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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观条件：（1）牛耕和铁制农具推广使用，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奠定了统一的物质基础；（2）长期的战乱，促使人民渴望统一；（3）县制在各国已经开始推广，已经形成的局部统一，有利于大一统的完成。

　　主观条件：（1）秦商鞅变法最为彻底，促使秦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发展强于列国；（2）秦历代统治者的励精图治，为秦国的统一奠定了基础；（3）秦始皇和其臣子的不懈努力，为统一制定了正确的战略，远交近攻，最终完成统一。

　　历史意义：第一，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封建大一统的多民族王朝；第二，为各民族的融合，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交流、进步创造了安全稳定的环境；第三，形成了大一统思想，为历代统治者追求的目标；第四，初步奠定了中国的版图；第五，秦朝创立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制度等给后世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为后来历朝历代的政治制度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2）在中央实施三公九卿制。中央设立丞相，负责统领百官，辅佐皇帝处理军国大事；御史大夫，为副相，负责监察文武百官；太尉，为全国最高军事长官。另外，设有九卿，与三公共同组成了秦朝中央机构。

　　（3）推行郡县制。在地方推行郡县两级行政制度。全国共分为三十六个郡，后来增至四十郡，郡设郡守、郡尉、郡监，分别掌管地方民政、军事和监察；县设县令、县尉、县丞，分别掌管地方民政、军事和司法。每年九月，实施“上计”，由地方向中央汇报地方户口、租税和治安等情况。

　　（1）使黔首自实田，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封建土地私有制。秦始皇三十一年，秦政府下令“使黔首自实田”，进行全国性土地登记。这是由于秦朝对东方六国的土地情况很难掌握。这次登记在于承认土地私有权，促进了地主经济进一步发展。

　　（1）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常备军，其兵种为材士、骑士、楼船，即步兵、骑兵、车兵和水兵的组合；收缴天下兵器。

　　（2）规定秦朝男子一生需要服两次兵役，即守卫边疆和都城各一年，分别称戍卒和正卒，另外规定，每年还需在所在郡县服役一个月；

　　（3）修筑长城，派大将蒙恬北击匈奴。南服百越之地，先后建立象、南海、桂林等郡，另外还在南方修筑了灵渠，沟通了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

　　编户齐民西汉时期，为了加强对人民的人身控制，而实施的户籍制度。西汉初年，为了加强对人民的人生控制，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编户齐民制度，统一编订户籍。户籍簿上登记了编户民的姓名、年龄、性别、体貌特征、土地、财产、社会关银河galaxy官网系等内容，编户民不得随意迁徙，每年八月例行检查。编户齐民是汉朝征发赋役的依据。

　　入粟拜爵汉文帝时政论家晁错提出的一项利用粮食换取爵位的制度。自汉初至文帝时期，汉朝的经济有了恢复和发展，出现商人普遍比较富裕，农民普遍比较贫困的情况，与汉高祖时重农抑商政策已然不否，针对这种情况，晁错提出了“入粟拜爵”政策，为汉文帝接纳，并于前元十二年颁布实施。实施以后，国家因此国库充盈，从而减轻了对农民的赋税，降低了农民的负担；商人因此用粮食换得了爵位，提高了自身的社会地位；农民也因商人需要购买粮食换取爵位，从而使粮价得到了增长，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

　　汉初的赋税制度，大致为田租、算赋及口赋、更赋。田租，即土地税，汉初规定，田租为十五税一，后改为三十税一；算赋、口赋是人头税，汉朝规定，成年男女每年需要交纳120钱给国家，是为一算，故称算赋，儿童每年也要交纳20钱给国家，称口赋；更赋分为践更和过更，主要是徭役和兵役的代役税。汉朝规定成年男子每年需要在本郡县服役一个月，若不服役，则需要交纳2000钱，称为践更；另外，每年还需要守边三日，若不服役，则需要交纳三百钱。总体而言，汉代的田租比较低，人头税和代役税比较重，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1）加强皇权，削弱相权，建立中朝制度。汉武帝时期为了加强皇权，设立了中朝制度，即选拔低级官吏，加侍中、给事中、中常侍等头衔，与尚书、大将军共同组成决策军国大事的决策机构，即中朝，也称内朝；而原来由三公九卿组成的朝廷则成为执行一般政务的执行机构，称为外朝。内外朝的划分大大加强了皇帝的权力。

