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河官方官网比较是一种经典的历史研究方法。当今全球史的蓬勃开展，使得文明、地区之间的比较研究迎来新的热潮。比较研究的视野，既可以运用在历史研究中，也可以用来考察历史写作与编纂的异同。以往的比较史学研究，大多以中西史学交流中的史家与史著为研究对象。不过，史学史研究不应仅限于此，而应具有更广阔和多样的可能性。无论是材料、问题抑或方法，实有革新之必要，世界各地的历史书写中蕴藏着更多值得探讨的问题。

　　有鉴于此，上海大学历史学系世界史学科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外国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室，于2023年6月27日在上海举办了主题为“比较视野下的史学史研究：材料、问题与方法”的圆桌会议。本次会议邀请了从事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资深学者作为主讲嘉宾，包括美国罗文大学王晴佳教授、上海师范大学陈恒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吴英研究员、复旦大学吴晓群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旭鹏研究员与北京大学李隆国副教授，并邀请了上海外国语大学杨力、广西师范大学林漫、中国社会科学院张一博、上海大学屠含章等青年学者作为与谈人。上海大学吴浩教授主持此次会议，张勇安教授致欢迎辞。

　　从国际史学发展的潮流来看，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与常规史学研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方面，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海登·怀特、安克斯密特倡导的后现代主义潮流之下，史学理论研究进一步深化。另一方面，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研究与常规史学研究之间逐渐产生了疏离。

　　我想从自己从事史学史研究的体会出发，提出“内外结合、博约相济”这八个字。

　　所谓“内外结合”，指的是史学史研究要结合内史与外史。关于内史的路径，史学史研究的发展历经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文献整理。史学史研究意在为历史学界服务。我们在考察、观察、分析、提炼史学某一专业或是整体史学界的发展潮流，从而为历史学界从业者提供一点帮助。该部分的文献整理主要针对历史学家著作的版本及其流传，如“史学要籍介绍”与“史学名著评价”。第二阶段，分析史学研究的趋向、特点及其未来发展。该阶段与第一阶段平行发展，两者之间有所交叉。从西方史学发展的传统来说，以下两个例子可以辅以佐证。一是匈牙利的乔治·古斯塔夫·策而菲（George Gustavus Zerffi）。他在明治初年受日本修史馆资助写作西方史学概况，即《历史科学》（Science of History），该书基本以要籍、重要人物的介绍为主，其内容贯穿古希腊罗马直到当代，最后提及德意志史学在1870~1880年代已经赶上了其他欧洲国家，而正是这一契机使得修史馆决定邀请路德维希·里斯到访日本。另一由汤普森（J. W. Thompson）编写的《历史著作史》（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也是以历史学家生平、历史著作的介绍为主。而古奇的《十九世纪的史学与史家》则进一步详略得当地分析历史学家及其著作。上述著作也说明第二阶段往趋向分析的角度努力。第三阶段，着重总结史学观念及其发展。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的《辉格历史观》（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于1931年出版。他认为英国的历史学传统受到了辉格派的影响，以此贯穿来谈英国史学的发展。该著作整理了一些史学及其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此书出版后影响深远，同时也引起了一些争议。无独有偶，格奥尔格·伊格尔斯（Georg G. Iggers）的《德意志的历史观》（The German Conception of History，又译《德国的历史观》）采取相似的路径，将德意志历史主义的发展、特点及其重要人物分章节讨论。因此这本书不是围绕史家和史著进行探讨，不是按照文献整理介绍的“我注六经”的原则开展，而是“六经注我”。所以说，内在理路的路径在上世纪70年代取得了很大突破，思想史与史学史的内在关联与内在理路之间的关系表现得较为突出。

　　接下来，我开始谈“内外结合”的“外”。史学史研究中的外史路径，表现为用社会学的方法来做史学研究，尤其关注史学的发展与外部历史的发展融合互动的过程。上世纪70年代社会史蓬勃发展，伊格尔斯出版于1975年的《欧洲史学新方向》（New Directions in European Historiography）能够印证上述这一特点。而这在伊格尔斯先生、苏普里娅·穆赫吉（Supriya Mukherjee）与我本人合著的《全球史学史》（A Global History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中则更为明显，其中第四章的内容即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史学写作。伺候，我在《台湾史学史》以及后续的研究中做了进一步的探索，讨论史学观念和思想的变化与社会活动之间的关联。我认为，历史教科书是思想观念下沉的重要渠道，因此通过许多历史教科书的材料着手探究这一问题。

　　总之，“内外结合”代表着当前史学研究的新方向，这一方向值得进一步探讨。不过，我们不能将历史学只看作是历史的造物，二者之间并非完全一致。这并非是质疑内外结合的方法，而是给我们一方天地以进一步探讨历史与历史学之间的复杂关系。

　　关于“博约相济”，我认为，历史学从业者开展通史或专史研究与其天性、爱好有关。从史学史的角度来看，一方面可以从“约”这一视角出发，以史家为单位来开展研究；另一方面也可以从“博”这一视角出发，在阅读大量历史资料后对处于特定时代背景的史学发展加以概括。现有研究中新出现的情感转向、数字转向更需要高度概括与理论分析的能力。同时，这两条路也有相通之处。“博约相济”是史学史研究重要的知识储备与必要的学术训练。比如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A. Beard）的《美国宪法的经济观》（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侯格睿（Grant Hardy）的《青铜与竹简的世界：司马迁对历史的征服》（Worlds of Bronze and Bamboo: Sima Qian’s Conquest of History）、施耐德( Laurence A. Schneider)的《顾颉刚与中国新史学》（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Nationalism and the Quest for Alternative Traditions）等著作，都体现了“博约相济”的写法。

