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标激发动力,方法决定成就”,这个题目,七八年前我在外地一个学校里曾经过一次。可惜没有留下稿子,甚至连提纲都没有找到。所以,这一次完全是重新构思,重立提纲。
比如一个少年,他理想将来成某一方面的科学家。这是理想,能否实现,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是不可必的事情,尤其是不能限时达到的事情。也许努力一辈子,亦无大成。也许毕业后几年奋斗,就做出成绩,得到认可,就算是科学家了。
又比如,人类的理想是,是大同世界,我们无法确定什么时候能够实现。前些年,有某部门的一个小官僚,宣布说,我们的民族复兴事业已完成百分之六十二,现在都知道这是一个愚蠢的笑话。
比如旅行,目标设定某城市,或某风景区,须花多少时间。这通常是可以按计划实现的。
又比如要写一篇论文,搜集材料大致需要多少时间,然后整理材料,理出线索,拟定提纲大致需要多少时间,再后,写作大致需要多少时间。这是可以规划的。虽不能每一步都能按时做到,但有一个规划,总是可以调动自己的积极性,努力工作。
我这里强调目标与理想的区别。意义就在于,我们做事,做学问,一定要脚踏实地,设一个目标都是具体的,可操作的。不要漫无边际的做大题目,因缺乏可操作性,可能到头来,一事无成。
有目标,才会奋斗,去争取实现。没有目标,就会放任自己,随波逐流,一日复一日地过去。
因为有目标,会让我们对目标所定的这件事,这项工作,念兹在兹,心营目注,就不会心无所主,盲目瞎混。
所以说,没有目标就没有动力;有了目标就会激发动力。无论古今中外,凡是有成就的人,都可证明这一点。
据说,苏轼在做杭州太守时,整治西湖,修筑堤坝,疏浚河道,赈济灾荒,事情相当繁钜。他每天或每一段时日要做的事情,一项一项地写在历纸上。完成一项,就划掉一项。
近代著名学者,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也是这样,时常给自己预定目标,努力去实现。
如,1921年1月,当时顾先生在图书馆工作,他给自己预定一月内的工作目标:
我记得,美国的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给他的儿子的38封信里也强调说到,要树立目标。如果不设立目标,就会放松自己,就会懒散,就会失去奋斗的动力,就会让时间无代价地流逝。
我一向很重视计划性,不断地给自己规定目标。这是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工作格外繁重,我的负担也格外繁重。我要包办几乎全部的家务事;我还要替黎澍先生写文章,和帮助他完成某些上级领导交给他做的事情,如给领导人起草讲话稿,给中央相关部门提供所需要的历史资料等等。我自己也必须为自己做一些研究工作。所以,时间总觉不够用,非常紧张,必须定计划,设目标,督促自己,决不能浪费时间。
1973年5月25日日记里记到:原曾计划6月读梁启超的作品,7月查报刊,8月,写民国资料丛稿所需要的《梁启超小传》。因情况有变化,看来至少需要推迟一个月。即8月上旬左右,把必须读的梁启超的作品读完,余20余日查报刊,9月开始写梁启超小传的初稿。10月或11月开始查胡适档案,为写《胡适小传》做准备。
1980年1月2日记到:从明日起,拟赶写《国会请愿运动》一文,考虑提纲,补充材料,争取春节前能有初稿。这篇文章在这一年的10月,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的。
又比如:1984年,我在赶写《胡适研究论稿》。作为该书的一部分的《胡适年谱简编》已赶出初稿,正在修改抄清。
7月8日记道:年谱已抄近12万字,尚有3万余字,争取3-4天内抄完。15日前寄给四川出版社。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若不这样,严格计划,督促和鞭策自己,那本书是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完成的。当时之所以这么赶时间,是因为四川出版社要参加香港的图书展销会。后来,果然参加了展销会。所以那本书在香港的报纸杂志上报道得最多。
