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个正读大学的年轻人来说，什么会是他们即将面临的人生重要抉择？大多数情况下，无外乎读研和婚恋。只是起码就读研来说，这个问题并不会是很多今日成绩优良者的困扰，但在 40几年前，哪怕是学霸学神，许多人也要想想是否继续深造。这个抉择对人生的影响可能大于结婚的决定。

　　光阴似白驹过隙。回想四十三年前，作为“文革”后第一批通过高考进入大学的我，迈入了在南京大学数学系计算数学专业的读书生涯的第四年。1981年鸡年春节，我和同学们各自回到家乡，度过本科阶段的最后一个农历新年，然后像雄鸡一般，迎着朝阳，踌躇满志地返校了。比起三年前入学时，人人变化显著。老三届不见老态，反而更加生气勃勃，神采奕奕，看上去越活越年轻了。至于其他同学，男生愈见阳刚，而女生更显阴柔。我在那一年的2月15日由家返宁前夜，记下自己外形的“脱胎换骨”：

　　“家人都惊讶地发现我胖了。瞧：背宽了，腰圆了，但脸型仍是较为瘦削的，头是小的，身材显得短小，不苗条了。怎么办？锻炼，少吃肥肉。不能再胖下去了。”

　　这个春季学期一如往常，但有一点不同，那就是半年后，每个人都要面临是否报考研究生的人生抉择。从某种意义上讲，其重要性不亚于选择伴侣。人生伴侣如果选错，尚可补救，毕竟离婚与结婚均属自由；但是一旦错失考研良机，荒废了自己的才华，再想回头恐怕就不那么容易了。于是在“鸡年大吉”的祝福声中，一些同学的心头多少有几丝迟疑。

　　不过，大多数老三届“去意”已定，只想赶快挣钱养家。尽管他们都学得很好，读个硕士、博士几乎易如反掌，但是就连学习优异的魏木生，也在考研这件事上摇头。这一点不奇怪。我班的六六届高中毕业生们，年纪都差不多向不惑之年挺进了。除少数几个“带薪读书”的幸运儿之外，他们在大学四年里全无收入，每个月顶多只有不到二十元的助学金。家中上有老下有小，全靠自己的伴侣苦苦硬撑。像张朝宓的先生已经辛苦了四年，再念下去，真是于心不忍。最迟结婚的尹光炎，儿子也已在母腹中躁动，更不要说已有两个儿子的徐万红。他们放弃考研，并不意味着从此就“不求上进”了。只要有追求，在任何领域都可能成就事业。

　　有一位老三届是个例外，他毫不迟疑地说：“考！”他就是何炳生，这个自尊心十分强烈的无锡人，在初中就读堰桥中学（原名胡氏公学）时，就暗暗发誓，一定要像胡家三兄弟胡敦复（1886-1978）、胡明复（1891-1927）、胡刚复（1892-1966）中的两个弟弟那样读到博士学位，花再长时间也在所不惜，而且要向前辈看齐，做好一辈子的学问。哪怕年过七十古稀，想必他也会毫不犹豫：考！后来他如愿以偿。三十八周岁那年，他在德国拿到博士学位，不比胡氏兄弟逊色。时至今日，他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比胡氏三兄弟加起来还要多，质量也不比他们的差。

　　老三届中的另一个例外就是我们的班长尹光炎了。他在班长位置上连任三届，足以证明大家对他的信任。但在是否考研一事上，他举棋不定，一直下不了决心。这个心思细腻的人，到了临考前的1981年8月27日，从无锡老家回到学校，告诉同学他打算放弃考研。我那天的日记是这样记录的：“老尹来校，说他不准备考研究生了，令人惊讶。老何依然刻苦异常，晚上直到子夜。”老尹的犹豫是有理由的：他的宝贝儿子就在不久前降生。初为人父，重心是放在儿子身上还是数学上？这是个问题。老何无此顾虑，因为他的儿女已经茁壮成长，无须每天抽身照看。但是老尹恐怕没有大数学家欧拉（Leonhard Euler，1707-1783）那样一边怀抱婴儿一边写数学论文的本事。如果读了研究生，他要顾及身为教授女儿的太太能否吃得消苦，在家独自抚养儿子。

　　事实证明，尹光炎的太太不是刻板印象里教授女儿的娇滴滴形象。她和我班的教授女儿张朝宓都“上得厅堂，下得厨房”，是能文能武的女中豪杰。她完全支持丈夫的学术追求，鼓励他报考研究生。尹光炎同学在最后一刻终于下定决心，参加了考试。虽然他复习的时间远远不及何炳生，读书期间也不及后者用功（论用功程度，班上没有哪个比得上老何），考分也自然不及老何。但他还是成功过线，被本系偏微分方程数值解学术带头人苏煜城（1927-2022）教授网罗门下。