　　我想从中外工具书中“史学史”词条收录的情况谈起。有意思的是，外国的百科全书或词典较少收录“史学史”词条，而中国的工具书（如《辞海》）不仅收录了“历史”“史学”，还专设“史学史”词条。举例而言，《大英百科全书》（第15版）是这么定义“历史学”的：“历史学（historiography），是指历史的写作，特别是基于对资料来源的批判性审查，从这些资料来源的真实材料中选择特定的细节，并将这些细节综合成经得起批判性审查的叙述。历史学一词也指历史写作的理论和历史。”《辞海》中则将“史学史”定义为“研究和阐述历史学本身发展过程和规律的学科。历史学的重要相关学科。一般包括史学思想、历史编纂、史学方法及史料运用等内容。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主要任务在于：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和评价古今历史著作，探索历史学家的思想源流与派别，并考察历史知识积累的过程和历史编纂方法的演变等。该学科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世界史学史、国别史学史、断代史学史等。”因此，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史学史研究的内容，打开了我们认知人类智识的一个重要窗口。

　　但是，我接下来要提一系列问题：史学职业化之后遮蔽了人类知识的哪些领域？为什么历史研究越来越细碎化？越来越缺少宏大叙事？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如果将十九世纪定为史学职业化时期，我们会发现，在该时期前后的史学存在很大的差异。那么，这些差异产生的原因是什么？任何领域的研究都离不开本体论、方法论、认识论，这三者的变化都使知识形态发生变化，并影响人们的研究方向。我在这里主要谈三个方面的感受：时间的重塑、空间的拓展与认识的提升，这三个方面影响着史学研究，决定史学史的内涵。

　　第一，为什么历史学家运用的有关时间的概念工具主要借鉴自其他学科，而未能掌握足够的主动权？比如，古代史研究中“东方化”的概念最早是由考古学家、艺术史家创造，“东方化时代”的概念由政治家创造，“小冰河”概念最早由美国的一位地质学家提出。

　　第二，关于“区域国别”这一热词，我也有疑问。“区域”与“国别”的性质不同，并非对等的概念。如今欧美为代表的区域研究已经进入了最高阶段，将整个地球、人类作为整体来考虑，而处于起步阶段的我们应该如何做？不能总是处于补课时期、追赶阶段吧？

　　第三，“局促的历史学与拘谨的历史学家”。我们常常说，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作为知识史的史学史，作为学术史的史学史，这说明史学史研究遇到了瓶颈，传统的“史家＋作品”的路径已经不适合这个时代了。那么，史学史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史学史的边界在哪里，究竟有没有边界？史学史研究者如何进行突破？

　　在我看来，我们的历史学家太拘谨了。比如作为科学史家的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1884-1956），作为艺术史家的欧文·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1892-1968）、恩斯特·贡布里希（Ernst Gombrich，1909-2003），作为宗教史家的克里斯托弗·道森（Christopher Dawson，1889-1970），作为社会学家的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1929-2008）、诺伯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1897-1990），作为城市学家的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1895-1990），作为哲学史家的爱德华·策勒（Eduard Zeller，1814-1908）、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作为文学史家的雷纳·韦勒克（Rene Wellek，1903-1995），作为建筑史家的希格弗莱德·吉迪恩（Sigfried Giedion，1888-1968）……在全世界销量高达2500万册的《时间简史》作者霍金可以作为历史学家去理解吗……他们都是档案的挖掘者，往昔的解释者，传统的创造者，文化的传播者，难道他们就不是历史学家吗？如果不是，他们在各自的专门领域里（最正宗的“史学”）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是专业历史学家能企及的吗？如果是，他们为什么被历史学家所忽略？换一句线世纪以来的史学职业化遮蔽了历史学的哪些领域？让历史学家越来越画地为牢、固步自封的原因是什么？黑格尔说：“每一种哲学……都属于它自己的时代……。〔过去的哲学〕并没有回答我们的问题”。这句话也适合史学史研究，是我们的研究脱离了现实，脱离了社会吗？我们如何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与要求？

　　因此，我们需要反思史学史的内涵、边界与路径。传统势力犹如铁幕牢不可破，教科书对历史学家的定义又过于狭隘，我们如何反思，如何再建构？虽然历史学家在探索、创新，在不断拓展研究领域，并由此催生了新文化史、城市史、妇女史、性别史、情感史、物质史等等。但这些领域终究受制于建制化的桎梏，传统以外的历史学依然未能被广泛接纳。这一现象的出现有诸多原因，我们如何分析这些原因？如今，语言转向、性别转向、生态转向、城市转向、区域转向纷纷出现，其本质在于去民族化、去国家化，我们又该如何去应对呢？对此，我个人认为，我们既要弱化他者中心，同时也要弱化自我中心。如果能够做到这两点，我相信中国学术的面貌，包括中国的外国史研究，能够焕然一新。

　　首先，我想就国内西方史学史研究的现状发表一点自己的看法。由于新老交替等原因，传统的研究重镇未能做大做强，而是在萎缩；而新的希望发展西方史学史学科的学校又需要一段时间的积淀。而且，国内的西方史学史研究与中国史学史研究在研究目标上存在差异。中国史学史研究有其自身的合理性，即由本国人书写自己史学的发展史；西方史学史研究有所不同，它重在发挥借鉴作用，目的在于为国内历史学的发展提供借鉴，因而相比中国史学史研究，它具有较强的问题意识。自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史学史研究一直受到史学界的广泛关注，那是因为国内史学界需要了解西方史学的发展和新出现的流派方法，并从中寻找灵感。但经过40年的发展，中国史学有了更多的自主性，与此同时，西方史学近一二十年以来出现的创新不足的状况。两相结合，国内学界对西方史学史研究的关注度在下降，由此导致西方史学史处于一个低谷期，出现了学者流失的情况，梯队建设堪忧。