一个人,无论是做哪一行,要想有所成就,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不断给自己设定目标,去奋斗,去拼搏。没有目标,就会放松自己,随波逐流,是不可能有好的成绩的。
一个人做事或做学问,若是不得其法,就不容易做出成绩。过去师傅带徒弟,从来不详细解说方法。就是让徒弟看师傅怎么做。你若不用心,就总学不会,学不精,做不好。这一方面是师傅怕教出好徒弟,自己丢了饭碗,另一方面是中国的教育传统,思想传统,提倡“悟道”,不讲究方法。于是,那些悟性好的,就有所成就,悟性差的,一生碌碌无所成。近代教育,特别注重方法。所谓科学,一定是讲究方法的,不讲方法,算不上科学。科学就是讲究方法的学问。自然科学讲实验的方法,社会科学讲调查研究。实验有实验的方法,调查研究有调查研究的方法。所以,胡适做北京大学文学院长的时候,他特别开设了一门课,叫做科学方法论,请各门科学的顶尖学者,来北大讲方法论,如请丁文江讲地质学方法论,请任鸿隽讲化学方法论,请唐钺讲心理学方法论等等,胡适讲“引言”和《结论》两部分。
不论是做学问,还是做事情,方法越精密,成就越大,方法越自觉,越容易出成绩。
我觉得,方法的第一层含义是程序、步骤。做什么事情,如果程序搞错,步骤搞乱,结果一定不好,甚至还会发生危险。所以方法的第一个含义是程序与步骤。先要把程序步骤搞清楚。自然科学是如此,社会科学也是如此。 比如国际政治,有政治家提出解决某一个政治危机的方案,其中必须包括一个路线图。路线图就是程序步骤。
方法的第二层含义,就是讲具体的操作方法。上面讲的程序、步骤。每一步,都还有其具体的操作方法。拿我们做学问来说,确定了研究课题之后,一定先去搜集材料,搜集材料有搜集材料的方法。比如,首先就自己掌握的情况列出参考书目,包括书籍、论文、档案等等,在搜集查阅的过程中,肯定会发现一些原来列举参考书目时,还不曾想到的东西。所以搜集材料,总是范围越来越大,挖掘越来越深。总之,材料是占有得越充分越好。
做学问的高低精粗,主要在如何整理材料,分析材料,从大量的材料中发现其内在的联系,发现可以贯穿这些材料的中心线索。达到这一步,才可以动手写作。
这个整理、分析材料的过程,就需要思想的能力,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逻辑思维的能力。所以,我这里要稍微讲一点逻辑。
比如说,一切生物都是要死的。这本来应该是归纳得出的结论。但谁都不可能做到完全地归纳。你不可能等到地球上的所有生物都死光,你才得出结论说,一切生物都是要死的。这里面包含着演绎的过程。就是人类发现生物之所以有生命,是因为它有新陈代谢的能力。一旦新陈代谢停止了,生命就结束。而生物进行新陈代谢的器官不是永动机,他是会衰老和死亡的。所以生物体就都会死亡。这就是一个演绎的过程。至于演绎推理,更离不开归纳。因为一切演绎的大前提都是归纳得来的。银河国际galaxy网站所以我们说,演绎与归纳不能绝对分离,是互相凭借,互相包容的。
掌握形式逻辑,在研究工作中,要特别注意,不要轻易做全称判断。我方才已讲过,归纳往往不是完全地归纳。这里面就隐藏着一定的危险性。
有一个故事,说古希腊一位哲学家到克里特岛游览,遇到一位克里特人,对他说,克里特人都说谎。那意思是叫这位游客多加小心。但 他不知道这位游客,可不是普通人,他是哲学家。任何人说的话,他都要思考一下是否合乎逻辑,是否真有道理。这位哲学家想到:这个克里特人说,克里特人都说谎,这句话能成立吗?他分析说,如果克里特人真的都说谎,他是克里特人,那么他肯定也说谎。那样,这个克里特人说的话,就不可能是真的。于是大前提便不能成立,这就是不合逻辑。
这故事提醒我们,不要轻易做全称判断。赵元任先生有一句名言,说“言有易,言无难”。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言有 通常都是特称判断,比如说,北京有一个故宫,这是谁都知道的。不会有错。又比如你说,北京有很多庙宇。这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说北京没有什么,你就得非常仔细地琢磨一番。不然很容易出错。因为你若说这里没有什么,比如你说。北京没有苍蝇,消灭了苍蝇。。这里就包含一个全称判断,就是你完全地,丝毫没有遗漏地搜查了全北京所有的地方,没有发现苍蝇。但这实际上是不容易做到的。说不定有一两处不被人注意的地方,你忽略了。假如某人从某个垃圾堆,或某个公厕里发现一只苍蝇,就推翻你的结论,就等于你说谎了。所以我说,对一个问题的观察研究,不要轻易做全称判断,要避免武断,避免绝对化。
