原创性生产，也要注重文本内容生产的创意性、避免同质机械化输出，还要警惕技术或流量崇拜、确保文化产品叙事创新的理性价值。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要求“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新质生产力代表了契合新发展理念质态技术的颠覆式革新，是未来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和趋势。2023年9月，习在黑龙江省考察时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强调要“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在动力，生成式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以下简称AIGC）集合算法数据、语言模型、深度学习等技术元素，正逐渐成为实现“以新促质”、赋能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推进力量。AIGC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叙事传播的最终价值指向在于“扩大主流价值观念的影响力，实现价值共振”，进而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

　　AIGC以“虚拟现实”为样态呈现，聚焦智能技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间的叙事融合，可有效提升文化作品的生产传播效率，模拟、延展和丰富中华文化内在叙事。近年来，《典籍里的清明·AI文生视频“复原”宋朝清明节》《遥远的回声——大美中华·AI我河山》等作品，不仅在技术赋能下实现了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的活态传承，也以“虚拟现实”形态的传播创新，在促进青年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叙事理解与情感共鸣中增进了青年群体的文化认同。“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一词由美国VPL公司创始人杰伦·拉尼尔（Jaron Lanier）于20世纪80年代最早提出，他认为，“虚拟现实”聚焦虚拟现实技术与人类感知认识以及社会互动间的影响关系，而技术发展应该更加关注如何增强人类的体验能力和生活质量。当下，“虚拟现实”可视为AIGC技术所创设出的一种感知幻象，具有“沉浸”“互动”“效能强度”等特性。技术赋能为传统文化生产传播带来场景复原、交互体验等新特点，也面临信息失真、版权模糊等新风险。因此，积极应用、辩证认知是实现正向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本文旨在探究AIGC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质生产力，发掘技术载体介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样态及其所创设的“虚拟现实”。研究立足AIGC应用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案例，就其面向青年群体的传播效果予以评估，从深化AIGC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效能、增进青年群体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情感认同角度提出实践建议。

　　“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的言说主体是“生产力”，表明“通过从事物质生产活动获取的生产物质资料的能力”。前置定语“新质”则凸显其有别于传统生产力，并赋予这一概念以“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为表征的话语内涵指涉。“新质生产力”视自主科技创新为其关键引擎，“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当前，以AIGC为代表的前沿技术逐渐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实践，助力其实现由“封存化保护传承”到“活态化传播推广”的演绎转变，并从文化诠释、价值内核和知识生产等维度创新驱动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崭新样态。

　　新质生产力“高科技”特征，意味着依托AIGC等前沿技术的创新应用，赋能受众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叙事感知。在媒介共生的智能化语境下，“沉浸式体验”依托数智技术和场景复现，实现了文化诠释于受众潜移默化、深远持久的叙事效果。伴随AIGC实践创新与跨界应用所带来的内容生成与交互技术，丰富乃至革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诠释表达与受众体验间的传统框架。尤其是AIGC所具备的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体验等技术特性在文化诠释表达与受众自觉体验中的应用，使得原先“不可见”的文化叙事具象化为“摸得着”“看得见”的现实文化景象，也在超越原本文本影像范畴的基础上变得更加生动可感。

　　AIGC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诠释表达，助力受众“感悟‘人机共生’时代文明价值叙事的身体返场”。前沿技术所创设的虚拟场景与传统文化元素相结合，帮助受众可以“随着这激情的高涨，主观逐渐化入浑然忘我之境”，进而增强受众叙事参与的自主感知性，达至文化诠释背后的沉浸式体验。例如，贵州长征数字科技艺术馆“红飘带”展览成功实现了AIGC前沿技术与文化诠释相结合的创意表达。其中，上演的红色剧目《红飘带·伟大征程》和《红飘带·多彩飞越》全域沉浸式体验展演利用图像渲染技术和动态视觉效果演绎了红军长征的历史场景，加之AIGC能够依据设定文本，自动生成“崇山峻岭”“大渡河桥”等长征场景，强化了典型性文化场域的叙事渲染。另一方面，从交互式技术革新带来的沉浸式体验来看，展览利用AIGC自动文本生成技术，根据受众选择需求实时生成与之对应的历史信息点和红军长征路线图。期间，虚拟交互、全维度机械运动、全景声等手段实现了对于传统历史文化场景的“复现”。

