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茂伟，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教授、史学史研究所所长，近年来致力于中国公众史学学科与专业建设。

　　公众史学是多层面的，它应有自己的学术研究层面，不能变成拒绝学术研究的史学。如何让公众史学与专业史学自然地衔接起来，不要让专业史家有一种断崖式感觉，这是笔者最近不断在思考的。公众专题史是在个人记忆基础上汇集而成的专题性群体记录。在个人史、家族史、社区史、单位史之外增加专题史，是希望让公众史建构单位更为完整。前人关注到了民众历史的研究，强调“书写人民大众的历史”，称为新社会史与新文化史 ，这与“公众专题史”的宗旨倒十分接近。法国人提出的“记忆场所” 理论也与此相近。“记忆场所”这一说法由法国社会历史学家皮埃尔•诺哈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他发现历史遗留的地方空间在集体记忆的建构中有非常大的贡献，于是他主张通过对“记忆场所”的研究来更好地拯救残存的集体记忆，找回群体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文化遗产研究专家也关注到活化“记忆场所”在大众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公众专题史的角度不同，所以使用记忆场所之类概念时也会不同。简单地说，主要用于当代民间历史记录，收集民众的历史记忆。那么，什么是公众专题史，为什么要做公众专题史研究，如何做公众专题史，公众专题史有哪些主题，这些问题是值得做学理思考的。

　　专题史，对应于过往的“专门史”。专门史，这是近代出现的新兴历史门类，是学术史学重专题历史考察的结果。专门史属于历史学的二级学科，是对人类历史的专门领域进行研究的学科，着重探讨人类社会在各个领域的具体发展状况及其规律，专门史研究的是某一特定问题、现象、学科在历史上的发展状况。

　　公众专题史是百姓的历史，是当代公众眼中的历史。“专题史”前再一个“公众”，成为“公众专题史”，是为了突出公众本位原则。公众专题史是指用公众的眼光与记忆写出民众版的各种人群史。从国家与社会角度来说，可分为国家本位的专门史与公众本位的专题史两大类型。以前的专门史如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文化史是国家专门史，多是国家的历史、精英的历史，下层民众人物的活动记忆史涉及不多。组织本位的专门史与人为本位的专题史，关注的主体不同，书写的方法也不同。前者主要依赖各级政府及单位留下的档案，后者则主要依赖民众大脑记忆。因为上下层的不同，所以建构出来的历史面貌也会不同。

　　现有的历史学体系中，专门史是一个大箩筐，什么都可以放进去。同理，以人为中心，据不同行业为单位，也可以建构起不同的公众专题史。历史进入生活世界，可以从生活世界中寻找选题，采访公众的历史记忆，展开相关专题的历史思考，让公众成为身边历史现象的解释者。从学术角度来说，公众专题史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公众历史建构模式。将民众的民间记忆呈现出来，才是公众史学的核心要求所在。所谓全新，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则选题源于现实生活。常见的历史研究是从古代、近代文献中寻找选题，公众专题史是从现实公共生活中寻找选题。历史研究的选题要贴近生活，当下的公共话题均可成为研究选题。现实的面貌是历史发展的最新面貌，现实生活的一切都有其过往，都是可以追溯的。由当下的所见所闻，进而寻找其历史过程，这也是一种历史研究。历史研究强调问题意识，其实生活中也会有自己的问题意识。

　　二则材料源于普通人的大脑记忆。以前的研究偏重文献，尤其是国家文献，公众专题史更重大脑记忆。“如何记下和展示这一段留在当事人记忆中的历史，是口述史研究的真正价值和使命之所在。”公众专题史是靠当代个人记忆建构起来的。人与人间，人与物间，留下了深刻的无数的历史记忆。现实历史在人类的大脑记忆之中，必须通过口述的途径加以搜集。公众史研究以直接记忆为主，兼及文献。公众参与，最要紧的是可以主动建构自己的历史记忆。搜集不同人的历史记忆，就可建立新的历史观察方式。

　　三则个案研究与群体研究相结合。专题群体史是建立在个体记忆上的群体研究，个人记忆的征集是一切群体历史建构之本。按专题来采访一群人，就可成一个专题口述史。这样的组合是无限的，生活中的任何职业群体，均可成一个群体口述史。邢小群《我们曾历经沧桑》(2012)涉及了老文化人题材。通过五位受访者的亲历岁月，勾勒出一百年中国人挣扎与奋斗的历史。《体媒人物——新中国体育新闻传播口述史》(2015)收录了50位体育新闻工作者的成长经历和新闻故事，这50个人涵盖了通讯社、报刊、广播、电视和网络媒体，是一部群体记忆构建的活历史。

