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在庆祝中国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思想。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曾经概括了马克思一生的两大发现，一是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唯物史观，一是揭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行规律的剩余价值理论。唯物史观是指导我们从事历史研究的科学理论。尽管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各种西方史学思潮和理论不断传入，并且影响越来越大，唯物史观对历史学的指导地位逐渐被边缘化，但从理论的体系性、解释时段的完整性、追溯因果关系的深刻性等方面比较，还没有哪一种历史理论能够同唯物史观比肩。下面我们就选取几个重大历史和现实问题来阐明唯物史观所具有的科学解释力。

　　概括起来，唯物史观主要是从四个方面为研究和解释重大历史和现实问题提供着方法论的指导。

　　一是追溯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可知，马克思是在不断地追溯历史现象产生和发展的原因的。像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的现象要从属于经济基础范畴的现象中去探寻其产生和变化的缘由；属于经济基础范畴的现象要从属于生产力范畴的现象中寻找其产生和变化缘由。在不断追溯原因产生的原因的基础上，唯物史观将人们在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中形成的物质生产能力的提高作为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

　　二是层次分析方法。马克思是将人类社会划分为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三个层次来加以剖析的。其中，表层的历史现象要到深层的历史现象中去寻找其产生和变化的缘由。

　　三是依据生产方式划分历史发展阶段。生产方式是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总和。唯物史观对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是同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紧密相联的。同西方史学家根据重大政治事件划分出的“古代、中古、近现代”诸阶段相比，唯物史观划分历史发展阶段的标准无疑更加深刻、也对人们认识如何实现向高级阶段的过渡更具启示意义。

　　四是依据生产力发展水平解析不同民族国家和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状况及其发展趋势。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了不同民族国家和不同文明在世界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其中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的民族国家和文明在同生产力较低的民族国家和文明的交往中占据优势地位，能够在经济上剥削、在政治上欺凌、在文化上侵蚀后者，并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制定与维系上发挥主导作用；而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的民族国家和文明要想改变这种于自身不利的状况，必须不断地发展、提高自身的生产能力，缩小同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的民族国家和文明之间的差距，以逐渐改变自身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中的不利地位。

　　唯物史观乃是一以贯之的理论体系。它对单个民族国家和文明的发展以及对不同民族国家和文明之间交往的解析都是从“生产力”这一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出发，逐层分析由生产力发展所引致的诸种变化，并由此揭示研究对象产生和发展的因果规律。

　　马克思以生产力和交往关系为主线，将人类历史的演进划分为三个阶段：“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同步发展起来。”

　　在“三形态理论”概括的社会演进中，包括两次重大的社会转型：一是从人的依赖关系向物的依赖关系的转型，也就是从以农业社会为主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向以工业社会为主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二是从物的依赖关系向人的全面发展的转型，也就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向未来社会的转型。

　　马克思所谓的“人的依赖关系”是指对狭小的农村共同体、对宗法庇护关系的依赖关系，这是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身份等级和宗法庇护关系的特征概括；而所谓“物的依赖关系”是指对市场交换关系、对货币的依赖关系，这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实现法律上的平等地位，但仍存在经济分配上巨大差异的特征概括。市场和交换关系的不断扩大是打破狭小的农村共同体对个体束缚的关键。而市场是交换产品的场所，它的规模取决于剩余产品的数量。剩余产品数量越大，市场的规模就会越大，参与交换的人数和频率就会越多。在现实世界，市场的真正扩大是同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社会向以工业生产为主的社会转型相伴而生的，而这又是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前提的。只有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农业部门才会有剩余劳动力，并从农业部门中游离出来到工业部门从事劳动；也只有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剩余农产品才会增多，才能用于交换更多的工业产品，并由此导致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

　　随着工业部门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的数量和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人们逐渐摆脱过去束缚他们的农村共同体和宗法庇护关系，到城市去工作与生活，由此对人的依赖关系逐渐演变为对物的依赖关系。这一切的前提则是劳动生产能力的提高。马克思对此有精辟论述：“重农学派的正确之点在于，剩余价值的全部生产，从而资本的全部发展，按自然基础来说，实际上都是建立在农业劳动生产率基础上的。……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全部社会的基础，并且首先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 （二）从物的依赖关系向人的全面发展的转型 马克思将未来社会的本质特征界定为消灭脑体分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其中隐含的因果链条是，生产能力普遍而巨大的提高导致脑体劳动分工的根本消失，因分工而产生的不平等分配也失去其合理性。马克思将劳动时间的缩短作为实现的根本条件，“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而要大大缩短劳动时间，前提条件就是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以越来越短的时间生产出过去用较长时间才能生产出的产品和服务，甚至使用人工智能来替代人的劳动，使人们有更充裕的时间来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