　　2024年8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浙江大学签署合作协议共建“AIGC（生成式人工智能）联合创新实验室”，围绕平台建设、内容共创等领域，以“AI+创意内容+传播”开展深度合作，将利用人工修复技术活化中国历代绘画大系，以此打造“千年国宝讲述中华文明故事”项目。可见，高科技所具有的文化诠释沉浸式体验，在丰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叙事表达的同时，进一步探索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崭新路径。AIGC依托科技化、数字化、智能化的叙事方式，增强了受众对中华文化当代价值诠释的认知理解，并在创设受众与承载着文化价值内核符号“面对面”“零接触”的现实场域中，获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诠释表达的沉浸式体验。

　　新质生产力“高效能”特性在AIGC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表征主要体现在：以催生前沿技术的革命性突破，助力文化价值的内核传递得以承续，实现受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具象感知。习曾就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时强调：“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AIGC以智能化技术为载体，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在抽象性价值内核的符码消解及叙事感知提供了新动力。正如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所言，“技术不仅是一种手段，技术‘乃是一种解蔽方式’”，以新型生产要素进行创新，为达至文化价值内核的具象感知，提供实践体验与现实可操作性。

　　文化是国家、民族的灵魂和精神内核。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根植于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积淀，承载着民族文明演进的意象符号，是当前在国际舆论场域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重要议题。例如，2024年5月举办的第二十届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推出首部AI文化概念片《文化中国·尽在文博会》，围绕“文化中国·何以传承”“文化中国·何以磅礴”“文化中国·何以潮涌”三个叙事主题，聚焦中华传统神话故事、中华传统文化典籍、中华传统诗词歌赋等富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的表征载体，采用文生图像、文生视频、文生音乐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参与制作。这部AI文化概念片以AIGC虚拟现实技术重现经典场景，基于数据模型深度学习分析具有代表性的中华民族元素符号的文本基础上，利用3D建模具象生动地呈现出万里长城、长安古城、非遗唐卡、岭南舞狮等具有地域特色和文化特性的符号景象，将携带“历史连续性”“和平包容性”“敢于创新性”等价值内核以视觉图像等通俗化表达样态予以呈现。

　　AIGC技术延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叙事的现代性表达，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符号背后所承载的价值观念得以“具象可感知”，在拓展青年群体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想象的同时，也依托现代化智能技术挖掘出叙事背后所表征的核心价值意蕴。

　　新质生产力“高质量”特性意味着注重增强质量意识，以“新”提“质”。习曾强调：“质量是人类生产生活的重要保障。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每一次质量领域变革创新都促进了生产技术进步、增进了人民生活品质。”AIGC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叙事传播不仅意味着知识内容生产的真实准确，同时也体现在技术赋能文化样态呈现的多元丰富。

　　纵观媒介传播语境下文化知识内容生成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专业机构生成内容（PGC）、用户生成内容（UGC）以及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构成了当下知识内容创造与生产的阶段变化，也表征出知识生产由专业化到大众化再到自动化的演变趋势。相较于专业机构生成内容、用户生成内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集高效性、延展性、智能性等特性于一体，凭借机器深度学习、自然语言处理和视觉图像呈现等技术，在实现用户个性化推荐、文本自动化编撰及叙事演绎创新中优化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叙事的知识生产。

