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清楚中国历史，正如美国和欧洲最清楚西方世界的历史，这种事实会促使中国和中国以外世界的视角不一致。例如，中国人知道，满族领袖于公元一六三六年以“清”为国号建国。这一年就美国人（起码是波士顿一带的那些美国人）所知，是美洲新大陆第一所大学——哈佛——创校的年份。约两百万的满人入主中国以后，约一亿二千万的中国人成为清朝子民，至二百六十七年后清亡之时，人口增到了大约四亿。在公元一七七〇年代清朝过了一半的时候，以北京为都城的大清帝国征服了蒙古、中亚细亚、西藏。这时候，北美十三个殖民区的几百万叛乱者正宣布脱离英国而独立。

　　美国既然已是继十八世纪的法国和十九世纪的英国之后的第一强国，就格外需要有历史观点了。在当时，民主制度、市场经济正面对最后的挑战。但是，在中国当时政体背后的，却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一个成功的专断政体。现在要达成经济现代化，却不要具代表性的政治上的民主——这在美国人心目中是美国带给世界救赎的特别礼物，是相当难办的。有意抨击该地专断体制的美国公民，不妨回头看看自己国家行使自由与权力时遭遇的难题。举一个例子，美国近年来频频在国家元首上出状况。有一位总统为至今不明的原因遇刺，这个原因我们宁愿不问。另有一位总统辞职下台，以免因说谎而遭弹劾。后来的一位好莱坞来的总统结束了与苏联的冷战。在此期间，遥远的中国那边……

　　现今北京的老年人不愿见中国处处泛滥商业化世界的流行文化，美国学术界则欢迎了四万名中国来的优秀学生，并且要他们自由思考现代问题（在美国现代问题还包括吸毒、枪械工业、街头枪击等）。

　　诸如此类的荒诞尖锐的反讽之中，有一个未解答的问题是至今许多爱国的中国人挥之不去的。中国的汉代帝国与罗马帝国是同期的，而且要比罗马帝国大。中国确实一度是世界上的优势文明，非但和罗马不分轩轾，并且远远走在中古时期欧洲的前面。从无夸大之词的严谨经济史学家费维恺（AIbert Feuerwerker）告诉我们，公元一〇〇〇年至一五〇〇年间，“在农业生产力、工业技艺、商业之繁复性、都市财富、生活水平各方面，欧洲都不足以与中国相比拟，遑论官僚体制之精密与文化成就了”（Ropp 1991）。那么，中国为什么在近代变得落后了呢？怎会在十九世纪晚期蒙受被西方世界甚至日本帝国主义者轻蔑的耻辱呢?

　　答案可以从中国自身和西方世界去找。一七五〇年前后产业革命在英国展开的时候起，科学与工业技术就不断在使世界改观。而“现代化”自一九七八年起也一直是中国的国家目标。由于中国人还残留着自己天生是优越民族的信念，肯为了在现代东山再起极力表现，格外有动人心魄之处。

　　二十世纪一般都肯定商代铜器、宋代绘画，以及其它中国文化遗产的至高素质。李约瑟（Joseph Needham）与其同僚自一九五〇年起，也在合着的十四巨册有余的《中国科学与文明》（Science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之中描述中国早期的诸多伟大发现与发明，项目远超过众所周知的纸、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三四样。奈森·席文（Nathan Sivin）指出，近代以前的中国与欧洲科学从表面上看，彼此相似之处比与近代科学相似之处多。虽然欧洲承袭的思考方式，在需要做科学性思考的时机到来时，比较能有所准备。但不论中国或欧洲，在科学与工技之间，理论学者与工匠之间，都不曾有多大关联。科学和工技的机动性结合乃是近代的产物。

　　另外，席文也指出，中国算盘的计算效率尽管惊人，却只限于十二位数左右一次数组计算，不能做高级代数计算。他说，中国在十四世纪中叶至十七世纪这段时期比较欠缺数学上的创新，可能正是为算盘便利好用所付出的代价。这即是中国在发明上的早熟反成为日后绊脚石的一个实例。我将论及宋代中国的优异成就到了十九世纪恰变为促使中国落后的原由，仿佛凡是伟大成就后面必跟随僵化的噩耗。

