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是要探索并解释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变迁、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社会人文空间衍变的复杂过程。它将人的能力（理性的与感性的）与大地紧密结合起来，并展示人类历史行为的空间维度，这是观察世界的特殊视角，是理解历史的必要路径，这种视角与路径是不可替代的。

　　历史地理学作为学科的形成，是人类智识发展的必然成果。它以生存世界的丰富性为前提，揭示其间隐含的错综关系；它以人类的本质为旨要，论证文明的多维特征；它以理性反思为基础，为前瞻提供智慧。历史地理学所关注与叙述的知识类型、人文理念、地方习俗，乃是构成当下社会生活的重要元素，所以历史地理学离每个人都不远。

　　唐晓峰，曾先后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北京大学地理系、美国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地理系学习，获得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有历史人文地理学、文化地理学、中国北方历史地理、北京城市历史地理、地理学思想史等。著有《从混沌到秩序 : 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论》《新订人文地理随笔》《给孩子的历史地理》等。

　　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的地理问题，从基本学科原理来说，很简单。产生这种研究的愿望也很朴实。在日常生活中，常听老人讲这样的话：“这个地方原来是什么什么，后来呀，因为什么什么，变成现在的样子。你们年轻人啊，都不知道。”这件年轻人不知道的事情，就是一个简单的历史地理问题。

　　把这个小例子往远推，推到几千年间的变化，再往广了扩展，扩展到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那么，要弄清的地理变化问题就不计其数了。这些地理问题又不是单纯的地理问题，它们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民族等事务有着广泛的联系，积累成一份厚厚的、复杂的、独特的历史。知识界、学术界有责任来复原、阐释这个复杂厚重的历史，从中汲取经验和智慧。以世界之大，历史之长，问题之复杂，这份责任的完成需要一门范式完熟的学科，它就是历史地理学。

　　从另一个角度说，弄清楚自己的身世，是人类最基本的好奇心之一，也是人类自我成长、自我完善的一个重要的知识方向。可以说，一个民族，对于自己的身世越明了，其文明程度就越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在这片土地上曾经做过什么？”是人类自我认识的一个基本的重要部分。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历史地理学是人类的基本知识需求，这类知识需求会成为文化的一部分，在社会中，是文明建设的一块重要基石。

　　古书里面往往讲很多地理知识，我们今天看起来，因为时代早已过去了，那些地理知识都是古代的，所以它们表达的是历史时期的地理，可以简称历史地理。这是一种对历史地理的简单解释。那么要不要关注历史时期的地理？大多数历史学家会说：当然要！一部分地理学家会说：需要。他们的反应不太一样，口气有轻有重。但是，口气的轻重并不与他们对历史地理学发展的贡献成正比，这个问题后面会有讨论。

　　历史地理学这个分支来自对地理学按时间所做的分割：当代地理，历史地理，古地理。地理学一般所说的分支，如经济地理、政治地理、文化地理等，是横向分割。每一段纵向分支中，仍可做横向分割；同样，每一个横向分支中也可以做纵向分割。

　　有人开玩笑说，地理学什么都管，什么都可以研究，你随便拿出一样东西，我都可以在后面添上“地理”二字——你说饮食，我说饮食地理；你说书法，我说书法地理；你说唱歌，我说歌曲地理；你说面条，我说面条地理，电视中确实有过讲世界面条分布的纪录片。其实历史学也有这个特点，什么东西后面都可以加“历史”二字。这说明，历史学与地理学都不是以研究事物的类别立身，而是以所有事物都具有的时空二性立足，所以这两门学问的边界远得很。而历史地理学，把两个词都用上了，学问的边界就更说不清了。

　　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两类工作，当然有紧密的内在联系，但各方追求的目标稍有不同。理论是概念的讨论与厘清，实践则是跟着具体问题走，往往不受概念范畴的束缚。所以在介绍这门学科的时候，说完理论，一转到实践方面，会觉得又“乱了”。我想，每一个人想认识一门学科是“什么”的时候，一定要有心理准备，接受这样的情形：理论是严谨的，研究实践是丰富灵活的，不要用一方挑剔另一方。