　　从对人类社会历史上已经实现和将要实现的两次重大转型的分析看，唯物史观都是从分析生产力的提高这一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开始的，接着分析由生产力提高而导致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这些不同层面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这表明唯物史观是一种逻辑连贯的体系性理论。

　　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马克思区分出两类国家。一类是那些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的先发资本主义国家；另一类是资本主义有一定程度发展、但生产力发展水平仍然较低的后发国家。

　　马克思准确地把握了资本主义的内在基本矛盾，即社会化大生产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既然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那么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不断推进，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对它的束缚必然会越来越严重，从而要求必须对生产关系进行变革。至于这种变革所采取的手段是渐进的自我扬弃还是突发的革命，马克思在不同的著述中提出了两种可能性。

　　在与恩格斯为者同盟起草的纲领《宣言》中，马克思号召无产阶级以暴力革命方式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循序探讨了现存社会内部或多或少隐蔽着的国内战争，直到这个战争爆发为公开的革命，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而在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做出深刻研究，特别是在对他那个时代资本主义的一些演变做出敏锐观察后，他提出了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另一种可能性，即“自我扬弃”式的过渡道路。他在分析股份公司的建立对资本主义演变的意义时指出：“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这种“自我扬弃”构成“通向一种新的生产形式的单纯过渡点。”在论述由员工持股的合作工厂时，马克思表达着同样的思想。这些合作工厂的发展表明，“在物质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形式的一定的发展阶段上，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怎样会自然而然地从一种生产方式中发展并形成起来。”从先发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现实看，自我扬弃正在深刻发生，这可以从资本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高额累进税的征收、社会福利的不断完善等方面明显地观察到。

　　同先发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紧密相联的一个问题是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演变问题。马克思同样在不同著述中提出了两种可能性。在《宣言》中，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极化的现象，“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种阶级结构极化现象必然导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矛盾的不断加剧，由此导致无产阶级通过革命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从西欧国家的历史发展看，确实曾经有过两大阶级矛盾不断激化，激起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政权的先例，但这种发展路径并没有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演变的主流，而且几次社会主义革命也先后都以失败告终。

　　马克思在对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在他那个时代的演进进行深入研究和观察后提出了阶级结构演进的另一种可能性，即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创造出更多的脑力劳动者工作职位，由此造成从事脑力劳动的新中间阶级的兴起，改变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极化的趋势。像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明确指出了中等阶级数量不断增加、无产阶级数量不断缩小的事实，“‘高深的思想家’马尔萨斯却不这样认为。他的最高希望是中等阶级的人数将增加，无产阶级（有工作的无产阶级）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将相对越来越小（虽然它的人数会绝对地增加）。马尔萨斯自己认为这种希望多少有点空想。然而实际上资产阶级的发展进程却正是这样。”新中间阶级的兴起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占据劳动者的多数是同前述的资本主义自我扬弃联系在一起的，它缩小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差距，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增加了社会的稳定性；但与此同时也在不断地改变着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使它愈益表现出自我扬弃的趋势。

　　新中间阶级的兴起和壮大不仅同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自我扬弃的观点相联系，而且同马克思有关社会的本质特征是消灭脑体劳动分工的观点相呼应。将未来社会的本质特征界定为消灭脑体劳动分工的思想贯穿于马克思的一生。在早期标志着唯物史观诞生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以人们在不同时间从事不同工作形象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当分工一出现之后，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而在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

　　马克思的这种形象描述曾被讥讽是浪漫主义的乌托邦想象，但考察马克思的后期著作，我们会发现，这种对社会本质特征的观点是马克思一生所坚持的，“在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联系马克思关于本质特征的界定，可以看出，作为脑力劳动者的新中间阶级的兴起和成长为社会的多数群体，是在向社会发展进程中迈出的坚实一步。

　　马克思有关后发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研究是由俄国问题引发的。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的俄国处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一方面，农奴制发生普遍危机、资本主义正在起步；另一方面，广大农村还存在土地共有的农村公社，呈现着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俄国知识阶层就俄国社会的发展方向问题产生激烈争论。以米海洛夫斯基为代表自由民粹派，极力主张摧毁农村公社，发展资本主义。而以查苏利奇为代表的激进民粹派则主张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在保存农村公社的基础上走社会主义道路。查苏利奇还给马克思写信，就俄国社会发展前途问题向马克思请教。面对现实提出的问题，马克思开始研究俄国问题。他写作了一系列重要文献，探讨了公社所有制的历史和像俄国那样保存着农村公社的后发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