　　一般多认为，中国的过早成熟不只限于艺术和技工方面。几乎按任何定义来看皆然，古代中国曾有一个专制政体存在，包含官僚行政、记史、考选的种种制度机构，以及中央对经济、文化、文学、思想的控制。这个中国专制社会预告了后来十七世纪欧洲专制政体的兴起。而我们从多元式西方经验得来的全套社会科学概念，似乎仍无力涵盖到中国早期的这些作为。

　　假如我们企望了解中国在近代落后于西欧的社会因素与人性因素，就必须更密切去注意中国的史前史、稻米经济、家族系统、来自内亚细亚（Inner Asia）的外患、古典正统思想，以及其它许多表现高度文明的特征，以便一一认清其影响份量。在此，我们要指出几个理解中国的主要方向。

　　要知道中国之富于多样性，首先可以用眼睛看出来，旅行者飞在中国上空云端时，可看见两种典型的画面，一是华北，一是华南。在北京以南的干燥华北平原上，也就是在中国文明最先繁荣发展的地方，夏季可见一大片无垠的绿地，其上散落的一簇簇暗绿色乃是以土墙围起的村落的树木。这很像美国中西部一二十年前的景观，各个农庄及周围树丛也是彼此间隔约半英哩而遥望。不同的是，美国玉米地带上的农庄，到中国华北平原上变成整座村子。美国爱荷华州和伊利诺伊州的务农家庭，彼此相距半哩而各拥自己农地中的谷仓畜舍成一格局。中国则是以几百人在散布树木的村子里形成一整个小区，村子与村子隔半哩为邻。美国即便有务农的历史背景，却不欣赏处处制约着中国农人言行思想的那种人口密度。

　　典型的华南画面就大不相同了，而且全然不是美国人所惯见的模样。这儿的稻田一年中大部分时间注着水，从空中望下来是一片水盈盈的。田随着地势起伏不平，弧状的梯田沿着山坡一层层地迭上将近山顶的地方，再从另一边一层层降下去。绵延的梯田各自按地形走向绕行着，轮廓恰似地理学家画的图表。从空中看见的蜿蜒水稻梯田形状，的确是其下坡谷地形的目视指标，坡顶上的是窄条凹状的田，愈往下的旧就愈宽愈长，到了谷底还往外凸出来。许多堤岸上有灰石子铺的步道，形成曲折复杂的图案。太阳出来的时候，稻田水中映着眩目的日影。太阳就像是从下面的田里向上照耀，堤岸、小径、山顶装点成的华丽网络似乎在一面起伏的幕上掠过，有如一张黑的缕花纱飘过闪烁田水的银白。

　　没有人能够飞越华南崎岖的青山绿谷而不自问：中国十多亿的人住在那儿？吃什么？因为大片大片的山岳谷地看来都不宜耕种，而且人烟稀少。这个大片空旷风景的印象反映在统计数字上，是约七分之六的人口必须赖占中国土地三分之一的可耕种土地维生。中国有人居住的土地大约是美国有人居住土地面积的一半，却要维持美国五倍人口的生计。唯一的办法是往谷地和洪泛区的每一千方英哩可耕土地里挤进两千人。美国现有大约五十七万平方哩的土地在耕作中，而且面积还可大量扩增。中国已耕土地可能有四十五万平方哩（每人可享出产粮食的土地不到半英亩），若要扩增，面积也极小，而且要密集使用。总之，中国必须利用全世界可耕上地的大约百分之七，来喂饱占全世界约百分之二十三的人口。

　　干燥的华北小麦小米区和潮湿的华南稻米生产区，沿着介于黄河与长江之间的三十三纬度线划分为二。两个经济区域的降雨量、土壤、气温、习俗，都有明显的不同。

　　中国的降雨形态是由地形造成的。亚洲陆块的气温变化，比西太平洋及其气流的变化要快。冬季里在大陆块上冷却的干冷空气，多倾向于往西南人海，只造成极小量的降水。相反的，携满水气的夏季季风，被高空的上升热空气向内向北带入陆块，造成的降水多半发生在夏季。夏季的南风先越过华南的山丘，给华南带来大量而相当固定的降雨。华北因为距中国南海较远，能获得的降雨普遍较少。过去数十年中，华北的年降水量多寡甚至有高达百分之三十的差异。华北平原年平均降雨量约为二十至二十五英吋，和美国的干旱尘暴区（dust bowl）差不多，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几乎不足以维持耕作所需。而一年年的降雨量差别极大，经常有导致干旱饥馑的可能。