　　公众专题史是普通人眼中的社会生活史或文化史。目前可定为三大类型，一是场所人群记忆，二是行业人群记忆，三是学科人群记忆。前者以场系人，后两者以人系事，完全突出人的特定职业群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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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忆场所是生产、集聚群体记忆的场所。“记忆场所主要是指具有保留并能繁衍集体记忆的特色场所。”凡是身边的公共场所，均可成为关注话题。因为记忆之场是人景结合体，是人对景的认知。关于场所，文化遗产保护者思考的是如何保护场所，而历史学者思考的则是如何收集与场所有关的大众历史记忆。场所与记忆结合是基本原则，“一个记忆场所往往包含两部分信息，一部分是物质形态，另一部分是故事，两者缺一不可”。它强调搜集人在某个空间留下的历史记忆。场所是大众活动的场所，大众在某一场所活动以后，会留下集体记忆，“某一个记忆场所，可以承载着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情感需求的人群的记忆”，这些记忆场所容纳的是日常生活、工作、学习、生产、游玩中的故事。以场所为单位，收集历史记忆或历史故事，这是值得提倡的。其导向是鼓励人们关注身边的历史，由当下及于过往。记忆场所是“普通市民赖以生活、工作、休闲之处，是乡愁的重要物质载体”。有些场所已经消失或快要消失，有些仍在使用。场所是无生命的，因人的记忆而活，因人的生活而情感，因有情感而显得可爱。

　　根据《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当代公共场所包括7大类28类别。陆邵明提及文化遗产时，将公共活动场所归类为五大类 。

　　第一类是文化类场所，学校、文化宫、茶馆、公园、博物馆、影院、书店、图书馆、广场舞等。如胡懋仁《学院路上：口述中的北航》(2015)。《新周刊口述史》(2016)则通过同仁的口述，展示《新周刊》20周年历史。如周旻主编《口述历史：厦门老街岁月》(2017)由记者采写而成。

　　第二类是生活休憩类场所，大礼堂、会馆、集市、商场等。定宜庄《生在南城》(2017)， 展示了内城旗人外的汉人生活。定宜庄《八旗子弟的世界》(2017)则描述了内城的下层八旗子弟生活。定宜庄《府门儿•宅门儿 》(2017)则展示了上层旗人的生活。定宜庄《胡同里的姑奶奶》(2017)则专题展示旗人妇女的生活。周旻主编《口述历史：厦门老街岁月》(2017)由记者采写而成，讲述了厦门老街人的生活记忆。《矿山记忆：铁，不一般的故事》(2017)讲香港的马鞍山矿村故事。《口述西沟史》(2017)讲述人大代表申纪兰家乡、中国农业战线的旗帜山西西沟村历史。

　　第三类是生产性场所，老码头、旧车站、粮油站等。如定宜庄等《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2015)，通过老员工及相关档案，展示同仁堂的嬗变史。《我与萧山围垦》(2015)，这是典型的个体与围垦活动历史的汇萃。

　　第四类是宗教纪念性场所，教堂、公墓、佛堂、祠堂等。如郑岩等《阉上坊口述》(2017)通过口述，展示山东安丘一座清代贞节石坊历史。

　　第五类是特色场所，风貌街巷、亲水边界、自然风景与其最佳观赏点等。如运河边的历史、大江边的历史。如《大同里旧事》(2015)作为上海《静安口述历史丛书》之一，是第一本弄堂里的人口述弄堂里旧事的书。这是曾是广东人聚居区。又如北京的《史家胡同》，建立在百人口述史与相当档案基础上。

　　面对现实生活世界的公共场所或特定群体，可以提出其前世今生的问题。然后促使去回溯一下，就能成为当代公众史研究选题。某个公共的场所，留下了不同时代的无数人的共同记忆，搜集这些记忆，就成为新的公共专题史作品。人景结合，这是核心原则。场所是供人活动的场所，最要紧的是人在此中的活动故事。以场系人，这是根本原则。公众专题史的设计，主体是搜集公众的历史记忆，最要打捞的是人类的历史记忆。

　　职业是组建群体的基本单位，有无数的职业单位就可建构出无数的群体活动史。某些特定群体与边缘群体，如民办教师、乡村与社办企业会计，就可成为一个特定的群体加以采访。

　　城市边缘群体口述史，如邱源媛《找寻京郊旗人社会：口述与文献双重视野下城市边缘群体》(2015)，专门讨论了“庄头”群体。2015年，嘉兴市组织撰写了《运河船民口述史》一书，共有46篇，这可以理解边缘群体研究。