　　深度神经网络的快速发展促进了AIGC技术的变革式突破。2022年，美国人工智能研究组织OpenAI基于GPT语言模型、DALL-E图像生成器等智能技术，发布ChatGPT，激发社会各界对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研究兴趣。事实上，以Chat GPT为代表的模型技术，属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范畴，并且包含着数据模态、语言模型、视像文本等多要素。随着LaMDA、LLaMA等大型语言模型在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领域的发展应用，智能技术多元渗透驱使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知识生产与叙事传播向虚实结合、数智联动的场域转变。AIGC介入数字人文技术的资源整合和平台搭建，也为受众就传统文化的知识生产和获取带来了变革性影响。

　　文化叙事的知识生产与传播是当下传承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推进力。传统文化节日因其具有记忆承载和价值传递的作用，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外在仪式化象征。最初有关传统节日文化的知识生产途径主要依赖于纸张记录、口述回忆等文本式呈现。而伴随AIGC虚拟现实技术的介入应用，实现了创新传统节日本身价值体现的知识生产和信息传递，也是当下把握技术赋能，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有效举措。例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直播间聚焦“典籍里的清明”，依托AIGC技术动态“复原”北宋汴梁城清明节的节日景象。AI文生视频技术以宋代孟元老笔记体散记文《东京梦华录》中相关史料记载作为其数据模式深度学习的“范本”，在此基础上实现数据关键词的萃取和多模态视觉呈现，并以虚拟现实、角色代入的技术应用，提升了青年群体对于清明节节日文化的知识感知和情感认同。视频中“子推燕，穿柳枝，挂门楣”“出门扫墓”“踏青游玩”等场域所表征出的情感涟漪，也经由技术赋能得以感知与呈现。

　　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伴随人工智能信息时代的变革性发展，以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为趋势的技术参与，正在引领人类社会打破原有静态知识获取而逐渐向浸润体验和情感感知的交互实践转变，成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叙事传播的一种新兴动力。为充分发挥AIGC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中的作用，需要从技术、政策、平台治理等多维度予以有效推进和提供保障体系。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和内生动力，但并不是所有的科技创新都会催生新质生产力，只有具有巨大潜能、能够产生质变的颠覆性科技创新才能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AIGC正逐渐取代传统数字多媒体技术在素材融合创作中的重要位置，不断介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公共实践场域，并有效推动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传播的叙事演绎。“语言、图像和声音三种基本信息符号的发展与技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技术的不断更新迭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永葆生机活力的关键因素。从数字网络、数据库保存到多媒体数字演示，从社交媒体内容共享、多模态运作载体到虚实共生，每一次技术革新，本质上都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新可能。

　　AIGC作为“用于内容自动化生成的一类技术集合”，涵盖了文本输入、信息处理、模型应用、内容输出等全部环节。这种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相比早期智能媒介更具“人性化”和“主动性”，可以在深度分析受众的实践旨趣和现实需要上进行动态调整，以提供更为精准有效的内容生产和分发。值得一提的是，AIGC依托大模型参数语言模型、深度学习、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和音频处理等技术，实现了一站式自动化生成文本、图像、声音和视频内容，即“由文生图，由图生视频”。这类技术不仅在形式上呈现出高仿真趋势，而且能够在语义流通层面贴合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叙事实践要求，赋予受众更多的自主想象、具身参与以及情感体验。

　　AIGC技术还可以更加智能地丰富和拓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叙事内涵，为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助力。比如，央视网制作的《AI我中华》短视频时长约3分钟，全程采用AIGC技术，集虚实共生、算法推荐、内容自动生成等技术，生成来自中国34个省市自治区的200多张地标图片和城市名称艺术字，引导受众通过“视觉之旅”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与源远流长。其中，该宣传片利用大模型参数语言模型和计算机视觉等技术，精准爬梳能够表征各区域的建筑标识、古典文学和民间习俗、自然风光等文化精髓，通过深度学习模型MJ（Midjourney）和SD（Stable Diffusion）模型技术，生成青年群体喜闻乐见的通俗化媒介形式，摆脱了传统媒介内容碎片化、阐释单一化等局限，使AIGC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内容生成和输出更具完整性和智能性。