　　华北那种和美国中西部相差无几的大陆性冬季，把宜于作物生长的季节压低为六个月左右。在中国最南方，作物可终年生长，稻米一年收成两次，多者三次。正因此故，大多数的中国人居于肥沃的华南稻米区。需要较多供水与劳力的稻米耕作，一直到近代，都可收成相当于栽种小麦两倍的粮食。

　　不论南北，都要以人们不懈的努力来补充天然资源，粪肥工业即是一项颇不寻常的人力事工。若是不把人的排泄物回归给土地，或是不用等量的化学肥料，中国任何一个地区都无法生产足以供养现有人口所需的粮食。每个都市核心都供应粪肥给周围的商品蔬菜园圃。从空中鸟瞰，只见中国的城市被环绕在一条浓密的绿色作物带之中，绿带往外缘渐渐淡去。

　　早期旅行到此的人，因中国的方言繁多及省份面积大小不同而以之与欧洲比拟。例如，长江流域的四川、湖北、湖南，以及下游长江三角洲这四处，每个地区的面积都与德国相似，各地人口也都比德国多。中国的主要省份多有大不相同的方言、烹调，以及谈也谈不完的社会文化习俗。但是，省份基本上只是为便于治理而作的政治性划分。新有的一个方法，是将中国按经济地理区域划分，以便于析解。

　　过去二十五年间，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因为研究中国市场与都市化，将中国划为几个大区域（macro regions），每一区域以一个河川流域盆地为中心。各区均有在水道上的人口稠密的生产核心带，以及在山地或干燥地形上的人口较稀生产力也较低的外缘区。核心地带在有关人的事务活动上当然较为强势，而外缘区就得适应附属与边缘的角色了。举例说，外缘区里的森林滥伐、耕地、土壤冲蚀，都可能给核心带来有用的冲积层，致使两者之间土地肥沃的差别扩大。

　　这些按分析角度划成的大区域确切界限和相互关系，将可再作改进。这些界限和关系对历史学者很有用，因为其所反映的经济，事实比政治省份反映的更正确。其实，省界的划定不是要增强经济因子的力量，而是予以制衡。所以，肥沃的长江三角洲被分割到浙江、江苏、安徽三个省份之内，以免这个经济力卓越的地区整个归入一个省治，使该省富可敌国。

　　施坚雅划的大区域以水道为中心，水道即是其贸易运输的路径。位于海上贸易与内陆水运商业交会处的广州、上海、武汉，以至于天津，都于较晚近成为重要都市。但是，一直到最近，中国的对外贸易总是达不到外商的高期望。中国自北到南跨越了从加拿大到古巴的纬度，大体上却只维持自给自足。我们往往忘记，位于长江口的上海也在纽奥良市和苏伊士运河的温带纬度上，珠江上的广州却越过南回归线，和哈瓦那与加尔各答的纬度相同。

　　中国这个次大陆虽然庞大而多样，却不同于欧洲而始终只是单一的政治单元体。因为该国被一种生活方式与政治体制所维系，这种方式和体制的根源比欧美的要深，可回溯的未中断的历史背景也比欧美的长久。

　　不论哪一种民族的、文化习性的文明特质，到了中国，就被明显中国式的生活方式吸收、滋养、制约，并且受限于中国土地与土地的使用形态。举一个例子，自新石器时代（一万二千年前）到现今，华北的人们就在西北面积约三十万平方公里细质黄色的风成土地上掘穴而居，有的深达将近五十公尺。黄土的垂直劈裂特性正适于掘穴。现在仍有数十万人以掘入黄土崖壁上的洞穴为家，这种穴屋冬暖夏凉，只在地震发生时会有危险。