　　其次，每一个学科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后，都需要对该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进行反思。前面王晴佳教授提出我们应该如何与西方史学开展交流对话以发展自身，陈恒教授提出史学史研究的边界究竟在何处，这些实际上就是对西方史学史学科的发展做出反思。一般认为，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从耿淡如先生在1961年10月发表的《什么是史学史？》（《学术月刊》1961年第10期）一文开始，到现在已经有60余年的发展，那么这60余年的发展取得了什么成就，有哪些经验和教训，下一步我们应该如何发展西方史学史学科？我希望此次会议能够作为一个起点，我们召开系列会议、发表系列文章，来对西方史学史的发展进行回顾和前瞻。在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已经开始了这样的反思研究。比如2012年《史学月刊》第8期发表的几篇笔谈文章，其中一些学者提出了非常深刻、甚至尖锐的观点。像有学者就指出，中国史学史研究目前进入了量的积累阶段，需要有新的理论与方法创新，否则无法实现质的发展。从目前的西方史学史研究看，在问题意识、比较研究、理论思考等方面亟需进一步加强。我们需要对西方史学史的现状进行反思性研究，从而为新的再出发做好准备。

　　再次，就中西史学史研究出现困境的原因，我认为，主要是由于史学史的发展同史学理论的发展两者之间出现了脱节。老一辈的学者朱本源先生曾提出，没有历史方法论的史学史是盲目的，没有史学史的历史方法论是空洞的。也就是说，“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是联系紧密的学科，均以历史学的发展为研究对象，不同之处在于，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别从‘论’与‘史’的角度解读历史学的发展。”尽管目前学界对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关系仍存在争议，但更多的从事史学史研究的学者认识到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之间的紧密联系。像吴晓群教授倡导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研究，意在要提高史学史的解释能力，打破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的壁垒。我认为，史学史与史学理论作为历史学的二级学科，它们是命运共同体，合则两利，分则两害。

　　最后，我想谈一点自己关于史学史学科未来发展的构想。我认为，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构建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史学科体系是未来史学史发展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构建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史学科，这是耿淡如先生在他那篇标志着西方史学史诞生的文章中提出的倡议，我觉得这个倡议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多优秀的成果，像侯外庐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是学界公认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解释中国思想发展及其规律的代表性著作。对这些优秀成果做出深入研究，提炼其中的观点和方法，扬弃其中的不足之处，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学科提供经验和借鉴，是未来一个时期史学史研究工作者应该做的工作。

　　首先，我想简单回应一下王晴佳教授提出的“如何反思史学史研究的新变化”这个问题。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它发展至今该如何进一步往前推进，我对此有一些思考。回顾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以复旦大学为例，我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耿淡如先生所开启的“作为学科史的史学史”研究，这是一个起步阶段，也就是王晴佳教授提及的文献整理和翻译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张广智教授所践行的“作为文化史的史学史”研究，上世纪80、90年代中国正处于文化热时期，张广智教授提出史学是文化中的文化，注重从整个文化背景上考察史学史。如今正处于一个思想激烈碰撞的时代，为了提升史学史研究的解释能力与批判功能，我提出“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希望研究者既关注历史过程的维度还要重点考察历史过程中所生成的思想的维度，以此来承接21世纪以来的各种思想挑战，从而为传统的史学史研究带来某种突破和创新。

　　接下来进入我今天想要讨论的主题：“两种历史理性与书写方式：以希罗多德与司马迁为讨论中心”。此处所说的历史理性，是指希罗多德和司马迁这两位史家在其历史著述中，通过对人类过往经验的考察、探究事物之所以然时所表现出来的自觉意识。之所以可以比较两者的原因，是因为两人虽不处于同一时代，但分别都被认为是西方史学与中国史学的开创者，而且深刻影响了史学的后续发展，更为关键的是，二人的历史著述也代表了东西方不同的历史理性和书写方式，将他们放置于一起进行讨论，不仅有助于理解东西方不同的著史传统和问题意识，也可由此思考其背后不同的思维方式与文明路径。

　　第一，从材料来说，历史学家选用和组织材料的方式，一方面反映其思想观念，另一方面也是在向读者推荐某种阅读策略，并展示其历史思维形成的逻辑路线。

　　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希罗多德采用的绝大多数材料是口述材料，属于记忆史学。他们使用材料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各自对历史不同的理解维度。希罗多德是一种以眼见耳闻为主的探究方式，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目击证人的切身感受。这种方法有助于记载的真实性与一手材料的运用，但是这也导致史家的眼光没有办法触及到更古老的时代和更遥远的地方，其写作的内容就主要是当代与当地的历史。而司马迁则列出了其使用的80余种文献，其中还未包括数量庞杂的回忆录、碑刻等材料，可以说，他的著史方式属于文献史学的范畴。则相较于希罗多德，虽然以司马迁为代表的中国史家也认同，对于历史事件最好辅以目击证人的证词，但相信对于事件的认识并不只是凭事件本身就能够真正认识到位的，还需要对多种文献材料进行梳理与考辨。古代东西方史家在材料使用上的不同，代表着各自历史理性产生依据的差别。