　　（2）加强中央集权，削弱王国权力，颁布推行推恩令、左官律、附益法，并通过酎金夺侯，削夺侯爵。

　　推恩令汉武帝时期，主父偃提出的旨在通过将王国土地进一步分封给王国庶子，以削弱王国力量的法令。推恩令规定，除了嫡长子可以继承王位外，其余庶子还可以分得一块土地，成为列侯。汉代规定，侯国与县相等。而诸侯国通过进一步分封后，与郡无异了。从而王国力量被大大削弱，中央集权得到了加强。

　　左官律和附益法汉武帝时期，规定王国官员为“左官”，地位低于中央官，并且不能到中央任职，从而限制了诸侯网罗人才。附益法，即规定诸侯不得与地方官结交。通过左官律和附益法，诸侯仅得衣食租税，较远支脉，与一般富室无异。

　　汉武帝时期，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官方指导思想，为此汉武帝兴办太学，选拔官吏子弟入太学学习，学习优秀者，可以授予官职。

　　察举制汉武帝时期的官吏选拔制度。汉朝初期的官吏来源主要是功臣和通过任子、赀选进入政府的。任子，即两千石官，为官三年，可以推荐子弟一人入朝为官；赀选，即家资达到一定的程度，即可以通过向国家缴纳一定的资财，以获取官位。任子和赀选很难获得真正的人才。因此汉武帝于元光元年下令，郡国每年推举孝廉各一人入朝为官。察举制建立之初，确实起到了选拔人才的作用。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察举制逐渐演变为一种门生故吏制度，推举者和被推举者之间形成了一种报恩的关系，很难再起到选拔人才的作用，至东汉末年，此制因为战乱和自身弊病逐渐废弛。

　　（1）改革币制，收缴地方的铸币权，由国家统一制造五铢钱，颁行于天下。汉朝初年，地方郡国拥有铸币权，从而导致货币制度的不统一，不利于经济发展和中央集权的加强，因此汉武帝下令收缴地方铸币权，将各地钱币运往长安，予以销毁。同时令上林三官（钟官、技巧、辨铜）铸造五铢钱，因由三官制造，又称“上林三官钱”。五铢钱质地较好，私铸无利可图，从而达到了统一货币的目的。五铢钱铸造后，通行于全国，自汉武帝至隋朝，通行七百余年。

　　（2）盐铁官营汉武帝接受了东郭咸阳和孔仅的建议，将盐铁业收归国有，由国家统一经营，具体做法就是在中央设立大农丞，地方设盐官、铁官。地方盐铁官吏主要由熟悉盐铁业务的商人担任。通过盐铁官营，汉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大增加了。然而盐铁官营形成了国家垄断，导致了盐价上涨，铁具质量下降等问题，给人民生活、生产带来了不便，对生产力发展构成了一定的危害。

　　（3）颁布实施均输法。所谓均输，即由国家统一征购，运输货物。汉武帝时，由大农令在各地设均输官，将应该运输到长安的货物，运输到异地出售，再在异地购买货物，于他地出售。通过均输法的实施，汉政府财政收入得到了增长，同时也打击了大商人的垄断行为。

　　（4）颁布实施平准法。所谓平准，即由国家平抑物价。汉武帝时，大农令在中央设平准官，按照长安的物价，将各地运输到长安的物品，贵则卖之，贱则买之，从而稳定了长安的物价。同时也打击了大商人囤积居奇的行为。