　　遇到有森林的地方，中国人也和其它的早期民族以及拓荒时期的美国人一样，把树木都砍掉。随之发生的土壤冲蚀，千百年来改变了表面地形。冲蚀也是至今仍存在的大问题。黄河的风成黄土沉积，在山西省与大海之间形成一个宽广的冲积平原，沉积的情形仍持续中。最能使人领会人类在面对大自然时多么无用的，莫过于眼看着黄河那涡动的咖啡色洪流大举而下，拍着土堤，掀起六、七公尺高，冲过距海三百多公里的拥挤平原；同时心里明白，这黄褐的巨流正不断冲刷淤泥，要把河床积得比周围原野还要高，直到人类的疏忽或神祇旨意让它冲破堤岸，把平原淹没。

　　森林滥伐、土地冲蚀、洪水泛滥都是人力防洪治水的时候遇过的问题。近年来的措施，即是在黄河流域造林以及筑堤拦阻支流。过往朝代的中国君主，每逢泛滥期都得全力迎战华北平原的泛流。至于在史前时期，平原被淹没的问题倒不大，难的是要在平原最初的沼泽状态中进行开垦。为了排水、防洪、灌溉，各种控制水的技术都发展出来。一代代投注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力使它成为现有的模样，有堤堰卫护，有运河穿越，有足迹踩出来的路，有溪流井水灌溉，偶或有旧坟地在一丛丛树中，这些都从前世传给了后代子孙。

　　近代中国承继来的土地几乎全部用于生产供人消耗的粮食。严格而论的固有中国领土（不包括蒙、满、藏、回疆）负担不起饲养牛羊为粮食的生活（见下节），能使用的土地十分之九耕种作物，只有大约百分之二供放牧牲口。美国已使用土地却仅有十分之四供栽种作物，几近一半做了放牧草场。

　　密集农业隐含的社会意义，可以极明显地在稻米经济上看出来，而稻米经济正是长江流域及华南各地生活的主干。稻子播种长成秧苗的第一个月通常都留在秧圃里，这期间干的田里栽种副作物。作物收成后，稻田灌水、施肥、犁土（以人力锄或借助于水牛），以备插秧。至今插秧仍大半靠人的双手来完成，一列列的插秧者必须弯着腰，一步步向后退着踩过每一畦湿泥深及脚踝的水田。这种世界上最劳累筋骨的工作，全中国的水田里都得做。等除过草，稻子长成，田里的水排出，就该收割了，收割也大多是靠人力。在具有无限量供水和人力的条件下，同样一块土地改作任何其它用途，大概都不可能换回比种水稻还多的收获量。按此情况看来，土地的经济价值高于人力。也可以说，好力气有的是，好土地却不然。中国农人欠缺可从事大规模农耕的土地和资本，只得专注于密集、高收成、手操作的农艺，而不理会大范围机械化的农业了。

　　在小片农地上使用大量人力和肥料，也引来一些间接的社会影响。因为稠密人口和土地密集使用成为相互依存的现象，彼此都需赖对方而存在。稠密的人口是密集使用土地的动机，也是密集使用土地的手段。这种经济形态一旦确立，就会具有惯性动力而一直持续下去。大伙人辛苦劳动变成公认的定规，为节省劳力而改革发明只是例外。早期曾有推动现代改革的人想引入机械，总是遭到人力既得利益的阻挠，因为从短期看，机械似乎是要与人的手和背脊竞争。也因此故，铁路曾被指为剥夺赶车夫和脚夫的生计，节省劳力的发明根本是吃力不讨好。

　　人口与土地这种不利的均衡还有另一层含意。人口增加的压力迫使许多农人后来改种有商业价值的作物（如长江三角洲的棉花），这使得土地的报酬率增加了，但每人每天报酬率并没有变。这乃是求生存的策略，黄宗智（Philip Huang，1990，1991）称之为“內卷”（involution），许可相当程度的商业化出现，但不至于走向近代资本主义发展，也不让中国农人摆脱仅堪糊口的生活。

