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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份报告指出，2011年全球在《自然》系列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总量为3425篇，其中中国论文数量为225篇，占比6.6%，相比2010年的152篇明显增长，与2000年时的12篇更是不可同日而语。但值得关注的是，在这225篇论文中，有48篇是发表于《自然通讯》，比例超过20%。

　　“有些发在《自然通讯》的中国论文，只能说是垃圾文章。”饶毅昨在“文汇讲堂”上公开表示，《自然通讯》不是《自然》正刊，恰好迎合了中国以论文数量为指标的科研需求，吸引了国内大批投稿者，发行这份子刊“赚足中国科研的钱”。

　　另一种“水分”来自引用率。《自然出版指数2011中国》援引数据说，在全球最有影响力的论文中，也就是引用率最高的“前1%”论文中，超过一成都是中国科学家发表的，比重名列全球第四。此前，沪上就有一位理工大学校长质疑说，国内学术圈已形成一种“行规”论文作者互相约定、互相引用，“你引我几句，我也引你几句”，由此把彼此的论文引用率拉上去，取得“互利双赢”。

　　此外，还有一项不成文的潜规则：一些学术刊物要求投稿人必须在论文中引用该刊已发表的论文，才接受投稿和发表。这样一来，这份学刊的“被引用率”也被捧高。事实上，这两种交换引用均为无效引用，无法证明论文含金量。

　　“科学是只认第一，不认第二的。”葛兰素史克公司中国研发部副总裁鲁白这样说。在科学发现方面，诺贝尔奖只给第一人，其后的追随者无法捧杯；在技术发明方面，独门专利也是授予第一家，后来者只能复制或“山寨”。

　　饶毅表示，国内论文数量充足而质量不足，大量论文只是在做科技翻译和微调，是相关高质量国际论文的“附属品”，而为发表这些论文所做的科研工作，其实只是为科研发达国家研究者做了一些辅助性工作。专家直陈，全球科技领域内，只有质量第一才能主导高端利益，庞大数量只是金字塔的基座，只是在为质量“打工”。可以说，中国科研已经“脱贫”，却还未“致富”。

　　“论文数量与质量没有同步，两者之差越大，问题也越大。”饶毅表示，中国当前科学基础不够坚实，发展水平低于世界先进、低于历史纪录、低于经费增长、低于公众需求的水平。他认为，若论重要论文，中国目前可能还不及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当时他在海外求学，日本科学家已取得了4—6个诺奖级的成果，而中国诺奖级的成果要追溯到几十年前青蒿素这样的原创成果。

　　“就生命科学而言，中国目前的科研地位大约相当于1910年左右美国在全球所处的地位。”饶毅说，“对中国科学，我担忧现状，乐观远景”。

　　基于论文而作出 “中国科研影响力全球第二”的判断，被饶毅认为“不出十年就会沦为笑谈”。但在当前科研体制下，国内单位依然采用了一种唯论文是举的人才选拔模式。

　　世界上最著名的科学期刊《自然》、《科学》、《细胞》等，成了中国科研选聘的硬条件。饶毅估计，80%的科研单位用杂志来招人用人，似乎在几大杂志发过论文就代表了高超的科研能力。

　　饶毅认为，其实一些科研单位也不是不知道其中的不合理性，但出于种种原因还是只看杂志。一来，单位怕承担责任，因为选用名刊的论文发表者，即使他们后来无所建树，错也不在当初；二来，单位怕承受压力，因为单位之间要相互攀比，你若没有“《自然》或《科学》的人”，会被看不起；三来，单位怕经费不足，因为在课题或项目申报中，有些评审者也要看单位里有没有发过某杂志的人，才决定给不给经费支持。

　　他直言，在这样的人才评价体制下，大量科研经费超过了使用者的能力需求，也没有产出相称的重要研究成果，“被白白浪费了”。(记者 徐瑞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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