　　汽车人口述史，如《拓荒》(2015)、《红旗》(2016)、《东风》(2017)，展示了中国汽车人60余年的历史。

　　归侨口述史，如《赤子豪情》(2014)、《风雨同路》(2016)、《侨路》(2017)展示了广东中山市归侨群体历史。

　　老兵口述史，如刘玉《抗战老兵口述史》(2017)、《我的抗联岁月——东北抗日联军战士口述史》(2016)、《勋章记忆》(2017)记录了北京安贞街道9位老兵口述史。

　　行会口述史，如《澳门上架木艺工会口述史》(2017)为澳门上架行会馆访谈计划之一。

　　海洋人口述史，如海南出版社主持的《风帆岁月—老船长老渔民口述航海历史》也正在进行之中。

　　移民口述史，如何弘等《命脉：南水北调与人类水文明》(2017)。《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口述史》也在进行之中。

　　农奴口述史。如《西藏百万翻身农奴口述史》(2017)，共采访了200多余人，本书收录30多人。

　　建设兵团口述史，如王云鹏主编的《疆龄》(2017)采访了39个新疆建设兵团老同志的口述史。

　　东北建设者口述史，如王利文主编《大兴安岭铁路兵回忆录》(2016)、王利文主编《大兴安岭林业开发者回忆录》(2016)用的是征文模式。

　　老党员口述史，如青岛市南区的《峥嵘岁月》(2017)，通过21名老党员展示一个地区老党员的历史。

　　市民口述史，如蒋红主编《见证：20位市民口述北仑30年变迁》(2016)可算是口述公众城市史。曹晓波《百人口中的百年杭州》也在进行中。

　　村民口述史，如黄健《界岸人家—一个中国村庄的集体记忆》(2017)通过40多人的口述史，展示一个村庄的变迁。

　　慰安妇口述史，如李晓方《90位幸存慰安妇实录》（2016）也是一种特定群体口述史采访。

　　劳模口述史，如笔者主持的宁波全国劳模口述史，也属于专题口述史，目前已经出版二期，《火红岁月：甬城全国劳模口述史》(2016)《时代华章：宁波全国劳模口述史》(2017)共四册。又有姚力等《生命叙事与时代印记—新中国15位劳动模范口述》(2017)。

　　非政府组织人口述史，如王名主编《中国NGO口述史》第一辑（2012)、第二辑(2014）。

　　又如传承人口述史，传承人是民间审美、民间技能和民间文化信息的承载者 ，其特点是“集体记忆、口传身授” ，天津大学成立了传承人口述史研究所。《甬剧老艺人口述史》(2016)、《温州戏曲口述史》，也属传承人专题口述史。卢敦基等《永康手艺人口述史》(2012)通过20余位手艺人的口述，展示永康县的特色行业。王小梅主编的《他者叙事—手艺人口述历史访谈》(2017)采访了23位非遗传承人的口述史。《大漆髹饰传承人口述史》(2014)通过21位传承人展示中国的大漆髹饰非遗工作。杨晓《蜀中琴人口述史》(2013)由25位四川琴人的口述史与回忆录组成。《二十世纪昆曲口述史》也将出版。

　　学科是20世纪以来的知识建构模式。因不同学科，而出现不同的学科从业人，这就有了学科从业人口述史。

　　史学工作者口述史，如邹兆辰等《新时期中国史学思潮》之《访谈编》(2001)、《新生代历史学者访谈录》(2005)、邹兆辰《变革时代的学问人生》(2011)、邹兆辰《为了史学的繁荣：对线篇访谈，主要记录了北京的著名史学家。又有专题史学研究口述史，如12卷本《孙中山研究口述史》(2016)。如赵辉主编《记忆：北大考古口述史》(2012)。

　　自然科学人口述史，如“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2006年起，已经40多种。

　　科幻人口述史，如侯大伟等主编《追梦人——四川科幻口述史》(2017)记录了十多位科幻创作人的历史。

　　电影人口述史，如2011年来逐步在出版的“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丛书，诸如《海上影踪：上海卷》(2011)、《长春影事：东北卷》(2011)、《影业春秋：事业卷》(2011)和《银海浮槎：学人卷》(2011)、《峨眉影魂—四川电影人口述历史》(2016)

　　体媒人口述史，如薛文婷主编《体媒人物——新中国体育新闻传播口述史》(2015)。

　　高校人口述史，如周洪宇主编的“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口述史”丛书正在出版中。

　　公众专题史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口述史，也会参考相关文献。具体地说，其基本的研究步骤有三：