　　中国人的生态——适应有形的环境，从许多方面影响到文化。大冲积平原上的生活从来都是艰苦的，“好坏皆由天”是古来的俗谚，耐苦的中国农民听任天候的摆布。阳光雨水都靠老天施予，而且不得不对干旱、洪水、瘟疫、饥馑等自然灾害逆来顺受。这与欧洲人的遭遇呈明显对比，欧洲地形多姿多彩，西欧这边的人，不论是在地中海畔或内陆地方，都没有供水不足之虞。在农耕之外，愿意的话，还可从事狩猎或捕鱼。海运商业自古就是西方经济中一个要角，为商业目的而做的探险发明，成为西方人克服大自然之战的一部分。

　　东西方的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之不同，一向是这两种文化间的一个明显对比。西方文明中的人是一切的中心，自然界的其它事物不是中立的背景，就是与人对立的。因此，西方的宗教给神赋予人形人性，早期西方绘画也是以人为宇宙中心的。若要说明东西方的差距有多大，只需比较一下基督教与佛教之中的冷静客观性，或是比较一下宋代山水画与意大利文艺复兴前的画作，宋画中的渺小人形与山崖河流相形见绌，后者之中的自然景物则是画完人物才想到要添上的东西。

　　由于生活与家人和邻居的关系密切牵扯，中国人习惯了团体重于个人的集体生活方式。就这一点而言，中国经验自最初务农的先祖时代起至最近前不久几乎没什么不同。带来改变的是航海者、拓荒者、都市创业者等等近代的个人主义者。自己一个人的房间——较高生活水平的表征，在西半球得来也比在拥挤的东方容易些。故此，中国研究方面有一个概括之论：个人不但融入大自然，而且被社会集体所同化。

　　如今，中国社会集体与其周遭美丽大自然之间的平衡已经被现代化破坏了。化学药品与工业排放物污染了水，以未冲刷的烟煤为燃料也污染了空气。以年轻人占大多数且寿命逐渐延长的人口在成长中，一二十年之内不会减下来。在此同时，森林砍伐与水土流失，加上道路、住宅、设施的兴建，正在渐渐摧毁可耕土地。全世界最大而人口最密的国家正步向一个非赖极大集体努力不足以挽救的生态梦魇。

　　了解今日中国的一个基本方法是从人类学上着手。人类学注视的村庄及家庭环境，现代中国才刚开始挣脱。即便到了今天，中国人仍是大多数务农，多半在村子里生活，住在以土砖和竹枝或刷粉篱笆墙、石头造的房舍里，里面的地板是土或石子的，窗户糊纸而少银河官方官网用玻璃。些微的收入通常有一半耗在粮食上，宽敞的居处乃是一种奢侈。一般农家每三人共享一个划成四部分的小房间，有时候，一家两、三代不分性别同睡一张砖炕，华北的炕多是从邻近的炉灶通管于过来烧暖。人们很少吃得到肉。绝大多数的事务是以人力代机器做的。

　　物质生活水平较高的欧美人感到惊讶的，是中国农民在这样恶劣的民生条件下还能够保持十分文明的生活态度。道理其实在于中国的社会制度，每一家庭的各个分子在这些制度下，按照根深蒂固的行为模式，度过人可能遭遇的各种世事变化。以世上的社会现象而言，这些制度和模式都属于最古老最顽强者。中国由此而始终是家庭制度的堡垒，从其中既得到力量也养成了惰性。

　　到相当晚近，中国式家庭一直都像一个小宇宙，像是袖珍型的国家。家庭所在地的政治生活以家庭为社会单元和责任承担者，并不按个人计。家庭生活灌输的孝道观念，乃是忠君服权的养成初步。

　　看一看传统家庭内的威权模式，即可明白家庭孝子为顺民的功能。父亲在家里是权威至上的专制者，主宰家产与收入的运用，子女的婚姻也由父亲做主安排。对于父亲，子女既敬爱又惧怕。敬老观念使这种情感有增无减。老人体力虽衰退，智慧却相对地增长，只要这位家长脑筋没胡涂，就绝对有资格统领全家。依法父亲可以贩卖子女，甚而可以将行为不端的子女置死。其实，中国的父母亲天性上、惯例上都特别疼爱幼小的子女，对子女有养育的责任与受报答的权利。但是如果做父亲的愿意对子女暴虐，法律和习俗都不会约束他。