　　第二，方法层面，我想引入“多重叙事”（multiple narratives）这一概念。“多重叙事”是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在后叙事戏剧中常见的手法，也就是从单一的叙述者转变为多声部的叙述。《史记》分本纪、世家、列传、表、书五个交叉重叠的部分，这种撰史的方式被认为是一种典型的“多重叙事”。因为司马迁会从不同视角论述同一人物或事件，并承认史家与证据具有局限性，需要通过多重叙事予以解释。希罗多德在撰史过程中，不仅提及其亲身的直接观察，还大量引用处在不同层级、不同身份、不同种族的人的话语，这同样也可视为是一种多重叙事。而且，希罗多德还以插话的方式补充并兼及与人物和事件有关的内容，其中也没有完全按照时间上的先后顺序，而是根据与人物、事件相关联的共性进行排布。

　　总体来说，二者都试图以片断式的叙述、多重的表达以及容许困惑的策略进行叙事。这一方面能激发读者的好奇心，另一方面也是在邀请读者参与到历史解释的过程当中。不过，虽有此形式上的相似，但他们二人背后的问题意识以及由此而来的着力点却是不同的。概括来说，希罗多德开创的是西方关注共时性世界史的叙事模式，或者也可将其称之为“普遍史之前史”。司马迁开启的则是变中有常、常中有变的中国史学中的通史传统及其精神。

　　第三，问题意识与史学关怀。希罗多德探究人类的业绩与发生纷争的原因，其认知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其亲自观察和理性判断，因此开启了西方真正意义上的历史书写。而司马迁想要追求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不仅仅是一种个人雄心的表现，也是对历史理性精神的表达和诉求，同时还意味着他走出了只是追溯往事而求取直接经验教训的局限。

　　学界普遍认为，西方普遍史的始于波利比乌斯的《通史》，而且他所处的时代与司马迁的时代也更为接近。但我之前说了，从东西方史学的开创性贡献来看，我依然认为希罗多德与司马迁之间更具可比性。

　　希罗多德笔下的《历史》虽然不能称之为普遍史，但通常被认为是一部具有世界史意义的作品，其叙事内容广博、涉猎广泛。他在广阔的历史空间上铺展他所知且认为值得叙述的整个世界的历史，但他在时间上未能建立其连续性的时间概念。因此，历史横向空间上的联系与变动，并没有导致历史在纵向上的变化。换言之，希罗多德及后续的希腊罗马史家主要都是以当时人的精神描绘当时人所处的世界。相比较而言，中国的历史记载不仅内容丰富，而且是古今相连的。换言之，中国的通史精神是在讨论当代事件时不断地反省历史，将古今事件联系在一起，考察其中的变中之常与常中之变。刘家和先生认为，“如果推展而言，这也是中国文明发展的连续性与统一性相互作用的一种在精神上的反应。”

　　总之，希罗多德与司马迁作为东西方两大史学体系的开创者，他们各自不仅奠定了两种历史理性的范式，而且反映了各自文明的高度与特征。因此，对两者及其历史著述的比较，就不仅是要揭示他们具体的相似性和差异性，更是要通过梳理其不同的历史理性来透视他们背后的思想与文化路径，从而加深对于两个古代文明及其后续发展的理解。

　　我想通过全球史发展的个案来讨论一下史学史的比较研究问题。全球史从上世纪末到到现在，已经有了二十多年的发展。全球史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最近十多年来是一个阶段，之前是一个阶段。早期全球史可以称之为全球史的1.0版本，主要关注历史发展中的宏大结构和统一叙事。最近十多年来，全球史的发展遇到了瓶颈，但它也作出了一些突破，我们可以将之称作全球史的2.0版本。在这一阶段，全球史主要有两个明显的变化。其一是民族国家历史的全球化（globalizing national history），其二是全球史的地方化（provincializing global history）。我想先谈一下这两个变化，然后就全球史（global history）与民族国家历史（national history）的关系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全球史兴起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对民族国家历史的挑战，不仅需要超越民族国家历史的空间界限，还需要打破民族国家历史的叙事框架。因此，全球史在兴起之初就希望将民族国家历史全球化。

　　民族国家历史的全球化最早出现在美国史学界，表现为跨国史研究兴起，即将美国历史放至跨国也就是语境中进行研究。1999年，大卫·泰伦（David Thelen）在《美国史杂志》（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上发表文章，倡导以跨国史的视野来看美国国家的历史，否定美国例外论。其后，托马斯·本德尔（Thomas Bender）延续了这一研究思路，将美国历史与欧洲历史、大西洋历史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本德尔在2006年出版的《万国之邦》（A Nation among Nations: Americas Place in World History）中，就从跨国史的角度对作为民族国家历史的美国史进行了解构。此外，伊安·蒂勒尔（Ian Tyrrell）的《跨国民族：1789年以来的全球视野中的美国史》（Transnational Nation: United States History in Global Perspective since 1789，2007年出版，2015年再版）也是典型的将民族国家历史全球化的案例。

　　当前，民族国家历史的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史学现象。它一方面强调了民族国家历史的建构离不开全球性的因素，但另一方面，它也强调了对民族国家历史的解构。比如，2017年法国历史学家帕特里克·布琼（Patrick Boucheron）主编的《法兰西世界史》（Histoire mondiale de la France）就不再以构筑法国民族认同历史事件为主为主，而是将法国历史置于殖民地世界和大西洋世界加以考察，具有极强的解构意味。也在2017年，意大利也出现了一本类似的《意大利世界史》（Storia mondiale dellItalia）。在这之后，2022年与2023年也出现了将苏格兰历史与德国历史全球化的著作。当然，这种趋势也出现在中国史研究领域，比如将中国历史置于内亚或欧亚大陆的背景中加以研究。葛兆光提倡的“从周边看中国”，同样可以视作将中国历史全球化的例子。