　　（5）征收财产税，即算缗。汉武帝时期，根据手工业者、商人和高利贷者的财产，征收财产税，如有隐瞒不报或具报不实者，即罚没财产，并处以戍边一年，是为算缗。与算缗相关的是告缗，即举报财产隐瞒不报或具报不实的行为，一经查实，被举报者即被罚没财产，而举报者可以获得被举报者财产的一半。

　　汉武帝时期，汉初黄老无为思想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良人董仲舒向汉武帝进献了《天人三策》，主要包括三个内容：第一，天人感应说，通过此说，证明了皇帝权位的合法性，乃是君权神授，有利于加强皇权。同时，对警戒皇帝勤政爱民也有一定作用；第二，封建道德体系：三纲五常，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构成了封建国家的道德体系，为历朝历代所遵从；第三，大一统思想，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与汉武帝推行的一系列削夺地方诸侯权力的措施相印证。

　　除此之外，汉武帝还采纳了董仲舒提出的“引经决狱”说，即按照春秋大义，处理刑案。总体来说，汉武帝后，汉朝的治国思想，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特点，同时又内在体现出以法治国的特征，即所谓“外儒内法”的治国思想。

　　汉武帝时期，主要建立了三支军队，即羽林骑、期门军和八校尉，其中八校尉是我国募兵制之始。由于汉朝国力大增，已经具备了对匈奴全面作战的能力，因此汉武帝令卫青和霍去病，先后对匈奴展开了三次大规模，前后达十余年的汉匈战争，基本肃清了匈奴对汉王朝的威胁。

　　汉武帝晚年时，因为其对外发动战争过度，造成民力损耗过甚，导致农民起义四起。汉武帝为了平息叛乱，颁布沉命法，规定太守以下官吏对辖区内农民起义不能及时者处死。面对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汉武帝曾下轮台罪己诏罪己，及时改变了一些施政纲领，收到了良好效果。

　　第二，实施五均赊贷六筦。五均，即在洛阳、成都、临淄、邯郸、宛五座大城市，设立均官，负责征收工商税，控制市场物价；赊贷，即允许贫苦农民可以在祭祀、婚丧时向国家贷款，从事工商业者也可以向国家贷款，利率十分之一。五均、赊贷和政府垄断盐铁、酒、铸币和收取山泽税，称为六筦。

　　评价：王莽新政中最重要的制度便是“王田”“私属”制度改革，应该说王莽是看到了当时社会矛盾的症结所在，相较与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他的思想有其进步性。然而，王莽的改革理想化成分较高。首先，他规定王田公有，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是不可能得到实施的，此举触犯了大地主大贵族的利益，必然引起他们的反对，从而不利于新政的推广；其次，其改革币制和官制，有着浓厚的复古主义情绪，破坏了汉武帝时建立起的统一币制，影响了商品交流和经济发展；其少数民族政策，则破坏了自汉武帝以来建立起的友好的民族关系。这些原因的综合作用，导致了王莽新政的必然失败。

　　（2）加强尚书台的权力。尚书台，原为皇帝的秘书机构。汉光武帝时，加强了尚书台的权力。尚书台设有尚书令一人，尚书仆射一人，为尚书台正副长官。下设六曹尚书。尚书台专责辅佐皇帝处理国家大事。而原来的三公丞相、御史大夫、太尉也分别该给大司徒、大司空、大司马，不再掌握实权，故有“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之说。而九卿的事务也多为尚书所分割。

　　御史台汉光武帝时，御史台原长官御史大夫改为大司空，主管工程，其实际长官为御史中丞。下设治书侍御史二人，负责解释法律条文；另设侍御史十五人，负责接收百官奏事，监督百官。

　　司隶校尉司隶校尉始于汉武帝时期，至汉成帝时废除，汉光武帝时又重新设立，其既是地方官，又是京官，主要负责监督除了三公外的文武百官和统领本州事务。其下设从事史十二人。在朝见皇帝时，位列九卿之上，与尚书令、御史中丞专而坐，号为三独坐。