　　马克思首先肯定俄国有可能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像他指出，俄国有可能走一条“在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的同时取得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成果，而又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的道路。而且，马克思还具体拟出了俄国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一是需要汲取先发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生产力方面所取得的一切积极成果。“俄国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正因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存在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经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的波折而占有它的一切积极的成果。”二是需要对农村公社进行民主化改造。由于农民长期委身于沙皇专制统治下，缺乏掌握自身政治与经济命运的自觉，需要通过民主化改造以提高其觉悟。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也许只要用各公社自己选出的农民代表会议代替乡这一政府机关就行了，这种会议将成为维护它们利益的经济机关和行政机关。”三是需要有俄国革命，以免农村公社遭受资本主义发展的破坏。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变为优于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奴役下的国家的因素。”

　　这其中涉及的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理论问题就是如何理解“汲取资本主义一切积极成果”的内涵问题。考察经典作家的论述可知，马克思是将市场经济包括在这“积极成果”之中的。像他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中就指出，俄国不仅要引进机器等西方先进技术、而且要引进交换机构等市场交换的组织和机制，而后者是需要一段孕育和发展时间的，“俄国为了采用机器、轮船、铁路等等，是不是一定要像西方那样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工业的孕育期呢?同时也请他们给我说明：他们怎么能够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信用公司等等）一下子就引进到自己这里来呢?”

　　马克思其实早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就从历史发展规律的角度论证了市场经济是发展人类能力的必经阶段。像他认为，只有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才能产生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

　　由此可见，市场经济是养成人的独立性，发展人的多方面的生产能力和交往关系的不可跨越的发展阶段，是不能由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来替代的。但是在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中，前苏联和我国改革开放前的经济发展模式都是将“积极成果”仅仅局限于技术层面而将市场机制排除在外的，它使得经济长期缺乏活力。在中国，是汲取经验教训，引入市场经济，解决了这个长期困扰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问题。由此使中国经济建设进入快车道，历经40余年的发展，中国的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机遇。

　　全球化是近代以来由西方先发资本主义国家启动的历史进程，尔后逐渐将世界所有国家都纳入其中，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都不可能不受全球化进程的影响。对这一重大历史和现实问题，唯物史观给出了系统的解释，即马克思著名的“世界历史”理论。

　　其一，马克思指出，人类社会由最初的民族、地域的孤立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具有历史必然性的规律，不可逆转。像马克思曾论述：“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也就是说，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生产力”、“分工”和“交往”发展的结果。因此，这种转变具有必然性与不可逆转性；并且，表现为由低层次向高层次、更高层次的动态演进过程。

　　其二，促进交往走向全球层面的推动力是资本的逐利运动。马克思深刻指出：“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从马克思的论述可知，“资本”乃是推动全球化发展的直接动力源，它不仅在空间上要占领整个地球，而且在时间上要尽量缩短它来往于全球各个角落的时间。这些预见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已经成为现实。

　　其三，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它打破闭关自守，推动着不同民族国家的交流与共生；但同时却又把市场“弱肉强食”的残酷机制传播开来，造成全球范围的两极分化。马克思指出：“自由竞争在一个国家内部所引起的一切破坏现象，都会在世界市场上以更大的规模再现出来。”

　　其四，全球化的历史意义在于为向过渡准备条件。在马克思的心目中，的实现，不是一个地方、一个国家的事业，而是世界范围的共同行动。像他指出：“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

　　结合前述马克思有关先发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两条道路的观点，我们认为，由先发资本主义国家发起的全球化进程由一种“弱肉强食”的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向一种更为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演进的主要动力就是像先发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成长为新中间阶级一样，全球化进程中最初遭受残酷剥削的后发国家以自身实现赶超型发展、逐渐缩小同先发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当几个主要后发国家能够实现赶超型发展，在经济上缩小同先发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差距，在政治上能够就如何建构更公平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表见解、并使之付诸实践之时，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就会向着更公平、更普惠的方向获得实质性的进展。

　　作为后发国家中的大国，中国经济的真正腾飞是从改革开放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开始的。我国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汲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积极成果，实现着赶超型发展。经过40余年的高速发展，中国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机遇，同时也迎来了改变旧的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重大机遇。但正是因为看到中国崛起对旧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威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了对中国从经济、政治、外交、文化等方面的全面围堵，力图阻止中国对西方国家的超越。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间在发展速度更快的中国一方。中国越保持定力，越保持可持续发展，更公平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就会越早到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都将受益于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对文明虽然有不同的界定，像它可以指代同野蛮发展阶段相区别的文明发展阶段，但目前更多是指代在不同地区生活的人类集群，他们由于所处的自然和人文历史环境不同而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精神价值观。作为研究人类社会的科学理论，唯物史观对个体文明的发展和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都给出了深刻的认识。前面的内容实际已经涉及到单个文明的发展及其规律，这里重点介绍一下马克思对不同文明之间交往的论述。