　　正如我刚才提到的，全球史的发展在近十年来也面临着诸多困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过于强调统一性力量从中心向外围的传播，而忽略了地方差异。第二，对“网络”（network）的滥用。第三，全球史在某种意义上是英美学界的产物，因而被认为体现了英语世界的学术霸权。所以，其他国家希望能够书写不同于英美学界的全球史。为了应对这些困境，全球史近年来也大致出现了三种转向，分别是从物转向人、由宏观转向微观、从全球转向地方。接下来，我将重点谈一下全球史的第三个转向，亦即全球史的地方化。

　　最后，我想就全球史和民族国家历史的关系谈一些自己的看法。第一，我认为两者不是对立的关系，全球史的目的不是要超越民族国家历史。相反，两者之间是互相完善的关系。对于全球史来说，接受不同的地方视角能让全球史体现出多样性和丰富性。而对于民族国家历史来说，全球史有助于打破以往的关于民族国家历史形成的单一叙事，使民族国家的历史更能适应时代的需求。第二，民族国家的历史依然强势，民族国家依然是历史叙事的主要框架。第三，我认为民族国家历史需要发生变化。这里，我尝试提出“复线的民族史”的概念。“复线的民族史”希望能够听到在传统的民族国家宏大叙事中被忽视的族群的声音，比如处于边疆的族群、少数族裔，或者可以被称作“庶民”（subaltern）的群体。“复线的民族史”更能适应全球史语境下对民族或民族国家的理解。

　　我们知道，在历史研究中，比较是无处不在的。就像我们最为推崇的考据方法，也是比较不同的史料、不同的证据。在做完考证之后，我们需要得出结论，这时候要明古今之变，也就是做纵向的比较。当我们以不同的地域作为参照，那就是做横向的比较。最终我们得出结论和观点的时候，我们实际上要创新。这就需要跟同行、跟前辈的研究进行比较。

　　在西方史学史中，不同的时代似乎有一些主流的比较单元，或者说流行的比较单元。

　　古典史家比较青睐的比较单元是政体。根据他们的理论有三种政体、六种模式。民主、贵族与王政。其标准依据的是统治者的人数。每个政体依据它是否依法统治又可以分为两种。依法统治的是民主政体，非法的就是暴民政体。贵族对应寡头，王政对应僭主。使用的标准是量化标准，尽管如此，古典史家最赞美的制度还是混合政体，三种要素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我这里使用的是一个长中世纪的概念，中古史学延续到18世纪，流行信仰比较。一神与多神、基督与其他一神之间，比较的标准主要为信仰是否虔诚。这是在理论上，实际操作中，史家其实也需要进行量化处理，衡量各种历史人物对教会的捐献情况，捐献多则为虔诚。这一标准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一种理想，在私人财产与公益之间寻求平衡。

　　18世纪之后是启蒙运动时期。西方史学逐步走出神圣，从世俗的角度重新看待历史。在上帝之外，史家重新理解历史的普遍性。他们找到的就是理性，据此对各种习俗进行比较，旨在发现人类历史如何从野蛮走向文明。

　　随后一个阶段是我们大家熟悉的民族国家时期，以工业革命以及现代为显著特色。

　　这个时期重大的进步，就是对人类社会有了一整套的概念、术语和分析方法。其中，“阶级”是一个流行概念，借助于它史家得以突破帝王将相或者英雄人物对史家思维的限制。不过，这一时期的史学比较不同民族和国家，也有一个非常大的缺陷，那就是以特定的国家作为模板，形成了非常顽固的中心论，包括我们今天说的“西方中心论”。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史家试图超越民族国家史学，文明成为比较流行的比较单元。例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非常强调精神的力量，认为超人能够从精神上创造令人奋发的文化和制度。他选择了二十多个文明，但其实还是把希腊与罗马文明作为样板。而且，归根结底，汤因比的比较是以某种信仰作为底色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专业的比较史学兴起。它的基本特征，就是将社会科学或者其他学科的理论引入到历史研究之中，检验它们能否更好地解释历史。通过运用量化分析，比较特定制度的不同类型和结构，比较史学试图超越民族国家。最热门的话题包括现代化模式、民主制度与专制制度的起源等。

　　最近半个世纪的比较史学，其实很难总结。可能以共同体作为比较的单元比较流行。这个时代最大的特征就是资讯革命、网络时代、日常生活的凸显，普通人的兴起。世界连成一体，使得我们有可能真正地超越制度，来讨论实际的生活。特定空间下的共同体内部趋向于自由平等的交流，凝聚一方水土与一方人物的独特价值。另一方面，通过不同共同体的交往，人类重塑着普世价值，藉此克服历史上流行的各种各样的中心主义。

　　最后要强调两点。一是，这些不同的比较单元大体在不同历史时期流行，但它们并不是彼此替代的关系，而更像不同建筑层的叠加，共同构建起宏大的西方史学大厦。另一点是，共同体是非常多元的。小到乡村、社区，历史学家需要去做深描，做微观研究；但它也可以大到全球，也是我们常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当下，历史学家可以享受到充分的自由，

　　依据自己的兴趣，依据主、客观的条件去选择自己研究的对象，但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那就是如何将宏观与微观巧妙地、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但是，我是充满乐观的。因为在座的各位学者，你们代表了未来，谢谢大家！

　　我本人从事近代中国与日本的妇女性别史研究。妇女性别史研究从起步开始，它的特征即是以问题为导向，具有跨学科的性质。我今天不做中日之间的平行比较，而是围绕日本妇女史研究的特质，同时关注日本的中国妇女史研究，希望对我国妇女性别史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

