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成为一个重大时代命题。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进入新时代，习反复强调，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提供了根本遵循。管理哲学是哲学与管理学相结合的交叉学科，其现实功能是“对管理问题的哲学反思”，蕴含着改造现实管理实践的思想力量。中国管理哲学的健康发展需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中国具体管理实践，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土壤，从范式层面反思与批判西方管理学的深层痼疾，建构中国自主的管理哲学知识体系。

　　管理哲学对管理发展的考察不像历史学那样，要尽可能精确地对过去的人物及其思想、重要的事件及其变化过程进行全面记述和解释，而是以这些经验材料为基础，通过对诸如管理学研究的前提假设、研究主题的变化、管理理论和方法的更迭以及管理学发展的基本模式等问题展开探讨，进而形成关于管理的本质和一般规律的普遍性理论形态。此外，管理哲学还应该对管理研究的问题走向作出价值判断，以指导人们权衡轻重、判断是非，选择行为之道。

　　历史地看，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的产生是以科学管理理论的兴起为标志的。它突破了工业革命以来一直延续的传统经验管理方法，将人从小农意识、小生产的思维方式转变为现代大工业生产的思维方式。其后，经过法国管理学家亨利·法约尔、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等人的拓展，最终奠定了现代管理学的基本框架：金字塔结构、统一指挥、控制跨度、职业专业化等概念，以及适用于所有组织的一般“管理原则”。在西方的管理实践和管理理论中，理性主义可谓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其根本特质在于，凭借个人的聪明才智，利用科学知识来达到生存的目的；个人的成就是来自艰苦的努力；通过强调理性和对组织成员进行控制，就能够使组织成员“顺从地”进行有效的工作……然而，这种统治型的组织模型和“科学化”管理模式虽然充分发挥了人的工具理性，保证了规则、预测和效率，却使管理日益演化为由理性控制人性以获得利益的机制，“人性”日益被理性所控制而丧失其主动性与创造性。在美国学者亨廷顿看来，西方管理学以科学的名义在全球推行欧美实用主义及功利主义意识形态，将研究对象集中在物质的或可感知的领域，却以“价值无涉”原则排斥精神与价值研究。如“经济人”假设本身就是对人的物质性需要作出的一种价值判断，而在此假设支配之下的管理科学研究却要求人们进行价值中立，这本身就是一种价值渗透或意识形态扩展。意识形态扩展的结果是许多后发国家在与国际管理接轨的同时，丧失了其民族特性而完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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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卢卡奇以马克思主义立场揭示了实证主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色彩。他认为，资产阶级立场的学者将那种不对事实进行客观中立研究的做法视为非科学，用实证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历史现象反映的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这种观点的内在逻辑是，以经验的方法观察自然，以数学的原则来衡量自然的实证主义精神与合乎理性地使用资本并按照资本主义方式合乎理性地组织劳动的资本主义精神是相通的，英国哲学家培根、法国哲学家孔德发展的实证精神与马克斯·韦伯合理化的资本主义精神都是启蒙理性的不同表现形式，两者均受基于工具理性的计算逻辑支配。可见，西方主流管理理论所预设的普遍主义与实证主义原则都具有西方意识形态特征，并非其宣称的价值中立原则。从欧美等西方国家来看，诞生于其本土的西方管理学在承载与传播“价值无涉”“科学至上”“股东至上”“实证至上”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与经验主义意识形态方面是非常成功的，它们使欧美学术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确立霸权地位并更好地谋取其他利益。

　　现代意义上的管理科学在中国是一种“舶来品”，国内管理学者常不加批判地照搬西方管理理论、概念、方法及工具，试图建立适用于全人类的管理理论，其结果是制造了很多脱离中国本土文化脉络和制度情境且缺乏实践效力的管理知识，在丧失学术话语的同时也严重脱离中国管理实践。