要从根本上避免武断,避免绝对化,就不仅要懂得形式逻辑,还需要懂得辩证逻辑。
从根本上说,两者的区别,就在于,形式逻辑是从相对稳定,相对静止的状态去观察和研究事物。辩证逻辑是从运动和发展的状态,去观察和研究事物。
通常人们说,哲学是科学之科学,它把科学精神提高到极致,去想平常人一般不去想,或想不到的东西。
比如说,运动,我们一般人只看到物体从一个地方运动到另一个地方,或者是用人力,或者是用机械力,这是我们司空见惯的事情,不以为奇。但到了哲学家那里,问题就没那么简单了。古代有一位怀疑派的哲学家,他叫芝诺。他以人人皆知的龟兔赛跑的故事提出他的怀疑论。我们大家都知道龟兔赛跑,说小兔跑的快,回头一看,老乌龟落在后面好远,他以为老乌龟一半会儿赶不上,就睡下来休息,结果,乌龟慢慢赶上小兔,并超过了它。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故事,也都毫不怀疑这个故事的合理性,而且,经常被人们用来做劝人勤奋的好事例。
他说,我的怀疑是有道理的。你们想,这个乌龟要赶上小兔,它必须先走过距离小兔二分之一的距离。他要走完剩下的那一半,还必须先走完剩下的那一半的二分之一,如此推论下去,乌龟又永远走不完二分之一。这个道理,其实中国古人也说过,说“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
据我所知,辩证逻辑最早得到完整系统的表述,是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黑格尔是唯心主义哲学家,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唯物主义立场上重新加以表述。但马克思和恩格斯都非常明确地承认黑格尔对于辩证法的伟大贡献。
恩格斯说,运动之所以可能,就在于,运动的物体,在某一个瞬间,它既在这一点上,又不在这一点上。假如,说它在这一点上,就等于说它在这一点上停止了运动,假如说它不在这一点上,或者说,它从不曾经过这一点,那也说明它不曾运动到这一点。所以说,只有明白,物体在一个瞬间,既在这一点,又不在这一点,运动才是可能的。
黑格尔在其《哲学史讲演录》中,讲到一个小故事,说有一位哲学史的教授叫第欧根尼·拉尔修。他给学生讲课时说,怀疑派哲学家认为,运动是不可能的。你们说,他们说的有道理吗?学生们回答说,有道理。的确,他们说的不是没有道理。然后,这位老先生叼着一个大烟斗,轻轻地从教室的一端,走到另一端。然后他停下来问学生们,你们看,运动是可能的吗?当然是可能的了。不然,这位老先生怎么可能从教室的这一端走到另一端呢。
所以,实践告诉我们,不能把片面的真理绝对化。要全面地,立体地,动态地去观察问题和研究问题。这就必须引入辩证的思维方式,引入辩证法。
我们刚才讲的,解析运动的道理,就是辩证法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对立统一。一个事物,总是对立的两方面统一起来的结果。一个人的品格,是他各方面的特点的总和。所以,一个人既有优点,也有缺点。绝对没有缺点的人是没有的。绝对没有优点的人也是没有的。而且,一种缺点也很可能在另一种情境下却是优点。比如说,某个人很清高自负,这通常被看作是一个缺点,但换一个角度去看,这种清高自负的人通常都不会去干那些偷鸡摸狗和投机取巧的勾当。这就是优点。一个民族也是这样,总有其长处,也有其短处。而且其长处和短处,又都不是绝对的。比如说,我们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这当然是优点,而且可以说是非常了不起的优点。但这个优点也给我们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就是觉得我们的文化是自我圆满的,一切都无须外求。