　　基于多年在该领域的研究，我发现日本妇女史研究存在着几重张力，所谓张力，既包括交流与互动，也存在着矛盾、冲突与对抗。第一重张力是学院派与民间派之间的张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妇女史得到系统发展，女性从法律和制度层面获得了选举权等诸多权利，其得以获得了形式上的解放。而在这一时期，出现了重要的妇女史论著，如马克思主义史家井上清的著作《日本女性史》是里程碑式的著作，也是首部日本妇女的通史著作。在日本战后二三十年间，涌现出了较多妇女史著作，其中有一个较为鲜明的特质，即大部分研究者是在野的民间研究者。因此，妇女史与正统的所谓主流的历史学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具体表现为在野学者或民间学者不满意主流历史学书写，认为其打着客观中立的旗号，不关注妇女与下层民众。而主流史学界则批评日本的妇女史书写过于零碎，缺乏理论深度。直到二三十年前，在日本的高校或者研究机构中，如果只是以妇女史为专业难以求职，需要搭配主流的历史学专业，如妇女史与政治外交史、思想史、经济史等等。而正是在野的民间妇女史学者持续不断地积极参与，日本妇女史研究的积累日益深厚，与学院派史学之间不断融合和碰撞，最终逐步在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当中出现了专职妇女性别史学者。1982年东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日本女性史》妇女史丛书，这也标志着日本妇女史书写的登堂入室。

　　第二重张力是不同国别史之间的张力。日本妇女史的书写一直存在日本本土妇女史、西洋妇女史、中国妇女史研究几大板块，并且板块之间相互影响。其中，日本的中国妇女史研究产生的背景与其寻找现代性道路有密切关联。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妇女解放道路成为了日本妇女史研究者希望了解、学习和效仿的对象。因此，日本的中国妇女史研究与日本的西洋妇女史研究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基于本土关怀，研究者持续地致力于寻找中国妇女解放与西方妇女解放的不同之处，希望探索妇女解放的另一种可能性和未来。其中，日本较为知名的中国妇女史研究团体有1977年成立的中国妇女史研究会，并且出版了《中国女性的100年》等著作。中国妇女史研究团体中的成员来自中国女性文学、中国妇女史、社会学等诸多领域，是一个跨学科的团体，并且大多数属于日本左翼的学者。

　　第三重张力是不同学科之间的张力。这一张力主要指历史学、文学与社会学等不同学科之间的张力，以及理论与经验、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张力。日本妇女史的书写与西方舶来的女性主义理论、女性主义思潮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本土的妇女史学者以一种警惕的心态看待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与思潮，恪守着实证传统，重视事实的挖掘和呈现，抗拒被理论吞噬。而打破这种紧张关系，同时也受到一定质疑的，是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学者参与到女性史的书写中来，这一现象发生于上世纪90年代之后。例如社会主义学者上野千鹤子便是将西方理论和本土经验有效结合的学者之一。上野在90年代出版了有几本较为著名的著作。《父权制与资本主义》是将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运用于日本本土女性经验的较为成功的著作，此外，《近代家庭的成立与终结》考察了日本近代核心家庭的形式以及意识形态的形塑和发展。此外，上野千鹤子等人从性别视角研究战争性暴力，推动了战争史的多元发展。这种将西方理论代入本土妇女史书写的行为，为日本史学界开创了新的面向。

　　我想从多元文化主义对美国妇女史研究的影响、区域-国别史框架下的妇女史研究、妇女史与全球史的结合三方面来谈美国妇女史研究的跨文化视野。

　　首先，从美国国内的政治与社会环境看，很明显能够注意到多元文化主义（身份政治）对整个美国社会舆论界和学术界的影响，而这在妇女史中也有所体现。其最重要的标志是1990年论文集《不平等的姐妹》（Unequal Sisters: A Multicultural Reader in U. S. Womens History）的出版。该文集影响十分广泛，以至于在1994年、2000年与2008年又再版了三次，一共四次。跨越几十年的不断再版，当然有变化，但最核心的部分保持不变，那就是为了要展示少数族裔妇女的声音，体现多元文化主义的政治理念。那么，多元文化主义的妇女史书写是如何能够体现跨文化性的呢？具体而言，美国是典型的移民国家，虽然少数族裔不一定与其母国有直接联系，但是移民社区依然保持着较为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认同。相较于白人妇女史家，少数族裔出身的妇女史家通来讲会对其母国的文化表现出更加浓厚的兴趣，而这一点，便可以挖掘出一定的跨文化性。同时，我们也可以注意到近些年来在国内学界颇受关注的一种史学方法——跨国史。实际上，“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的概念便源自于移民史研究。多元文化主义的妇女史书写也包含跨国史研究，一部分从事跨国史、移民史研究的妇女史家观察到“移民的女性化”（the feminization of migration）的现象，从而拓展了美国妇女史研究的视野。