　　先确定采访对象。采访对象的筛选原则，要有不同年代代表性，要有不同空间代表性，要有不同职业代表性。采访数量不能过少，至少得几十人。这些项目得与相关单位、相关人员合作。找哪些人采访，问什么问题，收集什么记忆，就是颇费思量的事。

　　中间做个案采访，一一口述史采访，转录成稿。为方便未来的编辑与使用，转录成稿要时认真校对，达到可以单独使用的程度。

　　最后对个体口述史的内容进行综合的分析与归纳，即可成文。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参考相关文献，进行一定程度的考订。

　　从采访的模式来看，除了讲自己的故事，也可讲述自己亲见亲闻的别人故事。群体活动不完全是一人之事，更多的是诸人一起活动的，所以要讲述参与活动诸人的故事。

　　为什么要做公众专题史？首先，生活中的人本来就是以行业、以学科来划分的，本来是有场所聚集活动的，历史记录不过是将生活世界转化成文本世界而已。其次，群体的力量大于个体。个人史是以个人为主体来叙述，群体史是以人群为主体来叙述。通过专题人群故事的建构，可以了解一个学科、一个行业的发展状况，可以了解一个场所的人群故事。

　　场所记忆可以凝聚人类的集体认同感。共同记忆是凝聚人类共同心理认同的基本手段。“记忆场所是乡愁重要物质载体，保护活化记忆场所对于唤起普通人情感认同和归属感特别重要。” 通过记忆场所，可以讲好人群故事，是一种群体心理认同建构，可以团结人凝聚人心。“想要留住城市的根，必须重塑地方性的城市文化认同，保留城市记忆是第一步。”站在记忆保存角度，强调通过某一个场所、物体的共同记忆，保护记遗产。现在则可以从生活中提出需要，为什么要提出记忆保护。农耕社会是同姓共同记忆，有非常强烈的桑梓情结。城市化以后，没有了这样的共同记忆。或者说共同记忆场所的方式变化变了，成为异姓的共同记忆，是工作、学习、活动的组织。公共场所是一个地方的基本场所，关于公共场所的记录，传统的记录往往是静态的介绍，不及人在这些公共场所留下的历史记忆，结果让人读来索然无味。从公众专题史来说，最要紧的是讲好人在场所的故事，记录公众对公共场所的历史记忆。有了不同人的个体历史记忆，有血有肉，公共场所的历史就活化了。这样一来，景观好写了，景点也好开发了。

　　可以留住文化之根。对一个外行的口述史使用者来说，第一反映往往是疑虑重重，纠结于这种口述史可信吗。做当代公众历史记录的第一使命便是抢救，再不去记录，记忆就失传了。历史学做的是前后代记忆的链接工作，是“在鸿沟上架设桥梁的工作”，否则前后时代出现断裂现象，无法衔接。近四十年，中国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大变动时代，由传统的农耕文明到现代工商文明，甚至进入到网络信息社会。传统的东西不断消失，传统的不少行业面临淘汰的格局。这些传统行业的记忆，都存储于那些老人的大脑记忆之中。这些老人成为最后一代工人、农民、手艺人。他们正在不断凋谢，每天都有大批老人离世。一旦离世，大脑记忆被带进棺材，彻底消失于世。如果不趁此机会，主动出击，及时抢救，我们将抱遗终身。对于非遗来说，这样的历史使命感尤其强烈。

　　了解学科发展的最近几十年趋势。亚历山德罗•波提利说：“真正重要的是，记忆并非是被动的存储事实，而是创造意义之主动过程。” 也就是说，口述史搜索的不完全是仓库中的记忆材料，更是一种经验、知识的加工、生产机制。这就是采访人与口述人共同研究历史、共同建构历史记录的表现。这样的研究方式是全新的，这样的记录更能反映出学科的最新面貌与趋势。

　　从更广阔的当代历史记录视野来看，公众专题史等公众史记录的展开，有着全新的多重意义：

　　提供全新的民间群体观察视野。历史是一个多面体，可以从不同角度来认知与记录，可以是组织本位的，也可以是人为本位的。没有全能的认知，所有的历史都要靠人的认知来体现的，全能的认知是建立在多人认知基础上的。如《见证：20位市民口述北仑30年变迁》定位“草根看北仑30年变迁”，强调的正是通过个人眼光记录时代方方面面的变迁过程。