　　老式家庭不仅是长尊幼卑，而且重男轻女。甚至到了今天，中国女婴似乎总比男婴易遭杀害。女孩子的婚姻由他人安排，而且与爱情无关。怯生生的新娘子离开了自己的家，立刻变成听婆婆摆布的媳妇。她可能要和丈夫的侧室或小妾共处。如果她没生儿子，丈夫娶妾的可能性就更大。丈夫可按许多名正言顺的理由休掉她。若是丈夫死了，她却不能轻易再嫁。这一切都反映了一件事实：女性没有经济独立的地位。她的劳力都投注在家务事上，不能带来收入。农家妇女几乎全是文盲。女人没有财产权，即便有也非常少。

　　妇女社会地位低仅只是中国整套社会规范等级分明的一项证明。中国自古就把世界看作是“阴”“阳”这两个互补互动元素的产物。凡女性、隐暗、柔弱、被动者都属阴，而男性、光亮、强壮、主动者都属阳。虽然男女都是必须而且互补的，但有一个天生就对另一个被动顺服。基于这种思想意识，代代相传的男性道学家就研究成功一套女性应有的顺从行为模式。这种模式使女孩子自出生起地位就低于男孩子，使妻子从夫、夫死从子。中国向来不乏个性强的女性，她们若要主宰家庭通常是用间接的法子，而不是直接发号施令。

　　儒家学者所说的“三纲”，乃是确立人伦的典范。三纲即“君臣、父子、夫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最令主张人人平等的西方人注目的，是三纲之中有二纲是在家庭之内的关系，而三者都是主从关系。西方生活中常造成母亲专权的母子之伦，在中国自然也很重要，但并未在理论上提出来强调。

　　父亲看见儿子开始有个性开始独立，可能会担心儿子的自私任性会扰乱全家。母与子或子与媳之间联系太亲密的话，维系全家及父权的垂直忠贞关系又会遭到威胁。乔纳森·奥柯（Jonathan Ocko，见Kwang-Ching Liu 1990）的总结是，妻妾乃是“躲不掉的破坏稳定之要素”，能带来子孙，却不免给儿子服从父亲的关系带来威胁。

　　古代中国之维系，除了靠效忠家庭的观念，也有赖地方上士人的共同经验。而士人是自小就投身研读并遵行经书古训的读书人，严父慈母合力督促年少的读书人将心神专注于自制与压抑轻浮冲动。按姜·萨里（Jon Sarri）有关十九世纪晚期上流阶层童年之研究（1990），青少年的以服从为第一要务。男孩子一旦步入青春期，父母就不再对他表露亲爱之态，取而代之的是以养成恰当人格为目标的谆谆训教。

　　中国传统式家庭制度十分有助于人们接受在家庭以外体系中类似的相对地位，例如，在政府官位阶级制度中的身分。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曾将中国描述为“家庭主义之国”（familistic state）。身分地位有序的好处之一，是人们很自然地知道在家中在社会上该如何自处。人晓得自己如果行为合乎自己的身分，他人也会按其身分对待自己，从而可有安全感。

　　在大家庭里，每个孩子从出生起就套上兄姊伯姑姨舅内外祖父母等西方人永远搞不清的亲族关系。各辈亲戚不但称谓比西方社会的明确，而且亲疏有别，各按其身分有其不得不承担的责任和权利，亲戚间彼此的称呼都是清清楚楚的。

　　率先从事华南研究的人类学家弗利德曼（Maurice Freedman，1971）认为主要的社会制度即是家族宗系。每一家族社群都由一位共同的祖宗传下来，持有自家祖产，年节时要一同去扫墓或入祠堂祭祀。以血缘为基础的家族，在地方上也可能有其共同的经济的政治的利益。但是，人类学家发现，华北的家系组织却另有不同的根据。中国人的亲族关系因所在地区而各有不同。至于家族分享家产、安排嫁妆、丧葬喜庆的方式，也都有繁复的历史背景，最近才有人在开始研究。