　　第二，我再简单谈一谈区域-国别史框架下的美国妇女史研究，并简要分析其如何体现跨文化性。二战以后，美国的区域研究（area studies）开始兴起，同时，世界史研究和教学也开始发展起来，因此在区域-国别史的框架之下也慢慢产生了相对应的妇女史研究。在这其中，中国学界相对较为熟悉的，当然还是美国的中国妇女史研究。这是因为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海外中国研究译丛，把很多经典的美国中国妇女史研究作品介绍到中国来，让我们熟悉了高彦颐（Dorothy Ko）、曼素恩（Susan L. Man）、贺萧（Gail Hershatter）、伊佩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等人的研究。我们会发现，虽然这些美国学者从事的是中国妇女史研究，但她们的研究视角和问题意识却与中国本土的妇女史家有明显差异。举个例子，关于贞节牌坊的研究。曼素恩对贞洁牌坊的研究结论对中国学界来说，便具有极强的冲击性。因为在我们的固有认知里，贞节牌坊就是一种封建社会对妇女的压迫，但是曼素恩在其著作中不太关注压迫与否的问题，反而是去强调贞洁牌坊所彰显的一种女性的道德权威，她认为这是独属于女性的一种文化权力。这一解释模式与我国学界自五四以来形成的那一套关于妇女解放的现代化叙事完全不一样，因此也引发了许多争议。对此，我认为应该关心的问题并非是孰对孰错，而是为什么美国的中国妇女史学家会这样看待这一问题？这是我们需要去拷问的一点，同时也是体现跨文化视野的关键所在。我们要考虑到美国妇女史研究本身的情况与特点。在美国本土妇女史研究中，女性的道德权威是一个经典议题。废奴运动中女性的大量参与，明显就是女性道德权威与文化权力的体现，因为如果她们没有树立起足够的道德权威，那又如何能够撼动美国奴隶主的利益呢？所以，通过了解美国本土的妇女史研究，并与美国的中国妇女史研究进行对比，关于贞节牌坊历史解释的中西差异问题，也就不难理解了。美国女性在废奴运动中为自己树立起来的道德权威一点也不亚于贞节牌坊，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妇女史的某些解释模式在不同的分支领域中是流动的，从美国本土妇女史流转到美国的中国妇女史研究领域，从而形成了一种跨文化流转。当然，这种解释模式的跨文化流转是否合适，这又是另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我们不一定要同意她们的解释，但可以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因为这本身也是跨文化视野与比较史学追求的目标。

　　第三，妇女史与全球史的结合。妇女史与全球史的结合并非易事，其中最大的困难就在于在“范围”问题。全球史讲求宏大视野，而古往今来女性受到的社交隔离又是比较多的，这在客观上也决定了妇女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特色——以妇女的社交范围为限度。我们不能断言妇女史的研究范围仅仅局限于家庭史，但是大部分妇女的社交范围可能不会超过其所生活的社区，这就是全球史与妇女史结合困难的原因。尽管存在困难，但也并非完全不能突破。以英帝国史研究为例，近些年来英帝国史研究的发展出现了瓶颈，但是其依靠妇女史与后殖民主义取得了突破。由于妇女历来是消费的主力军，因此英国本土流行的时尚（比如服装样式、材质等），就必定会对殖民地的纺织原料生产（如棉花）产生一定的影响。由此可见，英国妇女以她们的时尚品味影响了英帝国的日常运转。这里我们也可以做一点思维拓展。所谓“帝国”，并不一定要和与政治、军事、权力相关。帝国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通过全球史与妇女史的结合，我们可以去进行更多的想象，从而实现思维的突破。

　　刚才杨老师和林老师都从性别史的角度讨论史学发展，而我做的领域近代早期西方的思想史和史学史，正好是女性主义的批判对象。所以我想先简单谈一谈性别史，再展开我的讨论。

　　近代早期思想史是女性主义批判的一个对象，因为传统思想史研究主要关注白人男性知识精英。但近些年来受性别史影响，这样一个最为传统的领域也开始关注曾经被忽视的女性，比如像18世纪的玛丽·阿斯特尔。从当下视角看，她的思想充满张力。但是如果回到当时的语境，人们会认为她所主张的妇女权益和坚持的保守主义思想完美统一在一起。对于这样一个人的研究，促使我们重新审视近代思想史中的保守与进步之间的二元对立。在史学史中也有类似的研究，我们之前研究史学专业化主要关注男性史家，近些年也有一些学者关注女性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比如Bonnie Smith和Angelika Epple都曾关注女性在近代史学转型中所起的作用。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研究并不单纯是对近代思想史、史学史的一种简单的补充，而是挑战了传统的思想史、史学史背后的叙事结构，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性别史并不单纯是个新的研究领域。也是一种研究视角，有助于让我们去反思这种传统的思想史、史学史叙事，尤其是它背后的这套意识形态。

　　我接下来要讲的题目是《史学史的全球化和地方化》。对于全球化，大家都不陌生，尤其是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受到全球化影响，史学史里面也呈现出一种全球化的倾向。比如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像伊格尔斯先生和王老师的《全球史学史》（A Global History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丹尼尔·沃尔夫（Daniel Wolf）的《全球史学史》（A Global History of History）以及他所主编的《牛津历史著作史》（The Oxford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这套书最近也被陈恒老师组织翻译了过来，便是其中的代表。他们都尝试突破西方中心的史学史书写，把史学史的范围扩展到了全球，这是全球化的一个表现——范围的全球化；全球化的另一点就是关注地区之间的联系与互动。以我所关注的领域来看，全球近代史学的专业化可谓是19世纪德国史学作为一个研究范式向全球扩散的过程。刚才王老师提到的像策而非、里斯对日本史学的影响便是其中一例。我们传统研究主要关注西方，而将非西方作为一个受体，并没有主动性。近些年来，一些学者也开始关注非西方国家在接受这套近代西方史学模式时的主动性，即他们为什么要去吸收这样一套史学模式？在吸收的过程中是如何有选择地吸收？这样一种有选择的吸收与当时他们本土的史学传统以及当时具体的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西方史学可能有ABCDE这样的多重面向，而被接受的可能只是其中的一个或几个面向。为什么会只接受这样的一个面向？这与当时的时代环境史学背景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是近些年来学界比较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我在这里简单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是在近代史学里面，出现了一些概念的争夺战。像历史主义，具有多重的含义，但基本可以划分为世界观和方法论两种。但我们回到中国，可以看到中国学者对历史主义的理解基本上是一个方法论式的理解。在民国时期，包括在建国后的历史主义大讨论里面，都在讲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何用历史的观点看问题。其实在民国时期，也有一些学者去引介世界观的历史主义。如当时留学德国的张贵永，受梅尼克的影响，把梅尼克的那套历史主义方式引介了过来。但是他的这套理解在当时中国并不合时宜，在两种概念的斗争之中，方法论的历史主义获得了胜利。

