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著作——《历史学为什么重要》。这是历史学家写给公众的一本小书，围绕“历史学为什么重要”这一问题，探讨历史学的一些基本问题。本文选摘其中两篇——一为新书序言，由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陈新所撰，为读者做一导读；一为书中“历史与公民身份”一节。

　　如果您在过去20年中了解过一些新文化史研究，或者知晓当代国际史学理论研究的动向，那么，对本书的作者林·亨特就该比较熟悉了。其诸多著作的中文译本，已经在中国史学界驰骋20年。不过，这本2年前出版的小书，却不是为历史学家们写的，林·亨特的理想读者是公众。

　　想象一下，作者在2018年，73岁时，目光投向世界上发生的新事物，她会很容易用数十年历史学专业研究练就的犀利目光，穿透事物的表象，直刺那些事物起源的历史深处来加以理解。当你带着这样一种技能，或者说得好听一些，带着这样一种从历史学中获得的智慧，看到一个时而失序的世界，不免会产生焦虑，要再一次问自己：历史学有用吗？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不能合理地运用历史，或者正在滥用历史？

　　其实，本书的题名“历史学为什么重要”就是对“历史学有用”的论证。当然，这是一个简化版的证明，以帮助公众了解历史学的奥秘。这就像一位魔术师，要向观众解密几个经典魔术的障眼法。

　　林·亨特知道公众读者的时间宝贵，她只要想办法激发读者了解历史学奥秘的好奇心即可。想进一步探索的读者，可在本书附录的延伸阅读书目中按图索骥，发展兴趣。所以，一本小书够了。

　　一本小书，要直面历史学科存在的合法性这个大问题。林·亨特的叙述逻辑非常清晰。

　　关于政客言论的真伪、强拆历史纪念物、各种历史教科书争议、社交媒体上的历史观战斗，拿起这本小书的读者，有谁没有见识过这些？又有谁可自信地安抚所有愤恨？这些都是现实中冒出来的历史问题，谁都难以逃避，除非整个社会回归雕版印刷时代。

　　这些问题，都必定由历史真相而引起。可是，人们是否知道，历史的真相并不是天然存在着的；它与存在或新发现的历史文献相关，与历史学研究中的证据概念及证明方式相关，与历史学家的建构性阐释相关，与历史学家的各类自我认同/身份相关。

　　既然如此，认同/身份离不开立场与政治。在西方，近代历史学的发展本身就与政治密不可分，只不过原来历史作为政治家的学校，现在已经向作为公民身份的学校转变了。这是林·亨特的识见。依循历史学与政治相关性的分析，林·亨特确信，历史学的重要性就在帮助人们揭穿谎言，进而，历史学通过不断为身份竞争提供新的领域而巩固民主社会。

　　我们不能忘记2018年的美国和世界，这是林·亨特身处的情境，在这个时刻，她相当于把历史学定性为社会稳定的基石，至少对于美国那个社会是如此。这个回答，足以引起相关社会读者对于历史之重要性的关注。

　　然而，2018年的美国，之前与之后，不是也出现了第一章中所谈到的诸多令人困惑的问题吗？仅仅知道这些问题关涉历史真相、存在政治意识，这并没有解决它。林·亨特相信，解决之道还要到蕴涵了历史观和史学观的史学方法论里去探寻。她提出，我们需要一种整体地球时间，以丰富范例史观和进步史观；我们需要把握历史学中运用现在主义的剂量，才能平衡历史学针对过去、现在和未来所表现的各种倾向性，从而保持自身对于历史的尊重，又不会因迷恋过去而忽视现实的诉求。

　　林·亨特的叙事，保持着历史学家的执着。她在摆出事实、提出问题后，分析中都少不了学术史的脉络。这不只是一种习惯，也是建立历史连续性解释的要求，创造一致性历史解释的有效方法。就像她自己意识到的，“讲故事的活动——所有历史都是由这种或那种形式的故事组成——需要有始有终，因而也需要一定的连续感。”回答或者证明历史为什么重要，也是在讲一个历史学经历了数千年发展而仍然可以满足时代需要的故事。

　　虽然是一本小书，林·亨特还是费了不少力气来讲历史学艰难发展的故事。例如“真相”或“政治”在不同时代不同史家那里的各式表达，彼此之间的异同。如果说，近代史学经过了300多年的发展，仍然需要一本书来阐明“历史学为什么重要”，这是不是可以算前辈史家的失败，或者一届一届读者的悲哀？

　　看起来像是的。反过来再仔细想想，历史一词在古希腊时代的原义乃是“探究”。这就意味着，历史学之所以重要，不是过去人们探究了，而是我们现在要探究。只是在社交媒体盛行的时代，对于许多有权使用社交帐号的公众而言，意见表达常常不是探究的结果，而是引发探究的原因。因此，历史学的出场，就有可能被人们赋予引导辩论、规范言论、沉淀价值的意义。我想，这是林·亨特所理解和希望的，但是，历经艰难发展的历史学仍然艰难！这本小书就是一个艰难的挑战。就像数学家的孩子要成为数学家，也得从学会数数字开始，公众要学会像林·亨特那样进行历史地思考，也许可以从读这部作品开始，并最终从历史探究中领会尊重的含义。