　　中国的家庭制度在华南华北都是父系式的。家长地位由父亲传给长子。所以，男子留在家里，女子要嫁到别家去。这两种情形西方人却不会认为是理所当然。一直到很晚近，中国青年男女还不能自己决定终身大事，而且甚至在今天，也不见得能够一结婚就自组小家庭。通常都是子媳与公婆同住，担负起家计重任，将家庭生活摆在婚姻生活之上，这也是西方人难以认同的。

　　家长的地位是完完整整由父亲传给长子的，家产却不然了。中国在很古的时候就废除了长嗣继承制，按此制度，长子继承父产的全部，弟弟们只能向外另求发展。改制的影响之大，可以从观察保留长嗣继承制的英国和日本看出。英、日那些得不到父产的弟弟转而投入公职和工商业，或是到海外另打天下，与本土中央对抗。中国在兄弟均分家产的情况下，长兄只多了一份礼仪上的职责以突显其地位，也有时候会分得略多一些的财产。土地分割削弱了家族保有地产的持续性，可以防止有官职者的地权膨涨，也使农民家庭停留在存活的边缘上。一对夫妇的最主要责任就是生一个延续香火的儿子，但是，儿子生多了又会使家庭变穷。

　　一般以为中国农民家庭通常都有众多子女，事实并不然。土地少，加上疫病饥馑，都压低了农家存活人口的数目。几房兄弟带着各自的妻子儿女共同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的情形，虽被视为中国社会的典型，其实却是难得的理想状态，是富裕的家族才做得到的。普通农家人口不过四五人，或至多六人。兄弟分家导致地产家财无法累积，一般家庭不大有移往上层社会阶级的机会。农民困在田里不得脱身的主因不是法律，而是其人口数目。

　　农村至今仍是中国社会的基石，这种村子由世代居于一地并仰赖使用某片地产而维生的家庭组成。每一个家庭都是一个社会单元，一个经济单元。每名家庭成员凭耕作土地获取粮食，因隶属家庭而有其社会地位。农村中的个人生活周期，仍与土地密集耕作的季节周期相错综。村民的生老病死也与作物的生长收成相互贯穿。

　　然而，中国农民生活通常并不只限于一村的范围之内，而是在构成一个市场区的一群村子中活动。这种结构可以在飞航时从空中看见，市场小区呈圆形，各个村庄围在一个市场都市的四周。民国以前的中国乡间即是以这种相当自给自足的区域连结而成。行人小径或河道从中心市场城镇向外辐射到第一环的五、六个村子，再由此连接到第二环的十来个村子。这十七、八个村子可能一共有七十五家人，每家约五口人，有父母亲、两名子女，和一位爷爷或奶奶。每个村子距离市场城镇不会远于四公里，不论是挑担子走、推车、骑驴，或在河道中划舢板，都可以在一天之内往返。

　　村子里的农民和镇上的店铺老板、工匠、地主、寺庙僧道等人，形成大约有一千五百家人（人口约七千五百）的小区。城镇上定期有市集，例如每逢一、四、七日赶集，货商便在这些日子进城来。在其它日子——如每逢二、五、八日，或是每逢三、六、九日，就去赶八公里外的别的市集。按这样的市集脉动周期，每一家里可以有一个人隔二天去赶一次集，藉此可以拿本地出产物去卖，或是买些别地的产品，还可以在茶馆或庙会中和朋友碰面。十年下来，一名农夫可能赶上一千多次的市集。

　　因此，农村本身不能自给自足，范围较大的市集小区却同时即是一个经济单元，也是一个社会结构。婚姻大事常可在镇上由媒人安排，节日庆典在镇上举行，秘密结社的分会在镇上召开，农民也可以在镇上会见统治阶级的代表——如收税者、收租者。不过，新近的研究报告已经将上述这些刻板印象改观。按杜亚拉（Prasenjit Duara，1988）指出，村民也参加许多与市集网络之共存不一定相关的其它网状关系，如亲戚往来关系、秘密结社、宗教崇拜、民兵组织、守望相助等。

　　华北华南的对比，若与中国从事密集农耕的定居村落和游牧的内亚细亚（Inner Asia）高原之差异相较，可算是小巫见大巫。内亚细亚乃是毗连中国古来固有领土的东北、蒙古、中亚地区、西藏。中国强盛的朝代曾将这些地区括入版图，如今亦然。蒙、藏、满等族如今都在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之列。

