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是一门极为古老严肃的学问，在历史上长期承担着道德教化、建构传统和族群认同等职能，在当代人文学科体系的建构中也占据着不可动摇的地位。

　　而近年来，随着人们对信息需求的增长和消费主义的蔓延，历史通俗读物和二次创作作品愈益层出不穷，历史的严肃性似乎已经消解；另一方面，随着理性精神成为社会主导思维方式，“历史由胜利者书写”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认同，大众也由此产生了对历史意义的质疑。那么在今天的社会生活和知识体系中，历史学又居于何种位置，具有何种意义呢？

　　清末梁启超先生撰写了被严复誉为“石破天惊之作”的《新史学》一文，在中国史学史上有里程碑的意义。梁氏认为，无论研究何种学问，都要有目的性。因此，他从资产阶级史学功用观出发，认为研究历史的目的在于“资鉴”。他指出，现实是历史的延续，史学研究的是历史，但其出发点应该是现实，绝不能离开现实去研究历史。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是“源”与“流”的关系，谁也无法将它们割断，人们正是为了认识现实或满足现实的某种需要而去研究历史。他特别强调进行历史研究要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使历史为当前的社会服务，并试图通过强调史学研究的目的来关心中国应成为一个怎样的国家，形成一种怎样的社会。在今天看来，梁启超的观点固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总的说来是一种进步的史学观，对其后史学的发展有深远影响。

　　从认识论的角度回看史学，其构建的历史事实本身并不意味着历史可知。历史不是认知的对象，而是一种不可规定的现实生活，其本身的可知性仅源于其现实性，现实指涉生活状态，与由结构与话语构成的事实具有天生的互斥作用。历史是现实，而现实永远存在；历史实际已然消逝，本身早已不可被准确地认知，而历史事实是史料，是话语，是陈述，它赋予人们解释历史、言说历史的权利。

　　在这一解释、言说的过程中，在历史向历史事实演变中，本质上进行的是一种语言活动。与充满矛盾的现实不同，这种语言活动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因果律。无论是重现还是解释一段历史事实，都必须追溯其发生的背景与原因，使其合理地嵌入整个大环境中。语言（包含在语言内部的逻辑以及包含在逻辑之中的因果律）是历史事实产生并存在的一般前提，也保证了历史事实的逻辑自洽。

　　因此，历史事实就是一种语言存在，就是一种陈述形式，就是一种逻辑结构，就是一种因果关系。历史事实存在于语言模式中，存在于陈述形式中，存在于逻辑结构中，存在于因果关系中。历史事实不能脱离它们而存在，也不能超越它们，更不能否定它们。也就由此，历史学作为一种第三者的书写，与书写者的语言具有了举足轻重的关系。

　　就其学科特质而言，历史学包括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对史实的认知，第二个层次是对第一个层次所认定的史实的理解和诠释。第一个层次属于自然世界，它是科学的；第二个层次属于人文世界，它是人文的。历史学之成其为历史学，全恃第二个层次赋给它以生命。第二个层次包含两个部分，即理性思维和体验能力，两者的综合就成为历史理性。理性思维是使历史学认同于科学的东西；体验能力是使它有别于科学的东西。历史学既是科学，又不是（或不仅仅是）科学；它既需要有科学性，又需要有科学之外的某些东西。科学性是历史学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它的充分条件。银河国际galaxy网站历史学家不但应该重视科学性，同时还更应该重视其中非科学性的成分。

　　最后，无论从哪个角度探讨历史学的意义，史学的价值和局限性都是与当下的现实生活无法分割的。现今频繁出现的论题如民族国家、社会信仰、物质文化等等，都可从史学中追溯其导源、寻求解决之道。大体来讲，系统史学可以更好地剖析既定的历史阶段，把历史事件看作是一种糅合经济、文化因素的社会选择，而并非完全是社会发展的标志。当然，史学也有它的矛盾之处，就在于既要明了过去和他者的时空、语境与当下截然不同，还要努力做到不去简单地套用分析和思维框架来设置各种研究前提，并做出自主性分析和界定。历史学无法重建一个完全真实的历史场景，但历史学永远都以还原历史，回到现场，达到历史与逻辑的一致为基本学术诉求。终归，历史学是关于“人”的，历史研究最后的落点是让我们更好地认识人，理解现实世界，也为未来加以警醒、提供一条更好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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