就像当年乾隆皇帝接见英国使者时,对英国人说的那样,我们中华什么东西都有,无须外求,我们和你们做一点贸易,那是因为怜悯你们,没有我们提供你们茶叶、大黄等等东西,你们就过不下去。到了近代,突然发现,西方好多东西比我们的强。但只有极少数人肯虚心学习西方的东西,还要忍受被辱骂。大多数人不肯虚心学习,总觉得拜夷人为师是件不光彩的事。反观日本,是典型的岛国,文化简陋,但是他知道自己不如人,就虚心学习。知道中国比他强,就学习中国。后来发现西方国家比中国先进,就学习西方国家。结果,它率先现代化了。当然了,它的现代化有些畸形,走向军国主义,自然要批判。
辩证法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的原理,如,从量变到质变,否定之否定。量变到质变,已经很多自然科学加以证实。社会学也可以证实这个道理。否定之否定是从物质发展演变的形式上观察出来的。但这两条与对立统一比较起来,不那么重要。因为对立的统一是事物最本质的东西。讲辩证法,只讲这一条,讲对立统一,讲矛盾论,是非常有道理的。
我们今天不是讲逻辑学。不必在此多讲。只是介绍一下。我们在整理材料,分析材料,驾驭材料的时候,如能掌握这些基本的逻辑方法,对我们的研究工作是很有利的。
要讲治学方法。我的体会是,在大家都必须遵守的基本方法的基础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方法。有的学问大家的方法,带有普适性,是许多人可以借鉴和效法的。有的学问大家,其方法不很具有普适性,是不容易借鉴和效法的。比如陈寅恪先生的治学方法,我看就不大容易效仿。至今没有人敢说他是用陈先生的方法做学问的。但有的学问大家,其方法具有普适性,可以借鉴和效法。比如胡适先生的方法,影响甚大。孙楷第说,胡先生的治学方法的影响和感染人的力量,是300年来,没有人能赶得上的。他说的也许有点夸张。但不是完全没有根据。民国时期,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在人文学的各领域出现的一些有成就的学者,很大一部分,都坦然承认自己受到胡适治学方法的影响,这是事实。
我今天不注重讲方法本身,讲胡适的治学方法如何,王国维的治学方法如何,梁启超的治学方法如。我是要强调,方法对于取得成就的重要性。上面说的这三位大师,都直接讲过治学的方法问题,说明他们对于方法非常重视,对于方法高度自觉,所以都有大成就。
因为重视方法,对自己的方法充分自觉,做起学问来就少走弯路,避免无效劳动,所以就成就得快,成就得多。
我上面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方法,,但都是在大家都必须遵守的基本方法的基础上。这基本的方法是什么?我在十几年前就指出,基本的方法就是跟着事实和逻辑走。这次在《中国近代思想通史》的《前言》里,再次强调这一点。所以我前边着重地谈到逻辑的问题。逻辑问题就是基本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的问题。
怎才能形成或总结出自己的做学问的方法,使自己少走弯路,避免无效劳动,取得较多较好的成绩?我想主要是靠自己随时注意反思和总结,找出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
失败的项目,也可能是目标定的不合适,不切实际,所以无果而终。也可能纯粹是方法上的问题,或者是程序步骤有问题,或者是具体操作上有问题。反复总结提炼,慢慢就会形成自己的方法。有了自己的方法,再去与前辈大家们,诸如梁启超、王国维、胡适等人去对照,看有些什么可以进一步充实,进一步提高。
完全照搬别人的方法是不会成功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先总结出自己的,然后再去参考借鉴别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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