　　强化了大众“由今及往”的历史意识。现实与历史的关系，以前的常见理解是用现实的眼光观察遥远过往的历史。今日则多了一层意思，就是由当代生活中选题回溯其近几十年的当代历史。当代是人人生活的时空段，人人应关注。当代历史与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社区、每个城市、每个单位有联系，历史就是这些个人与组织的历史，它可以开辟无限有意义的新选题。不关注当下的历史，不关注周边的历史，这才是最大的失职所在。当代史记录建设成功了，历史学的地位就有了。有了这种当代史选题，我们的历史记录活动就活了，就与现实结盟了，参与公共历史进程的意义更强了。如此历史就进入了生活，与人人关联，历史的作用问题不用讨论了，政府官员给大学历史学专业拨款时也不用怀疑了。当代历史研究会让史学工作者成为非常有用之人。公众史学工作者做的事，是引导公众与某些话题结合，建构公众专题类的当代历史。

　　为新手、老年人普遍参与当代公众史记录提供了方便。笔者主张年轻人参与当代公众史记录工作。由当代话题回溯的历史考察是可以做好的，不必东抄抄西抄抄，门槛低，容易上手。这个领域正好是学人不重视的薄弱环节，值得年轻人施展拳脚，高中生、本科生，甚至中老人，均可参与。对生活历史的回溯研究，可能更适合中老年人。中老年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通过自己的体悟，他们对人生历史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所以，回归生活，寻找历史，对中老年来说是容易的。老年人说故事，年轻人记录故事，这就是口述史提供的全新模式。

　　公众史的记录有了专题史建构单元会更为全面。公众参与、以公众记忆为主导的群体史体系建构，是此前历史学不曾关注的事。在传统国家本位视野下，民众的共同活动的记忆被严重弱化。所谓民间历史写作，就是民间视野下的民间记忆的汇集。民间历史的直接来源是民间人物的大脑历史记忆。当代民间史是公众眼中的、公众记忆中历史，应及时记录下来。以前，历史的范围人为地被上层限制了。传统以来的国史传统，只有上层人物活动的历史是历史,这种过强的历史观念限制了人民的思考，人们往往容易忽视自身及身边之人的历史。今日要打破这种狭隘的历史观念，扩大其关注范围。一旦历史观念改变，则历史记录的范围扩大，人人处于历史之中，当代人的历史就值得研究与记录的历史。历史是人的历史，也是人参与书写的历史，最后也是供人看的历史。

　　降低了人人参与历史研究的门槛。口述史是“一种标准的历史研究方式”。历史研究可以分为间接研究与直接研究两大类型，文献研究是间接的历史研究，口述采访是直接的历史研究。它只对现有文献进行再加工，提出新的认识来。当代史应是一种直接的文献建构活动，它是第一手的直接生产领域。当事人仍健在，可以直接研究。由主体而客体的中介，在当代就是历史记忆，只是大脑记忆与文本记忆区别而已。公众史成熟以后，可以为大家所用。一旦真的发挥作用，将产生无穷的文化产品生产力量。

　　有效地规避了当代史记录的禁区。社会史就是民间社会史，是相对上层政治史而言的。公众专题史关注的是民间历史，这样的民间生活历史，政治色彩淡一些，相对好写，且公众也可参与进来。专业史家的研究，往往根据政府档案来写作，公众难以进来。也就是说，公众专题史的提出，也部分解决了当代史不好写的问题。对一个职业的文献历史学家来说，没有文献无法做研究。考古学会根据实物遗存来研究。可以根据大脑记忆来做当代公众史研究，公众专题史解决了某些敏感历史研究无法做的死门，开辟了一个全新的群体生活史研究领域。这是打捞生活遗迹的活动，是一种全新的当代普通公众史。公众专题史让历史学的视野宽了，似乎更复杂了，不过因材料多而更方便了，让他们可以从多角度书写。

　　提升了个体大脑记忆转化的重要性。近几十年，国际文化遗产保护观念出现了两大变化：一是内容由物质遗产而精神性的记忆遗产，二是对象由精英遗产而大众遗产的转型。记忆遗产是一个泛指概念，其下面可进一步延伸出国家记忆遗产、地方记忆遗产、家族记忆遗产、个人记忆遗产，这些均要保护。遗产是前人留下的财富，记忆遗产是关于历史记忆的遗产，是人类共同的财富。记忆遗产，偏重前人留下的文本记忆。其实，记忆首先是大脑记忆，其次才是文本记忆。笔者更看重的是大脑记忆，没有成文化的记忆遗产，数量更为巨大。一直以来，人们没有将个人记忆当精神财富来看待，公众没有记忆财富保护概念，普通人的历史记忆从来不值钱，这才是大问题所在。公众口述史的提出，让人关注到了大众历史记忆的文化价值。收集记忆的任务是要“抵达日常经验的历史”。个人记忆的文化价值无限，值得人类不断加以开发。

　　（原文刊载于《浙江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为方便阅读，以上内容为作者主要观点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