　　如果问，谁最应该考研究生？大概田刚会是众望所归：首先，他是全班公认的少数青年才俊之一，前途远大；其次，从进校时起，他就矢志学术，像猎犬紧追兔子一般，钟情于纯粹数学。退一万步讲，即使他自己不想考，他的数学家妈妈也不答应。她不光命令他考，而且要他“取法乎上”，报考实力超群的北京大学数学系。

　　早在一年前的春天，一些选修第二外语的同学，为了专心准备考研英语，或偷偷摸摸、或光明正大地放弃了第二外语课程。其实，那个学期末，同学中间就开始议论明年可能考研的“种子选手”。银河国际galaxy网站他们居然排出了二十人，我也名列其中。我当时在日记中写道：“我此方面的热情不及他人旺盛。我班有人为了考研究生，原来选修的第二外语也‘辞’了，专攻英语。”我因为已经破费买了一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精装《德汉词典》，舍不得半途而废，就索性一口气修了三学期。第二学期还有幸受教于一位张姓老教授，据说他曾在德国听过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演讲，后来被打成 “”，在外文系图书室蹉跎多年；摘帽后仍大材小用，教起了大学本科生；他不能老是怀才不遇，于是永久迁往爱因斯坦的故国，“大材大用”了。

　　到了1981年上半年，多数人的去向逐渐明朗。我也决定加入考研大军，毕竟我还年轻，求知欲尚未减退。比起专业课程，我对基础课程更感兴趣，所以最初打算考泛函分析方向。但是一位对我甚好的外系老师建议我报考计算数学，因其应用前景更为广阔。2月21日晚，听了他的一席话后，我就决定依言报考最优化方向了。这是南京大学计算数学专业在国内名气最大的研究方向，教师也最多，挂帅人物正是当时担任系科研副主任的何旭初（1921-1990）先生。说来有趣，直到报名那天，我连何先生其人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完全是奔他的名气而去。

　　那可能是同学们最繁忙的一个学期了。尽管我们早已从极限理论的泥潭中脱身，连最难的实变函数论也被踩在脚下，但还有必修课和各自的选修课程要修。难度有所降低，任务量却增加不少。还想继续读上几年书的二十来个人，不得不重新捧起北外教授张道线）的《实用英语语法手册》，或者薄冰（1921-2013）教授的《英语语法手册》。光复习英语还远远不够，菲赫金哥尔茨（Grigorii Mikhailovich Fikhtengolts，1888-1959）的八本《微积分学教程》才是制胜的法宝。于是，复习迎考为全班近半同学增加了额外的负担。

　　一年后，坊间流传“候考”名单里的二十人几乎都报了名。我是班上报考计算数学专业的第五个。几个平时一天到晚喊不考研的，现在都现原形了。大伙儿一统计，全班真是有一半同学报了名，其中的三人报考了本系的数学专业，他们是王宏玉、宋方敏和徐兴旺。报考计算数学专业的就更多了，其中至少有六名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队员，好像中央党校要来我系招收研究生似的。他们不仅政治觉悟比较高，而且业务能力也很强，三年来的考试成绩，基本保持在全班前列，拿出的成绩单大多比我漂亮。剩下的都是像我这样的小字辈。报考外校的同学，或志存高远，或是为了避开与本系尖子硬碰硬，其中有五人进军北大，因为北大数学系没有招收七七级的本科生，所以招收的八一级研究生全部来自校外，我班就贡献了四位。班上其他几人则奔中国科学院系统去了，包括杀回老家北京、报考中国科学院计算中心的张砚凝。

　　全校统考日期定在九月上旬，那年暑假，交了报考研究生登记表的人就没有好日子过了，绝大多数人怕回家玩得太痛快误了大事，选择留校专心复习。老尹和我属于例外，他要回家照顾怀孕的太太；而我从来不怕考试，考不好也从不难受，对分数有点麻木不仁，暑假回家对我来说是最正常不过的一件事。从7月6日起，我在扬州地区江都县的老家与蚊子周旋了整整五十天。如果不是因为8月25日有顺风卡车来宁，我肯定会像往常一样，拖到暑假最后一天才不情不愿地回到校园。

　　更多统计数字陆陆续续泄露出来。报考我校计算数学最优化理论与方法、偏微分方程数值解两个方向的共二十三人，其中本校学生十五人，计划每个方向各招三人；报考纯粹数学专业常微分方程等方向的各有二十余人。到了29日，我的日记一句概而括之：“学校人渐多了，备考生紧张复习，其他人悠闲度日。”9月2日，准考证发下，每人都可填写两个志愿。我的第二志愿是吉林大学的逼近论方向，指导教师是徐利治（1920-2019）教授。

