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十月，笔者受中美富布赖特联合培养博士生项目和北京大学人文学部资助，到美国芝加哥大学进行为期十个月的访问研究。前段时间偶然得知，今年美国的社会科学历史协会（Social Science History Association）第44次年会将于11月21日至24日在芝加哥召开，于是立刻决定注册，赴会观摩。

　　相比于许多其他专业学术社团，社会科学历史协会的名字较少为国内美国史学界所熟知，而“社会科学历史协会”的中文翻译名称也很容易让初次看到它的人望文生义，以为这是一个以研究社会科学学术史（history of social sciences）为旨趣的专业历史协会，但事实上并非如此。社会科学历史协会成立于1974年，它的创建者是当时的一群来自各个学科的对于使用社会科学理论方法研究历史感兴趣的学者，他们希望“通过鼓励在历史教学和研究中有选择性地运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来提升历史解释的质量”，尤其青睐于“在系统检验相关材料的基础上尝试某种程度的综合，并合适地运用量化分析的研究”，以及多国比较的研究。因此，社会科学历史协会实际上是一个以推进社会科学化的历史研究为宗旨的跨学科学术组织。1976年，协会开始出版官方刊物《社会科学历史》（Social Science History）季刊。早期的《社会科学历史》所选论文内容五花八门，涵盖了工业化、人口变迁、官僚政治等诸多主题，论文作者则来自于各个社会科学学科，其中也包括了埃玛努尔·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Roy Ladurie）、于尔根·科卡（Jürgen Kocka）、托马斯·柯克兰（Thomas Cochran）、李·本森（Lee Bensen）等长期以来主张历史学应吸收借鉴社会科学研究概念、方法与问题的国际知名历史学家。需要指出的是，协会虽然偏好理论化、量化和采用比较方法的研究，但并不局限于此；而从研究分析对象的地域来看，早期的论文虽基本上聚焦于美国和西欧国家，但也有极少数以拉美、苏联或日本为考察对象。

　　今年社会科学历史协会年会的主题是“数据和对它的不满”（Data and its Discontents）。会议组织方希望参会人员能够围绕“数据是否存在”、“什么是数据”、“数据从何而来”以及“如何让数据变得更好”等议题展开讨论。社会科学历史协会年会组织的一大特点是，它按照研究主题而非传统的学科界限划分讨论小组和人员，这也正是它跨学科交流使命的重要体现。每个主题被称为一个“网络”（network），每个网络都有三至四人作为与大会组织委员会和与网络内部各个讨论小组沟通的代表。主题网络在整个协会组织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每个网络都拥有极大的自主性，可以自行发起征集和筛选参会论文，这种高度开放、灵活、平等的组织结构给协会源源不断地注入了动力，使其得以有效运转，长期吸引来自全美各地和各学科领域高水平学者和博士生参加，也正因为如此，今年的协会主席、明尼苏达大学历史人口学教授斯蒂芬·拉各斯（Steven Ruggles）将主题网络形容为是“社会科学历史协会的生命线”。

　　今年的年会共设置了19个主题网络，分别是“童年与青年”、“犯罪、司法与法律”、“文化”、“经济学”、“教育、知识与科学”、“家庭人口统计学”、“健康、医学与身体”、“历史地理学与GIS”、“劳工”、“宏观历史动力”、“移民”、“政治学”、“公共财政”、“种族与族裔”、“宗教”、“乡村、农业与环境”、“国家与社会”、“女性、性别与性”。每个主题“网络”之下包含了十余个小组讨论（sessions），此次年会共召集组织了268个这样的讨论小组，它们大多是围绕与所属主题领域相关的某一子议题进行的小型讨论会，例如在“国家与社会”主题网络下有讨论“现代殖民帝国的国家构建”小组会，另外也有一些小组则是关于近年来领域内新出重要著作的书评会。讨论小组的人数一般为5至7人，其中包括主持人、发表人和点评人。每场小组讨论的总时长为一个半小时，根据组内发言人数的不同，每位论文发表人的发言时间在20至30分钟不等，此外通常还会留出专门的现场观众提问时间。