　　其一，个体文明从相对孤立的发展向更密切交流互动的发展的动力是生产能力的提高。随着生产能力的不断提高，剩余产品的不断增加，作为交换剩余产品的市场不断发展起来，而且不断超越地方性限制，向世界市场演进。“人们彼此间的世界主义的关系最初不过是他们作为商品所有者的关系。商品就其本身来说是超越一切宗教、政治、民族和语言的限制的。它们的共同语言是价格，它们的共性是货币。”

　　其二，在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中决定诸文明之间关系的是个体文明发展的生产力水平。文明之间的交往是不平等的、甚至是血腥的。居于主导地位的往往是那些生产力发达的先发资本主义国家，他们往往会把在个体文明内部实行的残酷的资本主义制度推广到全球层面，像在文明内部剥削无产阶级那样在全球层面剥削落后的文明，造成全球范围内的两极分化。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如果说自由贸易的信徒弄不懂一国如何牺牲别国而致富，那么我们对此不应该感到意外，因为这些先生们同样不想懂得，在每一个国家内，一个阶级是如何牺牲另一个阶级而致富的”。

　　其三，文明交往的历史意义是为从第二大社会形态向第三大社会形态、即社会的过渡准备条件。一是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是在为的来临准备物质条件。正如马克思所论述的：“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支配”。二是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在为的实现造就“新人”。马克思强调劳动的解放和的实现只能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劳动的解放既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涉及存在现代社会的一切国家的社会问题，它的解决有赖于最先进的国家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合作”。它需要“普遍的”和“完全的”个人。

　　从马克思有关不同文明之间交往的论述看，第一，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是必然的，第二，不同文明之间在发展程度上存在巨大差距，由此先进文明能够据此对落后文明实施残酷的剥削。从后发国家的视角看，它需要处于不利地位的后发国家能够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利用文明交往提供的向先进文明学习的机会，尽快实现赶超型发展，逐步缩小同先发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一旦当世界主要国家处于大体相当的发展水平时，目前不平等的、弱肉强食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就会走向终结。这其中尤其需要中华文明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拥有世界最大人口规模的中国目前正在通过自身持续的发展步入世界舞台的中心；另一方面，中华文明讲求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文化传统使它能够为构建更公平的国际秩序做出更大的贡献。

　　但从先发国家、尤其是霸权国家美国的视角看，它试图尽量长期地维系他们的统治地位，甚至不惜同后发国家实现脱钩，以遏制中国等后发国家的发展。为此，他们的理论家编造出许多荒谬的理论，像亨廷顿所谓的“文明冲突论”，将中国作为西方文明维持统治地位的最主要威胁。而且随着中国的发展不断威胁到美国的统治地位，美国的政客、甚至总统都或明或暗地持同亨廷顿同样的观点，对中国的发展进行遏制和围堵。像特朗普时期的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基伦·斯金纳就曾公开提出，与北京的对抗是一场与一个完全不同的文明和不同的意识形态的斗争，这将是我们第一次面对一个非白种人的强大竞争敌手。

　　同美国学者和政客以不同文明之间必然产生冲突、以此来围堵中华文明不同，中国对不同文明如何交往却提出截然相反的观点。习在亚洲文明对话会开幕式发表的主旨演讲中以“亚洲文明交流互鉴与命运共同体”为题提出“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的文明交往原则，强调不同文明通过“共商共建共享”来共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今天，人类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走到一个十字路口，两种不同文明交往观处于争执的白热化阶段。从唯物史观的解释逻辑看，第一，文明冲突只是表层的冲突，其本质是国家发展的利益之争；第二，文明冲突的最终解决取决于以中国为首的后发国家能否保持发展势头，在经济发展上实现突破。由此，中国所主张的文明交往观将会由于其更符合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更符合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而为更多的国家和文明所接受，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将随之为更多的国家和文明所接受。那样的话，先发的和后发的国家将携起手来共同迈向马克思所设想的未来社会。

　　从以上介绍的唯物史观对几个重大历史和现实问题的解析看，唯物史观是一种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而且是对重大历史和现实问题具有深刻解释力的科学理论。但在我国现实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已经被边缘化，似乎已成为一种“过时”的理论。面对这种现实，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有责任肩负起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阐释和发展唯物史观的重任。银河国际galaxy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