　　“每一种技术都既是包袱又是恩赐，不是非此即彼的结果，而是利弊同在的产物。”作为一种变革性、颠覆式前沿技术，AIGC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纵深发展的同时，一些技术非正当应用的风险隐患日益凸显，尤其是涉及自动生成内容的真实性与可信度、知识版权归属、技术理性等价值维度问题已经产生了较大反响。因此，构建切实有效的人工智能内容行业制度规范，助力AIGC技术正向发展和有效治理显得尤为重要。

　　自AIGC概念问世以来，党和国家便高度重视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应用发展，不论是来自政策推动的研发投入，抑或标准参数的设定参考，还是技术治理与伦理审视，都始终致力于以凸显可持续发展和以人为本为其运作导向，鼓励、支持并引导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各行各业的创新应用。从2017年《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战略部署到2019年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则——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提出“人工智能治理的框架和行动指南”；从2020年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等五部门印发《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标准体系建设指南》到2022年科技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加快场景创新以人工智能高水平应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再到2024年工信部等四部门颁布《国家人工智能产业综合标准化体系建设指南（2024版）》并明确强调“人工智能正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要“进一步加强人工智能标准化工作系统谋划，加快构建满足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和‘人工智能+’高水平赋能需求的标准体系”，无不凸显我国正在积极拥抱AIGC时代，以AIGC创新推进新质生产力。

　　习曾在2018年10月中央政治局就人工智能发展现状和趋势举行的第九次集体学习上强调，“要深刻认识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的重大意义，加强领导，做好规划，明确任务，夯实基础”。伴随AIGC技术深度发展及其现实应用领域的实践拓展，加强政策保障和制度规范建设显得尤为紧迫。这不仅有助于保护相关受众的合法权益，也是保障技术健康正向发展、引导AIGC充分释放正向应用价值的有效举措。比如，为积极响应贯彻国家“人工智能+”行动，以技术赋能文化传播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聚焦打造“人工智能+文化”标杆应用工程、率先建设AI原生城市为目标的《北京市推动“人工智能+”行动计划（2024—2025）》于2024年7月正式发布。该政策基于北京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汇聚具有城市文化底蕴的文学作品、历史建筑和文化遗址，加快培育人工智能产业创新生态，旨在推动人工智能与文旅深度融合的实践过程中，增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效能。另外，为保障该政策稳定实施，北京市多个部门协调解决大模型落地难题，探索模型数据训练，以期保障人工智能技术有效赋能。

　　AIGC技术的创新研发与实践应用既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技术表征，也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逐渐成为各领域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数字移动媒介技术飞速发展下的平台应用以其开放性、互动性和数据驱动等特征“对文化产业的渗透与支配，产生了与资本、数据与技术等概念联系密切的文化生产新形式”。期间，社交媒介等主体也利用平台资源丰富着AIGC技术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生成和叙事传播。

　　社交媒介作为信息传播的重要工具，以交互、在场等特性，利用平台资源丰富着AIGC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叙事传播，为AIGC技术文化内容的自动生成带来交互性与参与感。2024年，茶饮品牌“霸王茶姬”以“中华第一龙：红山文化玉龙”为其文化原型，在抖音社交媒介平台推出“龙年会友杯”并迅速出圈。霸王茶姬以“在一起、再出发、全球化，才是现代东方茶”为其品牌价值理念，依托AIGC巧妙地将蕴含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龙图腾文化符号植入“龙年会友杯”这一品牌营销推广实践中，并以极具辨识度的文化符号和视觉交互等技术超越时空语言界限，兼顾到多元受众群体的文化诉求，聚焦能够表征出“东方龙传统文化”的价值叙事。自上线以来，相关AIGC视频累计播放量超1亿次，“龙年会友杯”抖音社交平台吸引超过1000万用户点击参与互动，以“以茶会友”“龙年打卡”等热门微博话题累计转发评论量超一万余次。事实上，内容接触以实现文化意蕴的“在场化”表达，“能够在感官意识和时空场域中有效延伸青年群体对于中华文化的知识体验和情感互动”。利用AIGC技术，以主动接触青年群体的文化破圈方式，将带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龙元素”的AIGC产品与现代青年热衷的社交生活方式相联结，这不仅增强AIGC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叙事的内容丰富性和参与互动性，还能提升青年群体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正向情感，为增进青年群体的文化认同提供了新的叙事可能。