　　内亚细亚和中国本土几乎从任一方面看来都呈明显对比。关外大草原上的人口稀落，至今蒙古和西藏仅只有几百万人口居于不毛的高原区域中，而汉族在还不及这些面积的土地上却聚集了十亿以上人口（见表１）。内亚细亚人口稀少的现象，使其草原游牧生活与汉民族的拥挤生活迥然不同。

　　“游牧生活”当然不是指漫无目的地在草原上游荡，而是季节性地带着畜群逐水草而居，扎营处都是熟知的，依气候与降雨条件，可能冬季在山坡上，夏季在低地。此种完全赖马群羊群维生的是纯游牧者，可能来自草原牧地边缘上早先融合农耕、狩猎、征战的半游牧社会。纯游牧与半游牧民族都学会了冶炼青铜与铁。

　　正如密集农耕塑造了汉民族，内亚细亚的羊群马群经济也制约了游牧民族。华南稻米耕种的技术精细，关外人按草原上地表植被、地形、气候状况来调养羊、马、牛、骆驼的本领也不逊色。游牧放羊的人们以羊肉果腹，用羊皮御寒，住羊皮搭建的蒙古包，以羊粪为燃料。在干燥的草原上耕作往往是劳而无获的，人们不得不靠饲养畜群维生，靠马来迁徙，而且必须能随机应变，时时准备迎接冒险。游牧者不在土地上生根，但必须与有人居住的地区维持最低程度的商业交易。游牧者比汉族农民自由，也因为不能世代累积不动产，又比汉族的地主穷。游牧民族善骑射，因此也善战。

　　游牧民族的酋长并不是按王朝中子继父位的方式产生，而是取决于较富弹性的选举大会，在会中选出（被认为）具有卓越领导能力的人为新酋长。人选可能是从酋长的诸子之中找，或从酋长的诸兄弟之中挑。制度既是如此含糊不明，族中领袖们怎么决定都是合理的。他们会选中有才干的人，也会在十三世纪时选出有领袖魅力的成吉思汗，很快就组织起以骑射手为火力基础而具强大军事力量的部族联盟。自古至很晚近，北方西方的游牧与半游牧民族一直都是扰动中国军事政治生活的一个因素。

　　这其中含着中国“文化主义”（culturalism）的一个源由。所谓文化主义，指中国人对其生活方式彻底忠诚的情操。欧洲人的民族主义是因为仿效其它单一民族国家，或因相互联系而产生的，中国的文化主义却起于中国与内亚细亚“夷狄”之差异。由于这些外患比汉人骁勇善战，中国人便往社会制度与文化美学的优越感之中寻求慰藉庇护，这些是异族征服也消灭不了的。

　　因此，我们要认清，中国历史涵盖的不只是中国人，还包括不断入侵中国及其社会的内亚细亚异族，他们都已成为中国整体不可少的部分。简而言之，我们必须扩宽视野：内亚细亚各族的人一直是中国人的历史中的极重要部分。

　　（本文原题为《费正清：理解中国历史的方法》，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三一书社，摘自《中国新史》）

　　费正清（英文：John King Fairbank，1907年5月24日—1991年9月14日），哈佛大学教授，美国历史学家，中国问题观察家，国际汉学泰斗，“头号中国通”，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有“中国学研究的奠基人”之称。1929年毕业于哈佛大学，1932年来华研究中国近代史并在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兼课。1936年获英国牛津大学博士学位。费正清对中国文化的内核、中国历史的发展与演化、中国传统等都有极其深入的研究。费正清提出的“冲击—反应论”对西方文化冲击下中国近代史的发展做出剖析。他一生出版60多部著作，发表了200多篇论文、60多篇书评，并撰写了50多篇序言及大量的专访，成名代表作《美国与中国》和集大成之作《剑桥中国史》（之《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奠定了他在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上的地位。

　　原标题：《费正清：如今，中国社会集体与其周遭美丽大自然之间的平衡已经被现代化破坏了 纯粹名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