　　我以崇敬之心寄望林·亨特心目中的历史学得到更多读者的认同，同时相信这种历史学终将在此处成为现实。

　　虽然历史学不再是“政治家的学校”，但它仍然是“公民身份的学校”，并且自19世纪末大众政治出现以来便是如此。然而，公民身份的定义如今已更为宽泛。它不再仅仅关乎世人对民族的归属感，尽管此义尚存，但它更关乎一个民族以及其中的每个个体如何与更大范围的全球乃至宇宙相适配。国别史仍会继续在小学和中学阶段占据优先地位，因为多数与公民身份相关的行为（比如投票等）仍会发生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之中。欧盟的艰难历程表明，在缺乏多民族共同历史感的前提下，建立多民族的主权体系是多么艰难。出于这个原因，欧盟试图鼓励其成员国更多地教授欧洲历史。讽刺的是，欧洲史，而不仅仅是法国、德国或英国的历史在美国讲授的历史远远超过了欧洲本身，因为美国的欧洲史教学先是在于培养精英，后来，一战和二战的爆发又在美国及其欧洲盟国之间创造了共同的价值观。由于欧洲已不太可能爆发战争，美国政府便越发关注南部边境和亚洲的发展，欧洲史的上述角色分量开始下降。

　　如今，美国的全球史和国别史相互协调，这不仅因为美国拥有全球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而且因为世界各地的人们通过移民的方式抵达了这个国家。随着拉丁美洲和亚洲移民人数的激增，欧洲人占美国境外出生的人口比例从1960年的75%骤降至2014年的11%。因此，美国的民族叙事现在更多地包含了来自非欧洲国家的美国人，尽管欧洲裔美国人仍在其中占据首要位置。更惹人注目的是，世界史已在很大程度上取代欧洲史，成为美国中学历史教学甚至相当比重的大学中美国史的附属点缀。现如今，选择世界史参加大学委员会预修课程考试的中学生人数是选择欧洲史人数的两倍多。

　　在英国，全球史和国别史的发展并驾齐驱，因为英国早在18世纪便是世界级帝国，并且它也吸引了来自全世界的移民。1993年到2015年间，境外出生的英国人口增加了一倍多，到2015年，这部分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3.5%（美国可资比较的数字几乎与之一致，为13.7%）。英国政府为中学教育普通证书制定的史学指南（适用于年龄在15-16岁的学生）要求，至少40%的内容为英国史，并且要求关注三个不同的地理范畴：局部的、英国的、欧洲或更大范围的世界背景。看来，更大范围的世界享有与欧洲同样的权重。

　　全球史重要性的提升也可从英国历史系的构成中看出端倪。剑桥大学2017年列出的史学教授中，主要关注英国的人数不足1/4，关注欧洲的人数比例超过1/3，另外1/3则关注西方以外的世界。而在华威大学，几乎2/3的史学教员表现出了对全球问题的兴趣，半数表示关心欧洲史，另外一半对英国史感兴趣。令人惊讶的是，澳大利亚史学界似乎并未对全球史表现出更大的兴趣，尽管按照美国或英国的标准，澳大利亚的大部分历史明显被归为全球史。2017年，悉尼大学历史系1/3的教员将澳大利亚史作为自己的主要学术兴趣，而表示对欧洲史感兴趣的教员比例则为1/3出头，关注美国史的比例为15%，剩下15%则对西方以外的历史感兴趣。

　　对国别史和一国内部不同族群历史的关注程度会持续引发问题。以美国为例，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于2014年8月通过一项决议，旨在谴责新颁布的预修课程大纲中的高中美国史内容，声称它“反映了美国史的极端修正主义观点，其中强调了我国历史中的消极方面，并且无视积极方面或将其极力弱化”。2015年，俄克拉何马州一位州议员提出了一项法案，要求州教育委员会拒绝新的大纲，并转而讲授包括大（Magna Carta）、十诫和罗纳德·里根的演讲在内的“基础性”文件。该法案制定者为黑袍团（Black Robe Regiment）成员，据其网站介绍，该组织旨在讲授“我们的责任，即依照《圣经》捍卫我们的主和救世主，以及保卫神启的美国宪法赋予有德之人的自由与权利”。不要为他们分离教会和国家！该法案在招致广泛批评后被撤回，但不断的投诉也让课程大纲在修订过程中更加偏重美国例外论和建国之父们的事迹。

