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既高屋建瓴地指明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不断发展的光辉前景，也指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紧迫性、必要性和可能性，以及克服目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不足的途径和办法，给予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极大的鼓舞和启示。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囊括传统学科、新兴学科、前沿学科、交叉学科、冷门学科等诸多学科，要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使包括历史学在内的基础学科更加健全扎实，是其中极为重要一环。去年8月23日，习在致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贺信中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世界的今天是从世界的昨天发展而来的。今天世界遇到的很多事情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的很多事情也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所以说，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

　　繁荣哲学社会科学，首先要繁荣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最基础的学问——历史科学。在这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谈到要加快完善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时，习把历史学的位置列到哲学之后。我想这其中是有深意在焉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恩格斯还说，“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所有学科领域中，历史是最基础的。凡学必有史，包括自然科学在内。历史科学是基础科学，无论哪一门学科，都离不开历史，离不开对历史过程和历史规律的深刻理解和把握，至少离不开本学科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哲学、文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国际关系学、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学等，莫不如此。即使是自然科学，也离不开历史，至少离不开自然科学各学科自身形成发展的历史。只有立足于本学科既有历史，学科发展才有根基。只有透彻了解本学科形成发展的历史，才能对学科发展的方向作出准确的判断。科学事业永远是后人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前进的。无论是哲学社会科学或者自然科学，都是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都有其产生、形成和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无论社会科学家还是自然科学家，只有透彻了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了解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才能明了本学科发展的方向，以及本学科如何才能推动社会的发展，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否则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对社会也难有有用之处。

　　历史学是基础科学，基础科学研究是“坐冷板凳”的学问，是要求严谨学风的学问。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都必须建立在一定的材料分析基础上，历史学研究尤其如此。历史研究本质是一项实证研究，历史研究必须建立在历史文献、考古资料以及档案等的基础之上。历史研究讲究全面占有史料，有多少史料说多少话，用史料说线周年之际，习强调研究抗战历史，要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强调抗战研究要深入，就要更多通过档案、资料、事实、当事人证词等各种人证、物证来说话，尽量掌握第一手材料。不仅抗战史如此，历史学各领域莫不如此。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历史研究者要深入国内外图书馆、档案馆、各种民间机构和个人居所，去搜集各种有用的史料。这种史料包括历史文献、简帛、碑刻、档案、书信、电报、谱牒、方志、会议记录、口述史料、照片录像，等等。

　　当然，拿到史料并不表示搜集史料工作的完成，必须对史料加以鉴别，考证其真伪，才对历史研究有用处。中国古代史学家特别是乾嘉学派在这方面做足了功夫。我国年青一代历史学者要充分掌握这些本领，否则研究就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史学工作者不主张史学就是史料学。司马迁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习在贺信中也引用了这句话。这句话确实把历史研究的真谛讲出来了。照我的理解，究天人之际，是讲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关系，换言之，是要建立事物彼此之间的联系，要在联系的基础上探究彼此之间的关系和规律。通古今之变，是要长时段看历史的变化。只有从长时段观察历史的变化，才能看出历史发展的走向、趋势和规律。这一条，光靠老祖宗的乾嘉考证是不够的。这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解剖刀和方法论。唯物辩证法可以告诉我们如何探究事物之间的联系，历史唯物论可以教会我们如何从历史研究中发现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习说：“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是说教，而是战争以来我国学术发展的基本趋势和经验总结。繁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繁荣中国历史学，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做学问的一项基本功。忽视这项基本功，在做学问的道路上难以取得大的成功。

　　以往我国学术界的眼光是向外的。就历史学而言，先是大量翻译苏联的史学著作，包括多卷本的苏联科学院《世界通史》等多在中国出版了中文本；后来是大量翻译出版欧美国家（包括日本）的历史学著作。多卷本《剑桥世界史》《剑桥中国史》等在中国大量出版。在中国出版界大量翻译出版外国历史学著作时，西方出版界却很少翻译出版中国史学著作。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刘大年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稿》、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以及近些年出版的大部头的中国史学著作，都没有外文译本（包括外国出版的译本和中国出版的译本）。外国历史学家大多不懂得汉语，即使懂些汉语的学者也不大方便阅读中文出版的历史著作。中国历史学刊物有外文版的很少，在外国发行的更少，有关部门应该大力推动中文历史学著作在国外的翻译出版发行工作。当然，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中国国力和世界影响的增强，这种状况也在悄悄改变。2007年，英国伦敦著名的Routledge出版公司主动找到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请我们主编一本中国近代史的学术刊物。这份名为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的学术刊物已经在欧洲发行好几年了，在一定意义上体现出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国学者的话语体系在欧洲逐渐产生影响。

　　要推动中国历史学发展，需要从人力物力各方面给予更多支持，制定并组织开展一批重大课题研究。要着重研究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中华文明起源的历史根据，中华文明何以不同于其他世界文明，中华文明的优点和不足在哪里，中华文明在历史上是如何吸收其他文明的精华；要探讨中国几千年的政治经济结构是如何形成的，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历史特点，中国传统儒学和思想文化的发展演变；要回答为什么中华文明在近代逐渐落后于西方文明，研究马克思主义是如何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如何指引中国探索出新的发展道路；还要关注世界不同地区的文明发展历程和世界历史上文明中心的转移，探索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规律，等等。这些课题，需要学者深入进行研究，要有十分扎实的史料依据，要有严谨的论证逻辑，要有令人信服的阐释力。只有这样的研究，才能有说服力，才能建立中国历史学的话语体系和学术气派。当然，历史学研究也要重视扶持冷门学科，如古文字研究、历史地理学研究、音韵与方言研究等。这些冷门学科，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传承、历史学学科体系的完备以及中国历史学话语体系的建设是不可或缺的。

　　发展中国特色历史科学，还要下大力培养和储备人才。他们不仅要有丰富扎实的中国历史学基础知识，还要了解欧美世界历史学的进展，尤其要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懂得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的文化传统结合起来。既需要培养大批专门人才，也需要培养一批跨学科的具有战略性思维能力的人才。新一代的学术人才需要有创造力和创新精神。形成中国气派的历史学话语体系，固然需要大批扎实的专门研究成果做支撑，也需要具有战略性思维能力的专家学者不断提出某个学科领域的新概念、新范畴、新概括、新表述，形成具有方法论意义的中国学派的研究模式，使之对国际历史学界产生更大的影响。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包括历史学界已经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近70年的学术积累，具有对国外学术界的充分了解和把握，具备了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和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自信，历经一段时间的独立思考、刻苦钻研，一定会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一定能使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大放光彩。我们对此有着无限的憧憬和强烈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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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创新是民族进步的动力与灵魂，那么理论创新就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永恒主题与不竭动力，也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必然要求。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一个民族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的集中体现，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需要解决影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各种突出问题，完善学术评价体系就是其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必须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构建，必须在这方面下大功夫，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基础上，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成果，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完善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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