　　由于大会会期有限，而讨论小组又数量众多，因此在同一时间段内一般情况下会有15个左右的小组讨论同时进行，这也就意味着，参会旁听者必须根据自己的兴趣在这些不同小组之间作出选择。尽管会议主题庞杂，但我通过协会官方网站上细致有序的会议议程介绍，还是轻松地制定了旁听计划。我选择了周五和周六的四场小组讨论进行旁听，其中两场是专题讨论，另两场是书评会，在此各举一例。第一场小组讨论的议题是“比较-历史社会科学的未来（一）：学术的边界地带”，共有四位论文发言人。来自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的米切尔·斯蒂芬斯（Mitchell Stevens）教授首先发言报告了他与另外两位美国学者的合作研究，内容是呼吁发展关于美国教育的政治社会学（a political sociology of education），结合政治历史分析和社会分层（stratification）理论，更好地解释不同的学校和地区之间在教育供给（provision）与教育回馈（return）方面的变化，并揭示教育对于美国政体组织与演进的影响。

　　来自孟菲斯大学历史学系的凯瑟琳·阿诺德（Catherine Arnold）教授简单介绍了她在人权和人道主义史方面的研究见解。来自瑞典北雪平分析社会学研究院（Institute for Analytical Sociology in Norrköping）的雅克布·哈宾内克（Jacob Habinek）原本提交的讨论是关于新兴的计算社会科学对于社会科学历史研究影响的，这也是我原本想重点了解的一个前沿话题，但是他临时更换了题目，转而阐发了他对于机器写作（mechanic writing）相比于人类写作优劣势的看法。最后一位发言人是西北大学社会学系的年轻教授劳拉·尼尔森（Laura Nelson），她介绍了近年来比较历史社会学领域越来越多运用高维数据（high dimensional data）进行研究的趋势，所谓高维数据，指的是同时包含大量属性或特征的复杂数据类型，她指出，相较于传统的基于数字作回归分析的量化历史分析，运用高维数据进行的研究能够整合更大范围的社会科学研究工具和材料类型。

　　虽然同属一个小组，但这四位学者的研究实际上差异巨大，在我看来，除了最后两项研究存在一些交集外，几位学者彼此之间并没有产生太多的互动。不过，由于这场设有专门的点评人，旁听的观众针对其中几位发表人的研究也有提问，因此整个讨论会现场气氛还是相当热烈的。我旁听另一场主题为“知识、现代性和美好生活”的小组讨论则相对冷清些，这着实有些出乎我的意料，因为在我看来，这场有前美国社会学会主席、芝加哥大学教授安德鲁·阿伯特（Andrew Abbott）教授这样的重量级人物参加，理应座无虚席才是，但是或许因为是被安排在下午的最后一场，它并没有吸引太多的旁听者。阿伯特教授的发表环节非常简洁利索，由于笔者学力浅薄，只听得个稀里糊涂，内容大致是对现代社会科学经典的“事实-价值”二分论作了新的阐发，他直接抛出了七个论点便迅速结束了发言，在座观众显然还沉浸在对他发言的艰难琢磨中，过了半晌才纷纷鼓掌致谢。这一场其他三位年轻学者的研究分别涉及19世纪英国几位妇女的高等教育平权思想、夏季旅行对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美国学校教师群体的观念影响、过去几十年里德国政府关于移民人口的调查统计所折射出的官方对于美好生活标准的想象，内容都颇为有趣。而在我看来，将新老学者搭配一组，某种程度上或许也体现了大会组织的民主性。

　　相比于专题小组讨论，我旁听的另外两场书评会氛围要活跃得多。第一场书评会讨论的是西北大学经济学系与历史学系双聘教授、前经济史协会主席乔尔·默克（Joel Mokyr）2016年出版的著作《增长的文化：现代经济的起源》（A Culture of Growth: The Origins of Modern Economy）。在这本书中，默克对早期现代西方工业革命起源这一现代世界历史上的经典问题从文化角度给出了他的解释，他认为，在15至17世纪的欧洲形成了一种竞争性的思想氛围，欧洲地缘政治上分裂状态与横跨大西洋两岸的“文人共和国”（Republic of Letters）智识共同体内部的交流共同催生了一种探索自然科学奥秘的文化氛围，他认为这就是工业革命为何发生在欧洲而不是中国等世界其他地区的关键原因。这本书收获了诸多好评，几位评议人都认为它是整个探讨“现代经济的文化基础”的庞大学术文献库存中的一部新的标杆之作，但也有评议人提出批评，认为他书中暗含的“文人共和国导致科学革命，进而导致工业革命”解释逻辑并不能完全自足。几位评议人切中肯絮的评价和默克教授本人充满激情的回应使得讨论小组现场气氛热烈，也吸引了大批观众，其中有不少还是来自其他讨论小组的参会者。