　　刺史刺史制度始建于汉武帝时，汉武帝为了加强地方监察，将全国划为十三个州，每州设刺史一名，无固定治所。每年八月，州刺史巡行所部郡国，以六条问事，可以监察州郡长官和王国相，也可以监察诸侯王，年底奏报于皇帝。刺史职位较低，但巡行时代表中央。汉光武帝时发展了刺史制度，除了司隶校尉统领的弘农七郡、右扶风、左冯翊外，全国被划为十二个州，每州设刺史一名，与汉武帝时不同，东汉刺史拥有自己的治所，另外东汉刺史监察州郡，遇事可以直接奏报于皇帝，不需要经过三公。由于汉光武帝时，刺史有了自己的治所，遂逐渐演变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

　　军事：合并县，削减官吏，废除郡国都尉官和都试制度，增强中央军的力量，地方上主要建设黎阳营和雍营两支军队。

　　经济：（1）释放奴婢，刘秀曾先后六次颁布释放奴婢的诏令，为生产力发展提供了劳动力，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

　　清议东汉末年，宦官专权，影响了士子的仕进之路，于是士子与朝廷官吏结合，形成一股庞大的士大夫势力，其代表人物有司隶校尉李膺、尚书令王畅、太尉陈蕃和名士郭泰，他们评议政治，议论时事，在当时确实起到了激浊扬清的作用，即所谓清议。

　　代田法这是由汉武帝时搜粟都尉赵过发明的轮耕式耕作方法。即先将农田挖成深广各一尺的圳，再在圳两旁堆成高广各一尺的垄。圳垄交相更替种植，以恢复肥力。代田法首先在关中一代推广，亩产提高一斛到两斛，后来推广到全国。

　　区田法这是记载在汉朝的农业专著《氾胜之书》上的一种农业耕作方法，主要是山岭阪坡地区和城郊狭窄地区实施，因地制宜，集中施肥，灌溉方便，产量很高，是一种较为科学的农业技术。

　　度田西汉末年，农民起义四起，大量的土地成为无主之地，被农民所占有，政府所控制的户口数大为减少，同时，很多地主也大量隐匿户口和田地，以躲避赋役。为了统计户口，扩大政府财政收入。汉光武帝下令度田，即由政府丈量土地，清查户口。度田令下达后，即遭到豪强地主的，他们勾结地方官吏，瞒报户口土地，造成度田不实。汉光武帝大怒，下令斩杀了十几个郡守，然而此举非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引起豪强地主（大姓兵长）更为激烈的地址，他们武装对抗政府，农民也加入了反抗斗争中。汉光武帝为了平息叛乱，与大姓兵长们达成了妥协，下令停止度田，度田宣告失败。东汉时期的田庄经济就此发展了起来。

　　门阀东汉时期，一些世居高位的家族在社会生活中有重要影响，其代表人物往往是拥有大量土地的大地主，同时又是士大夫的领袖，门生故吏遍布天下。所谓门阀大族，就是在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表现出这种特殊地位的阶层，其在本州、本郡的势力更表现出垄断性质。

　　随着战国时期“世卿世禄”制的衰落，以推荐方法选官开始盛行。汉高祖、汉文帝时期等都曾通过察举贤良的方式选官。

　　至汉武帝时期，由于汉朝官吏多出于任子和赀选，不利于选拔优秀人才。汉武帝遂根据董仲舒的建议，实施察举制，即规定郡国岁举孝廉各一人。孝廉科成为汉代察举最重要的科目。除此之外，汉代的特科还有文学、方正、廉吏等科。

　　孝廉举至中央后，并不立即授以实职，而是先入郎署为郎官，承担宫廷宿卫，然后经选拔，入地方任职或留中央任官。西汉后期，改革察举制，按照人口比例察举孝廉，并对孝廉年龄有了规定。

　　西汉至东汉初，察举严格，确实起到了选拔人才之效。但是东汉以后，政治腐败，察举制常有察举不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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