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中国社会学自从由西方引入之日起，就面临着主体性危机和本土化任务。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是几代中国社会学人的梦想，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建构自主知识体系。作为一门以社会为研究对象的学问，认识社会的方式方法决定着社会学的知识生产方式，并直接关系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成效。加快建构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着力提升中国社会学的方法自觉。

　　经过百余年发展，尤其是恢复重建以来40多年快速发展，中国社会学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方面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成为我国社会科学中一门重要基础学科，并提出了小城镇理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社会互构论、社会建设论等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但总体上看，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尚未建构起来，突出表现为我们在研究中所运用的理论框架、概念工具、研究方法等大都来自西方，与中国自身实践存在隔膜。这导致中国社会学面临双重“失语”危机：一方面是在世界社会学领域中“失语”，即在国际学术界缺乏话语权和平等对话能力。另一方面是面对中国现实时“失语”，即缺乏对巨大时代变革和伟大创新实践的理论概括能力和前瞻引领能力。

　　中国社会学的诞生主要来源于对西方社会学的知识移植。费孝通晚年曾回忆，在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学课堂上，不仅所有的教材和参考资料都来自西方，就连“有人用中国语言讲西方社会思想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大事”，因为“要用中国语言来表达西方的概念，比起用中国衣料制造西式服装还要困难百倍”。后来，在诸多社会学家共同努力下，社会学中国化取得了一定成就，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学派、社区学派、乡村建设学派、学院派等初具规模的学派，但由于种种原因，这种本土化探索较为短暂。在恢复重建过程中，中国社会学又开启了对西方社会学特别是美国社会学更大规模的移植。通过这种密集的“知识引进运动”，中国社会学快速完成了知识体系和学科体系的建构，但也不可避免地建立起对西方社会学的依附关系。尽管从一开始，就有社会学家呼吁并致力于推进社会学中国化，但要打破西方社会学的话语霸权尚任重道远。

　　中国社会学对于西方社会学的依附，表面上体现为理论、概念、话语等方面，但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则是方法危机。这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在具体研究方法层面，不少研究停留于对西方社会学研究技术的机械套用，热衷于“技术至上”而罔顾技术背后的“人心”与“社会”，陷于渠敬东所说的“方法主义”泥潭，研究成果从形式上看很规范甚至很前沿，但无法触及真实的中国社会，甚至对现实产生误导。二是在方法论层面，不少研究简单套用西方社会学的研究范式，沉溺于运用西方的理论视角来解读中国实践，或者从西方社会学的理论脉络中寻找问题，常常在别人的思想观念和话语体系中走不出来，而缺乏自身的主体性，号称中国研究而“中国”缺位，无法形成基于中国特色制度与实践、文化与民情的理论概括。

　　正是这些方法层面的问题，使得中国社会学分析问题的思维方式和方法均受西方社会学支配。要改变中国社会学的弱势地位，使其获得与国际社会学界平等对话和回应时代巨变的能力，迫切需要提升方法自觉，并在此基础上加快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所谓社会学的方法自觉，借鉴费孝通对文化自觉的定义，是指社会学研究者要对自己在研究中所运用的方法论和具体方法有“自知之明”并保持强烈的反思意识，明白它们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发展趋向，反思其在中国语境中的适用性，并立足中国实际探索更好地从社会学视角认识中国社会、解决中国问题的路径。

　　提升社会学的方法自觉，首先要对社会学的学科属性进行反思。科学性与价值性之争几乎贯穿社会学发展始终，也形成了实证主义社会学与人文主义社会学的分野。中国社会学在恢复重建过程中，主要引进的是以定量分析和微观研究见长的美国传统和风格的社会学，尤为强调科学性。这对于快速确立社会学的学科地位至关重要，但也相当程度地忽视了社会学价值性的一面，甚至不少研究在“价值中立”口号下刻意排除价值追求，出现了“只见社会不见人”“很多的社会科学研究，是先把人看成机器，再用机器来做研究”等突出问题。费孝通在晚年时曾对这一问题做出了深刻反思，并提出了“拓展社会学的传统边界”命题。