　　2024年8月，以中华传统经典名著《西游记》为叙事蓝本的双语3A国产游戏《黑神话：悟空》在全球游戏平台Steam一经上线便“火爆出圈”，登顶全球热玩榜，吸引了全球超140万名玩家。该游戏依托AIGC技术将带有传统文化元素的建筑符号实景扫描复刻至游戏场景，在建构具有“互动沉浸、具象感知”游戏场景的过程中，实现了对于中华文化的“再语境处理”。这些AIGC依托平台应用的实践案例都表征出“体现中国特色，蕴含中国智慧”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依然在当代焕发活力；而依托平台优势丰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叙事效能，推动其走向世界也是AIGC时代面向青年群体传播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键。

　　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蓬勃发展为文化传承发展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存有一定的潜在风险。客观看待AIGC在实现技术对于青年文化认同正向驱动的同时，也需要规避AIGC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中的潜在风险。

　　AIGC系统通常基于海量文本数据进行模型训练，这些文本数据既有真实信息，也存有一定程度上难以辨别真假的虚拟信息。尽管当前AIGC深度学习模型在处理语言和文本内容生成方面取得显著进步，但由于AICG数据模型应用在理解文化语境、情感特征等方面仍存在一定局限，再加之人工智能信息处理的“短频快”，这会导致AIGC在接受“指令词”时无法准确捕捉所需信息的全部特征，不仅会削弱原始文本的信息深度，甚至会产生误导性的失真信息出现。

　　此外，AIGC技术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叙事传播也存有版权归属模糊问题。从创作主体的模糊性来看，AIGC数据模式是基于技术研发者的“参数原始设定”和“指令词”，但最终的文本内容生成却是由AI独立完成。如此一来，自动生成的内容文本即便是由程序员所“制定”但依旧无法拥有版权。期间，从“无意识的文本内容创作侵权”角度来看，AIGC自动生成内容时，也可能会“无意识地”复制或模仿已受版权保护的作品，从而构成侵权。

　　鉴于上述潜在的技术风险，辨析内容真实与版权归属，增强内容叙事的原创性生产显得尤为重要。一是以模型数据优化增强AIGC文本内容生成的真实可靠性。优化大数据模型、改进算法有助于更好地帮助技术理解和处理文本生成以及内容输出的细节，提高受众对AIGC内容生成机制的认知了解。加强专业人工审核以确保生产信息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也是降低内容失真风险的可操作性对策。二是要鼓励相关学科专家学者的主动参与。中华文化的价值内涵具有延展性和多样性，相关文本内容的设定和生成也涉及到传播学、历史学、文艺学和哲学等多学科领域。如果有更多跨学科专家参与AIGC文本生产，不仅有利于提升“原文本”的真实性和精准性，也有助于增强文本叙事对于青年群体的教育指导意义。三是增强内容叙事的原创性生产。要训练AIGC数据模型对中华文化元素的精准发掘和深度学习，继而从中提取有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关键词，依托先进的自然语言处理和机器学习，为AIGC后续文本创设奠定素材基础，以应对AIGC技术应用可能出现的侵权现象。