　　关于历史地理学，阐述的书与文章已经很多，这里仅以个人有限的工作经验与阅读体会，汇总一些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所以这本小册子，只是个人感悟，仅就有感之处发言，不是教科书式的纲举目张的全面讲解。另外，我虽然主要在国内做研究，但因为我在美国读了几年书，受到一些欧美那个时期流行的认识的影响，所以，把欧美的东西，准确说是我对欧美历史地理学的感受，也讲一讲。欧美的东西，我个人体会，在19世纪后半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前，比较踏实，是他们的学术上升阶段，学者们讲出来的东西，有长远意义。20世纪70年代以后，所谓后现代思潮兴起，有些东西不错，比如人本主义、话语理论等，但也有很多探索过于激进，有实时意义，却未必有长远意义。所以我愿意谈的感受，都是基于前一个阶段，即19世纪后半到20世纪70年代之间的。那时讲的东西，我觉得并没有过时，只是不时髦，但都是基础学术建构。

　　既然是谈个人经验体会，先说说我是如何开头的。这个经验虽然是个人的，但为了介绍历史地理学这门学科，这份开头的感受值得交流一下。

　　1972年5月，我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习。没想到，才上了半年课，到了10月份，就安排了田野考古实习。邹衡先生判断北京房山琉璃河董家林村一带很可能是西周所封燕国的核心区，所以要做一次探索性发掘。我们全班同学倾巢而出，来到董家林，住在一座旧庙里，打地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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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天之后，考古探方有了一定深度，也开始出一些古代陶片。我工作的探方还发现一个灰坑，考古学所谓的灰坑大多是古人丢置弃物的地方，包含物很杂乱，但有一条，其断代会比较准确，是一个比较明确的时代堆积物。当然，因为是废弃物品，里面一般不会有太珍贵的文物。

　　但是有一天，一位很有学者风范的老先生带着一位年轻女助手，来到我们的探方，而且就是冲着这个灰坑来的。北京文物队的老师彼此低声耳语：“是侯仁之！”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虽然尚不知他的具体身份，但断定是一位重要人物。

　　侯先生与那位女老师在灰坑中取出几块土样，分别放入塑料袋。这令我们这些搞考古的人很吃惊：“要这些土块干什么？”“是测试土样中包含的孢粉，做古代植被复原分析。”那位女老师解释说。我们的考古发掘正进入复杂迷离阶段，有同学编出怪话“考古考古，连蒙带唬”。可侯先生的行为，让我忽然感到一个叫科学的东西陡然出现，我开始重新审视眼前这个难以捉摸的探方。可是，又觉得侯先生所做的并不属于考古呀，那是什么？在北京文物队老师口中，侯仁之是北京史专家。那时，我完全不知道历史地理，但记住了侯仁之这个名字。这是我第一次零距离接触历史地理研究的现场，但对这门学科，其实茫然无知。

　　考古专业毕业后，我来到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工作。研究室有一个独立的资料室，开架，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我在资料室书架上见到几册《禹贡半月刊》，知道了几十年前曾有一个禹贡学会。按我当时的理解，那是一个历史研究群体，首先，这些学者都是历史学家，不少还是知名的老先生（那时当然是年轻学者），虽然研究的是地理问题，但目的是为了搞清相关的历史事件。在一般的历史研究中，也常见这类地理考证。

　　我的这个印象是来自一种传统的观念，即在历史研究中本来就包含地理研究。二十四史中不是也有不少地理志嘛。在北大历史系学习的时候就记住了邓广铭先生说的历史研究的“四把钥匙”：年表、职官、地名、目录学。总之，见到历史学家研究古代地理问题并不奇怪。

　　我因为是做考古，《文物》《考古》《考古学报》三大杂志是必读的。一次，忽然在《考古》上看到侯仁之与俞伟超联名发表的《乌兰布和沙漠的考古发现和地理环境的变迁》。俞伟超是我最接近、最熟悉的北大考古老师，他的文章当然要全文阅读。而侯仁之，不是北京史专家吗，为什么与俞老师合作？文章看后，顿觉十分新颖，原来考古学还能这样来用，考古学居然还能证明科学问题（沙漠化）！在此一定要强调一下，这类环境考古的题目，在今天已经不新鲜，但在那个时候看到，会令人为之一震。只是，这种新鲜感在我这里一时并没有产生“另一种学科”的认识，甚至以为他们只是偶然遇到这样的合作机会，才做了这样的题目。