　　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学科，社会学不应忽视价值性。缺乏价值追求，社会学就会丧失把握社会脉动的视野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从根本上看，科学性和价值性是社会学的一体两面，两者统一的基础就在于社会学的另外一重属性，即实践性。“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作为以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实践性是其根本属性。而实践是一个理性与感性、客观与主观、结构与行动多重交织、相互作用的过程。社会学的科学性和价值性统一于实践性之中。社会学只要真正立足于社会实践所提出的重大命题、探寻社会实践背后的深层逻辑，就必然要兼顾科学性和价值性两个维度。

　　中国学术素有关怀人生、体察社会、经世致用的传统和价值追求。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波澜壮阔的社会变迁世所罕见，对人类认知提出了巨大挑战，中国社会学的根本责任是回应这种历史巨变，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历史伟业。这要求研究者必须扩展视野，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从实践出发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构建理论，而不是从西方社会学理论出发提出问题、验证假设。此外，强调社会学的实践属性，也意味着我们的社会学应该是“迈向人民的社会学”，要关心人民大众的生产生活，致力于提升人民福祉，而不能远离社会、脱离百姓，沦为少数精英孤芳自赏、炫耀技巧或卖弄学识的智力游戏。

　　自引进以来，中国社会学始终面临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理论与实践三重张力，郑杭生曾将其概括为中西、古今、理实三大关系。正确处理这三个方面的关系，是提升中国社会学方法自觉的根本途径，也是建构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根本保障。

　　正确处理中西关系，就是既要借鉴西方，又要跳出西方。强调建构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不是要割裂与西方社会学的联系，而是要跳出西方中心主义，以我们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借鉴西方社会学理论和方法，总结中国经验、提炼中国理论，建设兼具中国特色和世界眼光的社会学。

　　正确处理古今关系，就是既要继承传统，又要超越传统。虽然作为一门现代社会科学的社会学来自西方，但中国传统社会思想中有大量关于社会理想、人伦关系、道义秩序等方面的论述，以至于最初康有为、严复等人不约而同地把社会学翻译为“群学”。中国古代社会思想为理解今天的中国社会与中国人提供了丰富理论资源，但同时也要结合现代社会的特质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正确处理理实关系，就是既要立足现实，又要提炼现实。西方社会学因应西方的现代性转型而起，中国社会学同样要根植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回答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提出的种种问题，走从实践出发的学术发展道路。同时，社会学研究不应停留于描述事实的层面，还要注重对实践经验进行解读，提炼出理论性命题。

　　只有立足现实，充分挖掘传统，合理借鉴国外，才能建立起立足中国实践、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具有全球视野的社会学知识体系，也只有这样的知识体系才能支撑起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大厦。

　　中国社会学要科学认识中国社会，深刻洞察中国社会运行的逻辑，充分把握中国社会实践的规律，还需要着力推进社会学研究方法创新。现代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来自西方，存在适用性问题，需要不断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国文化传统，推进研究方法的创新。

　　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任何研究方法都是为解决问题服务的，也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总结出来的，只有能有效解决问题的方法才是好方法。不少经典社会学研究都是在解决具体问题的过程中实现了方法上的创新，如李景汉在定县调查实践中总结了一整套实地社会调查方法，陶孟和在北平市民生活费调查中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家庭记账法，以吴文藻、费孝通等为代表的社区派学者则在实践中探索出了社区研究法，费孝通在克服个案研究局限性的探索中提出了类型比较法。这些方法上的创新，都极大推动了社会学的本土化，为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作出重要贡献。

　　与中国文化传统相结合。社会是由一个个鲜活的个体组成的，理解社会离不开对人的理解。中国人有独特的心理结构和行为方式，只有深入具体文化语境之中才能理解。中国文化中独具特色的认知方法，如“意会”“通感”“顿悟”“将心比心”等，这些都可以与现代社会学的田野调查方法相结合。

　　总之，建构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就要明确学科属性，担当时代使命，正确处理中西、古今、理实三大关系，创新研究方法，在着力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中，提炼出标识性概念和关键性议题，并将其逐渐体系化。

　　（作者：黄家亮，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党委副书记、中国人民大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银河galaxy官网