　　另一场书评会讨论的著作是去年刚出版的由范德比尔特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萨拉·埃戈（Sarah Igo）撰写的《知情的公民：一部现代美国的隐私史》（The Known Citizen: A History of Privacy in Modern America），该书荣获了包括美国思想史领域最高奖项梅勒·柯蒂奖（Merle Curti Prize）、文化史研究领域的雅克·巴尔赞奖（Jacques Barzun Prize）等今年多项学界大奖。埃戈教授在书中追溯了隐私观念在现代美国的起源，以及不同历史语境下围绕它所产生的争论和语义变动。几位与会评议人对本书给予高度评价，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詹姆斯·斯派洛（James Sparrow）认为，本书综合了多个学科已有的关于隐私问题的零散研究，揭示了隐私本身的政治建构性，同时刻画了美国公民主动争取隐私权利的历史过程。

　　《知情的公民：一部现代美国的隐私史》书评会现场，左一为作者萨拉·埃戈教授

　　上述只是简单描绘了整个大会的冰山一角，但从中不难看出，美国社会科学界和历史学界对于社会科学历史协会年会还是相当看重的，无论是资深教授还是学界新锐学者，都将此看作是展示自己最新研究成果的重要平台，有不少学者甚至时隔两三年就参会一次。根据笔者随意选取几个主题网络进行简单背景调查得出的粗略印象，参会人员中社会科学与历史学学者的比例估计在二比一左右，而社会科学内社会学学者的比重较大，这或许也能反映出历史学与社会学之间的学科亲近性。此外，相比于协会创建初期，近年来协会年会在参会人员方面无疑已变得更为多元化，笔者在会场就见到了不少作为发表人参会宣讲的中国学者、学生的身影，而从会议手册来看，还有一些日本和韩国学者也参加此次会议。

　　从此次美国学术旅行之始，笔者就不断感受到芝加哥在整个美国社会科学界的重要性。社会科学历史协会的大本营就设在芝加哥，根据它的官网介绍，协会每三年就会在芝加哥举办一次年会。这或许并非偶然，芝加哥市在地理上居于美国的中北部，一直以来就是美国全国交通的枢纽，便于东西两岸学术机构人员来访荟聚。更为重要的原因或许是，芝加哥在历史上就与美国社会科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拥有一所蜚声国际、具有深厚社会科学研究传统的大学，也始终对于跨学科交流理念持有包容开放的态度，诞生了一批对于美国社会科学学术发展具有至关重要意义的跨学科组织。相较于国内，银河官方官网这里的社会科学与历史学之间的沟通合作更为频繁密切，这一点不仅体现在如社会科学历史协会这样的全国性跨学科交流平台上，也体现在像芝加哥大学这样的顶尖研究型大学对于在常规学科体系外构建多学科合作组织机制的重视上，闻名于世的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Committee on Social Thought）就鼓励学生打破学科壁垒，对那些所有研究领域都会触及的真正根本性的问题有深入贯通的理解，而1929年建成的社会科学研究大楼更是彰显这座校园绵延已久的跨学科文化的最佳物质载体，时至今日，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系和社会学系仍共处一楼，两系的教员能够很轻易地相互接触交流。

　　这次大会让笔者对于所谓的跨学科理念有了更直观深刻的体会。在旁听两场专题小组会议的过程中，我不时琢磨一个问题，那就是这样形式上的跨学科、跨领域的讨论交流会真正对每个参会学者个体今后的实际研究产生影响吗？我觉得这种影响或许很小，但此次参会让我有了一个更真切的感受，那就是，跨学科组织平台本身就具有独特和无法取代的价值。学术并不是一项孤独的事业，正是学者彼此之间的定期见面与沟通赋予了学术以生命力，也让每个学术人感受到它是一个更大共同体中的一部分，而也正是在持续不断的信息交流与人脉网络搭建过程中，一场又一场的智识变革孕育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