　　英国的辩论一向不那么充满恶意，但同样旷日持久。英国长期以来比较担忧自身的岛国狭隘性。1926年，督学已经表示担心小学阶段的历史教学过于关注英国和大英帝国，而很少讲授世界史。他们建议，更多关注世界史可能有助于进一步避免灾难性的世界大战发生。尽管这种希冀被证明为天真，但学校赋予英国历史的权重仍会定期引发争议。2013年，当保守党教育部长迈克尔·戈夫（Michael Gove）试图推行旨在加强英国史在学校课程设置中比重的改革时，教师和主流学者的强烈反对迫使他选择了放弃，并在后续改革中加入了更多世界史内容，同时为移民史和史教学留出了更多空间。此类争端的各种版本正在世界各地上演，但它们会因为地区政治和地缘政治局势而以不同面目出现。比如在加拿大，此种争论在两拨人之间展开，前者想更关注说英语的加拿大人的历史，后者则试图更关注讲法语的加拿大人的历史。而在巴西，一些教育工作者赞成更多地囊括原住民的历史和非裔巴西人的历史。南非的教师则试图将支持种族隔离制度的课程变成更具包容性和更加民主的课程。

　　世界史有时代表了世人对文化多元主义的更多关注，就像美国和英国的情况一样，在这种背景下，世界史代表了一种超越国家的公民身份概念，同时它又不否认国家公民身份的诉求。然而，全球史所表现出的真正的世界主义形式并非要取代小学、中学课堂中讲授的国别史，甚至如此形式的世界主义是值得期待的这一点也并不明显，因为历史在创造民族凝聚力方面仍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书写历史总有其角度，而世界主义将会是一种怎样的角度仍晦暗不明：它是一种无源之见呢，还是来自不同的地方抑或是来自外太空？

　　尽管如此，全球视角正越发受到欢迎，部分原因在于，许多地方正面临同样棘手的问题。新的组织和 期刊为这些跨越边境的国家争端提供了交换意见的论坛。2004年，国际历史教育者研究网络（HEIRNET）得以组建，它设 立了一个名为《国际历史教学与研究》（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istorical Learning, Teaching, and Research）的杂志以期推动此类讨论。《国际历史教育评论》（International Review of History Education）杂志也服务于类似的目的。国际历史教育者研究网2017年的会议征文主题为“当前气候变化、全球冲突、大规模移民和民族主义崛起的多重危机”。民族主义长期以来一直是史学 的朋友，但有时候也可能成为它的头号敌人。

　　与教科书的例子类似，学校的指导方针和标准也是社会热点问题，因为它们是民族认同的核心，并且它们几乎总是处于变动之中，因为民族认同问题的解决绝非一蹴而就。这种局面由历史本身决定。关于历史的争论总是发生在一个政体强大到能够允许反思并重建国家之过去的时刻。独裁政权则往往会禁止讨论历史真相。

　　西班牙的佛朗哥和葡萄牙的安东尼奥· 萨拉查（Antonio Salazar）治下的独裁政权并未试图灌输某种新型意识形态；相反，他们会仔细监管教师和教科书，从而确保教师讲授服从家族、天主教会和国家的传统价值观。萨拉查还在官方仪式和出版物中将自己描绘成葡萄牙数百年历史的天然继承者。他反对教育的民主化，认为这将破坏一个良序社会所必需的等级制度。与此同时，奉行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政权推行的教科书更是教导说，上帝早已规定了白人和黑人之间的永久隔离。

　　其他此类事例还可以无止境地列举下去，而土耳其政府对描写1915—1916年大规模屠杀亚美尼亚人的著作的反应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持续困扰国际关系的例子。土耳其政府也承认，奥斯曼土耳其人将亚美尼亚人从安纳托利亚东部驱逐出境的过程中造成了成千上万人死 亡。分歧在于死亡人数——土耳其人认为是30万，亚美尼亚人则认为有150万——以及作为争论焦点的意图：这是一场蓄意为之的种族灭绝吗？问题并不在于土耳其政府解释这并非种族屠杀是错误的，因为此种分歧尚有争论的空间，而是它试图阻止辩论；土耳其政府用一纸禁止“冒犯土耳其”（2008年改为禁止“冒犯土耳其民族”）的法令威胁那些可能对此事过于严苛的作家和学者。

　　然而，对于过去和现在的威权主义者操纵历史和控制记忆的所有努力而言，历史和记忆总有实现突破的方式，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受过史学训练之人编写和讲授的历史。历史始于精英探寻关于自身的故事，但时代在变，历史书写和讲授的内容也在变。历史可能并非民主社会的第一道防线，但它实际上也非常靠近前线，因为对历史的理解提升了我们穿透那些有意编织的谎言迷雾的能力。此外，历史通过不断为身份竞争提供新的领域而巩固了民主社会。新的兴趣、新的研究人员和新的资源会让这些领域重新焕发活力。在检索、重建和辩论的过程中，不同群体、国家或世界都获得了更为牢固的立足点。银河国际galaxy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