　　俞伟超与侯仁之的合作，使我对侯仁之的研究产生了亲近感，也逐渐知道了他研究的是历史地理学。1978年报考研究生时，因为考古专业的俞伟超老师还没有招生的计划，带着急于上学（“过这个村儿没这个店”）的心情，我选择了侯仁之先生的历史地理学。而“历史地理”这个名字遂以正规的概念进入我的认知之中。

　　正规化其实就是一种认真态度，一旦认真，事情就不一样了。我把在内大能找到的侯仁之、谭其骧、史念海的著作尽量找来，当然还有《禹贡半月刊》。当时三位先生中，只见史先生出版了一册《河山集》，是历史地理研究的文集。侯先生主编有《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也出版了《步芳集》，但都不能算真正的历史地理论文，他与谭其骧先生各自发表的论文都散在期刊中，还没有汇辑成书。

　　史念海先生的《河山集》读起来令人很有兴味，原来在历史文献中还能开发出这么多有趣的题目。史先生所谈，离你原来的史学基础不远，却都是未曾关注过的地理问题，读罢，你自己也会有跃跃欲试的感觉。多年后，与同学张承志聊到史念海的《河山集》，他慨然说道：“要是早读到这本书，就考他的研究生了！”史先生的《河山集》带领读者，在复杂的历史演进中，在政治、经济、军事、交通等方方面面的历史事态中，挑出区域、界线、中心、路线等议题做讨论。史先生证明，地理问题乃渗透在大大小小的历史事件中，就看你眼力如何了。这个方向，是从历史研究过渡到历史地理研究之后，最能引发兴趣，也最考验思维灵性的选项。

　　谭其骧先生以史范严谨著称，他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在20世纪70年代的陆续出版，轰动整个文史界。这部图集中的地图可称为“普通历史地图”，即今天地图分类中最基本、最流行的一类，内容包括行政区划、重要城镇聚落、山脉河流等。这类历史地图的编绘，绝大部分精力是用在地名位置的考证上面，但并非没有思想判断的事情。记得这部图集最初出版的时候，中国国家边界问题正是外交事务上的热点，也是社会上的热门话题，于是地图集上所表示的历代王朝疆域，遂成为人们看图的时候特别要辨认一番的内容。人们相信，这是一部值得信任的历史地图集，关于每个朝代、不同民族地区的疆界，图集给出的就是权威性的表达。但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是如何判定的，其思想依据到底是什么？在没有这部历史地图集之前，对这类话题大约只有一些笼统的表述。但这部《中国历史地图集》是学术成果，是科学研究的成果，它一定包含一份更深入、更有说服力的学术解释。而明确做出这一学术性解释，也正契合当时的政治需要。应翁独健先生之邀，谭先生对这个问题做了详细的分析。这是中国历史疆域问题首次被从学术角度进行了原则性的论证，使人们对这个热点问题的认识获得了重大进展，因此，也令人感受到了图集强烈的时代性。这是对历史地理学的一次有力宣传，很多人开始认识到历史地理学高度的学术性与可贵的致用性。

　　在报考研究生的准备中，侯仁之先生关于历史地理学性质的论述，有着特殊的地位。这不仅是因为他是我要报考的导师，更因为这类理论文章在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找来读的。侯先生提醒人们，历史地理学需要理论认识，而不仅仅是知识的积累与案例的熟悉。侯仁之先生当时所讨论的理论问题，主要宗旨在厘清现代历史地理学与传统史地之学的区别，拓展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视野，在新的对学科本质的理解上构建更宏大的研究体系。这一理论认识，极大地推进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现代发展。理论自觉乃是现代学术的要点，历史地理学的理论自觉，主要体现在从现代地理学的角度进行重新定位，展开新的视野。这将是本书重点讨论的问题。