　　基于技术模型源流演进视角分析，可以发现，以AIGC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由早期“工具辅助生成固定模版”的文本生成，不断迭代至当下“数字建模、虚拟人、艺术创作”等领域，更加聚焦利用生成式机器学习模型实现文本、图像、语言等内容的智能合成。AIGC人工智能生产文本的底层逻辑实际上还是基于人类社会已有的知识体系和生产实践，再依托模型数据库的深度学习生产出文本，即在吸取其他特定文本话语基础上对“指令词”深度学习的再造。但问题在于，客观存在的机器学习模型训练偏差、算法逻辑局限等技术驱动因素，容易使其文本生成出现同质机械化的现象，难以激发受众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叙事传播的情感共鸣。

　　美国媒介文化研究学者尼尔·波兹曼曾言：“互联网时代正在构建一种娱乐化的大众媒介，这种媒介提供的肤浅甚至恶俗的快乐是欲望发泄式的，是缺乏思索和精神参与的，几乎所有的文化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可见，在充分应用AIGC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实践的过程中，以聚焦文化价值内核、突出内容生产创意性、贴合受众需求关怀来避免同质机械化输出尤为重要。

　　一方面，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激发潜在智力和创造性思维。AIGC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会影响受众对于文化知识生产的阶段性认知，但这并不意味着受众在应用AIGC技术过程中就一定会丧失其主动性和创造性思维。不可否认，AIGC在定制化自动生成内容、虚拟现实共生等程序技术方面具有天然优势。但究其本质，这种程序技术优势依然源自技术研发者的“馈赠”。如此一来，AIGC内容生产的程序设定模型化，也必然意味着内容生产和分发的老套化，难以激起受众体验的情感共鸣。在内容生产层面，要始终保持对于新兴事物的好奇想象和终身学习态度，进而激发潜在智力和创造性。

　　另一方面，推动科学数据库建设，达致“人机协作”双向契合。科学数据的有效整合和利用是加速形成新质生产力、推动AIGC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叙事传播的关键一环。首先，融合多元样态的数据建设。通过广泛搜集与之相关的文献资料、多模态数据文本的筛选与标注，持续丰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叙事的内容补给。其次，数据库的动态更新调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创新性特性，要加强与有关部门机构、学术研究中心的交流合作，不断收集前沿研究成果，提升数据库的时效性和前瞻性。最后，以“人机协作”促进数据库的稳定运作。要实时追踪AIGC技术予以必要的性能优化，有效整合实践经验以提高数据处理能力，增强文本内容生产的科学性、原创性，减少AIGC内容生成的同质化现象。

　　人类社会有关技术应用的认知想象始终处在动态变化的发展过程中。数字媒介、算法技术、平台经济与语言模型等衍生物，不仅革新了文化叙事传播的演绎方式，同时也从文化叙事、叙事感知、效果反馈等层面增强了传统文化叙事传播的影响力和广泛性。然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文化传播并不等于“万能化”，AIGC人工智能内容生成原理“不可解释性”造成的“机器幻觉”、技术依赖引发的主体消解都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叙事传播带来负面影响。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叙事传播的知识生产并非由人类主体的认知创造，而是基于人类“指令”、从海量文本和数据模型短时间内的“文本自动生成”。AIGC加持下“视频造假、AI文本配图造假、AI场景造假等效果更具迷惑性的信息生产与传播”，不仅让受众难辨真假，更容易造成对传统文化的曲解。另外，在当前数字媒介生态语境下，AIGC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叙事传播也要警惕“流量崇拜”现象：为了迎合市场商业化运营逻辑，一味追求文化即时满足感而忽略了文化深层次的价值意涵；过度追求热门议题内容生产而致使文化多样性表达的空间挤压；为了“流量热度”过度在意受众点赞互动等表层叙事，进而忽略了实质的文化交流和沟通。