　　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只有自觉建构用于指导中国管理实践的本土化的管理理论，即自觉建构中国自主的管理哲学知识体系，才能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充足动能。能够为中国管理哲学提供范式创新的本土内生性资源，主要表现为中国独特的文化、历史和社会环境，其中文化基质及思维方式是最重要的部分。中国文化传统在长期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的独特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形成了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相区别的根本特征。这种区别也体现在学术致思上，中国学术以价值论、伦理学为核心，注重以体验、言传身教等方法进行具体的应然研究。这表明中国在认知和解释世界和事物发展方面有自己独特的方法论，譬如，整体与部分互相转化的图式思维不同于西方强调局部分析的线性思维；概念操作上的人文主义倾向不同于西方理性化的计算处理；以模拟方式推理的体验方法而非西方以逻辑方式推理的实验方法等。中国学术传统与思维模式具有鲜明的人文主义色彩，同时又兼顾了理性因素，为中国管理范式创新提供了哲学基础，使扩展现有管理研究的方法论范围并建构一种新的范式具有了坚实的文化根基。

　　在这一过程中，数字经济时代出现的一些管理难题，为中国管理哲学的理论创新奠定了实践基础。随着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到来，平台化、生态化、网络化成为组织现代化的基本方向。管理活动的运行规律具有“弱普适性”或“情境依赖性”。以往成功的管理规律和管理理论，随着时代变迁，适应性会不断降低，需要发展新的管理理论来解决新的管理问题。新技术、新思维必然带来新的管理挑战。比如，数字经济时代下传统大型制造企业的数字化转型问题、新型商业生态系统的经营战略及其治理问题、共享经济背景下员工的持续激励问题、用户个性化定制与工业互联网的设计机制问题……这些现实挑战为产生具有原创性的中国管理哲学提供了重要契机。

　　中国要真正走向世界，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需要立足中国实践全面深化管理体制改革与创新，建构中国自主的管理哲学知识体系。其一，在企业与自然之间，要避免单纯追求经济效益和利润最大化而牺牲自然环境，做到物质资源利用的最大化、废弃物排放的最小化、适应市场需求的产品绿色化。其二，在组织与员工之间，必须认识到，人并不是工具和成本要素，而是最重要的资产，是企业的战略性资产、创新之源；应当将个人的发展纳入组织的目标体系，树立组织与个人共同发展的意识，从而实现个体与组织的共同成长。其三，在企业与顾客之间创造一个良好、长远的关系，强调“以客户为导向”，满足消费者需要，维护消费者利益。其四，在组织与社会之间，企业不应仅仅是创造利润和实现预期的经营目标，还应在自己经济实力许可的范围内，自觉、积极地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等。总之，如果“可持续”是一个社会不断前进的理想状态，那么就必须使企业的发展与自然生态的维护、员工的个人成长、社会公正的推动等价值目标紧密相关。

　　建构中国自主的管理哲学知识体系，在强调中国自主的同时，并不意味着故步自封。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善于学习他人的好东西，把他人的好东西化成自己的东西，已经积淀为我们民族的智慧所在。这就要求我们在建构中国自主的管理哲学知识体系时，要坚持从本国本民族实际出发，以更加博大的胸怀，更加广泛地开展同各国的管理理论的对话交流，取长补短、择善而从，在不断汲取各种管理哲学有益养分中丰富和发展中国自己的管理哲学。

　　为此，我们需要以放眼全球的世界格局、宽广恢宏的历史视野和谦逊开放的学习心态，对东西方管理模式进行融合性创新。管理学的本土化建构，自然离不开对他国成功之道的借鉴，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梁鹤年曾在《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一书中对中西方文化差异进行了较为形象的比喻：西方人是一只眼睛看世界，就像射击瞄准，看得比较“清”，他们是“追求目标”的文化。我们是两只眼睛看世界，就像引线穿针，看得比较“全”，我们是“处理关系”的文化。一只眼睛不能穿针，两只眼睛难以瞄准，我们要“清”且“全”，才可得“真”。伴随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不同管理文化的交汇与融合也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当然，这种互补与融合，必须从现实需要出发。美国学者德鲁克认为，“管理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其验证不在于逻辑，而在于成果；其唯一权威就是成就”。成功的企业家基本上都是将多种管理思想和方法融会贯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发展出适合自身的管理方法。离开特定的实践，所谓综合创新就只是一种空谈。因此，无论是对中国传统管理智慧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还是对西方管理理念和模式的批判借鉴，都应以特定的现实需要为前提。

　　总之，当下中国的管理研究，需要博大的文化格局与心胸视野，应立足中国实践，坚持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以坚定的文化自信建构中国自主的管理哲学知识体系并确立其在世界管理学中的重要地位，为世界管理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作者：彭新武 胡国栋，分别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