　　德国地理学家赫特纳（Alfred Hettner）曾经这样表达老师们给他留下的印象：“我对我的每个大学老师——阿·基希霍夫，特奥巴尔德·菲舍尔，格·格兰德，弗·冯·李希霍芬——都怀有极大的感激之情，但我觉得在他们那里地理学出现的形式却各有不同。”阿尔夫雷德·赫特纳：《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王兰生译，张翼翼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序言第1页。我想，对于许许多多历史地理学的后来人来说，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三位导师，也正是这样，他们的贡献形成了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经典时代。三位导师治学风格的不同，证明了这门学科路径的多元性、问题的丰富性、论证的多重性。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是当代历史地理学界的创立者，他们的个性研究从不同方面对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诞生与发展做出了经典性的注解，也是认识什么是历史地理学的卓越范例。他们的学术历程值得我们反复思考。美国历史地理学家索尔讲过，深入了解一个或多个我们学科重要人物的工作，这大概是我所能够建议的最重要的地理学入门了。

　　追仰前辈的楷模往往是学术认知的第一阶段，而自己进入研究实践则开启了无休止的继续认识过程。问题域的层层打开，时代特色的显现与更替，与相关学科的交融，等等，这些都在推进对学科的理解。随着学科研究者群体的扩大，所见学者的个性也越来越丰富，这是学术繁荣的重要标志。西方地理学思想，尤其是人文地理学的思想，在改革开放以后被迅速引进，逐渐融入中国学者丰富的研究实践中。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学术思想必然十分活跃。

　　历史地理学很容易被视为一门偏重实践性的学科，但理论讨论在现代历史地理学中始终占有重要位置，参与者日众。人们在完成一项重大主题研究之后，大多要做一番理论方法的总结，这已成为学科的常态。因为现代历史地理学主要是从地理学一方吸取问题意识，其理论基础也必然建立在地理学理论上。当然，这并不排除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中吸取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不过，从地理学的角度去认识历史地理学，这是一个基本点。许多重要的地理学概念被用到历史地理研究中，这正是现代历史地理学的一个具有本质意义的特点。同时，按照地理学的问题范畴，形成了历史地理学的骨干分支，如环境变迁史、历史区域地理、历史政治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农业地理、历史人口地理、历史城市地理、历史文化地理、地理学史等。

　　认识现代历史地理学，除了上面列出的基本研究范畴外，有两个关于历史地理研究的特殊性问题对于认识这门学科很重要，这里先做一些提示。一个是，很多人习惯于将历史地理学看作历史学的一部分，这是一种传统印象，完全可以理解，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地理学的确具有史学价值。但是在做全面理解时，把历史地理学放在地理学的大框架内，更契合其本质，也更利于其发展。另一个问题是，方志学与地理学的差异。方志学是地理学的早期特色，是传统地理书写的框架，其着重对地表事物做分类与排列，是叙述性的。在社会中，很多人对于地理学（包括历史地理学）的看法也止于此，以为地理学就是记录地方的。而现代地理学强调解释性。其实，追求解释性在地理学中很早就有了，清初的孙兰已经很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志也者，志其迹，记也者，记其事。说则不然，说其所以然。……则所谓舆地之说也，何以为山，何以为川，山何以峙，川何以流。”孙兰：《舆地隅说》自叙。只是因社会条件与学术条件都不够，“说其所以然”的地理学没有很好地发展起来。刘师培曾感到惋惜，他说：“呜呼！使明清之交，人人能读兰书而发扬光大，则吾国格物致知之学当远迈西人。”刘师培：《孙兰传》，《国粹学报》1905年10月18日。地理学真正获得解释力，是在进入科学时代之后。在以往的时代，并不是说对地理事物完全没有解释，但那些解释感性多于理性，多是比喻的手法，未能进入事物本身的原理。现代历史地理学要跟上现代地理学整体的步伐，不仅要复原过去的地理面貌，更要做出具有现代学术水平和学术价值的解释，指出原理甚至规律。历史自然地理研究，可以借助现代环境科学的各种手段，获得古人不曾知晓的资料信息，进行科学分析。在社会人文地理问题上，要借鉴现代社会人文科学丰富的视角和阐释能力，加入论证的行列。总之，历史地理学要从传统的方志式考证研究上升到现代解释性研究。

　　最后必须再次说明，本书所言，是个人的认识，并不能通盖历史地理学的全局。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乃是“大千世界”（all possible words），其艰难由此，乐趣亦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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