　　基于上述问题，要增强受众对于AIGC内容生成与分发的自主思辨能力。“任何技术媒介或数据信息都有力量将其虚拟假设强制设定在没有自觉意识的人的身上。”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叙事传播不仅改变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叙事在媒介生态中的表征样态，同时也对“人”作为AIGC的受众主体产生重要影响。因此，进一步推进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叙事传播，要立足人的理性选择与价值认同，引导受众对于AIGC的理性审视。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对科技和“善”作出界定：“一切技术、一切规划以及一切实践和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标。因此人们都有个美好的想法，宇宙万物都是向善的。”面对模型数据良莠不齐的自动化文本生成与分发，培养受众主体对于AIGC的自觉批判意识，普及AIGC技术教育提高受众警觉性，鼓励内容创建者和平台自觉标明“AI生成内容”标识，进而帮助受众在AIGC实践中有效识别算法模型“隐匿”，洞察互联网平台各类有关AIGC文化叙事内容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警惕技术或流量崇拜，确保文化产品叙事创新的理性价值。

　　综上，在AIGC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叙事传播的同时，需要积极探索构建涵盖技术、政策、平台治理等层面的多维保障体系，同时亦需反思其中的潜在风险。其中在借力AIGC助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多元具体实践中，具有不同的AIGC应用特征呈现，也有不同的体系保障需求。根据上述AIGC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典型案例，总结如下（表1）。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要“加快适应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形势”“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新质生产力作为AIGC时代创新生产力发展的跃迁形态，依托“虚拟现实”的技术演绎，在模糊虚拟现实和真实现实二者边界的同时，影响着受众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叙事传播的感知体验和意义建构。

　　其一，AIGC技术构建了一个集内容自动生成、文化叙事具象呈现、受众自主交互的数智化媒介生态系统，增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叙事传播在数字生态领域的“真实性”。AIGC具备增强现实与虚拟现实技术，可以在数字社会中创设出“真实的文化场域空间”，即仿真度极高的虚拟情境，并将携带有中华文化元素的真实性符号载体予以“虚拟化呈现”，不仅能够增强文化叙事的体验氛围，还可以激发受众想象，获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叙事的互动参与感和具身体验感。AIGC技术的赋能也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跨越时空限制，变得更为可感知、可接触、可交互，在实现“虚拟现实”叙事效果的同时，也使得虚拟化的场景变得更加真实具象、更有沉浸感。

　　其二，AIGC作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内在驱动力，在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叙事传播实践中，被赋予能够无限接近“历史真实”的技术可能。AIGC以其“虚拟模拟”“增强再现”等方式，能够为受众感知中华优秀文化叙事提供“虚拟现实性”的体验，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叙事体验的“真实性”是关键。即受众依托AIGC技术对于中华文化叙事感知的动机来源，就在于对“真实性”沉浸式体验和获得感的“追求”。囿于自身的认知、经历和接触等主观因素，受众对于AIGC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叙事感知并非原先客观意义上的“真实”，而是叠加了个人因素上的“虚拟现实”。事实上，AIGC基于中华文化本身丰富且真实存在的“文化资源”，依托技术赋能所生产出的“虚拟性文化符号”，能够为受众营造兼具沉浸感和互动感“虚拟现实”体验的同时，消解“实”与“虚”“现实性”与“可能性”的原有边界，实现受众在“真实”与“虚拟”异质空间下的越界与往返，达致情感体验的最大满足。

　　其三，辩证审思AIGC技术以完成超越“虚拟现实”的技术互补，达致文化叙事、技术介入和受众感知的多元互动。AIGC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生产和叙事传播是基于算法数据、语言模型、深度学习等技术互动，缺乏对于中华文化叙事情感体验的理性思考。尽管AIGC“虚拟现实”技术能够通过视觉和感官接触模拟“现实本身完全陷入且浸淫于虚拟表象的情景之中”，但依旧无法与受众个人的经历体验与情感记忆相连接。因此，需要激发受众群体在技术应用过程中的理性思考和主观能动，主动参与、积极探索现实社会中的文化现象，在线上线下接触感知中增强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实现人机共生语境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叙事传播的效能彰显。

　　张志安，复旦大学全球传播全媒体研究院副院长、新闻学院教授, 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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