　　第二个例子是傅斯年借助德国语文学的传统塑造了近代科学化的历史学来对抗那种传统的经学思维。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德国的语境来看，德国的语文学传统有很强的哲学观念在里面。比如伯克认为阐释和考证是语文学的理论基础，而语文学的核心是理解，这与德国唯心论的哲学传统密切相关。但是在中国，这种科学考证的一面被吸收了过来，而那种唯心论的哲学传统却没有吸收，这背后可能也是与当时的观念和动机密切相关。所以说，在思考西方史学在中国的或者非西方地区传播的时候，我们可能更多地也要去关注一下非西方它本身的传统，以及它当时面对的具体问题，了解他们是如何去有目的地去吸收西方史学。

　　第二点是史学的地方化。我这里所提到的地方化，更多的是一种地方性的传统，即一些曾经在传统史学中存在，但是到19世纪以来，在以民族国家为本位的史学研究范式形成之后被遮蔽的、被边缘化的史学范畴。比如说像全球史，17世纪就已经有人开始书写全球史，如霍尼乌斯（Georg Hornius）的《诺亚方舟》（Arca Noae），他提到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是从分散到聚合的过程，包括18世纪德意志地区也有很多学者去思考世界史书写。还有现在比较热门的情感史，在传统的史学书写中是有一些情感的描写，但随着19世纪以来史学专业化、历史研究这个范围被窄化了，情感作为一种非理性的因素就被排除到了史学研究之外。近年来情感史的兴起，也把这些曾经被近现代史学所遮蔽的东西展现了出来。如何去发掘这些曾经被专业化史学所遮蔽的传统，从一个更长的时段去考察这些传统的流变，或许是史学史研究可以去思考的问题。

　　作为一名史学史研究的学徒，我想谈一点自己在研习比较史学过程中的困惑与体会。

　　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是比较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两种取径。以往关于这两种研究取径的优劣，已有不少学者做出了评价。这两种研究取径最初来自于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两种范式：法国式的影响研究与美国式的平行研究。二者的差异在于：影响研究尝试在不同作家和作品之间寻求“事实的联系”，而平行研究则关注不同文学传统中思想、意象、主题、语言和修辞手法各方面内容的比较，作品之间不一定有实际接触或相互影响。

　　由于中国史学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实证主义传统，在历史学的评价体系当中，追求事实联系的影响研究往往受到更高的评价。而平行研究因为缺乏实证，如果初学者功力不深，又去尝试大跨度的比较研究，容易漏洞百出，受人诟病。比如陈寅恪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谈及比较研究方法的优劣。其中，他对平行研究的批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比较研究方法，必须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观念。否则古今中外，人天龙鬼，无一不可取以相与比较。荷马可比屈原，孔子可比歌德，穿凿附会，怪诞百出，莫可追诘，更无所谓研究之可言矣。” 简言之，如果在进行平行比较之前没有建立合理的研究前提，那么此类研究难免流于附会，难以被视为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学术研究。

　　我个人从传统的考据学进入史学之门，所以在这两种研究取向之中偏好影响研究。 但是，当我这样的初学者从事影响研究的时候，总是遇到一些困难。一重困难是，我们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到一位史家的路数似乎有取法于另一位史家的痕迹。但是，能够找寻到的史料不足以构建作品与作品之间、史家与史家之间事实上的联系。于是，研究者空有“大胆假设”，而只能实现部分的“小心求证”。第二重困难是，在证明史学作品之间的影响或联系之后，止步于实证，无法追求更高的研究立意。

　　于是，我将目光转向了平行研究取向的作品以扩展研究思路。我发现，优秀的平行研究作品，尽管并非实证取向，但视野开阔，颇具启发性意义。特别是在研究立意这点上，平行研究能够提供许许多多的话题和问题。具体而言，一方面，平行比较的视野能够使我们熟悉的事物陌生化，从而展现本土文化的新奇之处；另一方面，它又能使我们陌生的事物熟悉化，从而为理解异域文化提供方便法门。

　　这里我想举一个例子，对平行研究的内在价值做一点说明。这个例子刚好前面晴佳老师与晓群老师都谈到了，也就是美国学者侯格睿的史记研究。他参照西方小说家威廉·福克纳、米兰·昆德拉以及黑泽明的电影《罗生门》运用的“多重叙事”手法，对《史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

　　他指出，在西方的史学传统之中，历史学家会给出单一的叙述以真实地再现过去，并做出评价；与此不同的是，“司马迁往往提供同一事件的几个版本”，有的事件的各种版本只是稍有不同，但有的事件的多种版本则存在矛盾。简言之，“《史记》复制了过去材料中所呈现的一些混乱的、不确定的因素，而不是创造了一个新的、合理化的历史版本”。在侯格睿看来，“司马迁是一位故事的收藏家”，他尽可能地维持原始史料的完整性，并容忍一定数量的矛盾叙述。由此，他呈现的是一个开放的、多样的而非封闭的过去。 我想，侯格睿将现代小说的写作手法运用到司马迁《史记》的分析当中，也许有人会觉得牵强附会，但这不失为一种有趣的读法。我们常常说，经典常读常新。侯格睿对《史记》的新解读，正是在与西方史学作品的比较中产生的。

　　最后，让我来总结一下自己的研习心得：比较史学中的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并无高下之分，而是各有侧重。当然，我们需要从上个世纪的那种优劣比较的研究中走出来。当代的比较研究旨在促进不同地域、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而非论战。比较不是目的，而是通向理解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