　　9月12日，共五门科目的全校研究生考试拉开帷幕。第一天考的是所有专业的公共科目：上午是英语，下午是政治。重头戏却在第二天，对计算数学专业的考生而言：上午是数学分析，下午是线性代数。第三天考专业课计算方法。

　　考试成绩直到11月4日才公布。我政治六十分，自己之前高估了十分；英文、数学分析、线性代数分数出奇地一样：都是七十八分，其中数学分析比悲观的预测多了八分，而其他两门的分数与估计的差不多；最差的则是计算方法了，七十一分。总分是三百六十五。唯一有点满意的是没有挂红灯，保持了我高考的传统，据说门门及格的只有四人。报考计算数学的同学里，排在我前面的是钱迈建、何炳生、沈锦仁、刘必跃。其中前两人报考的是最优化，后两人是偏微分方程数值解。生姜还是老的辣，占前三名的“三老”又一次出了风头（老钱其实不是老三届，她仅长我五岁）。巾帼与须眉各占两名，平分秋色。最终，老何被比他更老的何旭初先生选中，公费送去了德国留学。把他除外后，计算数学专业两个方向最终各录取了四名研究生。

　　我班报考本系纯数学方向的三名同学都顺利过关。王宏玉告诉过我他的基础课考分：数学分析九十七分，函数论满分，延续了他高考数学的辉煌。最年轻但最雄心勃勃的宋方敏如愿以偿，成了莫绍揆（1917-2011）先生的弟子。他专攻数理逻辑，要在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1862-1943）、哥德尔（Kurt Friedrich Gödel，1906-1978）等人开辟的领域大干一场。王宏玉和徐兴旺则遇到了个人志愿与学科需要两条相交曲线的碰撞奇点。他们本来报考的是数学系最牛的研究方向——常微分方程定性理论。但是，系里却建议他们去当黄正中（1916-2012）教授的弟子。他们服从组织安排，从方程的领域跨进几何的版图。

　　报考中国科学院的同学们也相继传来捷报。张砚凝被中国科学院计算中心录取，导师是计算数学家朱幼兰（1940-）教授。那时正值计算中心加强统计方面的投入，在计算数学研究生里选拔出国留学生，于是他也就“服从国家需要”，改行学统计，第二年被世界著名的斯坦福大学统计系录取，赴美攻读博士学位。潘卫平则考入计算技术研究所，导师是1980年当选学部委员（院士）的高庆狮（1934-2011），成为班里真正在计算机科学专业深造的唯一一人。

　　读书素来刻苦、成绩斐然的张玮事后回忆，他备考北大研究生时用功太甚，过度疲劳，耗尽了体力。上考场那天，他感觉大脑已经转不动了，一片糊涂，只好挣扎着考完。然而在如此混沌的状态下，张玮居然考上了，足见他平时打下的数学基础有多牢固。不过，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他奉劝今日的学弟学妹们，复习迎考时不要像他那样拼命，借用英国杰出的女侦探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1890-1976）笔下主人公——比利时侦探波洛的一句忠告：“悠着点。”

　　报考北大数学系的其他四人，都已知道了自己的考试结果，向来数学很好的王雪平却迟迟不见动静。这令我班所有同学大吃一惊，大家都以为他大意失荆州，名落孙山了。我们目瞪口呆，唯一能做的事就是不停安慰他：不要难受，明年再考。这情景颇像我当年考大学：望眼欲穿，却石沉大海。在那些令人困惑的日子里，王雪平的脸上平静如水，一如往常。但我能想象到，他内心的无规则波动是任何微分方程都不能精确刻画的。

　　西谚云：“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寄给王雪平的录取通知书终于抵达南京大学，虽然姗姗来迟，但却是天大的好消息：出国研究生、公费法国、应用数学。我们曾经的辅导员邱增煌老师率先捎来了喜讯。王雪平一下子就成了班上最引人注目的明星，风头完全盖过了田刚——后者还没有从被北大基础数学专业录取的喜悦中缓过劲来。全班都为他欢呼，向他致敬。这也是他应得的：多少个孜孜不倦的日日夜夜，多少本案头堆放的数学名著，多少张画满符号的草稿纸片，多少遍命题推导的苦思冥想，织就了他四年寒窗鲜艳夺目的绫罗绸缎。面对同学们的祝贺，王雪平依然波澜不惊，用微笑接受了大家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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